一、不充分的纪实精神

尽管电视剧和其他形态的娱乐节目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屏幕上的重要内容，但真正使电视产生巨大影响力，并显著地成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则是一系列纪实类节目的崛起。

从1979年8月开始，中央电视台即与包括日本放送协会（NHK）在内的诸多海外电视机构合作，拍摄纪录片与专题片。这种新式的合拍模式产出的一个成果，是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该片于1980年5月播出，主创人员包括屠国壁、裴玉章、戴维宇等。这是我国电视屏幕上出现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也是刚刚步入正轨的中国电视与国际同行第一次合作与对话产生的“硕果”。该片探索丝路的壮丽景观，展现沿途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当时的标准看，制作相当精良。合拍工作历时13个月，行程15万千米，最后生成胶片约14万米。该片在日本播出后引发轰动，而在中国却反响平平。事实上，此片虽为中日联合摄制，但在两国各自播放的，却为不尽相同的两个剪辑版本，日本版更多强调纪录片的纪实功能，大量呈现长镜头、同期声、当事人直述、采访对谈等内容；而中国版则带有鲜明的观念引导意图。例如，为呈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意境，中国播出的版本中，竟然有一位演员专门对着镜头表演“回眸一笑”。有学者如是评价：“将一个时空的彼一笑摧毁殆尽。”

《丝绸之路》并未为方兴未艾的中国电视纪录片打下坚实的纪实基础，却使中国早期电视人在与国际一流制作者的合作中，汲取了大量专业性理念与技法。整部作品的制作任务，由11位日方编导和11位中方编导合作完成，这使中国电视人第一次体验到流水线式协同制作的工作方式，也确保了电视画面的质量。

三年后，中央电视台推出了25集大型电视专题片《话说长江》，掀起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文化领域的纪录片热潮。该片的制片人和总编导，即是参与过《丝绸之路》制作的戴维宇。该片在当时曾创下高达40%的收视率纪录。不过，拍摄纪录片出身的戴维宇，并未采用更为纯粹的纪录片形式。他首次在此类电视节目中引进了一男一女两位节目主持人——书卷气息浓厚的陈铎和朴实热情的虹云。专题片形态也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结构：前有开场白，后有结束语，前后呼应，由主持人背诵解说词来牵线。全片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展现了某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戴维宇及其创作团队令几近荒废的纪实题材“起死回生”，成为电视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引发了一轮波澜壮阔的“话说”热。1986年7月，戴维宇的另一部作品《话说运河》与观众见面（见图2—1、图2—2）。在创作手法上，该片比《话说长江》更进一步：全片采用边拍、边编、边播的方式，根据观众的反馈随时调整节目方案。在文化趣味上也比《话说长江》更为雅致。依郭镇之的考察，该片吸引了全国约20%的收视人口，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一大半。此外，戴维宇还动员了一大批专业学者参与解说词的创作，包括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著名作家陈汉元。如今看来过于华美的解说词，在当时可谓脍炙人口，如下面这段：

图2—1 《话说运河》片头

图2—2 《说话运河》主持人

你看，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它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字眼：“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人”。巍峨的长城是我们祖先用自己的骨和肉铸造的，深沉的运河是我们祖先用自己的血和汗灌注的。阳刚的一撇是万里长城，阴柔的一捺是京杭运河，这才是一个顶天立地，有血气、有温情的中国人。

从电视传播的规律来看，上述解说词显然是过于矫饰的，是将书面语态运用于电视传播的典型做法。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样华美的文风却赢得了观众的共鸣。它在极大程度上修补了“文革”对中国人文化身份认同感的破坏——当阶级斗争的话语逐渐消逝，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经由历史风光类电视专题片得以形成，那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与《话说运河》同期播出的同类专题片还包括著名美籍华人靳羽西介绍世界各地风貌的《One World》，但前者的收视率超过了后者，弥合民族文化身份的需求超越了“放眼看世界”的需求。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同类专题片还包括《唐蕃古道》、《黄河》、《万里长城》等。其创作意图与文化情趣皆大同小异，至1988年《河殇》的播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风波，此类电视专题片的发展才算告一段落。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蔚为大观的纪实类电视节目（包括纪录片、专题片甚至电视新闻）的纪实性，是非常不彻底、不完全的。电视创作的主体，并非受过纪实影像生产训练的专业人士，而是以学者、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知识精英——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基于印刷媒体的线性思维，其创作的电视片也带有强烈的政论色彩。这一特征，在电视节目的视听风格上，集中体现为画面对语言文字的屈从。在电视新闻领域，情况也大抵如此。例如，彼时的电视新闻制作领域，有一个很有趣的术语，叫做“万能画面”，即同一个画面可以被运用于多个题材的新闻报道中，一组稻浪滚滚的画面，可以用于“我国农业获得大丰收”的报道，也可以用于“农业科技水平取得极大发展”的报道。新闻报道首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念的灌输，其次才是一种专业的信息采集行为，最能体现电视新闻纪实性特征的现场画面和同期声几乎不存在，画面只是语言文字的附庸。对此，祁林的评价是中肯的：“80年代的电视新闻记者是媒体工作者、政府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身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