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中国研究大国经济的概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研究大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长期研究大国的特征、优势、战略模式及体制等问题，以期为探索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提供政策建议。本节将回顾中国研究大国经济的历程，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和评价，并对研究的趋势与前景进行展望，从而为深入推进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从学术的意义上最早提出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的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他在1992年出版的《新发展经济学》中指出：应该重视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并试图探讨“大国发展的问题，包括大国的特征、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近20年来，国内学者对大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篇名中有“大国经济”的论文共305篇。以5年为一个周期，大国经济论文发表的分布情况如图2—1所示。

回顾近20年的研究历程，如果以研究内容和取得进展为标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提出问题阶段、初步探索阶段和形成热点阶段。

（一）提出问题阶段（1990—1995年）

这个阶段研究大国经济的代表性学者有张培刚、陈文科、李京文、方汉中、程极明等。研究的内容和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首先提出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张培刚（1992）认为以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只是为中小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作出了贡献，而没有从总体上揭示大国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和特殊规律，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发展经济学若不以发展中大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它自身也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和完善。（2）比较分析了典型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李京文、方汉中（1990）专门比较分析了大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苏联、中国、印度、巴西10个典型大国为研究对象，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程极明（1995）选择美国、苏联、巴西、印度和中国5个典型大国，对它们的基本情况、经济发展、农业、工业化道路、区域经济、经济体制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3）专门分析了大国发展的困惑和难题。鉴于20世纪80—90年代“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的客观事实，张培刚（1992）分析了制约大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传统的影响、人口和就业压力、区域发展不平衡、工农业发展不协调以及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后来，陈文科（1994）全面分析了大国发展的人口困惑、结构困惑、生态困惑、灾害困惑、短缺困惑、债务困惑、市场困惑、体制困惑、农民问题困惑及传统文化困惑并区分为经济因素、经济非经济兼有因素和综合因素。

（二）初步探索阶段（1996—2005年）

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童有好、李由、刘力、胡鞍钢、李德伟、杨开忠、宋玉华、赵伟、靖学青、张皓等。这个阶段的研究主体为中青年学者，包括一些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李由探讨了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刘力探讨了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中共中央党校硕士生童有好探讨了大国经济的特征和发展战略。研究的内容和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初步探讨了大国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模式。童有好（1999）、李德伟（1999）、杨开忠（1996）等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大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中国的大国特征，包括经济增长要素、经济规模、区域差异和封闭模型，探索了大国经济增长路径；胡鞍钢（1998）、靖学青（2000）、张皓（2001）、刘力（1999）分析了大国的国内市场规模，提出了扩大内需和以内需为支撑的发展模式。（2）初步探讨了国家规模约束下的大国管理体制。赵伟（1997）分析了中国贸易总规模、市场容量和出口供给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增大的特征，提出了大国规模下外贸增长的战略思路；李由（2000）研究了国家规模及其与分工、市场结构、积累、资源配置、区域发展、经济开放的关系，分析了大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了大国行政区划、产业政策和创业管理体制的模式。（3）初步探讨了新兴大国崛起的世界经济格局。宋玉华等（2004）专门研究了新兴大国，提出了界定新兴大国的六条标准，包括面积、人口、资源和市场规模，地区性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改革和振兴欲望，经济增长态势，以及世界经济中上升的趋势，比较分析了“金砖国家”与西方发达大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变化，提出了把握战略机遇、实现和平崛起的思路。

（三）形成热点阶段（2006—2010年）

以《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的热播和唐晋主编的《大国崛起》一书的出版为契机，大国经济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学者有：李稻葵、海闻、洪银兴、张军、陆铭、蔡昉、江小涓、欧阳峣、张平、杨汝岱、赵志君、吴晓求、张亚斌、易先忠、刘智勇、生延超等。研究的内容和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研究大国概念问题。张李节（2007）将国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界定为大国。郑捷（2007）基于经济学的定价原理提出大国的定义，将大国界定为能够成为国际市场中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的国家。欧阳峣等（2009, 2010）根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对大国概念进行界定，提出了大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遴选出24个属于大国范畴的国家，并区分为三个层次和两种类型。（2）研究大国优势问题。张李节（2007）把大国优势概括为：资源优势、分工优势、劳动力优势、市场优势、技术发展优势、规模优势、生产力推进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欧阳峣（2006, 2009）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即通过整合大国的各种有利的资源而形成的融各种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从形成机理看，它主要源于由“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与分工优势、差异性与互补性优势、多元性与适应性优势、独立性与稳定性优势。（3）研究大国战略模式问题。杨汝岱、姚洋（2006）对大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比较，认为实行有限赶超战略的国家的发展绩效明显优于没有实行有限赶超战略的国家。白旻（2009）、孙早等（2010）、蔡昉等（2009）、易先忠等（2009）、欧阳峣等（2010）、张平等（2007）、姚斌（2006）、吴晓求（2010）分析了大国资源禀赋、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外贸易、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金融发展、汇率制度选择的模式和路径。江小涓（2010）、曾剑秋（2007）等分析了大国的内需与外需、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提出了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进口替代战略和重视经济内循环的策略。（4）研究大国管理体制问题。王永钦、陆铭等（2007,2008）分析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大国的治理结构，认为大国的地方财政模式可以促进地方政府更加有效地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方红生、张军（2009）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和Probit模型方法验证了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约束而导致财政政策偏向扩张。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大国经济研究从提出问题到形成热点、从零星研究到比较系统、从初步探讨到逐步深入，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从总体上看，研究的线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的。

2.3.1 大国特征和大国优势的分析

从大国发展的典型化事实中揭示大国的特征，这是大国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张培刚教授认为“发展中大国是一个既包含自然地理特征、又包含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性概念，具体的特征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和人均收入水平低”。这种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缺陷在于没有讲到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后来，童有好分析了大国经济不同于小国经济的特征：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经济规模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大；工业部门体系齐全。他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概括的，而且注意了各个特征之间的联系。欧阳峣等则专门从经济方面概括了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国民经济体系的相对完整性、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与世界经济之间影响的双向性、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性。

从大国的特征中寻求大国的优势，就使大国特征研究延伸为大国优势研究。对于大国优势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张培刚教授已经谈到大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存在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从而在工业化初期可能占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然而，鉴于20世纪80—90年代“亚洲四小龙”腾飞而大国发展相对缓慢的客观事实，人们没有把目光投入大国发展的优势，而是投向了大国发展的困惑。比如，陈文科就列举了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小国好办事、大国事难办，成为一个时期具有普遍性的认识。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持续发展的奇迹，“金砖四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大国经济现象才引起了世人瞩目。这时的人们看待大国的目光发生了变化，逐步认识到了大国发展的优势。欧阳峣从“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分析了大国效应或优势，即市场潜力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资源总量大，国内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经济规模大，加深国内产业分工程度；产品多样性，增强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完整性，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完整的概括。湖南商学院“大国经济”课题组专门研究“大国综合优势”，分析了“大国综合优势”的内涵、形成机理及其与大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联系。

2.3.2 大国模式和大国战略的探讨

张培刚教授通过概括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特点，论述了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第一，由于大国人口众多，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贸比重较低；第二，大国发展需要建设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和满足数量庞大的国内需求，因而要增加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投资的比重；第三，大国发展需要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因而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就进入经济结构变动时期；第四，大国要在经济发展中保持优势，主要取决于它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能否及时地得到改善和变革。这是国内学者对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的最早论述，张培刚教授的分析既借鉴钱纳里、塞尔奎因和库兹涅茨等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又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具有深度和创新意义。李德伟认为，19世纪初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启动之前的经济属于典型的封闭型大国传统经济，形成了与奥克鲁斯特的西方“开放型小国”模型迥然不同的大国封闭模型，它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社会制度；而一旦打开国门，最有可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同时，从局部地区启动，然后以点带面地向全国推进。姜文学分析了大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比较了小国战略的主动参与式特征和大国战略的被动跟进式特征，分析了各自的形成原因。洪银兴提出，在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以后要调整经济思维，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方向：一是改变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的跟随战略；二是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改变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三是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四是在经济发展取向上转向创新型经济。

人们研究最多的是大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导致的以内需为主、以外需为辅的发展模式和战略。童有好分析了大国的国内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是成为拉动大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因素；二是促进企业规模生产和竞争力提高；三是增强新技术开发应用的扩散效应；四是在一定程度上以国内竞争代替国际竞争。靖学青以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墨西哥等大国为研究对象，发现上述大国的总需求和总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于净出口的贡献，即内需的贡献大于外需的贡献，提出国内市场需求在大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外需处于次要地位，从而决定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即以内需为主、以外需为辅的模式。曾剑秋、丁珂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大国内外经济循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大国内外经济循环战略：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中建立一种机制，当外界环境较好时，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进而推动系统的发展；当外界环境欠佳而内部循环较好时，通过政策调整避免或减少外循环造成的损失，以内循环带动系统的发展；当内外环境都好时，发挥两者的协调优势；当内外环境都不理想时，通过两者互补减少损失。江小涓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即以内需为总需求的主体，以外需调整失衡，并通过改革创新促进两种需求协调发展。祝合良分析了发达大国工业化进程中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建设和利用的经验，认为国内市场在大国工业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提出了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国内市场关系的政策建议。通过讨论和研究，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大国发展应该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应该改变过去的过度依靠出口的战略模式，加强国内市场建设，主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有的学者还从国家规模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李由认为大国的经济规模特征导致了在分工、市场结构、积累、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特点：一是国家内部和区域内部分工相当发达；二是市场结构相对完备；三是储蓄、投资等积累水平相对较高；四是产业结构门类相对齐全，发展相对较快；五是区域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六是对外贸易依存度低。李稻葵提出了大国发展战略的六个基本要素：一是要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统一的内部大市场；二是要思考大国战略贸易问题；三是要有比较合理的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四是要有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为核心的宏观管理体制；五是要在关键的产业实现技术突破；六是要有大国的经济外交和国际舆论导向。欧阳峣认为，根据大国经济的特殊性，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体现四个特点：一是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规模性，在产业上应该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二是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在区域上应该采取协调发展的战略；三是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在开放上应该采取内外循环的战略；四是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在国际上应该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

大国产业发展战略也是国内学者研究比较多的问题。白旻认为，在考虑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战略时，要素禀赋和国家规模都是重要因素，不能仅仅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和后发优势战略，而要充分考虑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积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孙早等研究了后危机时代的大国产业战略，认为工业化大国产业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产业创新维持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系统集成者地位，继续扮演领先者和主导者的角色；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发展中大国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应该借助政府力量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蔡昉等研究了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通过延伸雁阵模型的解释和预测范围，认为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

有的学者对大国经济的具体特征或优势进行了专门研究，从而将大国经济特征或优势的研究引向深入。张亚斌、曾铮对大国经济体内部的差异性进行了描述，通过对中国区域均质程度变异系数的测算，分析了区域要素结构、技术水平结构和制度框架的差距及变化，发现我国区域间综合离散程度比较高，具有不均质大国的典型特征。欧阳峣、刘智勇分析了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本的特征，认为异质性人力资本与多元的产业结构、物质资本投资以及技术水平之间有着较强的动态耦合关系，形成了后发大国人力资本的综合优势，从而使后发大国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仍然可以促进经济较快地增长。易先忠、欧阳峣分析了中国贸易增长的大国效应，认为发展中大国出口产品的同质性容易导致“合成谬误”，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发生福利的对外“转移支付”；而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和鼓励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可以避免“合成谬误”，促进贸易结构升级。欧阳峣、生延超分析了后发大国的多元技术和适应能力，认为如果后发区域所引进的技术和现有的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相适应，其技术适应能力就高，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经济收敛。易先忠、张亚斌还分析了不均质大国技术进步的特征，认为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方式也应该与区域经济差异相一致，它具有“圈层经济”带动技术“圈层进步”的特征。

2.3.3 关于大国治理和大国体制的思索

国家规模不仅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制约政府管理的重要因素。李由研究了国家规模约束下的政府管理的特征和方式，提出了大国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一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地方政府的活力；二是合理划分行政区，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三是运用产业政策进行管理和调控，合理地配置资源；四是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实行分级所有和分级管理的体制。王守杰、李炜分析了经济增长、大国崛起与社会和谐的相关性，认为可以通过科学管理达到社会和谐：一是以良法为社会和谐、经济增长提供制度保障；二是以良政为社会和谐、经济增长提供体制保障；三是以良治为经济增长、社会和谐提供社会保障。

大国治理比小国治理的难度要大，它需要解决一些难题，比如搜集信息的成本大可能导致信息不充分，地方政府的目标最大化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目标等。为此，许多学者都赞成经济分权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则是将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模式。钱颖一、周业安较早提出具有M层级制的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将有助于地方政府为增长而进行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思想观点和改革思路。王永钦等从分权制改革的视角提供了一个自洽的逻辑框架，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他们认为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尤其是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民营化。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乏等问题。在认识得失的基础上设计合理的改革方略，中国就有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大国发展道路。陆铭等认为，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是适宜于大国治理的政治结构，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大国治理结构；强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是“发展的共识+必要的政府执行力+政治的竞争+有效的激励+制度的试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意义，可以为其他国家有条件地借鉴。方红生、张军则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和Probit模型方法验证了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因缺乏良好制度约束而导致财政政策偏向扩张的假说，提出了改进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