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态议题的整体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人和自然的辩证图景进行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整体描绘，尤其是从劳动的角度确定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辩证关系在整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这样，唯物史观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是在唯物史观文本中呈现的，而且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展现的。这两种情况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

（一）走向科学理论过程中的生态文明理论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之职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切实利益的过程中，对自然问题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社会）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马克思一登上理论舞台的时候，其世界观和政治观就是与青年黑格尔派有所区别的。一开始，他就从承认原子偏斜的伊壁鸠鲁那里接受了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或者承认能动性的唯物主义。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同时，围绕着“林木盗窃”问题，马克思站在同情穷人的立场上看到了人和自然关系背后的社会利益问题。从远古的公社开始，人们就捡拾公共林地上的枯枝以取暖做饭。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形成，穷人的这一传统的权利正在被剥夺。马克思发现，捡拾枯枝现在已经被归于偷窃的范畴之中，并将同砍伐和偷盗木材一样受到严厉指控。通过这种方式，森林所有者试图使枯木成为有“价值”（私有财产的一种来源）的，虽然以前从未被卖过也从未有过市场价值。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这些私人森林看守的两面性，尽管他们表面上是森林的守卫者，即林务员，实际上却只是一个“估价员”——他们在誓言下的估价只是留给了森林所有者自己，因为利益使然。这样，“对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关注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逐渐增长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继他的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之后，他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人类对自然的物质占有问题的钥匙”。这样，哲学的革命变革和经济学的革命变革都是要导向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针对“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的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全部“手稿”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科学地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深化批判“异化劳动”、肯定劳动价值的逻辑，才逐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性、辩证性和社会性的层次上了。

（1）人和自然的生态关联。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同自然界相联系的，这不仅表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说明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既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也是科学和艺术的对象，还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

（2）人和自然的辩证关联。尽管自然界是先在的，但是，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这在于，人是通过生产劳动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人使自然界成为了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

（3）人和自然的社会关联。人和自然的关系总是受劳动的社会性质制约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了人的异化，而且造成了自然异化；不仅造成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异化）。自然异化和生态异化就构成了生态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重要构成方面。

（4）人和自然的未来前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最终解决依赖于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样，人和自然的辩证矛盾的展示过程就已经孕育了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胚胎。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产生的另一源头。在该书中，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体制中，资本家对工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生态条件的剥夺，充分揭示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的主要环境问题，即工人住所与工作场地的恶劣状况、河流污染和空气污染等。这些问题在剥夺自然的同时也严重地剥夺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例如，肺结核、猩红热和伤寒等是在工人中最常见的疾病，这种灾害之所以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差、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再如，工人所患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病，更是由工厂劳动的性质和劳动本身的环境直接造成的。在恩格斯看来，与此有关的灾难之所以集中在工人身上，固然与爱尔兰人的生活习性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与工厂主的唯利是图密不可分的。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具有一种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这种情况同样会导致阶级矛盾的加剧。这样，随着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

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发生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社会批判性的。

（二）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生态文明理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理论制高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从科学实践观的高度揭示了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性质，从而确定了生态文明问题在唯物史观中的应有的科学位置。

1．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实践观视野的确立

从1844年夏天的历史性会面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便开始了并肩创立唯物史观的新时期。在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科学地阐述了一系列新哲学的基本观点。其中，实践的观点即历史整体的观点已经具有比较突出的意义，而且物质生产也在理论上第一次具有人的生活构成和历史构成的意义。因此，与鲍威尔完全抹杀人的生活的物质要素的思辨哲学不同，马克思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以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形式展开的。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不仅体现为自然科学，而且表现为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其他理论形式的把握；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不仅体现为生产力，而且表现为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实践形式的把握。进而，在针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缺陷而科学表述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中，马克思将之明确地表述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样，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实践建构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人和自然关系的科学视野。

2．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的科学建构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标志。这种历史观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特点是，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阐述了人和自然的辩证图景，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的主题。

3．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图景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这里的自然既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包括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作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生命力和意识力的自然存在物的人，是无法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的。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但是，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事实上，在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双向作用，这样，自然就成为历史的自然，历史就成为自然的历史。显然，人和自然的统一或人和自然的和谐是在实践中得以完成的。在工业中，向来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式——“人和自然的统一”。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4．唯物史观的生态文明意蕴

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就蕴藏着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物质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经济物质动力的生产力发生的秘密。但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假如把所有这类矛盾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实质上，同圣麦克斯·施蒂纳对不满者的安抚之词没有区别。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指向这样一种事实：鱼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被人类实践的结果所异化。存在与本质之间的这些矛盾，因而需要用纯粹的实践来解决”。这样，在实践上就必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理论上就必须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纳入唯物史观中，使唯物史观成为研究和把握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辩证关系的历史科学。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地描绘了人的生存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图景，确立了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科学思想，并主张依靠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的社会理想。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无可非议地被描述为‘人类生态学’”。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不仅从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层面上科学地解决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具体历史统一的问题，而且在以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辩证关系中确立了生态文明在唯物史观中的科学位置。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科学的起点，在《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和《共产党宣言》（1848年）等一系列的科学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这样，就完成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当然，这一变革是借助于革命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而最后完成的。

（三）剩余价值理论创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理论制高点。这既是一个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检验唯物史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凝聚成为一个科学的整体。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走向剩余价值理论途中的生态关注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哲学批判的同时，恩格斯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经济学批判。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对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他将自然和人作为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后者还包括人的人体活动和精神活动。在自然方面，土地是人类的一切，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强调经济学家政治立场的重要性，认为瓦解私人利益不仅要为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且要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开辟道路。在关注由林木盗窃引起的物质利益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最终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论》的“三大手稿”不仅是科学的革命政治经济学的路标，而且是科学的革命哲学的路标。其中，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有两个突出的思想：

（1）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关系。一方面，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这既是主体的自然，也是客体的自然。另一方面，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中。显然，作为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人和自然是一种统一的关系。

（2）废物的循环利用可以实现劳动的节约。在生产的过程中，一个生产部门的废料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材料。其中，大规模生产中的废料比小工业分散的废料更容易变成新产业的材料，结果生产的费用也会减少。同时，由于大规模生产时产生的肥料比较多，因此，可以将之作为农业和其他生产部门的原料来进行交易。这样，通过劳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进入了政治经济学当中。

2．生态文明的“哲学—经济学”的构建

在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进行了革命清算。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将“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深奥的哲学问题”放入经济的和历史的经验事实中加以考察。这样，将哲学和经济学看作一个科学的有机整体，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于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总体性视野就成为建构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新的理论基础。

3．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劳动中，作为独立的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作用对象，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环境。没有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提供的自然物质条件，劳动就无法进行，人类也就无法生存下去。当然，人也不是在自然界面前完全被动的。一方面，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变成适合人类需要的物质生活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改变了作为客体的身外的自然，也改变了自身的自然，促进了自身的新进化。但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不能仅仅按照自己的欲望作用于自然，更不能任意地对自然进行宰割。事实上，人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并在这种劳动中还常常需要依靠自然的帮助。可见，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来进行物质生产，才能顺利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效的物质变换。同时，劳动过程不可能由单独的个人绝对孤立地来进行。为了进行生产，人和人之间必然发生现实的关系。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对过去劳动成果的占有状况必然影响着人们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活动，而对自然的进一步的改造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因此，在劳动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社会）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这样，要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就必须调节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4．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和自然关系的二重性

马克思不仅一般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系统联系及其丰富内涵，而且还深入细致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规定形式”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马克思转向了对生态批判背后的社会原因分析，将生态批判和社会批判统一了起来。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提升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水平。但是，这种对自然的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占有，不是也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占有，而只能是资本的占有；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最高水平的占有，而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占有。另一方面，自然界在资本逻辑的眼中不过是有用物，不过是人的对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对物质财富的贪欲、对高额利润的贪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被破坏了，人类生存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被剥夺了，这样，就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同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和占有的无政府状态，从而造成对自然的破坏。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关系都被异化为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被颠倒地表现出来，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

5．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光明前景

虽然资本主义也会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而采取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措施，但是，只要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不变，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只有将人从其社会关系中提升出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变革，使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那么，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显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处于人们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人们才会揭掉社会关系的物的外衣，真正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以合理的人性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光明前景。

显然，《资本论》是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是科学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人和自然的关系成了一种现实的可理解的关系，这样，马克思不仅向我们呈现出了生态文明实践的社会图景，而且向我们展示出了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面貌。

在实践需要和理论深化的双重逻辑的格局中，马克思不断科学地推进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其中，在写于1879年下半年至1880年11月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在再一次集中地表述其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并加以具体化的过程中，对科学世界观也进行了集中的表述，同时阐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类型。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等基本类型。这样，实践、认识和价值就成为影响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在政治经济学与生态思维的关系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像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一样）并不具有明显的生态思维的痕迹。”显然，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实上，革命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一起成为观察和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视野，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基石。

（四）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的生态文明理论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反过来，又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得以丰富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新的哲学视野的唯物史观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域，在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科学理论。

1．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视野中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

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发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恩格斯主要致力于新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工作，着重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中，恩格斯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了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恩格斯看来，“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这里，恩格斯不仅突出了尊重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而且认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统一的。当然，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这样，在确立和深化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恩格斯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开辟出了一个专门领域——自然辩证法。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总结当时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学等一系列的问题，用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形式确立了生态文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尤其是其中的著名科学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代表作。其主要思想有：

（1）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途径。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其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人类不能站在自然之外去统治和主宰自然，否则必遭自然的无情报复。这样，尊重自然规律就成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途径。人类必须时刻铭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2）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途径。一切旧的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丝毫不顾及由此而造成的水土流失、农业破坏的严重后果。这样，社会变革就成为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途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不只是局限在自然领域的，也指向了社会历史领域，对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2．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视野中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

随着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的突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入，随着《资本论》研究的深化和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完善，马克思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对人类学、东方学、世界历史、俄罗斯社会问题等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史前社会问题和东方社会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作为唯物史观的具体组成部分的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人类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历史学笔记》、“关于俄国问题的通讯和札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文明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同时，他又非常重视地理生态环境和人自身的生产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1）在物质生产方面，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统治地位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他们（即人们）在这方面——生存的技术方面——的巧拙。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

（2）在地理生态环境方面，不同的文明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生态环境。例如，两个半球的自然资源不一样：东半球拥有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大部分谷物；西半球则只有一种适于种植的作物，但却是最好的一种（玉蜀黍）。但是，到野蛮时代中期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已驯养了提供肉类和乳类的动物，那里的人们虽然不知道谷物，但他们的情况却远胜于有玉蜀黍和其他作物但却没有家畜的美洲土著。

（3）在人自身生产方面，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在总体上，文明的形成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受多种多样因素影响的结果。可见，史前社会理论在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同时，也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科学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东方文明的特殊性上，马克思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其地理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土地退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在马克思的晚年，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那时，作为他研究俄罗斯农村公社所具有革命可能性的一种结果，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使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充分或者理性应用的各种现代“农艺方法”，能够形成“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制度。他认为，这样一种制度的优点是它能够“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而不用经受资本主义对土地的纯粹剥削关系之害。这样，“马克思通过他的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以及他最后十年的著作当中——持续地强调传统公社关系以及与土地的非异化关系的重要性，这被一些人类生态学家看作是这一新兴领域继续发展所必需的根本而重要的出发点”。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把精力集中在农业的欠发达状况以及更加理性的农业耕种制度所必需的生态条件上。

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这部唯物史观的科学名著中，恩格斯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的一些思想加以系统化，在科学地阐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过程中，纠正了过去对社会历史的一些表述不准确的论述，阐明了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和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了人自身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最后说明规律是普遍的、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可见，在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过程中，结合多个学科的成果，唯物史观不断扩展自己的学科领域，从而使人们对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认识更为科学和系统了，并进一步确立了生态文明问题在唯物史观以至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在由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又相继发生了从理论到行动、从行动到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等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曲折和反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同样，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生态文明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