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构化视角下的研究推进

1．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新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不断涌现，一方面促使研究者们更为关注革新、突生性等动态性组织议题，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整个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领域的概念更新——革新、学习以及突生（Emergence）等概念开始被更广泛地使用（Orlikwoski,2000）。而信息技术科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则开始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中相互借鉴，并在研究框架上体现出了某些融合趋势，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新进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融合主要是通过对技术特征的多元化认识而实现的，研究者们力图在研究中综合考虑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物理属性、组织属性、社会属性以及认知属性（Orlikowski,2007）。

概括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整体状况并未发生本质性改变，却在以下三个方面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信息社会的来临有关（卡斯特，2001:202），研究者以信息技术迅速扩散为契机，从宏观或者微观层面，集中讨论信息技术应用与生产方式、组织结构以及组织间关系的相互影响，并往往将分析重点落于信息技术对组织结构变迁的影响层面（Dewett &Jones,2001）。大致而言，当前对于信息技术的组织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信息技术在组织中的应用类型和效果（Edward & Viswanathan,1999），信息技术对特定人群工作方式、工作环境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赵万里、翟丽宏，2006），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组织流程变迁之间的关系（Sahaym et al., 2007; Alavi &Kane,2007），制度环境对信息技术在组织中扩散和应用方式的影响（Gutheric, 1999; Orlikowski &Barley,2001）。

广义上，关于信息技术与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科学研究（IT研究）和组织研究（OS）这两个学科领域：大部分IT研究主要关注信息技术开发以及应用的后果，集中关注信息技术系统的设计和应用问题，意在为现实技术问题提供具体应对之策；而OS研究则意在对大范围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组织现象提出假设关系并进行检验，关注各层次组织行动主体与信息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可喜的是，偏向于信息工程分析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偏重于社会机制分析的组织研究之间的交流正在逐步加深，信息技术研究对于技术物化特征（Material Properties）的强调和组织研究中的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视角正在融合，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各种技术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同时，虽然信息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仍然秉承传统生产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却更加突出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形态所特有的技术特征和潜在技术能力——信息技术的外源性、跨时空信息沟通能力以及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便于研究者从相关主体的关系及行动角度展开经验性分析。

第二个方面则与企业核心能力（竞争力）理论（Prahalad & Hamel,1990）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相关，它使得组织核心能力及构建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变化与20世纪70—90年代大型公司多元化经营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密切相关，是对企业组织“归核化”优势战略的一种回应。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就企业核心能力与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讨论（Barney,1986）。他们认为，虽然企业技术创新是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反应，但这种反应同样建立在企业对自身独特资源的识别、开发和利用基础之上，“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集体性学识（The Collective Learning），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术和有机整合多种技能的学识。

在核心能力理论视角研究者看来，企业核心能力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一组独特的技术；另一部分则是能够使这些技术组合成某一开创性的、应用广泛的技术体系的协调系统、合作机制以及文化氛围（程兆谦，2002）。也就是说，一方面，企业要有独特的技术能力和自己的核心技术体系，这既可以是某一类特定技术，也可以是组合多种技术实现良性运转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高效整合不同技术、发挥技术效率的组织形式、组织机制（张光磊、刘善仕，2012）。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要以能够充分运用各种技术资源、形成核心技术能力为前提或出发点，并且能在各技术主体的互动中促进技术应用环境的整合与改善，形成技术合力，从而推动企业组织的技术进步（白景坤，2008）。然而，将技术、组织战略甚至组织结构等都纳入企业能力概念范畴，也使得企业能力这一概念范畴过于宽泛，甚至无法分析（沈宏亮，2006:64）。后续研究者无疑需要明晰核心能力的内涵、范畴，并重点就其实际变动或建构机制展开经验性分析，这一点对于本书的案例分析框架有一定启发。

第三个方面以巴厘（Barley,1986）和奥利科夫斯基（Orlikowski,1992, 2000）的“结构化”理论为代表，研究者强调技术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所交叠形成的“二重性”（Duality），并从技术使用者、技术提供者在具体技术应用过程中与技术的互动关系角度，关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问题。奥利科夫斯基的“技术结构化模型”（Structurational Models of Technology）虽然试图摆脱技术决定论图式，将技术对行动者的结构制约性和行动者对技术的社会建构性融合在一起讨论，但是，当我们考察她（Orlikowski,1992,1994, 2000）从1992年的技术结构化模型到1994年的“技术框架”（Technological Frames）再到2000年的“实践中的技术”（Technology in Practice）这样一个理论发展脉络时，就会发现，她更强调技术为组织所建构的一面，突出使用者对技术的选择和建构作用，认为结构是扎根于行动者的具体行动中而不是实体组织或者是技术中的，实际上导向了一种“突生性”的组织结构概念。

2．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一种（Giddens,1984），本不涉及直接的技术社会学问题。然而，随着人类技术进步步伐的加快，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一部分研究者开始将结构化理论框架扩展到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领域。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双向分析视角的继续与推进，并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实现了对技术与组织相互影响过程和不同主体在其中作用的分析，也就是将“技术决定”或“社会建构”的笼统分析过程化和主体化了。总体上，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研究试图将技术、行动者和制度结构这三类要素融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三方互动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模型（Jones,2003；谢诤，2007）。而近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则主要由巴厘和奥利科夫斯基两人完成。

巴厘1986年就以CT扫描仪在一家市区医院和一家郊区医院各自放射科的应用为例，分析了技术作为医院组织结构化诱因的“触发器”（Trigger）角色。在这两个案例中，CT扫描仪虽然同样引发了两个放射科的组织结构变迁，却因为具体应用环境中社会结构、社会情境、主体行动方式的差异（外聘或不外聘技师）而导致两个放射科内部技术结构的调整差异（是医生继续占据技术上的权威地位，还是新聘的技师占据技术上的权威地位），并最终导致两者的组织结构变迁差异：郊区医院比市区医院更加去中心化（Barley,1986）。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巴厘又通过角色及角色关系网络概念来分析技术和组织结构变迁的过程及机制，从而将技术“触发器”角色的这一理论思路进一步细化成了基于角色关系变迁的技术和组织结构关系分析框架，以此来讨论技术如何因工作组织中社会结构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工作关系模式和组织结构：技术首先约束或促成某些行动，然后会重塑行动者的社会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进而调整组织结构（Barley,1990）。

作为结构化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奥利科夫斯基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技术结构化模型。按照这一理论模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技术对行动者的结构性制约和行动者对技术的社会建构两个层面：行动者、技术、组织的结构化（制度特征）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参见图1-2）。而这种关系模型的建立则以技术的两个核心特征为基础：技术二元性和诠释弹性（The Interpretive Flexibility of Technology）。技术二元性强调技术既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也是社会建构的产品；技术被设计者和行动者社会性建构，但一旦被确立和发展，技术就成为组织的客观结构性特征。而技术的诠释弹性则是指设计者、使用者在引入和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对其物理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建构的程度（Orlikowski,1992:409; Orlikowski,2000）。

图1-2 奥利科夫斯基的结构化模型

资料来源：Orlikowski,1992,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3（3）.

然而，尽管在1992年的技术结构化模型中，技术二元性和技术的诠释弹性是两个并列的前提条件，但是她后来将突生性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的相对性和不稳定性夸大到了极致，走向了“结构虚化”，失去了这一概念的分析性意义（张燕、邱泽奇，2009）。实际上，正是由于她忽略或者弱化了技术规范、技术结构要求对于组织结构的影响，未就不同类型技术及技术系统之间的等级分层和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其结构化模型失去了分析性意义。

之后，奥利科夫斯基和巴厘（Orlikowski &Barley,2001）又以信息技术为例，试图进一步推进结构化理论，并进行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视角整合。他们认为，任何技术都从两个侧面反映了人的能动性，一方面是技术能够提供的选择性，另一方面是设计人员对技术的想象和假定（邱泽奇，2005）。相应地，既然技术的设计模型（Design Model）和使用模型（Use Model）有所区别，设计者和使用者具有不同的技术框架（有关技术的知识、想象和期望），那么，使用者就可以建构技术的使用维度、使用方式，以使其适应应用环境。新近，奥利科夫斯基还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忽略、贬低技术物化特征的研究思路，认为技术的物质性为组织建构了新的角色与行动结构，主张组织研究者应从既有的“社会实践”框架转向“社会-物质实践”框架，以构建一种能统一解读技术应用后果和互动过程的新分析框架（Orlikowski,2007）。

总体上，如果说权变理论所关注的是正式组织的形式化、静态结构特征，那么，结构化取向研究所关注的则是组织参与者的行动结构和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张燕、邱泽奇，2009）。例如，奥利科夫斯基在其技术的结构化模型中，就明确声称“技术的结构化模型不直接涉及组织形式”（Orlikowski,1992:422）。在结构化理论看来，不同特征的技术、不同的技术应用情景、不同的技术引入动机和诱因，都会导致差异性的技术应用过程及后果（Liker et al., 1999:590）。基于此，对技术和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就需要融合几方面因素——行动者的能动性和选择性、特定技术的物质特性和功能逻辑、技术应用环境（Orlikowski &Barley,2001:151），以突出和强调行为主体与技术之间的多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