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技术系统论与系统创新研究

1．社会-技术系统与整体组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组织与技术关系研究领域，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建构论，在一定意义上都倾向于单向的决定论分析逻辑。然而实际上，即便是这两类技术与组织关系单向视角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也仍有一小部分研究者试图同时强调技术和组织（社会）两个方面的因素，并进行整体性关系分析。其中，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分析框架最为典型，而这一研究脉络中比较知名的学者有特里斯特（Trist）、埃默里（Emery）、赖斯（Rice）、帕斯默（Pasmore）等人（Laudon et al., 2003）。某种意义上，社会-技术系统论是对组织研究中以梅耶为首的人际关系学派、社会系统理论的一种批评性回应，通过综合考虑社会-技术系统的整体组织观，再次拉回并且突出了技术要素、技术过程在组织分析中的重要性。

以特里斯特等人为首的社会-技术系统论研究者认为，组织不仅仅是社会合作系统，同时也是将原材料投入转化为产品输出的技术系统，而且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技术系统因素往往指向原材料、工具、设备、工艺以及加工过程，也是不同技术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而社会系统因素则主要指向组织中个人、群体及其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过程。相应地，组织就可视为由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技术系统，我们也就需要同时从技术的组织（Technical Organization）和工作的组织（Work Organization）两个系统来综合分析组织现象（Trist,1981），并强调组织的技术层面和人的因素的最佳结合。如此一来，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就强调组织中不同行动者以技术为媒介所展开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相对而言，在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内部，英国伦敦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特里斯特、埃默里等人的相关研究影响力最为突出。他们在《长壁采煤法的某些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意义》一文中，透过研究“长壁采煤法”在英国达勒姆煤矿的应用问题发现，采煤作业现场工作组织的社会属性与支撑它的技术系统密不可分，组织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也受到人们在其中工作的技术系统的重大影响（Trist &Bamforth,1951）。也就是说，组织既是一个社会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技术系统，不能脱离技术系统而仅仅关注组织的社会系统层面，只有两者相互匹配时组织才能实现均衡发展。

显然，这一分析视角以作为综合社会技术系统的整体组织观为前提，主要从工作设计、人-机匹配的角度来分析技术要求和个人、群体社会需要之间的匹配关系，体现出一种兼顾技术效率和人的社会性需求之间的联合最优，是对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社会系统理论的一种中间调和（Pasmore,1988）。换句话讲，这一分析视角对于组织设计或者应然层面的组织分析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凸显了协调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之间关系的管理的重要性，这也是其在工业工程、人-机工程研究及应用领域中受到更多关注的重要原因。另外，这一视角之下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对于理解技术变迁与组织中各个群体工作特征之间的具体关系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达夫特，2008:320）。

然而，由于这两者遵循不同规范，预期在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获得最佳匹配关系，实际上就只能是能够满足双方需要的“联合最优化”，而这往往也就成为组织管理者的价值所在以及工作重心。同时，虽然社会-技术系统论研究者将分析划分为工作系统、组织系统和宏观社会系统三个层次，但其研究却多集中在较为宏观的技术与社会关系分析层面。而且，由于其将技术系统视为组织同外部环境进行联系的中介，而技术系统相对于社会系统而言又比较容易调整，所以偏重于通过技术系统的改变来调整整个社会-技术系统。如此一来，他们对组织中技术的描述和分析就变得跟技术决定论一样，再次使其成为“黑箱”，实际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双向互动分析框架和证据链条。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双向分析视角下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进展缓慢。不过，有一个分支研究领域，虽然在组织社会学中常常被忽略，却在一定意义上与社会-技术系统论的分析视角相一致，并从协同技术创新角度推动了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笔者将其概括为系统创新研究（Geels,2004）。

2．系统观之下的技术创新研究

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领域，另外还有一类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技术创新研究。其虽然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文献资源。这一类研究主要从技术和组织、制度协同创新角度，在组织变革理论基础上，探讨技术发明、引进、扩散、应用和制度变迁、组织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重点分析技术创新的组织、制度基础或后果，体现出明显的系统和整体分析取向。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就曾在其《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一书中，从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系统整合角度，解释日本工业技术、国家经济在二战之后的崛起（弗里曼，2008）。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才将技术创新研究纳入系统观之下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范畴。

一般而言，这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会将技术创新的影响内化为组织的岗位设置、部门结构和控制机制调整等具体层面，而技术创新自身的范围也十分宽泛，包括设备、工艺、工作方式和操作流程等多种维度（达夫特，2008:481）。同时，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这两个概念范畴也往往有组织外、组织内之分：组织外层面的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主要指向产业组织结构、组织间关系网络以及国家创新体制等议题，倾向于从组织外部制度或技术环境与组织内部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角度展开分析；而组织内层面的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则主要指向组织内部结构以及制度规范调整等议题，往往集中探讨支持或实现技术创新的内部组织形式及规章制度问题。

总体上，20世纪70年代之前，技术创新研究一直集中于熊彼特的单一企业创新问题，其分析框架未有根本性改变，并且绝大多数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分析技术创新是源于“技术自身驱动”还是“外部需求拉动”（王晓蓉、贾根良，2001）。而且，在这一研究阶段，技术创新往往还包含着一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意涵，而非单纯的技术进步，实际上也是杂糅了组织和制度要素的系统性创新过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技术创新研究才出现突破性的变化，相关研究成果的类型和数量开始成倍增长（罗杰斯，2002:390）。在此背景下，学界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组织、制度因素影响日益关注，从而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

其中，系统论视角下的技术创新研究又有以下三个重要发展方向。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涉及不同层面技术、其他社会经济体系的系统性过程，并把研究切入点放在制度环境、组织间及组织内部不同部门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上，以突出技术系统与社会组织系统之间的不可分割关系。第二个常见的研究方向则是将技术创新扩展为一个动态演化过程，根据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或技术的生命周期，来讨论相应的制度、组织形式调整问题。例如，有的研究者就将技术创新的过程分解为发明、革新和扩散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则具有不同的创新机制和相应的制度框架及组织架构。第三个研究方向则是将技术创新视为关涉到组织内外不同主体的协作发展过程，这实际上也就是经常被提及的“技术共同体”或“创新共同体”概念。这一类研究者往往从不同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技术创新的条件、过程及后果等问题。

从长远来说，在决定技术创新模式的诸多因素中，经济效率、效益因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否认社会、政治或文化因素对技术创新模式、过程及后果的影响（罗杰斯，2002:195）。同时，在大部分技术创新研究者看来，资本、技术和知识积累只有通过企业组织结构进行整合后才能够从企业内部直接贡献于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活动。就这一点而言，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显然是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是高度一体化的。基于此，甚至有不少研究者直接使用综合性的技术创新概念，以涵盖其中所涉及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要素。不过，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将组织创新包括在技术创新范畴内是不合适的，因为许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无关，将两者混淆，将不利于对技术创新过程的分析。

总体而言，已有技术创新研究多集中关注技术创新与宏观制度环境和中观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从微观个体组织层面展开经验研究的文献相对有限。同时，这一类研究还往往将技术创新视为由外向内的扩散过程，重点关注技术创新在组织内部以及组织间的产生、采纳和传播过程。而且，研究者们也主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问题，并不深入讨论新技术引入之后的具体技术应用和组织匹配过程（唐春晖，2007:7），也就比较容易忽视组织环境中以及组织内相关利益主体的选择和建构作用（沈宏亮，2006:118）。

无疑，在当前的技术创新研究领域，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关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从三者如何实现匹配关系和一体化过程的角度来考虑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问题。然而在实际分析中，研究者要么以制度体系或组织结构作为前提条件，分析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要么以技术创新为前提，分析组织、制度层面的相应后果或匹配性调整，整体性、双向性分析很难实现，这一研究框架的分析价值也就大打折扣。而且，本研究并不打算采用技术创新分析框架去分析新技术的研发和扩散问题，而主要关注技术引进之后在组织中的应用过程、应用后果及其与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具体关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