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稿的提出

起草工作从看档案材料着手。从中央档案馆调了很多档案，大都是过去没有看过的。分头看材料，然后才讨论和起草提纲。

现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收入了1979年12月13日的《起草 <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这是他在起草组成立后涉及决议内容的第一次谈话。

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历史决议的提纲（草稿），大概有几千字。这个提纲送给乔木同志，送给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

3月15日，乔木同志有一次谈话，谈到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乔木同志初步地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比如说，乔木追溯我们党对阶级斗争形势观察的演变，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里便有自相矛盾的估计，原因是1957年2月讲话时是一种估计，5—6月修改讲话时，反右派起来，又是一种估计。《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在这篇文章的题注里写了这个意思，就是按乔木的意见写的。现在的《毛泽东文集》中也有这个题注。

又比如说，乔木追溯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的偏向，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60年代文艺上哲学上的批判，“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当作学术文化上的争论，那不成问题，就是当作普通的党内思想争论也可以，“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

这些没有写进历史决议，因为太细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按这个思路写了。

还有，乔木还追溯到反右后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国际反霸权斗争（这是正确的）扩大化（这表现在九评中）对国内的影响，等等。小平同志最早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是在1980年3月19日。这次谈话明确提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当时五中全会开过不久，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一些人思想上发生某些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这一条，是很有针对性的。指导方针的第二点，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指导方针的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小平同志还对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提纲铺得太宽，不够集中，叙述性的写法应当避免，对重要问题需要多加论断性的语言。

4月1日，小平同志又一次对决议起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提出了决议的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说是初稿，其实包括很多遍修改，很多次稿子。为简单计，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提纲之后、初稿之前，乔木同志有几次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收了《历史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1980年5月16日）、《对1957年后几段历史的议论》（1980年5月24日）、《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三篇。重读这几篇讲话，印象是探讨了很多问题，有些重要思想没有得出定论，但却引人深思。

比如说，当时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线索已经清理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的由来。但是乔木进一步思考，“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概括“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乔木也没有说清楚，他说，有个现成的办法，仔细研究一下中央1976年4号文件（即“批邓”十二条）、1974年理论指示、1966年五七指示，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后来他还进一步追溯到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北戴河会议讲进城后实行工资制没有理由，认为那时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意思，没有写成成熟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写了一点，也写得不多。是一个有待讨论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