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
于1978年5月在全国许多地方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是半年多来北京市几乎纹丝不动，三中全会之后北京市委仍然犹豫观望。这时，我出席了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明确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感到北京市的工作百乱待理，要跟上中央的部署和全国前进的步伐，首要的一环就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尤其是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
1979年3月，全国兴起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仅仅是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氛围，以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我向当时的北京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北京市委宣传部准备先召集一个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参加的座谈会。第二天，答复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得不让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因而，他也不同意我们召集这次座谈会。
我感到真是无法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这究竟是哪些群众，究竟有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实在令人怀疑。难道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的定论对着干就不会搞乱思想？我还无法理解的是，如果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有疑问，不向近在咫尺的中央请示，而向上海看齐，这也是不符合组织原则吧。我只好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们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由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以及市属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在讲话中首先肯定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只是由于市委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致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我们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要跟上党中央的步伐，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形势，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使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和推动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应当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会风，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同时我还说，要提倡“三不主义”，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上的发言，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为了推动北京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们又请北京市哲学学会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负责人和教师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对座谈会做了长篇报道，加以宣传推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两个凡是”的观点被放弃。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在此前后，邓小平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不住。政治路线解决了，要看是什么人来具体执行，政治路线正确，执行得好不好不一样，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胡耀邦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是北京市委正式研究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9月12日至29日会议顺利举行，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作主报告，同时邀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作报告。朱穆之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重要意义，严肃批评了当前阻碍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若干错误倾向。他的讲话对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是很大的推动。在会上，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旗帜鲜明地讲了话。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北京市委和各级党委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所做的很多工作，同时指出北京市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做的还很不够。现在不少干部对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已经变成“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的政治运动”，给地主、资本家、右派摘帽或改正，是“解放百分之五，压制了百分之九十五”；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引进先进技术，是“放弃自力更生原则”；吸引外国资金，同外资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总之，他们指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十个月了，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少数人甚至公然反对。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严重的思想问题呢？我指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搞得不深不透，前期是市委按兵不动，后期是市委只注意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而对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流毒没有认真加以肃清；二是思想路线问题没有解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认真抓，尽管1979年5月市委扩大会议就提出要补上这一课，由于工作没有跟上，有的单位还按兵不动，补课仍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我在报告中强调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补课的一系列措施。
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并同意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要首先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贾庭三和多数常委都发言支持我的报告。这次会议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过阻力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