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我的新岗位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继续执行“左”的路线，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明确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严重阻碍了对“文化大革命”及其遗留问题的解决，阻碍了拨乱反正，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北京市原来在“四人帮”及其亲信谢静宜的直接控制下，各方面均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问题如山，而北京市的某些领导人一时也没转弯，积极贯彻“两个凡是”，甚至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急切愿望视为异端。突出的例子，如1977年1月李冬民等十多名青年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任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即被扣上“反革命罪”的帽子逮捕入狱。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复出，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从教育、科学工作入手，进行拨乱反正。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得到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以不怕“入地狱”、“下油锅”的气概，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亲自组织和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确立了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深深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非同一般，我们党就此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套，从“左”的路线的泥沼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四天，被中央正式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就任前，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找我谈话，说中央准备调我到北京市工作，职务不高，但却是一项艰巨任务，因为北京市的工作长时间推不开，受“左”的影响太深了，很多事情阻力很大。他还说到，过去毛泽东批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虽然是错批彭真的一个借口，不过中央的干部到北京市去工作的确不太容易。他要我加倍谨慎，有事情可以多找中央宣传部商量。

因为刚开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的内心同许许多多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样，无比兴奋，渴望在自己的余生能为党、为人民尽心尽力地做些工作。当然，想到胡耀邦的叮咛，我对新的岗位还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果然，我到市委宣传部一上班，就感到气氛颇为紧张。不少在职的干部以戒备的心态对待我，冷言冷语，一问三不知，采取不合作态度。有些人对于自己以前紧跟“四人帮”的那一套不认为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有些参加过市委写作班子（住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的干部，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两年多了，全国的揭批查也搞了很久了，但在这里却一直没有触动过。如今听说我来，认为往后日子不好过，一时不少人提出要调离。我再三说服挽留，仍然说不动一些人。后来我想强扭的瓜不甜，勉强留下也不是个办法，就说愿意留下的我欢迎，实在要走我只好欢送。最后，一位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还是先后调走了。

后来听说，中央要调我到北京市工作，酝酿已久了。中央组织部正式上报后，中央某些领导人置之不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秘书长（当时还未恢复总书记和书记处）后，这一方案才得以实施。如此说来，我到北京市上班受到冷遇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