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起门搞建设是不行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翌年夏季，小平同志在万众翘首企盼中，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他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势，在千头万绪中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致力于把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由因循成规转向改革，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开放。

对于那些一时未能实施的“大政策”，小平同志旧话新提，做“大文章”。他广泛深入地向各方面的干部和专家学者、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宣讲：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吃了闭关自守的苦头；建国以后主要是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60年代也有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的问题；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成功，现在有了“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让我带领一个包括6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出访前，他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我们出访的汇报，指示我们：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当时我理解，小平同志对于实行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我深感这次带团出国考察责任重大，因此出去之后一直“马不停蹄”，从5月2日到6月6日一个多月内走了上述五国的15个城市，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尽量多收集资料信息，多思考研究问题。

回国后，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同志专门开会听我的汇报。我着重讲了三点：（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2）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3）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我发言过后，展开了热烈讨论。叶帅、聂帅和先念同志都说，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

这次汇报后，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出访情况，他讲了一番话，中心意思是：第一，引进这件事要做；第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第三，要尽快争取时间。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五国的情况，并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想法和意见。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成功经验，就如何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问题，特别是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意见又多次进行讨论，最后体现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由此被郑重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