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回合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

安徽的“六条”是在全国学大寨、搞穷过渡的风浪中制定下发的。那年（1977年）冬天，差不多与安徽“六条”发布的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发了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而安徽的“六条”突出的却是：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等。这些都是与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精神不一致的。特别是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就是反对瞎指挥。这个问题对农业生产影响太大了。我曾经说过，只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这一点，原来在“六条”中经营管理那一条里只提了一句，后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就建议把它分出来，单独写了一条。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面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规定，那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我感到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使他们失去了生产自主权、产品支配权，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不能公开说，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啊。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发表了点意见。我说，从安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主要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机械化问题。这是个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农民没有积极性就没有了一切。“一大二公”、“穷过渡”、“大概分”这一套，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相反，还打击、压抑了农民积极性。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在经济上使他们得到实惠，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所以要特别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六条”下达后，安徽农村普遍加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产到联产，于是就提出了个联产承包的问题。不少地方开始划小核算单位，有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凤阳县有的地方搞了大包干（到组）。这年秋收以后，许多地方搞了包产到组，极少数地方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群众普遍认为这种办法好，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很快。

正当安徽各地农村热火朝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组迅猛发展的时候，《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张浩来信”。那天我在合肥，听到广播后，我说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我说得赶快给全省各地打招呼。我给王郁昭（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打了电话。我说：不要管它（指《人民日报》）怎么讲，我们该咋办还咋办；谁的话它都登，我们不能听他们的，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同时，我们以中共安徽省委名义，向全省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3月16日）一早，我就出发到下边去了。首先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稳定干部、群众情绪的工作。我一再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经过紧张的、大量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但个别县的领导不行。他们不听省委的招呼，跟着那封“读者来信”干了。霍邱县1/3的生产队由联产承包退到不联产。结果，周围各县因为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普遍比1978年大幅度增产；而霍邱县不但没增产，反而减产了20%。为此，我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凤阳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搞的是大包干，开始是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与大包干到组都是包产到组，但包干到组更简单些，更彻底些。“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后，那里是更紧张一些。由于他们听了省委、地委的意见，不但没有变，稳定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但有些人心里总是犯嘀咕。不久，我到凤阳去考察，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全县广大干部和农民都热衷于搞“大包干”，“张浩来信”这股风被大家顶住了，但有些人还有顾虑，主要是干部怕错，群众怕变。他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违反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说，只要能增产，什么都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有什么了不起，照样是社会主义嘛。家庭也要搞经济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不要管他们那些。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农民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这可以说是第二个回合，主要是围绕“张浩来信”前后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