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东方学说的当代发展》概要

俞良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科学研究和革命实践过程中，阐述了科学的东方学说——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学说。譬如，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预见和评估了俄国通过新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提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两极相联”的思想，还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提出了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殖民地人民才能收获西方列强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思想。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评价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是“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在民主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候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摆脱奴隶的地位；同时提出，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成长起来，他们将建立自己的政党，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中的合理内核，真正完成革命的任务。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阐述了俄国通过“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提出，西方国家的革命已经被推延下去，斗争的结局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投入了革命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经典作家的东方学说，是东方各国人民开展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经典作家的东方学说同本国的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赢得了伟大胜利，创新了经典作家的东方学说。在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并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东方学说。

经典作家的东方学说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学术领域。把经典作家的东方学说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融合在一起，阐述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发现和阐明后者对前者的创新和超越，更是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经典作家东方学说的当代发展》是作者在学术界率先致力于此项任务的一个尝试。

本成果分为三篇。第一篇：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本篇研究和阐述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宏观性的起基础性作用的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主要内容包括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东方社会曲折前进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及其当代发展，“渐进发展”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等等。

——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俄国某革命家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断言马克思否定赫尔岑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作用的观点，曲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认为这一理论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中都起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他没有否定过赫尔岑关于“农村公社”作用的观点，《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也只是论证了西欧的情况。意思是说，他没有就资本主义的起源提出一个在西欧和东方的俄国都起作用的理论，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可能不同于西方。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社会主义建设“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从而深刻地表达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特殊性的理论。而且他们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自己的道路，其原因和必然性一是在于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二是在于历史经验的昭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以其无比的明确性、深刻性和逻辑性发展了经典作家相关的思想和理论。

——关于东方社会曲折前进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恩格斯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写道：“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这里他说不能予以回答，即认为不能肯定地说明农村公社的生命力和作用，不能肯定地说明未来俄国社会前进方式的特点。这意味着恩格斯认识到：俄国农村公社以及俄国社会的前进道路将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列宁正视革命过程中的曲折。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从世界社会主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看，曲折前进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进程出现曲折，一个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另一个原因是管理制度问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克服和战胜曲折的理论框架：不畏惧曲折，勇敢前行；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工作避免大的失误；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新的形势和任务，以新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的理论。

——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十分恶劣的民生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体现出他们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心。列宁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期间，在起草的有关决议草案中指出，由于几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工人群众已经精疲力竭，生活十分艰难，党的代表大会要求全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并且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减轻他们的困苦”。随后，他在《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中指出：“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苏维埃政权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发展，体现于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将人民的生活条件有没有得到改善提升到社会主义优越性有没有得以发挥的高度上来认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重要思想包含着执政党必须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内容，或者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将改善人民的生活寓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推进了理论的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主题，它包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改善民生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如胡锦涛在2010年提出，中国已经确立了今后五年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战略任务，我们将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显然，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改善民生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成果第二篇：关于东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理论。本篇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研究和阐述了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或者说分别研究和阐述了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主要内容包括经典作家关于落后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利用市场的思想及其当代发展，关于增强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落后国家发展先进文化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无产阶级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等等。

——关于落后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不同的时期，指明了中国、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事实，以及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肯定了旧中国生产力落后的事实，而且指明了它落后的原因是旧的社会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指明了闭关自守在这个过程中的消极作用，从而丰富了经典作家的思想。1918年春，列宁立足于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提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他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以后，必然要把一个根本的任务提到首位，这个根本的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20年底即俄国国内战争结束时，列宁从增强苏维埃国家的实力以及反对敌对势力颠覆活动的角度，论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他说：“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1921年春，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以后，列宁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运输业。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是它能够使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地发展；判断改革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是看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正如胡锦涛2004年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列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针对的是过渡时期的问题或者说“前社会主义”的问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针对的是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问题。前者是较低阶段和较低层次的问题，后者是较高层次的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于它比旧制度更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评判是非得失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观点，体现出理论的高层次性。这说明，经典作家的理论在当代中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关于增强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无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以后，应该采取如下措施：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等等。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思想中，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机构是具有较强管理能力的机构，是不断地对社会进行有力和有效管理的机构。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提出，要增强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必须充分发挥国家财政职能的作用，如要增加各种税收，“通过税收保证工农国家得到一切国家机关进行正常工作所必需的经费”。他还提出，要增强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必须充分利用国家经济法规的力量，要让人民法院“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不必要的限制，但必须使他们“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有偏离时要严加惩处。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上述经典作家理论的发展之一，是明确地提出必须进行国家宏观调控。江泽民1992年12月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发展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在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放开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宏观调控。认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切自由放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制约，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是不正确的。理论发展之二，是构建了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方针和方法的体系。如既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又要求加强和改善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强调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方针。胡锦涛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指由国家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理顺各个方面发展的关系，以恰当的比例推进发展，做到可持续发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方法，如进行计划管理、健全和完善法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方针和方法，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产生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相对于经典作家如列宁的理论，体现了相关理论的成熟和重大发展。

——关于落后国家发展先进文化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中等国在工农革命前具有因循守旧的文化传统和愚忠皇权的文化传统。同时，他们阐述和肯定了中国人民生活节俭、勤劳勇敢的文化传统，阐述和肯定了俄国人民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组合的文化传统。列宁在革命胜利后领导人民展开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实践，形成和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他说，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在旧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之所以是先进文化，是因为马克思以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全部知识为基础，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化知识，马克思都批判地进行了探讨，在工人运动中进行检验，得出新的结论。列宁还提出，苏维埃制度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发展，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建成社会主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上述经典作家的理论。江泽民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说明了社会主义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他还说，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重要思想的内容之一，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前者的建设有利于后者的展开。显然，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立足于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发展先进文化的理论。

——关于无产阶级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法国，共产党人应该联合以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在波兰，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和联合主张进行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政治派别，因为这个政治派别曾于1846年2月在克拉科夫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因为当时德国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所以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是必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1918年夏俄国国内战争爆发后，列宁形成和提出了无产阶级联合中农的理论。他说，无产阶级的目的是使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仅仅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努力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团结中农和其他劳动者阶级，使他们跟着工人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用鼓动性演说使中农接受社会主义，一定要实行妥协，即必须通过有效的办法使中农的利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到不断满足。1918年11月，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一部分人鉴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开始转变政治立场，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列宁提出了接纳和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立场转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内容包括必须善于看到并接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立场的转变；必须善于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立场的转变，即必须团结他们一起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促进无产阶级的事业。上述经典作家的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之一，是让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更广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明确提出，必须团结和联合一切可以团结和联合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在新旧世纪之交，江泽民提出了“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团结的面越宽越好”的理论观点。他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最大范围地团结台湾各族、各界、各阶层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力量，要求最大范围地团结宗教界的广大群众。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联系和合作”的理论观点。2010年4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加强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合作，扩大交往，增进友谊，为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权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理论的发展之二，是使“联合”的制度更完备。在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的制度是“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制度。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这个制度的性质、作用、任务以及工作原则，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

本成果第三篇：关于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建设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克服“危险”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这足以说明，他们主张推动理论的发展。之后恩格斯在强调这个问题时还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反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迂腐态度，主张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如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对于列宁和俄共（布）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列宁1922年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新事物，“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所谓“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本本的束缚，到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前进的道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经典作家的理论。他们提出，必须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会亡党亡国；必须探索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俄共（布）执政的过程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且要求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他1920年4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必须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员尤其应该这样做。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上述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论。邓小平在1992年春说过：“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必须唱响主旋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深入人心、更好发挥指导作用。

——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和评价西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时，是反对密谋活动的，如他们明确地反对布朗基派的密谋和巴枯宁派的密谋。可是，他们在论及俄、中等国家革命组织的形式及活动方式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如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评价中国南方一些省份的民众以密谋的方式打击外国侵略者的行为时说：“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组织建设阐述了重要的理论。他提出，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保持组织上高度的统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了列宁的理论。他明确地提出，只有反对派性，坚持党组织上的统一，“党才能有战斗力”，否则“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江泽民将党的组织统一和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结合起来，将坚持党的统一和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胡锦涛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出发，把党的团结和统一与党同全体人民的团结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里所说的，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俄共（布）执政以后，列宁提出了执政党必须由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理论。他说，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经典作家的理论。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现在“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江泽民提出，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要加强对党的干部的培养，使他们成为政治家。胡锦涛提出，要通过对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他说，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抓好保持和发展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基础工程”，“必须始终抓住党员队伍这个主体”。

——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克服“危险”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认识到俄共（布）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危险，要求党克服和战胜它。他指出，俄共（布）必须克服的第一种危险，是过去的战争、战时共产主义以及经济破坏带来的危险。当时人民群众因为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产生了不满情绪，旧制度的残余分子趁机进行煽动，力图恢复旧的制度。列宁要求党加强内部团结，严格纪律，提高战斗力，并且及时改变经济政策，扭转困难的局面，克服和战胜危险。他指出，俄共（布）必须克服的第二种危险，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而形成的危险。实行新经济政策，说明共产党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但是如果共产党人不善于领导经济，不能够驾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不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服务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列宁说，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失败。他指出，俄共（布）必须克服的第三种危险，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存在带来的危险。他要求将国内的事情办好，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实力，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理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着重强调，党必须战胜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危险。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党的事业才能得以发展，党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走过30年改革开放的路程，党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党自身更加成熟，力量更为坚强。同时，党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危险认识得更为清楚。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上述四个“考验”和四种“危险”的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执政党克服“危险”的理论。

本成果的核心内容，已经先期形成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如《经典作家无产阶级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8期；《经典作家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发表于《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经典作家的“渐进发展”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发表于《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经典作家党的政治路线建设的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