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结构变动与效应研究》概要
田素华
自1979年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首次进入中国，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其间外商直接投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规模不断扩大，进入的地区与领域及方式不断深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外资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
1．区位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FDI主要是进入了广东省。从1983年开始，进入中国的FDI逐渐向广东省和福建省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扩散：首先是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扩散，然后是向长江以北的山东省、辽宁省、天津市和北京市扩散，并于近年进一步向中国中部的江西、湖南、湖北、河南、重庆、四川、安徽等省区扩散，在2002—2011年逐渐形成了以江苏省、广东省、辽宁省为FDI进入中心地带的新的区位布局。
2．来源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FDI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FDI进入增加，以及欧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出现了FDI来源地多元化的趋势。就1979—2011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进入中国的FDI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
3．行业特征
1979—2011年，进入中国的FDI主要投入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投入中国农林牧渔部门的FDI占中国年度实际利用FDI的比例一直在2%以下。对中国东部12个省区的统计分析显示，1995—2011年，进入中国的FDI有50%～90%投入了制造业部门；就中国整体而言，1999—2011年，进入中国的FDI有49.7%～71.0%投入了制造业部门。
4．独资FDI进入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FDI主要有合资、合作、独资等形式。改革开放初期，合资是FDI进入中国的主导模式。随着时间推移，在进入中国的FDI中独资项目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无论在项目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金额上，进入中国的独资FDI均超过了合资FDI。
5．FDI进入规模与中国本地投资发展
FDI进入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在1979—1998年处于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在1998年这一比例超过了10%;1998年以后，这一比例开始下降。不过，在2008年，这一比例仍旧超过了1988年的水平。也就是说，1979—2011年，FDI进入占中国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经历了先增加后下降的过程，并于近年逐渐稳定在10%～20%这一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变动特征。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的目的
外资经济结构问题始终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国外学者对东道国外资经济结构的研究多从成因、经济效应和政策管理等角度进行。现有文献对东道国外资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相当全面和深入，中国外资经济结构问题也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以外资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和东部沿海地区等为特点的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突变，并正在和即将进一步经历变化过程，而现有文献对这一变化过程却鲜有涉及。现有研究中国外资经济结构的文献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加强。（1）系统地论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机制。（2）研究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变动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应及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变动趋向，分析对外资经济结构转型实施管理的基本政策。
2．研究的意义
本成果将中国外资经济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外资来源、进入形式和地区及行业的时间历程，探寻其影响因素，分析其经济效应，归纳总结了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变动规律，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本成果除了导论以外，核心内容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研究1979—2011年中国外资经济结构的影响因素，以此来把握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第二部分着重研究FDI进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此为中国制定外资政策、调控外资经济结构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本成果的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六章。在这一部分，我们从FDI进入中国的区位分布、进入中国的FDI来源、FDI进入中国的行业结构、独资与合资FDI进入中国的趋势变化，以及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中国等角度出发，以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理论研究和计量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发生突变时期的若干窗口事件，定量分析了影响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们运用省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特点，特别是个体经营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构成变化，以及资金来源、技术人力资本水平和进出口规模等经济指标对FDI进入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我们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企业经营成本、外资政策和市场竞争态势的变动特征，分行业和地区研究了投资环境变化对FDI来源，进入形式、地区及行业的影响，特别强调了不同时期FDI进入中国的地区集聚效应和行业集中效应。
本成果的第二部分包括第七章至第十章。在这一部分，我们分析了FDI进入中国的本地投资效应、劳动工资效应等，并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进入中国的影响、中国本地投资对FDI进入的影响。在第十章，我们从2008年前后世界经济失衡的现实出发，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向为背景，讨论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中国从吸引FDI流入（inbound direct investment, IDI）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ODI）的战略选择，分析了中国在发展外资经济过程中，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等问题，并给出了对策建议。
四、成果的重要观点
（1）东道国企业的国际引资行为受其股权性质、资金来源、人力资本规模和技术水平等的影响，外资政策等其他因素借助东道国本地企业的引资行为，影响东道国外资经济结构。外资流入的经济效应会改变东道国的企业特征和引资行为，进而使东道国外资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①影响FDI进入中国区位分布的因素。
进入中国的FDI有显著的地区集聚效应，但不同时期FDI进入中国的地区集中程度有一定差异。在1980—1991年，新进入原有地区的FDI规模相对小于进入中国其他地区的FDI规模。1992—2001年，FDI进入中国的地区集中程度大于地区扩散程度，但统计结果不很显著。在2002—2008年，FDI进入中国的地区集中程度显著大于地区扩散程度。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FDI更多地进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FDI更多地进入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并引起了中国东部地区FDI流入相对2002年以前显著减少。
税收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FDI进入增加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FDI进入本地区有正向作用，但统计检验结果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同时，FDI进入该地区的规模却有所缩小。
对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国所有地区FDI进入规模扩大，但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西部地区FDI进入的影响不很显著。劳动工资的提高会引起进入中国的FDI规模缩小，但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有一定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工资的提高会引起这两个地区FDI进入规模显著缩小，但中部地区劳动工资的提高对该地区FDI进入规模的影响不显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FDI进入中国的整体规模影响不显著，但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
银行增加对工业企业的贷款有助于中国实际利用FDI规模扩大，在东部地区这一效应相当显著；银行增加对工业企业的贷款时，进入中部和西部地区的FDI增加不显著。国有企业在职职工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下降，会引起中国实际利用FDI规模显著缩小。在中国东部地区，这一效应尤其显著。
交通、通信、邮政部门和批发零售部门的发展有助于进入中国的FDI规模显著扩大，但分地区的计量检验结果不显著。政府行政开支增加、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等，也有助于FDI进入中国规模扩大，但对中国不同地区实际利用FDI规模的差异影响不显著。
②影响中国不同来源FDI的因素。
FDI进入的集聚效应会引起中国台湾、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FDI进入中国大陆规模的绝对水平显著提高，对香港地区FDI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绝对水平影响不显著；FDI进入的集聚效应，会引起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FDI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相对水平显著提高；也就是说，FDI进入中国大陆的集聚效应对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FDI进入中国大陆的推动作用，显著强于对日本、韩国和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FDI进入中国大陆的推动作用。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会引起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FDI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绝对水平显著提高，会引起维尔京群岛FDI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绝对水平显著降低。
税收比率降低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FDI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绝对水平变动和相对水平变动均无显著影响。劳动工资的提高会引起香港和台湾地区FDI进入中国大陆的绝对规模显著缩小，但对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维尔京群岛的FDI进入中国的规模影响不显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弥补劳动工资的提高对FDI进入的不利影响。
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会引起中国香港FDI进入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显著扩大，但会引起美国FDI进入规模绝对缩小并相对缩小，以及引起中国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缩小。高速公路里程数量的提高会引起中国香港FDI和维尔京群岛FDI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绝对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FDI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绝对水平影响不显著。
③影响FDI进入中国行业变动的因素。
在2007年以前，进入中国的FDI主要投入制造业部门；在2004年以后，进入中国服务业部门的FDI逐年增加。在2008年，进入中国服务业部门的FDI规模已经显著超过了制造业部门。1999—2009年，进入中国制造业部门的FDI主要投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六个部门，进入中国服务业的FDI主要投入房地产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等三个部门。
1980—2008年的29年中，以下六个因素对FDI进入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绝对规模变动有显著影响。第一，FDI进入的集聚效应有助于制造业部门FDI进入增加。第二，政府部门行政开支的增加会缩小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规模。第三，政府对科教文卫部门投资的增加可引起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规模显著扩大。第四，经济开发区数量的增加可引起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规模显著扩大。第五，银行增加对工业企业的贷款会引起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规模显著缩小。第六，劳动工资的提高会引起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规模显著缩小。
对制造业部门利用FDI绝对规模变动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1980—2008年，影响FDI进入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因素需要进一步分1980—1991年、1992—2001年和2002—2008年三个时期进行考察。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进入中国制造业部门的FDI绝对规模显著大于1992年以前时期。
1980—2008年的29年中，以下四个因素对FDI进入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相对规模变动有显著影响。第一，政府行政开支的增加会引起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比例显著下降。第二，政府对科教文卫部门投资的增加会引起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比例显著提高。第三，银行增加对工业企业的贷款会引起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比例显著下降。第四，劳动工资的提高会引起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FDI比例显著下降。
④影响独资FDI进入中国规模变动的因素。
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独资FDI进入比例与商业合同执行成本、国有企业数量占本地区全部企业数量的比例等两个指标负相关，而与存量FDI利用规模占GDP比例、全部FDI中进入制造业部门的FDI比例、经济开发区数量等指标正相关。
对12个中国沿海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引起全部FDI中独资FDI进入比例提高的因素主要有：本地区国有企业中就业人数比例下降、本地区实际利用FDI总额中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FDI比例相对下降、本地区政府行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
对12个中国沿海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发现：FDI进入的地区集聚效应、国有企业在职职工人数减少、政府行政开支增加、集体企业在职职工人数减少、交通通信邮政行业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等因素，均有助于独资FDI进入增加。中国加入WTO以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独资FDI进入占GDP的比例比中国其他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年均高出0.008个百分点。
⑤影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中国的因素。
进入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主要集中在上海的中心商务区和经济开发园区。进入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具有来源国集聚、行业集聚的特征，对经济园区的研发（researchanddevelopment, R&D）投入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反应，经济园区R&D投入越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越多；经济园区距离上海市中心城区越近，越有助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位于上海市外环以内地区且R&D投入比较多的经济园区，更能够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
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进入中国的影响。
对2001年7月21日前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和对美元升值，有助于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经营企业获得的投资增加，其新增投资主要来自国内信贷、自筹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企业自有资金。
（2）外资经济发展将会通过促进中国劳动就业水平提高等途径使得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但也会通过提高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而扩大中国的国内市场需求，这就会引起资源寻找型FDI被市场寻找型FDI替代。以FDI为主导的中国外资经济其积极效应正经历先递增然后递减的倒U形变动路径。在递增过程中，FDI会进一步流入并带动其他形式外资进入中国；在递减过程中，增量外资的来源、进入形式、地区及行业会出现显著变化，存量外资开始进行地区迁移和行业转换，并不断增加流动性，进而引起外资积极效应进一步下降。
在1979—2008年，以下因素对FDI占中国本地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有显著影响。
第一，FDI进入中国的地区集聚效应。以前利用FDI比较多的地区会鼓励本年度FDI有比较多的流入，并引起FDI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显著提高。这一关系主要在2002—2008年成立。第二，劳动要素获得效应。国有企业就业人口比例高的地区，FDI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显著提高。这一关系在1992—2001年尤其显著。第三，政府行为。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直接降低了FDI进入中国的成本，对FDI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高有显著的积极意义。这一关系主要在1979—1991年成立。第四，对外贸易依存度。在进出口贸易较发达的地区和年份，FDI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相对比较高。这一关系在1992—2001年更为显著。第五，高等教育水平。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本地区全部人口的比例提高，会引起FDI进入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显著下降。这一关系在2002—2008年尤其显著。在1979—1991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本地区全部人口比例的提高，会引起FDI进入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显著提高。
在FDI占中国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显著上升的阶段（1979—2000年），起促进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劳动就业人口比例相对下降、税收优惠、对外贸易开放度提高。在FDI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显著下降的阶段（2002—2008年），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使得从事简单加工型的FDI进入中国相对减少；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壁垒降低，对外贸易发展部分替代了FDI进入中国；中国国内流动性过剩，使得中国本地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比较容易，对FDI的依赖有所减轻。
对中国所有地区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上一年度FDI进入存量占本地区GDP比例增加，可显著提高本年度FDI进入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对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FDI进入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高的促进作用都很显著，其中对中国东部地区FDI进入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高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国西部地区FDI进入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高的促进作用明显但作用最小。
中国本地投资对FDI进入有显著影响。前一时期和当期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可显著地促进当期FDI进入规模扩大；前一时期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可显著地促进当期FDI进入规模扩大；个体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对FDI进入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在控制了本地企业投资因素以后，劳动工资水平提高会显著地缩小FDI进入规模；银行给工业企业增加贷款对FDI进入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显著。
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FDI进入规模扩大总是能显著地促进中国本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规模扩大，但促进的幅度在中国加入WTO以前要超过中国加入WTO以后。在1979—2008年，FDI进入对中国不同类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影响有以下特点。第一，FDI进入更加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和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并特别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对个体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影响不显著。第二，FDI进入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和长期并不一样，在短期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第三，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和以后，FDI进入对中国不同类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的影响有一定差异。在中国加入WTO以后，FDI进入增加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相对小于中国加入WTO以前。在中国加入WTO以前，FDI进入增加对个体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影响统计检验不显著；在中国加入WTO以后，FDI进入增加会显著缩小个体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3）FDI主导型外资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引起地区经济差距和要素收入差距扩大；增量FDI进入形式、行业及地区的变化，会导致中国经济的运行过程出现震荡。FDI集中和过度进入均会增加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难度。
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规模扩大，可使得本地区当期劳动工资水平显著高于中国所有地区的劳动工资平均水平；也可以使本地区劳动工资水平长期高于中国所有地区的劳动工资平均水平。本地区实际利用FDI存量水平提高，同样可显著地提高本地区劳动工资绝对水平，并使本地区的劳动工资水平显著地高于中国所有地区劳动工资的平均水平。制造业部门FDI进入增加会使中国劳动工资绝对水平显著下降，但会使FDI进入地区的劳动工资水平相对高于中国所有地区的劳动工资平均水平。
（4）中国需顺应外资经济结构变动规律，转变政府干预型外资经济管理模式。外资经济结构具有内生变动的特点，东道国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外资经济结构，东道国管理外资经济结构的着力点是坚持市场调控。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失衡，中国需要以外资经济结构变动为着力点，发展IDI与ODI并举，逐步实现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出口贸易三驾马车同时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模式。
中国在近期实施外资政策的要点有三个方面。第一，加强对增量外资流入的市场调控，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引导外资的进入形式、行业及地区。第二，加强对存量外资跨地区迁移和跨行业转移的监控，防范存量外资从FDI形式向非FDI形式转换，通过建立若干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魅力，逐步实现外资经济中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核心投入要素的本土化。比如，鼓励外资企业中的优秀外籍员工加入中国国籍或者成为荣誉市民，鼓励外资企业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在中国注册登记等。第三，对所有的外资经济明确提出其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鼓励外资经济积极参与所在地的社区建设、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社会管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欧美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有所增强，国际范围内FDI流入的地理方向、进入形式以及跨国公司经营方式等均有新变化。201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受到并购FDI成本提高、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态度恶化、跨国公司产品缺少市场需求、东道国税收负担相对较重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实行有助于国际投资发展的双向自由化等政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还不具备显著的技术优势、公司治理优势、人才优势等与发达国家企业相竞争的能力，中国企业拥有的资金优势得益于中国实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以及中国宏观经济中廉价劳工优势等，但这些优势难以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被继续利用。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显示，面对美国经济的失衡调整，中国应以改进国民经济运行结构为目标，建立并完善短期、中期和长期应对机制，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中权衡使用各种策略措施，包括：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通过提高外汇资产使用效率缩小外汇储备规模；改进利用外资方式，转变投资主体结构与投资的产业结构，增加对服务业和农业的投资，通过投资导向促进制造业升级换代，全面实行不同产业（行业）的协调发展；扩大内需，以内部经济均衡为首要目标，实现从“生产大国—市场小国—金融小国”向“生产大国—市场大国—金融大国”的转变，特别是为企业发展提供必需的金融服务，坚持现代金融必须始终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创造的最根本原则。
五、成果的学术创新和应用价值
本成果的学术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方面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外资经济结构的变动机制，包括进入中国的FDI来源变动机制、FDI进入中国的形式和地区分布及进入行业等的变动机制。第二，研究了FDI对中国本地投资、劳动工资差距等方面的经济效应。特别地，还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中国的影响因素及效应、中国利用FDI与发展对外FDI并重、如何实现美国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转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三，上述方面的研究既有定性的制度分析，也有定量的经验研究，数据和资料充实，经济计量分析规范。
此外，本成果结合中国的外资制度演变，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和结论，如研究认为FDI的过度发展会引起地区经济差距和要素收入差距扩大；增量FDI进入形式、行业及地区的变化会导致中国经济运行过程出现震荡；FDI集中和过度进入均会增加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难度等。据此提出的对策建议，对于中国如何有效利用和引导外资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潜在的风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本成果对于理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外资经济结构变动及其影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特别地，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结构开始转型，本成果对于指导中国推进外资经济结构科学转型，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