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验的途径：当代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理论诉求

乔纳森·特纳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我撰写《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1版的时候……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学理论家，当我用新的眼光看待社会学理论领域的时候，只看到了四种主要的理论取向……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社会学理论的分化再次出现了。”当代另一位社会学理论史家亚历山大在对“二战”以后（主要是帕森斯以后）的社会学理论“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系统地、历史地、‘具体地否定’”之后，指出：“我相信，多维性是彻底、系统和有效解释人类社会和世界的唯一正确的立场。”只有这样，竞相争鸣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学理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可见，社会学理论的一致性确实变成了“一件遥远的事”，因为，“一个学科中科学敏感性（scientific sensibility）的转变，往往是由重要的社会乃至全球的发展所促成的。”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进程中，社会学理论家基于各自的理论兴趣与偏好，致力于林林总总的理论建构与创造，但是，无论理论如何发展，都脱离不开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或称元问题，如社会秩序如何可能、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等。当代伦理学家又在做什么？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伦理学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如情感主义的、直觉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等等，然而，“尽管经过道德哲学三个世纪的努力和社会学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依然缺乏对自由个体主义观点的一贯合理的辩护性陈述”。也就是说，伦理学家重在为“自由的个体主义”作辩护性陈述。经验主义的途径预示，我们应该从当代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理论诉求中，寻找道德社会学研究的切入点，离析出道德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使命。

我国社会学家在做什么？自1978年年底以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频频出现，有感于道德失范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致力于道德调查、价值观调查等研究。90年代以来，围绕着“道德爬坡”与“道德滑坡”的争论，一些社会学者致力于道德失范问题的研究。同时，伦理学界也迫切地感到，道德研究应该进行一种范式的转换：“社会学方法在伦理研究领域的应用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它既能促进我国伦理学研究不断贴近现实生活，又能帮助我们摆脱以前研究手段贫乏的困境，推进伦理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为伦理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开拓性进展。”可见，与社会结构变迁和发展相伴随的社会道德问题，是摆在社会学和伦理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切切实实的社会问题。正是面对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这一需要，迫切地呼唤一门新的学科的再建构，并且期待着这门学科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正是道德社会学的任务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