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京南城的“汉人社区”

事实上，无论是满城与汉城的划分，还是坊的设置，它们都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而人们对居住区域的选择仍固守着“同类而聚”的传统惯习，而且这种选择对于贫者而言，又要受到谋生方式、经济状况等限制，但是人们还是会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重新组合着人文社区，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行政干预较少的外城。

外城虽然在行政区划上有城（五城），有坊，并“设城官（巡城御史）以理之”。但是，对于被强行迁徙到这里的汉人在居址选择上却并未实行强制性干预。因而，外城的居住体现着地域选择上的自主，其行政社区“坊”是固定的，而坊中的人群是流动的，这也正是与内城旗分制的最大不同。由于外城是一个以汉人为主包括官僚士绅、商贾、匠人、手工业者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集中居住地。而在这些人群中，官僚与商人都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们大都非北京的长久居民，大量外来人口亦皆被限定在外城。因此，在他们选择居住区域、进行人群组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社会分层与文化品位等涉及政治、经济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问题在城市空间中的反映，因此，外城社区的变动与组合要比内城的人文色彩鲜明得多。

第一，行政社区五城出现了反映各自的文化风貌以及居住人群的社会特征。

据文献，其时，外城城守官员的巡城口号有：“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此五城口号也，各举重者为言。”“前门外戏院多在中城，故巡城口号有中城珠玉锦绣之语。中部郡尉所治地，或且因缘为利。”民谚又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据生活于民国初年的旗人石继昌记载，这说的是：“东城多巨商大贾，故曰东富；西边多为京官士子，故曰西贵；南部多工匠小贩，故曰南贫；北部多伶人乐户，故曰北贱。”他进一步解释说：“北京外城迤珠市口为分界线，珠市口迤北商店林立，街道整齐，歌楼酒肆，物阜民丰；迤南则街巷狭窄，市面萧条，屋宇湫隘，衣衫褴褛，和珠市口迤北截然不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贫民窟。”而“药商乐氏、米商祝氏都住在崇文门外”。又可佐证东城之富。所以，这些巡城官员的口号以及流传于百姓口中的民谚，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了外城五个社区的社会风貌，而社区的形成又有一些同类相聚的因素。

此外北京还有一种“东富西贵”的说法，与前所述者少有差别。清人夏仁虎于《旧京琐记》中曰：“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直廷枢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即北京东崇文门外为土著士绅与富商大贾的住宅区，西宣武门外为内城乔迁官僚的住宅区。所谓光绪中叶以前，京朝官“所居皆在宣武城南，衡守相望，曹务多暇，互相过从，流连觞咏”。但这种居住格局似乎在晚清时已有所变化。震钧有记载曰：“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而今（光绪年间）则不尽然，盖富贵人多喜居东城。”且持此议者又非止震钧一人，崇彝亦曰：“世言京城东富西贵，由来久矣，不过谓东城大宅多，西城府第多。其实不然，东城王公府第亦不少。”由东富西贵，到东西城皆富贵，似乎可以说明一个富与贵的合流过程，至少在居住空间的选择上表现出士与商的阶级界限的淡化，同时也说明选择东城居住的官僚在清后期逐渐增多，故而打破了传统的居住习惯。

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影响“西贵”的存在，西城宣武门南由士大夫聚居而积淀成的所谓“宣南文化”，已将这一带赋予了“士乡”的社区内涵。

第二，在外城还有两个最重要的社区——商业社区与文人官僚居住活动的社区，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可以被视为施坚雅所谈到的城市应有的两个中心。

从地域分布上说，这两个中心分别在正阳门外和宣武门外。正阳门外成为清代北京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人将内城商业通统迁到了外城，客观上促进了外城正阳门一带商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以此为中心的京城商业网络。所谓“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本书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这里仅就另一个社区——文人官僚居住活动的社区作集中的讨论。而作为文人官僚的活动中心，宣南社区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琉璃厂的文化交流效应。琉璃厂位于北京内城正阳门外偏西，即今和平门外。据清人阮葵生的《茶余客话》记载，在元朝，这里是烧制琉璃的砖瓦窑，一次可烧制出三万件琉璃砖瓦，规模相当可观。明朝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仍然在此烧制琉璃，营建宫殿的彩色琉璃瓦即出于此处，并有工部派员常驻，设衙门管理，琉璃厂的名称也由此产生。明《水轩日记》记载，时“工部设五大厂，其一曰琉璃厂，烧作砖瓦及内府器用”。也就是说，明代的琉璃厂还只是一个窑厂，它成为一个文化市廛是在进入清朝之后。

清代的琉璃厂内仍有琉璃窑，“本朝（清）设满汉监督董其事，烧造五色琉璃瓦”。但同时，琉璃厂又是一个有商业色彩的文化街市。乾隆时期，一朝鲜使臣曾记载了北京琉璃厂的街市，他描述曰：“自琉璃厂失火之后，今才重建。而累万架廛阁，分队成行，或施画绘，或加雕彩，或层屋上涌，或飞梯下垂。且见檐插彩旗，门揭画板，各书以货名。贾胡商蛮，斗毂摩肩，绣幰彩车，交络其中。诚天下之大都会，一代之极繁华也。”这无疑是一个文化街市，它在展现出大都会的繁华的同时，还展现了中国传统的雕彩画绘、重楼飞檐等古代建筑特征以及高雅的文化品位。

琉璃厂南北狭而东西长，在这条长约二里许的街上，不仅“百货毕集”，而且“玩器书肆尤多”，是全国最大的书市和古玩集市，每逢集日，“游者极盛，奇景异观，车马辐辏”。晚清人何刚德说，当时京城除了“东西二庙，每月两会期，排列古董珍宝”外，“琉璃厂每正月必排到上元，名曰厂店，视二庙尤盛。雅人好古，俗人好货，无不争趋之”。也正因如此，它才以文化市廛而名。据清人潘荣陛描述琉璃厂曰：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廨，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即窑厂之正门也。厂内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浓荫万态，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数十仞，可以登临眺远。门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

清人富察敦崇也记载了琉璃厂，他说：

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

乾隆朝来中国的朝鲜使臣朴趾源尤对琉璃厂的书画店铺印象深刻，他的记载颇具代表性。他说：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南城下，横亘至宣武门外，即延寿寺旧址。宋徽宗北辕，与郑后同驻延寿寺。今为厂，造诸色琉璃瓦砖。……厂外皆廛铺，货宝沸溢。画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鸣盛堂，天下举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其中。

每逢会试大比之年，“各省举人，云集都门，多游厂中”。特别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馆后，集天下文人学士两千余人于京城，琉璃厂遂成修书士子们搜求书籍的地方。翁方纲在其《复初斋诗集自注》中记载了他们修书的活动：“每日清晨，诸臣入院……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以故，朝鲜文人柳得恭说，他经常在琉璃厂得以结识中原士大夫。

琉璃厂不仅以书画古玩之胜使众多的文人流连下榻其中，而且连经营书画古玩的商人也颇多书卷之气。清人夏仁虎《旧京琐记》曰：“琉璃厂为书画古玩商铺萃集之所。其掌各铺者，目录之学与鉴别之精往往过于士夫，余卜居其间，恒谓此中市佣亦带数分书卷气，盖皆能识字，亦彬彬有礼衷。”其中，五柳居主人陶生与聚瀛堂主人崔琦即属于这类带书卷气的书贾。柳得恭说：“崔生年少，亦能诗，雅人也。”陶生五柳居那里，他也时常过去“生话”。

对于其书肆的盛况，《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略》曰：“厂东西二里许，厂东书肆凡二十家，中有二酉堂，或曰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其略有旧书者惟京兆堂、积秀堂二家。又西而南转，沙土围北口路西有文粹堂，肆贾谢姓，颇深于书。又北转至正街有桥……桥西街阔，书肆外惟骨董法帖、装潢字画、镌刻碑版耳。桥西卖书者才七家。五柳居在路北，旧书甚多，多潢川吴舍人企晋家藏书。又西为延庆堂，书贾韦姓，颇晓事，而好持高价，有曹栋亭家书数十部，皆宋刊本。”

但在清乾隆朝以前，极少有人如李文藻这般记述琉璃厂的书肆，文人笔下记载最多的是位于西城的慈仁寺书肆，所谓“国初诸老买书多于慈仁寺”。“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日摊也。又书贾欲昂其直，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鬻铜玉、窑器，则曰此经商丘宋先生鉴赏者，谓今冢宰牧仲（荦）也。士大夫言之，辄为绝倒。”这里的王先生即为康熙年间以诗文名冠士林的侍郎王士祯，而宋先生则为吏部尚书宋荦，皆为享誉一时的文人官僚。王士祯文中自称：“戊戌观政兵部，寓慈仁寺。”又曰：“梁曰缉熙乙未同年，本不相识，时以咸宁令行取入都，亦寓寺中，遂成定交”。王士祯的《双松歌》、《赠许天玉》、《梁曰缉为言辋川雪中之游》、《竹枝词》等篇皆完成于寄寓寺中之时。而与之同时的文人汪钝翁、冯益都、姜学在等均有文字于慈仁寺。以上说明至少在康熙前期，文化市廛的中心在慈仁寺而不在琉璃厂。

然而，一场大地震改变了慈仁寺的命运。《藤阴杂记》曰：“慈仁庙市久废，前岁复兴，未几仍止，盖百货全资城中大户，寺距城远，鲜有至者。国初，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来荒凉已极。”这次大地震发生在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京城倒坏城堞、衙署、民房，死伤人民甚众”，举朝为之震惊。由于震中在香河一带，西城损失尤重，妙应寺、白塔寺俱坍塌，民房倒毁至数万家，富家大户遂迁居转移。这也许是继清初满汉分城别居以来京城最大的一次居民搬迁。随之而来的西城区的冷落，致使书市也变得萧条，不得不向已经凝聚人气的琉璃厂转移。对于慈仁寺与琉璃厂之间相互关联的变革，清人有《游肆厂》一诗可证，诗曰：“倾城锦绣压成都，九市菁华萃一衢。坊贾夸人书满屋，山妻谪我米如珠。纷来燕地衣冠谱，谁仿吴兴士女图。独有慈仁名刹废，日高野鼠绕楹趋。”当一方已是“九市菁华萃一衢”时，另一方则为“独有慈仁名刹废”。

此外，灯市由内城迁到外城，也是琉璃厂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宸垣识略》曰：“灯市向在东安门，今（乾隆朝）散置正阳门外及花儿市、琉璃厂、猪市、菜市诸处，而琉璃厂为尤盛。……市肆玩好、书画、时果、耍具，无不毕集。”可见市廛的转移，也给琉璃厂文化的繁荣带来了生机。

其二，作为士人举子们居邸的会馆，也多设于宣武门外，故有“士流题咏率属宣南”的记载。徐珂《清稗类钞》曰：“各省人士乔寓京都，设馆舍以为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据今人统计，北京近400个会馆，绝大多数建于宣武门外。如北京的广州籍会馆共计43个，建于宣武区的有33个；福建籍会馆26个，19个在宣武区；陕西籍会馆28个，27个在宣武区。京城会试期间通常是会馆人数最多的时候，所谓“公车到京，咸集会馆”。道光年文人官僚张集馨说：“是时吾家会试者四人，皆住会馆。”而修史、修书等文化活动也使大批文人官僚逗留于京城的会馆。有关会馆的叙述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从略。

其三，正由于琉璃厂文化市廛和会馆的存在，以及修书、修史等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宣武门外才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官僚。按照吴建雍的说法，当时，宣武门外文人官僚主要居住活动在三个小区：琉璃厂附近的街区、上下斜街一带和半截胡同小区。其论已被学界所认同。如康熙年间，被文人誉为诗坛领袖的王士祯就曾寓居于琉璃厂，故《藤阴杂记》曰：“厂东门内一宅，相传王渔洋曾寓，手植藤花尚存。”乾隆年间，迁居琉璃厂的文人名士尤多，程晋芳、孙星衍、洪亮吉等都曾寄居于此。《孙渊如年谱》曰：“岁己酉，居琉璃厂，校刊《晏子春秋》，高丽使臣朴齐家为书‘问字堂’额。”《洪江北年谱》曰：“乾隆五十四年，应礼部试，居孙君星衍琉璃厂寓斋。”而程晋芳以诗寄给江宁的袁枚告知自己的住处，诗中有“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钱问故书”之句。袁枚阅后笑曰：“此必琉璃厂也。”此外，在上下斜街一带，康乾时期的学者王士祯、朱彝尊、钱大昕等都曾在此居住。而半截胡同小区中更是名宅错落。据记载，康熙朝给事中赵吉士的寄园在轿子胡同，刑部尚书徐乾学的碧山堂在神仙胡同，礼部尚书王崇简的青箱堂在米市胡同，翰林院掌院汤右曾的接叶亭在烂面胡同。此胡同小区还有康熙朝大学士王顼龄的锡寿堂、乾隆朝大学士史贻直的广仁堂等。这些名宅不仅仅是文人官僚的个人居邸，而且是当时海内名士聚集的唱和之地。

而琉璃厂繁荣的最主要原因还得益于《四库全书》的编撰。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诏征全国书籍，开四库馆，集天下文人学士两千余人于京城，琉璃厂遂成修书士子们搜求书籍的地方。翁方纲《复初斋诗集自注》曰：“乾隆癸巳，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除书贾奔辏之外，修书文人为求方便，也索性居于琉璃厂。

第三，如果说还可以划分出一个社区的话，那就是作为城市生活必需的消闲娱乐社区集中到了外城。如前所述，北京除了满汉分城居住而外，清代有关“内城禁喧嚣”的规定也将一些“违禁”的社区限制到了外城。如茶馆、戏楼曲院区以及灯红酒绿的妓院区等，均属于这种情况。即所谓：“戏园，当年内城被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剧园向聚于大栅栏、肉市一带，旧纪所载方壶斋等处。……外城曲院多集于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小裹沙帽胡同，分大、中、小三级。”清人所作《京华俗咏》有云：“请客南城戏可观。”又有《竹枝词》曰：“斜街深处旧居诸，多少红儿百不如。”“正阳门外以西，则改为花柳之窟矣。”还有记载说“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但是麇集在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寮则车马盈门，毫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