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幕藩政治与城下町

在日本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历经了古代城市、封建城市和近代城市三个历史阶段，而构成封建城市主体的则是本书所关注的城下町。城下町与先前日本仿照中国建立的奈良、京都等“律令制”城市完全不同，它产生于日本的本土，自16世纪日本的战国时期起逐渐地形成，于17世纪遍布全国，到18世纪，特别是在元禄年间（1688—1703）、享保年间（1716—1735）达到了极盛。而通常史学界又认为，日本封建城市以天正十年（1582）为界，“前后虽同为封建城市，但却在数量和性质上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因为前者被称做中世，为农村社会；后者被称做“近世”，为城市社会。“近世”完成了农村和城市的划分，以货币经济为主轴的城市支配着农村。17世纪初期全国形成了由城市所编织的蛛网般的社会网络，而城下町则被称做“近世城市的精粹”。

有关以城下町为主体的日本封建城市，日本著名学者原田伴彦总结出如下几点认识：一是城市是封建领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行使行政管理、征税等权力的地方，城市的主体居民是武士阶层，工商业者即町人是被统治阶级，是城市的从属者、附属者。二是城市居民是以身份、居住地、职业为序列编成的组织系统，土地以及财产的所有受到制约，没有迁徙的自由，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三是经济活动被置于领主的权力控制之下，城市财政是领主财政的一环，来自对町人的地税。但是，领主的权力若要对町人积蓄资本、扩大流通的行为进行控制却是困难的。四是城市作为消费市场自古代以来并无改变，但是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城市变成了流通经济的中枢。五是在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分工被确定下来的同时，两者之间的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论点说明，日本的封建城市是作为封建领主领地的政治中心，这一点同中国一样，城市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属性的，服务于政治的消费城市的性质没有改变，其国家的政治体制，即建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的性质和政治特征，对城市的格局、样态及其发展变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些也将成为本书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出发点，即它们将作为一些问题被置于与中国城市比较的角度进行讨论。

1．城下町：由武士创建的城市

谈到日本的城市，首先要从日本古代的律令制城市谈起。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7世纪，日本在仿照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同时，其所创建的奈良、京都等城市也是中国古代长安城的简单模拟。如当时的京都和奈良都呈长方形，有国外学者认为，奈良大约是2.7英里乘以3英里大小，京都则为3.3英里乘以3英里大小，这样的城市面积相当于中国的最低的一级城市，即县级城市。京都城里有皇宫、官衙、寺庙等中国城市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历史上被称做“律令制国家”，都市也被称做律令制都市。可以确定的是，所谓律令制国家，就是对中国的隋唐时期传入的中国式国家政治制度的模仿，它由刑法（律）和行政法（令）组成。“律令制”在东方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同罗马法律在欧洲所起的作用多少有些相似，两者都对周围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为实行中央集权，将中国的律令制度即各项政治制度照搬到国内，这种做法在其他东方国家里是非常少见的，实施这项措施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而这一制度也必然影响到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的建设，奈良、京都正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它是日本社会进步及其与中国文化之间渊源关系的例证与概括。所不同的是，日本没有修筑起防御性的城墙，这或许因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当时没有外来的侵略，而境内山河湖泊过多的自然环境也不适合修建城墙。

但是，由“律令制”造成的国家行政体制和社会秩序，被贵族阶层对社会和民众的过多攫取而激起的社会动荡所打破，律令制下的城市奈良、京都也在随后出现的长期战乱中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且，伴随着战争，继律令制城市之后，属于武家城市的“城下町”成为日本封建时代城市的主体形态。

城下町，可谓唯日本独有的城市名称与城市类型，它既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堡，也有别于古代中国的城墙城市。简言之，城下町是集居在城下的人群聚落。而城下町的形成，与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日本进入中世封建社会以后，出现了具有城市性质的人群聚落，按照其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即门前町、宿场町、港町、城下町。所谓“町”，在现代日本社会中，主要指“街”而言，而在封建时代的日本，町除了“街”以外，更多地代表着一个“社区”，相当于中国的“坊”。它可以是府第、邸宅聚集地的一个区划，诸建筑物的一个集中的场所，也可以是依街市道路划分出的一个小区，甚或是同行业手工业者的聚居区。总之，它与城市以及聚落的人群有关。

既然所谓“町”可指人群的聚落，那么这类“町”就一定是指聚落形成的不同场域。所以，门前町是由在寺社门前的参道上的集市聚集形成的，与欧洲12、13世纪的修道院类似；宿场町是由交通道上的客店形成的，在室町时期（1338—1573），宿场町随处可见；港町原本是大名诸领地的港津之地，它是作为农村运送年贡和物资的中转地发展起来的。其中，门前町在日本中世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里要多说两句。据记载，门前町形成于日本中世纪初期，其发展迅速，首先是因为宗教的发展和寺社的扩大，而且诸大名领地内的寺院通常是聚集在一起的，随着前来参拜人员的增多，促进了消费经济的发展。其次，寺社为神圣之地，对于其建筑与墓地等俗权，政府同样是绝对不可介入的，触犯了寺社是要被处死的，这一点很像欧洲教会的避难所。因此，寺社汇集了不少定期前来参拜的善男信女。参拜之日往往又形成商品交换与贸易的集市，这一点又类似中国的庙市。总之，随着寺社门前人群的聚集和贸易的发展，到了室町末期，寺社前面的道路两旁开始出现了为参拜者准备的宿屋（旅店）和各种工商业店铺，日本封建社会的早期城市聚落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城下町的形成则完全是武家政治的产物。最初它是在大庄园主土地上的房屋聚落的基础上形成的，起源于领主的宅邸，属于庄园的性质，却是庄园的扩大版。与港町、宿场町、门前町等不同的是，城下町的形成过程也是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幕藩政治体制确立的过程。而且，当时的“城”也并非今日的“城市”，它不过是战争中用于保护自身的堡垒。所以，城下町的产生缘起与中国古代的城市大都修建城墙有着相同的用意，但在建筑形态上又完全不同。

由于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战乱期间，诸大名出于战争的需要修建了许许多多的城堡。而且，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城堡差不多都修建在山腰上，地理条件增强了城堡的防卫能力，而在城堡的周围则驻扎着保持一定距离的武士，他们是大名势力向外扩张时最初被收编在麾下的武士，被称做“家臣团”，这就是武家早期的城堡。有记载证明，在织田信长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就实行了以城堡形式集中常备军的做法，建起了壁垒森严的安土山城。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继续统一事业，于1590年完成对各大名的征服，并在大坂倒塌的石山城堡废墟上修建起新的更大的城堡，这就是大坂城。

但是，“当时还不是像‘近世’城郭那样的平城，而是利用枢要地点的山丘筑城，是向平城过渡中的产物”。山城走向平原还有一个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日本学者不乏研究。据丰田武所言：“建武动乱以后，诸大名的势力急剧地增大，地方群小武装被大名收编为家臣团。当时，领主（大名）居住在山丘上，家臣团则住在山麓下，其居地被称做‘根小屋’，商人和手工业者不断地向根小屋附近迁徙，逐渐地形成了町（工商业区）。”这样便在城堡周围诞生了许多街区，并不断地发展扩大起来。也就是说，在日本战国时期，诸大名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在集聚力量的同时，客观上在山城的下面，即山根底下的平原一带，形成了人口集中的工商业聚落，这些聚落是以满足山城及其周围的武士集团的消费需求为目的的，它们一概被称做“町”。

这些建于山城周围的“町”的出现，为新的城市形态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这时的“町”，还仅仅是一些工商业者的聚居区，并非我们要讲到的成为由将军和大名控制的武家城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这些工商业者的聚居区多建于城堡的围墙之外，如此一来，中世时期的日本，居住在“町”的“城市居民”对于武装侵略者处于完全无力防备的状态。而且，武士之间的争战除了要消灭对方、夺取建于山上的作为大名居邸的“城”之外，争夺目标还包括那些位于山下的工商业聚居区，即诸多的“町”。战争中的“町”最先遭到战火的袭击，成为战争的殉葬品。从战略上讲，当时最经常性的攻击战，也总是在战争打起后首先烧掉对方在山下的“町”，以断绝粮道，再去围困半山坡上孤立的山城。而失去了“町”的“城”，武士集团虽获得自身的保全，却断绝了粮食等物资方面的供给。因而，无论从防御的角度还是自身生存的需求来看，建设“城”与“町”一体的大城砦的城市便成为诸武士集团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武士集团将山城向平原转移，与“町”合为一体。

走下山来建城固然比在山上建城少了几分山势障壁所赐给的天然保护，但是对于武士而言，建于山下平原地区的城市却有着更多的诱惑力。因为，在平原地区，不仅有建于交通要道上的众多商业聚落，还有被称做港町、宿场町、门前町的其他聚落，此外，原有的古代律令制城市也建于平原上，而这些地方均为诸武士集团争战抢夺的主要目标，是财富资源。于是，当武士集团走出其建在山上的“城”，来到山下“町”的地区重建“城”的时候，“城”与“町”连为一体的“城下町”便出现了。正由于诸大名将自己居住的“屋敷”（居邸）由山上移到山下平地的商业和交通中心，所以，相对于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建于山上的“城”而言，人们将建于山下的诸多的“町”以及与之相连的城称做“城下町”。而在城下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诸大名以自己的实力，将附近的门前町、宿场町等都囊括进自己的城下町。从此以后，领主们不再选择在悬崖绝壁上建造城市，而是倾向于在平原地区修建他们的城堡了。正因如此，美国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霍尔就将日本的城下町称为“城堡城市”。

霍尔认为，城下町的出现是武士扩张势力的产物。他说：“城堡城市自然是根据地方上新兴阶级的需要而构造的。例如，大名的地盘扩张了，他们就迁出山间防御工事的狭隘区域，搬进了地点适中、宽敞、有护城河及塔楼的堡垒，这样就便于统治作为他们权力基础的广大平原。在这里，大名也好驻扎他的臣下和部队，同时，发展商人和工匠的社会以满足军事和一般需要。”同时霍尔指出：“城下町是一个事先经过规划的城市，由中心的高楼即天守阁开始向外扩展，在天守阁的周围常常建有一圈圈的防卫墙和护城河，按照同心圈模式排列，其距离足以保卫天守阁使之处于敌人炮火之外。防卫墙内是大名和主要家臣团的居邸，防卫墙外是城市，包括商人居住区、武士卫戍区，以及寺庙和神社。”

由此不难看出，城下町的城市形态是完全服务于武家政治的，其形成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拥有实力的武士集团依靠强权政治与手段去完成的。与中国的城墙城市不同，城下町没有外墙保护居民和宗教设施，它的围墙仅仅保护大名及其家眷，所以说，它不但没有摆脱为战事服务的痕迹，而且集中反映了武士军人集团所创建的幕府政治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取代律令制城市成为日本主要城市形态的“城下町”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城邦”，而是以“武士之家为渊源发展起来的农村都市化的产物”。

当时，最具代表性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城下町建筑的是织田信长于1579年建立起的安土城。织田信长是一位公认的杰出的日本当政者，他平息了16世纪持续不断的内乱以后，实现了天下统一。安土城的城下町模式，客观上促使武士阶层这些新兴的军事贵族逐渐地离开了土地，脱离了农村，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的第一步。继安土城之后，又有大坂城。自17世纪，即德川的“和平时代”初期开始，全国各地的大名陆续修建了许许多多的城下町。于是，这一时期迎来了日本历史上的“都市时代”。至18世纪，城下町成为当时封建城市的典型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即17世纪向18世纪过渡期间，城下町开始具有另外一种政治功能，它逐渐成为幕府对各藩大名实行统治的基础。而且作为新体制的政治象征，作为城下町标志性建筑的天守阁城楼也愈加修建得宏伟和豪华，日本最后的一个城下町建筑姬路城就是一个典型。它表明，至中世纪末期保存下来的为军事服务的城堡，在18世纪已开始带有显著的政治特征。当然，这种政治特征仍然是属于武家的。

城下町的鲜明的武家政治属性，必将反映出幕藩制封建文化对它的巨大影响与制约力，其特征主要表现于城市的网络系统上。从其形成与发展过程看，以城下町为城市形态建立起的城市体系，是德川幕府统一之后的军事与政治的产物。

2．德川幕藩制政体与城市体系

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17—18世纪的江户时代被认定为绝对君主制，而与这种绝对君主制并行并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德川幕府的幕藩体制，操纵国家政权、行使行政权力的是幕府。同时期中国也是君主制，但却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体制，君主对官僚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实在的统治。很显然，两国的君主制的政治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而这种不同造就了城市发展的不同方向。要解释日本如何从中世纪时期模仿中国建造城市转而形成“另类”的城市，还需要从日本自身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求答案。这里从这些军事集团的首脑“大名”和“将军”等政治因素开始谈起。

所谓幕藩体制，即由军人代理天皇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幕”与“藩”不过是对一个或数个有力的军事集团的称谓，这些军事集团的领袖也被称做“大名”。在古代日本，大名原本是拥有许多土地的地主，进入封建社会，持续不断的战乱使他们变成了持有领地的武士。同时，长期的战争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优胜劣败的机会，造就出这一时代的强者。强有力的武士依靠战争壮大实力，取代了原本由皇室任命的军事首领的地位，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就成了“大名”，大名由此成为日本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12世纪末，他们中的强者发展成为武士政权的长官，称做“将军”。而所谓“将军”，在平安时代（9—12世纪），原本只是一个临时的官员职称而已，是指率领武士出征去讨伐那些不服从中央天皇政府的边境势力的武将，通常被称做“征夷大将军”。这时的“将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贵族朝廷服务的指挥官而已。但是，当源赖朝在12世纪的内乱中取胜，被天皇任命为将军，并允许他在今天东京附近的镰仓建立起第一个幕府军事政权之后，这一举动却意味着武士阶层脱离了隶属宫廷的状态，即将军的地位越出宫廷，开始行使独立合法的政治权力。这一新的机构的出现，如实地反映出正是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武士集团的作用得到了国家的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上升的势态。

此后，日本的内战愈演愈烈，将军的作用也愈发突出，凡是利用武力称霸全国的人都自称为“将军”，并且创立了具有世袭性质的幕府政权。14世纪，新将军足利尊氏在平定了全国的内乱之后，建立了室町幕府政权。然而战争并没有就此告歇，直到16世纪中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战乱的日本，才由最有力的大名织田信长结束了日本历史上漫长的武士相互攻伐和杀戮的战国时期（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开始走向统一。

然而，与中国的改朝换代不同的是，日本的战国之争没有以颠覆天皇、由大名取而代之而告终，而是形成了将军挟天皇以令天下的幕藩体制。这一幕藩体制自16世纪中后期开始，先后经由被称做军事天才的三个重要人物，即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6—1598）和德川家康（1542—1616）完成。他们作为最强有力的大名，相继用了共约四十年的时间以军事征服统一了全国，并以将军的名义号令天下，使诸大名屈服。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创了带有日本传统的所谓“绝对君主制”与幕藩政治并存的国家政权模式。

在这种政权模式下，战国的大名，一旦以武力夺得了领地，为使自己对领地统治的合法化，或者要取得比其他大名更大的优势以号令之，都要从代表朝廷的天皇那里得到地方或中央官职的任命，使自己作为国家权力人物的政治地位合法化。例如，织田信长在临终前取得正二位、右大臣、右近卫大将的职衔；丰臣秀吉在1586年统一九州、关东、东北前后，被任命为从一位、关白（辅助天皇的大臣）兼太政大臣；德川家康也在17世纪初的关原之战胜出后，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而国家行政机构的建制也在这种由天皇任命的权力“攘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如果说，作为第一位“统一者”，织田信长以他一生的大规模征战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那么之后的丰臣秀吉则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政治体制。

丰臣秀吉以朝廷的品级和“关白”的称号提高了自己的身份，他代皇室摄政，摄政期间他从天皇手中取得了最高的文武大权。他统一货币，实行统一的对外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丰臣秀吉所建立的新的政府机构是以土地的系统划分为基础的，换言之，他创造出一套新的经济秩序，即把全国的耕地全部按照产米的石数计算（一石大约相当于五斗）。当时，一个大名往往是拥有一万石或者更多的土地的大地主（1598年全国约有1850万石）。丰臣秀吉便把各地的行政权交给地方上的这些大名。于是，这套经济秩序便支撑起政府的统治秩序，由此形成统治阶级的等级序列关系。所以有人说，在丰臣秀吉时代，国家被一个大名的联盟所控制，完全失去了中心，但却是统一的国家。换言之，这一时期，天皇的权威虽已衰落，但是朝廷的正统地位仍然没有动摇，朝廷的法律和官僚机构作为历史的存在依然被保存了下来，并作为后世的武士社会行政组织的骨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德川时期（1603—1867）。

事实上，到了德川时期，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所奠定的政治模式才被完全继承下来并得到应用。同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也是先以武力取得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当时，在丰臣秀吉死后，曾经以丰臣秀吉为核心组合起来的权力结构便陷入了矛盾之中，随即在庆长五年（1600）十月演化为一场重新划分权力的战争，作为日本封建领主的各路大名在古战场关原一带再次进行了大规模战争，历史上称之为“关原之战”。在关原之战中，德川家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了幕府，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逐渐消灭了残余的敌对势力，接受了所有大名的臣服，使日本摆脱了长期混乱，重新走向国家的统一。这一时期，德川家康的权力已经十分稳固，随后建立起的幕府政治体制使其权力进一步合法化。元和元年（1615），德川家康再次击败了龟缩于大坂一带的丰臣秀吉的残余势力，在取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的同时，又强行颁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禁止代表天皇的朝廷干预由武士主宰的政府行政，进一步实现了幕府将军的大权独揽，留给朝廷的只剩下任官叙位、改元建年等有名无实的权限。

在以武力威慑并控制朝廷的同时，德川家康尤其重视对大名的控制，并视之为巩固幕府统治的基础。当时，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部分，与德川家族关系最密切的是亲藩，共二十三个旁系家族。在亲藩当中以三个家族为首，这三个家族是德川的直系后代，用德川的姓氏，他们的领地在尾张、纪伊、水户，所以，也称做尾张家、纪伊家和水户家。亲藩共拥有封地260万石。其次是谱代大名，他们都是从德川家康或其继承人手中得到大名身份的，且大多是在关原战役之前隶属于德川家康的部下，这些人总共有670万石土地。最后是外样大名，他们的身份多得之于织田信长或丰臣秀吉，他们共拥有土地980万石。德川家康就是在这种政治权力结构中建立起新的国家行政体系，并在其第二、三代继承人的统治下完成了对幕藩行政体制的建设。

当时，德川幕府“所实行的政策是，将全国分割成若干块小领地分封给诸武士集团的首领——大名，江户时代的日本便被分割为许多个‘领国’”。这些领国被称做“藩”，各藩大名拥有自己的行政组织，他们在各自的“领国”上建“城下町”，日本正是在这种领主分封基础上，建立起以幕府将军的城下町江户为中心，向各藩的城下町呈辐射状态的城市体系。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日本进入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和平时期，这一时期被称做“德川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日本城市化的时期。那么，幕藩政治是怎样选择了城市化的道路并促进了它的发展进程呢？这仍然要从德川家康对大名的控制谈起。

对大名的控制，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幕府权力的稳固，德川家康十分重视，自关原战役结束后，便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对城市化进程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点：

其一，颁布“一国一城”令，并重新变更大名的领地。由于城下町是日本幕藩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它同时也是将军和诸武士集团领国的发展标志。由于武士必须忠诚于幕府，所以幕府将军便将战争中夺得的土地作为领地分封给作为大名的最有力的地方武士，由他们建立所谓的“领国”。在元和元年（1615）闰六月，即17世纪初叶，德川幕府便颁布了一国一城的法令，命令诸大名除保留自己的本城外，其余一切附属的“支城”、“胁城”通通拆除，以削弱诸大名的实力。而德川家康自己的领地此时却在不断地扩大，自江户、大坂、京都逐渐伸展到长崎、大津以及佐渡、伊豆等城市，且绝大多数都属于交通要津或拥有资源之类的重要城市，还包括足尾的矿山。相对于诸大名，德川家康处于绝对的优势。与此同时，他根据政治的需要实施论功行赏的策略，将畿内、关东、东海道等距离幕府所在地江户较近的领地，赐给了亲藩、谱代这些与自己同姓的近亲以及累世的老臣，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把外样大名迁移到奥羽、中国、九州、四国西部边远地区。即使这样，在他们中间也按照亲疏远近交错安置，以使相互监督和牵制。至于那些与幕府为敌或违犯幕府法令的大名则要受到削封或降封的处罚。于是，各藩根据“一国一城”的法令，将城下町的地理位置设定在领国的中部，“其结果便形成了保持适当距离的大小城市，这是日本都市分布平均的一个理由”，也是其全国城市网络系统形成的重要基础。这种分封在将全国分割成二百多个大小不等的领地的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二百多个大小不等的城市。换言之，德川家康在建立起幕藩体制的同时，也人为地规划出日本的城市格局，为日本城市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幕藩制度下的城市体系，即幕府将军对大名的统辖，首先决定了幕府将军对诸大名所属城市的控制与管辖权。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凡是与德川家族关系密切的大名，即使他的等级较低，也能获得东国（太平洋沿岸）或近畿等要冲地区作为自己的领国。与此相反，同德川家族关系不密切、甚或疏远的大名，虽然等级较高，却一律被安置在边远地区。据此可以说，幕府以将军个人的强权不但可以改变大名的领国或没收其领国，可以决定各藩所建的城市的大小，而且还可以根据诸大名与自己家族的亲疏关系确定各藩建筑其城市的具体方位。如此一来，从16世纪由武士领地演变而来的“藩”，在德川家康统治下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军事性质，而演变成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个地方行政中心产生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也随之产生了。所以，16、17世纪以来，日本城市已与古代仿照中国而建的城市割断了文化传承的关系，城下町是完全意义上的日本本土产物，是幕藩体制下的衍生品或附属品。

尽管如此，属于各藩的城市还是有着相对的独立与自治。这仍然与幕藩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即这种状况取决于各藩对幕府所保持的一定程度的政治上的自治。比如，幕府的法令只在直辖领国内作为唯一的法令完全有效，对于藩国的行政，除了非常时期外，幕府官员不得随意介入。各藩国虽然需要遵守幕府的法令，在所属领国内实施之，但各藩又可根据自己的具体状况制定自己的“藩法”，并有权自行任命作为地方行政官员的藩国官员。正是这一制度上的特点对日本社会向近代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和现代日本的地方自治，就是建立在藩的行政自治的传统之上的。但这不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本节所要阐述的是这种自治对城市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从日本目前的县厅所在地大部分都是由江户时代各藩的城市发展起来的状况看，日本是有牢固的地方分权传统的国家，这在亚洲诸国家中也被认为唯一的一个国家，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就是源自江户时代的幕藩政治体制。

其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各藩的财政也是独立的，大部分依赖于领国内农民的稻米纳税，商人通常是以现金的形式纳税。幕府的财政也是一样，依靠直辖领国的农业和商业税收来支撑。幕府不需要向各藩提供任何财政上的援助，而各藩也不承担向幕府定期上交部分财政收入的义务。各藩都有各自独立的经济网络，并且负责自己内部的财政管理。从财政收支上看，各藩的城市也称得上一个自治小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各藩的城市有着相对的独立与自治。

其二是“参勤交代制度”的实施。作为幕府对各藩大名进行控制的措施之一，宽永十二年（1635），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随着幕府对武士诸项法令的修正与重建，“参勤交代制度”被确立了下来。按照“参勤交替制度”的规定，原则上，作为诸藩领主的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居住一年后，第二年必须带领家臣到幕府将军的所在地江户城居住，一年以后再回到自己的领地。而且，各藩大名不但要接受幕府的各种差遣、承担义务，而且要将妻子作为人质永远留在江户。由于大名在江户将军身边以示参勤，故称之为“参勤交代制度”。

这种通过人质所形成的幕府与封藩之间的霸权关系并非德川氏的发明，早在16世纪以前的战国时代就有觐见上级、送去人质的做法，而且十分普遍。丰臣秀吉对诸大名的控制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他曾命令诸大名把自己的妻室、子嗣以及主要的臣属送到大坂做人质。但真正成为一项制度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是在德川家康及其继承人德川秀忠与德川家光时期。

首先，参勤交代进一步强化了江户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使日本的中央集权集中在江户幕府而不在京都。由于它是对大名的居住地点实行强制性的规定，遵从并按期参勤被看做大名忠于将军的象征和表现，从而在思想上树立起诸大名对将军的尊崇观念，而诸藩大名因需要经常往来于江户和自己的领地之间，就必须在江户建造起自己的藩邸。如此一来，幕府不仅达到了监视大名的目的，而且也将分散的遍布全国的大名领地即分散的城市连接在一起，从而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形成自然而合理的隶属关系。这一体制构成了日本近代国家的基础，也牢固地建立起江户作为都城的中心地位。

其次，通过参勤交代，幕府掌控并削弱了诸大名的经济实力。对于各藩大名而言，参勤交代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例如，大名们有经常性的送往迎来的各种应酬，在江户生活需要按照江户这个最大消费城市的最高水准，而且为了保住藩国的体面，他们必须拥有豪华的居邸和张扬的排场。例如，从伊势到江户参勤的大名行列通常是7～8人，而为其提供服务的有100多人。日本学者认为，这项支出大约要占到大名总收入的50%～60%。

而且，离开领地的大名，在前往江户时自然不能把领地的人员全部带去，其主要或者说大部分的家臣仍然留在领地内。所以，对于大名来说，他们需要维持在江户和自己领地的双重生活，必然要增加一些必要的却是额外的支出。此外，将军虽然不直接向大名征税，却定期要他们献纳，而且各种公役的“普请”也要落在大名的头上，诸如修城、建庙等土木工程都要派给各藩大名承担。为此，他们不得不加大对领地上农民的赋税征收，在导致了领地百姓贫困、藩国实力削弱的同时，大名自身也往往会陷入财力不足的窘境。所以，“参勤交代的义务成了导致大名财政穷困的最大原因”。而大名在经济上的贫困，使他们难以形成与幕府相抗衡的力量。

再次，伴随各藩大名的穷困，参勤交代却为江户都城带来了经济上繁荣。如前所述，各领地的大名因“参勤交代”的规定来往于各藩的藩属城市与江户，而且诸大名每两年又必须要在江户居住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了方便，他们在江户购置了邸宅，以安排作为人质的家眷和家臣们常驻于此。到18世纪前半叶，各藩大名在江户建造的屋敷（大名居邸）就达到了600多座。而正是由于许多大名居住在江户，江户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大。虽然它给诸大名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却给江户增加了巨大的消费群体，加上他们的奢侈与攀比，这些都成为刺激江户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使江户由一个偏远的渔村很快发展成巨大的消费性城市，奠定了江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

最后，参勤交代也将日本全国各地的文化汇集到江户，使江户成为全国文化传播的中心，并为各地文化的相互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换言之，这时的江户发挥了吸收、融合、传播各种文化的作用。此外，大名频繁地往来于江户与各自的领地，需要便利的交通，迫使幕府必须投入人力、物力整修道路、发展航运，客观上也促进了全国水陆交通的建设。

毋庸置疑的是，参勤交代制度可谓幕府统治的基础制度。而且，它的实施奠定了江户作为都城的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在这种政治权力确立的过程中，江户又逐渐取得了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正是这一制度，将全国分散的藩属领国连接成一个整体，使日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又由于各藩都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起城下町，所以也就形成了日本的城市体系。

然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建立在封建领主经济基础上的幕藩政体，其幕藩关系缺乏严格的隶属性，这使其统治下的城市网络系统也呈现出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与中国的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是不同的。虽然幕府将军对各藩大名的统治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监控手段，“参勤交代制度”就是其一，但由于“大名是世袭的藩的统治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国里实行的是完全独立的经营”。此外，“大名对自己的领地采取保护或优先政策，其领国政治是封闭性的”。对幕府城下町的依附或者说隶属也是不完全的。

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幕藩体制是以幕府专制与将军集权为特征的，而分散于各藩国的大名之间则为一种相对均衡的关系。幕藩体制下各藩只需向幕府将军负责，而各藩之间则无须发生任何横向的权力关系，这一原则决定了各藩的城市都直接与江户发生联系，而各藩的城市之间却不存在着横向的隶属关系，这种互不统属的关系必然使相互交流处于种种限制之下。也就是，各藩对幕府而言只有亲疏关系，各藩大名以石为级数的等级划分并没形成大名之间的隶属关系，这与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下的层层负责的城市体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说明，在日本幕藩政治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多元政治的因素亦被保留了下来。在这种多元政治及其文化的背景下，对城市规划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表现在三个都城的并立。

3．三个都城的并立

在日本德川时代，江户、京都和大坂被时人称做“三都”或“三津”。三都并置，意味着有三个中心，但是却各有不同的特征。比较而言，京都建于平安时代（8—11世纪），大坂则建于1583年，江户建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江户时代的文人杮川新四郎对于三都有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江户好比二十岁，充满着活力；大坂有三十岁，是个可以分辨是非的男人；而京都则是有相当经验的四十岁的成熟者。”但三都的最大区别当是三者的性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之不同。京都作为建于平原的律令制都城，它代表的是天皇的权力，即“绝对君主制”的象征。而大坂和江户则都是由武士阶层的代表人物所建立的城下町，代表着最有力的大名的权力。在17—18世纪的日本，尽管幕府将军已经拥有了掌控国家的权力，但却始终没有排除掉天皇体制和贵族朝廷。所以可以说，在江户时代，正是由于权力的分割，才形成了都城的分立。这一点也与清代的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清军入关奠都北京后，虽以昔日的都城沈阳为盛京。但是，盛京的附属地位是十分明确的，只具有象征性的都城意义。皇帝居住的北京所拥有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体现的是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而江户时代的“三都”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

（1）皇家贵族之都——京都。

如前所述，在德川家康打造自己的领地江户城下町时，京都作为古老的日本都城，已经走过了近千年的历程。京都于794年成为日本的都城，直到1868年东京取代其首都的地位，京都一直保持着它作为都城的首府地位。虽然江户以幕府将军的所在地而成为全国行政的中心，但京都则以天皇至尊的地位，象征着君主的绝对权力。

作为律令制的产物，京都城处处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特征。从建筑空间来看，当初的京都城是一长方形的城市，宽八米的中央大道纵贯南北，把整座城市分成两个部分。皇宫位于这条大道的北端，成坐北朝南的形态，住宅区被划分为无数个小方块，宫殿和住宅区的空间投影完全像个围棋的棋盘。如此这般的城市布局是以中国隋唐两朝的都城长安城为模板设计的。其方形的城、棋盘式的街以及分割成小方块的住宅区——坊，都是中国城市的原型仿制，在这里看到的是与中国完全相同的文化遗迹。

京都的修建动用了民间的财力和技术，为取得当地贵族大户的支持，还任命了有实力有地位的地方乡绅负责修筑。于是，京都以惊人的速度建设起来了，从选择建都地点、开始建设直到放弃原来的首都奈良，前后只花了一年的时间，京都因此获得了平安京之美名，意思是建成了一个和平而稳固的都城。据说，当时的人口达10万人。至9世纪即平安初期，日本与中国唐朝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交流，这一时期也是由派往中国的外交官即遣唐使等带回的唐朝文化在日本开花结果的时代。但到了10世纪初，由于唐朝的衰亡，中日关系中断，日本由此进入了其文化自身发展的时代，即日本人的眼光开始集中转向自己国家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日本，对于外国的东西要么是彻底排斥，要么是经过“日本化”这一过滤装置使其完全适应日本社会。所以说，10—11世纪的日本是以民族文化为特征的时代。从这时起，诗歌、小说都不再使用汉语，而是以日语取而代之。同样，绘画、雕刻、建筑也是按照日本的传统式样进行创作的，而推动这项日本文化普及运动的正是京都的宫廷贵族们。

贵族文化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是庄园制这一土地所有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庄园制渐渐为封建制所代替，政治权力也落入武士们的手里，这些武士成了社会的主体，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幕府，以至于到后来，江户幕府的德川将军完全脱离了以天皇为代表的贵族朝廷，获得了独立的权力，天皇只剩下向幕府授予朝廷官衔这一传统的名义上的权限。随着政治权力的转移，京都不再是唯一的政治中心，进入“近世”的京都，在国家的统治链条上逐渐退化成一个无异于其他城市的普通城市。

但是，京都毕竟是王朝时代的产物。在德川幕府以前，京都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作为天皇与贵族的居住地区，其文化的发展以其历史的惯性始终居于全国的首位，在经济上，传统的手工业、特别是服务于贵族的高级手工业技能更是唯京都所独有。于是，京都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充当了这些原本属于贵族特权但却代表日本本土文化的传统工业的推动者。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自古以来，在奈良和京都就有许多手工艺人为贵族和寺院提供一些高质量的手工艺产品。在他们中间，还设有较完善的作坊进行专业分工，并具备了适应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经营规模。这些手工艺人几乎都是为特定的货主生产单一产品，有着高度熟练的技术，在纺织品的加工、雕金、漆器的制造等生产加工技术方面，京都始终是独领风骚，而且形成了固有的经济网络。当时，有专长的工匠大都聚居于京都，即使是德川时代诞生的新工艺，也大都是在继承了京都传统手工艺品生产的基础上而推陈出新的。据一位在德川幕府时期来到日本长崎的荷兰医生凯贝尔（ケンぺル）记载，元禄四年（1691），他在前往江户参觐的途中到了京都，他把自己对京都的印象记录在《江户参府纪行》一书中。书中说：“京都是日本工艺、手工业、商业的中心地。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不从事买卖和制作业的人家。有精炼铜器者，有铸造货币者，有印刷书籍者，有精巧的雕刻人，有乐器制造者，有绘画描画者，有油漆并制作家具者……此外，他们还制作出穿着华丽衣服、身着各种装饰并能自行动作的巧妙人形玩具，作为商品陈列着。”

可见，京都作为当时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都，仍然不失为全国传统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保持了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平，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城下町的商人、手工业者。而且，如果不考虑权力因素的话，在天皇周围的宫廷贵族也一直是国民精神上的正统象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京都并未失去过其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重要地位，至少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没有被动摇，相对于武士的“武家贵族”，京都的宫廷贵族一向被视为“文人贵族”，幕府在限制以天皇为首的“公家”权力的时候，却特许这些贵族以钻研学问为己任。所以，京都虽然存在着政治权力的缺失，但是其悠久的文明使其依然保留了经济与文化的“圣地”的地位，而天皇所在更使其保有了都城的象征意义。

（2）武家之都——江户。

江户，即今日的日本首都东京旧称，如字面所示，它寓意为“东边的京都”。东京城市的命名，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政权，将居于京都的天皇强行迁移至此，故得此名。同时，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也通过这一地名的改称而宣布了这里作为永久政权所在地的意图。

当然，“东边的京都”的出现并非偶然，其都城的地位是经历了历史的鉴证的。作为德川幕府的所在地，“东边的京都”江户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历史至今已有4个世纪了，其100多万的人口，不仅是当时日本第一大都市，即使放在今日世界也称得上是一大城市。整个江户时代，虽然天皇等朝廷贵族的居邸都在京都，但是由于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集团住在江户，且由将军组成的幕府实际主宰着国家的政治，所以江户不仅同样具有政治中心的都城地位，而且是权力的中心。

江户，顾名思义，是指日比谷入江的门户，原本“江门”之意，是指一个极狭小的地域范围。在日本战国时期系东部大名北条氏的封地，丰臣秀吉攻下小田原、击败了北条氏后，于天正十八年（1590）七月，将江户转封给德川家康，江户由此成为德川家康的领地。当德川家康奉丰臣秀吉之命进驻江户之时，江户只不过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低洼地，被称做“寒村”，由此不难想象江户当时的荒凉和落后。

修建江户城是为了在平原上安置武士和町人。同所有的城下町一样，江户是沿着海岸、湖边和河流修建的，最外面没有城墙的包围。其修建经过德川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的努力，前后历时七十余年。先是在庆长年间（1596—1614），建起以日本桥、京桥、神田等江户郭内的古町，郭内共有30万坪，是德川氏的大本营。其中，分为将军的居地本丸以及二丸、三丸，还有将军世嗣的居地西丸。同时，外神田、芝等地也形成了町。接下来在宽永时期（1624—1643），下谷、汤岛、粷町、四谷、赤坂、三田这些位于郭外的町地也在城的周边形成。至万治二年（1659）江户的建设才算基本完成，仅仅从它那高耸的天守阁、宽广的城垛和弯曲环绕的护城河，就可以断定它是当时日本最大最坚固的城市了。

对于江户如何成为武家的都城、幕府政治的中心，人们通常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德川家康击败诸大名、实现天下一统之后，依然不愿离开江户前往富庶的京都，然后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江户逐渐发展成繁荣的大都市。二是进入18世纪，江户的100多万人口中，有50余万为武士，而武士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若离开江户面临如何安置和能否安置的问题。三是江户向来是关东八州的政治中心，有其历史的传统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四是当时的江户已建设成全国公路、水路交通的枢纽，有五条主要公路由江户向全国辐射，与日本的中部、西部联系起来，大名的往来参勤都是通过这些道路，已远非昔日的江户小渔村可比。

但是，构成江户作为都城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德川幕府所攫取到的权力以及日本历史的传统。众所周知，在日本历史上，自12世纪的镰仓时代（1192—1333）起，经由室町时代，再到17—18世纪的江户时代，一直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样一种统治形式。掌握政权的统治机构，实际上是脱离于京都天皇的。但在最初，担任幕府最高首脑的将军仅仅是武士集团的统帅，幕府也只是代表武士阶层利益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的贵族们渐渐丧失了自己的行政权力，由幕府取而代之统治了全国。江户幕府的情况也是如此。

初建时的江户幕府不过是一个以德川家族的军事力量和领地财政为基础的处于临战体制的军事政权，可是，随着幕府的武士官僚们以其杰出的能力换取了全国大名的拥戴，江户幕府及将军个人的统治权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代表天皇的朝廷只是国家礼仪和精神权威的象征。而官僚化了的武士所组成的幕府政权，一直行使着实际的政治权力。幕府进而具备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央政权机构，在对全国各地二百多个地方藩国拥有最高的统治权的同时，又邀请这些大名在其建立的幕府政权里担任阁员；另一方面，幕府将军作为武士联盟的盟主，又得到有势力之地方大名的拥戴。也正因如此，将军的权力得到扩张。这权力尤其表现在，将军同外国使节谈判时，常自称大君，即国家元首，有时甚至自称为一国之王。可以说，在德川时期，随着这些具有权力意义的称谓的转移，权力重心开始失衡，将军在江户幕府中的权力已完全凌驾于天皇之上。

此外，江户是当时幕府政权的所在地，而幕府则是由德川将军主宰的中央政府，其政治权力是在天皇认可的情况下以承袭的形式取得的，幕府与遍布全国的称为藩的地方政权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所以，日本的封建政府或者说统治机构便被称做幕藩体制。而正是德川氏的幕藩体制给日本历史带来了长达250年以上的和平时期，因此，日本学者往往将其称为“德川体制下的天下太平时期”。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德川幕府的活动中心在江户，也由于都城江户的代表性与影响力，所以，人们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江户时代。江户的都城地位也就不容置疑了。

（3）町人之都——大坂。

对于作为天皇居邸的京都和作为幕府将军所在地的江户被称做都城，并不难理解。但是同样属于武士城下町的大坂城何以也成为都城，且被称做“町人之都”，则需要多些笔墨加以说明。

事实上，如果说江户是作为德川幕府的领地而发展起来的武家都城，那么大坂则是以其经济和交通的便利条件而被德川幕府列为直辖地的，这表明了大坂是当时日本经济活动的中心。所谓的“町人之都”是指大坂的性质而言，即指它的经济运转中心的地位和众多町人聚居的状况。大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战国时期，其城市的形成与经济似乎没有直接的渊源，因为它是作为佛教信仰的中心发展起来的，当为门前町的产物。竹内诚则直接称之为“石山本愿寺的寺内町”。到16世纪末，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相继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大坂便成了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名丰臣秀吉的领地。据耶稣会士路易斯（Louis Froez）的报告记载，丰臣秀吉自征伐北国凯旋后，于天正十一年（1583）开始，雇用了三万人夫，日夜役使，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大坂筑起了当时最大的城下町。

但是，大坂的武家中心地位随着1598年丰臣秀吉的死而丧失，诸大名之间新的征伐较量以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而告终。德川家康并没有忽视大坂的重要性，他将大坂作为幕府的直辖地，看重的不仅是这里曾经是丰臣秀吉的领地，他尤其看中了大坂那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及其经济基础。事实证明，德川家康的选择是正确的。

大坂以其经济的富庶与繁荣而享有“天下厨房”的称誉，在元禄时期便拥有35万人口。随着适应江户消费需求的增大，大坂也在扩大，它的扩大是与当时作为交通的媒介、掌握着全国物资的物流网络紧密相关的。当时，日本的物资运输主要是依靠水陆，而江户的水陆交通并不便利，且其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都不能使其成为海运中心，这与其作为全国消费中心城市的意愿是相矛盾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水陆交通皆极为便利的大坂自然承担起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由此，江户与大坂之间的海运急剧地发展起来，而且德川氏以江户为都城后，又开辟了江户与大坂之间的定期航路，特别是在宽文十二年（1672）开辟了由大坂通往各地的西航路。当时，幕藩领国制经济的商品与货币的流通，是以货币的消费地江户和它的物资供应地大坂为基轴运行的，并以这两者为中心向全国铺开，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络。大坂往来于江户的船有“菱垣船”、“樽回船”，往来于诸藩领国的船有“神崎船”、“屈崎船”等。江户与京都这两个政治性的都城，都离不开大坂的经济枢纽的作用，大坂、江户以及京都通各藩领国之间，由于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的互补需求，加上水路与陆路的开发而形成的便利的交通，使全国的城下町形成了有机而又有序的联系，并形成相互关联的秩序网络。

此外，大坂在满足江户这个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需要的同时，又是“诸国价格的制定地”，当时，由各地运来的包括米谷在内的农产品、手工业制品等的价格都在大坂的市场上确定，其可称为全国经济网络的中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坂被称做“天下厨房”。而大坂在承担起江户的消费需要的同时，自我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促进。可见，政治与战争可以改变政权的归属，却无法完全截断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正是由于江户与大坂先时故有的地理与历史状态，决定了它们各自以不同的角色构成都城的互补。

当时，德川幕府和各藩大名在大坂都设有储藏米和各藩地方特产的仓库，称做“藏屋敷”。因而各藩武士的禄米要先送到大坂，再由大坂转销各地，兑换成货币。因此，大坂是一个全国性的大米集散地的市场，因此它还行使着商品货币化的机能，是幕府经济的金融中枢。特别是在幕府后期，各藩的财政出现了危机，他们将禄米等产品运向大坂进行交易，保管这些禄米的御用商人通过向各藩大名放出的贷款攫取巨额的利润，大坂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可以说，随着江户需求的扩大，大坂集中物资的能力也在扩大，元禄年间大坂藏米2600万石，元文年间（1736—1740）藏米3000万石，占全国米数的10%。为此，大坂集聚了众多的商人，而武士中只有极少数人住在大坂管理自己“藏屋敷”。所以，即便是从大坂人口的成分来看，江户时代的大坂也可被称做“商人之都”或“町人之都”，更何况代表町人文化的“元禄文化”中心也在大坂。随着大坂的发展，以大坂为中心的町人人数以及经济实力伴随武家势力衰退而呈增长的态势，他们被称做天下的町人。

此外，大坂作为町人之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居民的地域结构与江户等城下町的不同，换言之，按身份制居住的空间状态在大坂并不明显。由于大量的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元禄初年（相当于康熙中叶），大坂的35万人口中，持有包括房产在内的一定产业的町人及其家族仅占15%，没有房产的借家人及其家族占61%，为人佣仆者占24%。随着这些没有房产和为人佣工者的大量流入，大坂城中为这些人提供中介服务的商人越来越多，而以船场为中心的中介商人竟形成了地域性的集团。这些都可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大坂作为町人之都的城市性质。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体制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形态，它通过君主集权的方式驾驭着庞大的官僚群体，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官僚政治与制度，君臣之间以相对稳定的权力占有及权力制衡关系共同操纵与控制着国家机器的运行。这种大一统的一元文化，自秦以来一直贯穿于中国整个传统社会的始终。清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末代王朝，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机制已达到了最为成熟的形态，专制集权的官僚制政治体制操控着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处处体现出这种政治体制的特征。在统一的古代中国，都城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的所在地。尽管在明清两代都有所谓陪都，但却无法构成另一个政治中心，它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机构，用作对以往权力记忆的纪念。所以，恰恰是中国的这种高度集权的、单一的政治特征，形成了比日本的幕藩体制简单明了的一元文化与文明。

相比之下，日本最高层的统治权力是二元制，作为日本国家精神象征的天皇及其贵族朝廷为一方，以幕府这一实际的最高统治者为另一方，即所谓的“公家”与“武家”两个方面。天皇虽无实权，但幕府还得从他那里讨封“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形式上看，好似天皇委托幕府治理国家。所以，尽管天皇没有实权，但他作为象征性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其形式上的权力还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幕府又对以天皇为首的朝廷从法制上作了种种限制，颁布了所谓《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文规定天皇和贵族要听命于幕府，所以幕府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对全国统一的管辖权，也包括对天皇及其贵族，“公家”与“武家”的这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

当然，幕府所拥有的对国家的管辖权主要体现在对各藩的统治上，但是幕藩体制不像中国的中央朝廷与地方政权那样简单，只要清廷一纸诏令便可以决定官员的升降、荣辱甚至是生死的命运等。从表面上看，德川幕府领地面积约占日本全国的四分之一，包括各主要城市京都、大坂、长崎的领属，这些城市都处于交通枢纽的地位，有着丰厚的资源。同时它控制着全国大部分的人口，并在法律规定下行使最高行政权力。而且，幕府对各藩的大名，以要求大名提供人质等办法对其实施着制度化的控制，从表面上看其控制程度似乎超过了中国的官僚体制。但实际上，设在江户的幕府只是将军的家族政府，其最有效的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仅仅及于他自己的领地（天领）。各藩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实行地方自治，他们虽然接受幕府的法律，各藩也参照幕府之例制定法令，但在实际上，幕府很难做到对大名的完全掌控，而且被作为人质留在江户的大名们，往往利用在江户的机会搜集情报为本藩的利益而谋划。

另一方面，幕府对各藩的控制，远没有中国朝廷对各地的控制紧密。由于各藩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是自理的、世袭的，对自我发展的积极性比中国地方官吏的高。因此，日本各藩的城下町虽然都是作为武士之家发展起来的，但在步入近代之前，其城市的发展方向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后来据守长州藩的毛利氏，早在16世纪中期，即1555年以前就据有一方势力，以迄明治维新废藩置县的几百年间，一直持续不断地经营着自己的领地。再如，后来统治萨摩藩的岛津氏，远在“辕朝举兵之际，岛津忠久随从之，因而得到了日向、大隅、萨摩三国的守护职以及岛津庄等地头职，以后威震九州南部……在从守护大名向“近世”大名的发展过程中，岛津氏依据其地理条件，特别是以16世纪以来的对外贸易为中心，尤其独占了对琉球的贸易，是边境地带大名的代表”。众所周知，这两个藩以后又经过天保（1830—1843）、安政（1854—1859）以来的改革，使本来就盘根错节的势力更加强大，倒幕派之所以能以此为根据地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其原因可谓源远流长。当然在幕府末期的大名中，还有比上述两氏历史更长的，如京极氏等。

这种政治体制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实质是一元文化与二元文化的差异。在官僚制下，官僚的地位同家庭出身、社会阶层以及所拥有的财产没有的直接关系，官僚是在公开考试的形式下产生的，它是根据个人成绩、贡献情况决定晋升的，因此它基本上是以能力为优先原则的。而能力大小、成绩好坏的界定是由上级官僚决定的，所以，中国的官僚只要能应付上级、中央的检察与考核就可以升官。而且，中国的地方官流动性大，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他们既然对所辖地方没有长远打算，又没有责任感，更没有大名及其家臣们那种对于封地的私有观念。所以，官僚在任期内便只注重既得的利益，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中国官僚集团这种心理状态和实际表现的形象写照和讽刺。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这种体制是不可能出现日本历史上的那种变革的。

因此，日本的这种封建领主制，以其社会发展阶段而论，不及清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对全国控制力的“成熟”，明治维新正好是从日本这个不够成熟的、比较薄弱的环节突破的。

1868年1月，日本以明治维新宣告了德川幕府的末日，大名被夺权，武士阶层被取消。但明治维新没有经过社会的对抗，也没有经过革命的启蒙思想的洗礼，街上没有暴民，没有人头落地。虽然倒幕的领导者中有农民和商人，但它的主要领导来源却是武士。所以，明治维新既不同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同一时期中国的农民革命，其矛盾的性质也导致了其新生政权的复杂性，即明治维新虽然以摧毁自镰仓幕府以来的二元统治为目的，由王子、朝廷贵族、大名及其代理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权，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了再分配，新政府似乎回到了直接依赖天皇的“王政”时期，但实际上天皇仍然处于国家权力执掌之外，日本依然没有摆脱二元政治的影响，直至今日。

总之，自17世纪至18世纪末，日本历史上出现了多达二百数十个大名管辖的藩，每个藩的领地都是一个城市。在这些类似小国的城市中，由大名各自统帅着武士出身的官僚家臣们，而位于这些城市之上的是幕府将军的治所江户城。对于这种城市体系，日本学者梅棹忠夫认为：“这一组织形式和同一历史时期德国境内分散为数百个零散的领邦国家颇为相似。另外，当时的日本是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幕府统治作为中央政府的，而这一统治制度又酷似法国的波旁王朝的绝对君主制。”这一论点恰恰说明，日本的城市在步入近代前夕与同属于东方文化且有很深的文化继承关系的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