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配第：“泛经济主义”

所谓“泛经济主义”，指的是一种从经济的角度分析、解释并解决一切经济或非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泛经济主义者”的视野里，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都可以进行成本—收益、投入—产出的分析，都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找到原因及解决的思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就是这样一个“泛经济主义者”。

对经济学来说，威廉·配第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地位无可置疑。这位热衷于出人头地、娴熟于投机取巧的冒险家，不仅是医学博士、解剖学教授、音乐学教授、外科医生、土地测量总监、议员、骑士、大土地所有者，更是“政治算术”的发明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马克思说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同时也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奠定了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方法论基础；二是他关于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当然，在之后的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不同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流派对配第思想的评价并不一致。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多承认并继承的是配第思想中与价值或者剩余价值有关的那些东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多承认并继承的是与宏观经济学有关的东西，现代经济学可能更多继承的则是与方法论有关的东西。

据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罗伯特·金·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威廉·配第所处的17世纪，在清教伦理的潜移默化之下，科学成为一种时代精神；配第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配第的“政治算术”，同时是对培根（1561—1626）及霍布斯（1588—1679）经验主义认识论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发展。霍布斯曾经是培根的学生，而配第曾经是霍布斯的研究助手。配第的“政治算术”，实质上是一种统计学的或者算术的、归纳的或者实证的研究方法；同不借助于数字、计量及尺度的传统的演绎和推理相比，配第所主张和应用的“政治算术”，在提高解释的能力及沟通的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配第的时代，还没有正式的国家统计，他所能利用的具有较高可信度的统计数据，主要是教堂的出生和死亡登记。在他的著作中使用到的各种数据，大多是“据说”、“据推测”。不过，尽管粗陋，配第方法论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实际上成为后来经济学应用数学的重要渊源。当然，配第的这种影响包括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比如在配第那里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数据是用来证明所要证明的观点的，其真实性并不重要。他说，能够证明为真实的就是真实的。

配第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他提出了“科学研究非道德化”的命题。我们知道，约翰·海尔斯（？—1571）以来的传统，经济学就是在道德哲学的框架下展开的。本来，按照现代经济学史学家卡尔·波兰尼（1886—1964）的说法，经济问题总是嵌入政治、历史和文化环境之中的，没有真正可以脱嵌的经济问题，也没有真正可以脱嵌的经济学。波兰尼的观点是针对日益形式化从而日益脱离现实并失去解释力的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就古典经济学形成时期的威廉·配第来说，“科学研究的非道德化”主张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介入分工过程并承担专业化的职能，是学科产生和成长的必要条件。“科学研究非道德化”主张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将经济学从道德哲学的庇护和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其确立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构建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最终使其成为独立的研究学科。在经济学的历史上，这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至少斯密的传统背离了这一进程——不过，最终的发展还是与配第指明的方向一致。

现代经济学借助于理性选择工具，将其研究领域侵入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这种现象被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主义者应该是威廉·配第。如果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因为拓展经济学的研究空间而深化了经济学研究的话，配第则是在拓展经济学研究空间，建立经济学研究领地的过程中建立了经济学。配第是经济学的哥伦布。天资聪明又勤于思考的配第研究了他所处时代的几乎所有经济问题：分工和市场，价格和价值，垄断和竞争，供给和需求，成本和收益，工资和利润，货币和利息，税收和地租，国际贸易和国家干预……他对一切经济问题都兴致盎然，他对所有有趣的问题都愿意下功夫研究探索。他的很多研究成果成为后人继续前行的阶梯。他的最低工资理论、人口理论、税收理论、地租理论，在斯密及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恩格斯（1820—1895）曾经这样评价配第：“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为他的英国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1691年（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本文作者）到1752年（大卫·休谟的《政治论丛》——本文作者）这段时期，这一过程的痕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涉及配第的。”（注：恩格斯：《反杜林论》，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配第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泛经济主义”的一种表现。对于现实主义的配第而言，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及政治问题的核心。不仅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思维来解释和分析，而且，经济手段也是解决一切经济和非经济问题的法宝。在一个经济的世界里，在一个人们以经济利益为行为准则的社会中，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不能通过经济手段来加以解决。“泛经济主义”的观念在他出版于1662年的《赋税论》中有着明显的表现。知道配第的人都知道配第的这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将这一句话解释为劳动价值论的一个例证实在是一种误读，配第说这句话是为了强调劳动或者劳动力对于国家财富生产的重要性，而他对这种重要性的强调体现的正是“泛经济主义”的观念。配第是在《赋税论》之第十章《刑罚》中提及这句话的。他说：“我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是创造财富的能动的要素。所以我们要记住，国家杀死其成员，或者切断其成员的肢体，或者将其监禁，都等于惩罚国家本身。因此，国家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对其成员实行这种惩罚，而把这种惩罚改为能够增加劳动力和公共财富的罚款。”（注：威廉·配第：《赋税论》，9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很明显，配第的意思是，劳动是财富的来源，因此破坏劳动力就是破坏财富的生产。对于刑事犯罪，最好的惩罚手段是罚款而不是刑罚。至于交不起罚款的人，可以将其罚为奴隶，这样做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力。配第还认为，欧洲国家因为宗教问题而爆发的战争，直接原因也在于对宗教异端者采取了不适当的手段加以迫害，如极刑、剥夺自由、残害身体。采用罚款才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手段，既可以保持劳动力，保持财富的生产手段，又不至于引起更大的仇恨。以罚款取代刑罚的“泛经济主义”观念，自然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浪漫观点。经济手段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并非什么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方法来解决。某些超越经济性质的问题，只能使用非经济的手段来分析、解释和解决，在这些领域应用经济手段，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配第的“泛经济主义”观念，还体现在他对某些传统伦理道德的背离上。个人的奢侈消费在传统伦理上是不具有合法性的。但是在配第看来，只要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只要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是否吻合传统伦理就无所谓了。他说：“搞盛大的集会，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是正是这种盛大的集会的支出使得被征收上来的货币立刻回到了那些对社会最有用的人的手里，也就是回到了酿酒师、烤面包师、鞋匠、裁缝等人手里”（注：同上书，27页。）。这样的收入循环，使经济得以发展，使财富得以增长。他甚至还提出绝对的浪费对于经济增长也可能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这一观念早于曼德维尔（1670—1733），更远远早于凯恩斯（1883—1946）。他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无事可做是一种浪费，“即使是让他们到索尔兹布里平原修建无用的金字塔；或者是让他们把斯顿亨奇的石头运到塔山上去；或者让他们做其他类似的工作，都无所谓。至少这类工作既可以锻炼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又可以锻炼他们的身体，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从事为社会带来更多收益的劳动。”（注：威廉·配第：《赋税论》，23页。）

配第的“泛经济主义”观念，显示出他的经济分析的不成熟。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古典经济学开始的时候，焕发出一种少年人般的光彩，或许没有一位古典经济学的实践者在成就方面，或是在不成熟方面，可以与无可比拟的威廉·配第相提并论。”（注：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诠释》，128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这种不成熟，也许正是科学探索和创新的特点。一旦成熟了，创新可能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