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培尔：一个“大理石般的男人”

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出身于商人家庭。他的家族与王室有着商业联系，这使他年轻时就可以接近权力上层。21岁的时候，他父亲为他买到军需专员一职，在首相黎塞留（de Richelieu，1585—1642）主教手下工作。为振兴经济，荣耀国王，黎塞留实施过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1642年黎塞留去世，首相一职留给了朱尔斯·马萨林（Jules Mazarin，1602—1661）。在1651年后的10年里，柯尔培尔一直担任马萨林的私人专员，为他理财，帮助他收受贿赂，也参与政策制定。1661年马萨林去世，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没再设立首相一职。马萨林去世前向路易十四举荐柯尔培尔接替他执掌国家经济事务，柯尔培尔后来成为财政大臣，实际管理权限扩展至司法、贸易、工业、建筑、海军、殖民地等领域。柯尔培尔被称为“经济沙皇”，他掌管法国经济达22年，一直到去世。

柯尔培尔执掌法国经济大权之时，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工业落后，商业混乱，农业衰落以及财政危机是他和路易十四共同面临的困境。当时的征税权落在包税人手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穷人承担了沉重的税收负担但国库并不充裕，税收大部分落在了贪婪的包税人及参与分赃的政府官员腰包里。为了应付紧迫的财政支出，政府不得不大量出售官职，而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只会进一步加剧贪腐，降低行政效率。上任之初，柯尔培尔就大刀阔斧地对腐败而低效的财政制度进行改革。他建立特别法庭整肃舞弊要员及其贪污行为，废除大量官职并将此前出售的官职赎回；公开拍卖包税权并调整以往不公平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税制结构。柯尔培尔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府财政预算，试图通过以预估收入控制支出，形成量入为出的稳健财政制度。他成功的财政改革使路易十四执政期间的财政收支实现了盈余。

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关键还是要实施重商主义，要发展工业化，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要大力推进对外贸易。柯尔培尔是一个典型的重金主义者，他绝对相信“蒙田教条”——国际市场上所能实现的利益是一定的，一国所得就是他国所失。他在1669年给路易十四的上书中说：“这个国家之所以繁荣，不仅依靠自己，而且还得依靠损害所有邻国的愿望。”（注：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3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货币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更是决定对外战争胜负的法宝；拥有货币就是拥有财富，就是拥有对外制胜的杀手锏。因此，“应通过从货币来源国吸引货币，增加公共流通中的货币量；将货币留存在本王国内，并防止其离开王国；向人民提供必要手段，以从货币中获得利益。”（注：伊奈丝·缪拉：《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13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在就财政问题致国王的备忘录中，柯尔培尔强调了国与国之间在争夺财富过程中的必然冲突。“由于整个欧洲范围内流通的货币总量是个固定的数额，仅仅不时从西印度群岛得到一点补充，可以肯定且可以证明的是，假如法国只有1.5亿利弗尔处于公共流通中，则若要设法让流通量增加2000万、3000万或5000万利弗尔，则必然同时会从邻国那里吸走等额的货币量。”（注：同上书，135页。）

柯尔培尔充分认识到，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在于对外贸易，他说“单靠充足的货币便能繁荣并强大”，而货币供应量的显著增加“只能靠贸易以及依附于贸易的一切”来获得。（注：同上书，135页。）为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柯尔培尔组织建立享有垄断权的贸易和殖民公司；大力支持对加拿大、密西西比河领域等海外地区的探险和拓殖；积极开展港口建设，大力发展造船业；大力发展海军，以保护远洋贸易。为了增加贸易顺差，还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保护国内市场，推动产品出口的税收政策。提高关税以减少国外工业制成品进口，降低关税促进外国原材料进口及本国制成品出口，等等。

柯尔培尔重商主义政策的核心是发展制造业。在柯尔培尔主持下，兴建了肥皂厂、镜子厂、冶炼厂、造船厂、军火厂、毛纺厂、麻纺厂、丝织厂、挂毯厂、制绳厂、器皿厂、花边厂、造纸厂、家具厂、车辆厂，等等。这些工厂以“皇家工厂”的名义组建，享有相应行业或产品生产的垄断权。在柯尔培尔的经济革命中，国家主导着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帮助企业招聘外国企业家和工匠，为开办企业提供免税待遇、市场特权、免费场地、开业津贴等，还帮助企业收买国外的商业秘诀，帮助进口机械工具等等。为促进制造业发展，柯尔培尔着力改善基础设施，统一国内市场。政府资助修建了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朗格多克运河，还强制农民以服劳役的方式修筑了15000英里的公路。通过降低水陆交通通行费，撤废或限制国内关税，统一国内税则，流通环境得以大大改善。

同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强调对生产过程的劳动投入，积极鼓励人口增长也是柯尔培尔政策的核心内容。柯尔培尔主张最大限度地动员劳动力投入生产，鼓励早婚，鼓励生育，鼓励使用童工。他鼓励年轻人在20岁以前结婚，并对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实行累退性减税。他主张限制神职人员的数量，强制无业者做工。柯尔培尔强调，必须为任何年龄的男人和未婚妇女找到工作，为的是“保护他们脱离作恶的机会”。他要求学徒期满的工匠日工作12到16小时，“除了恰当和必要的吃喝外，中间没有休息时间”。他认为过多的节假日妨碍生产的节奏，应该大大减少。1669年的法令将休息日中的圣日减少17天，他的理由是“多数工人都是粗野之徒，会在这些本应虔诚信奉上帝、老实操持家务的日子里纵酒宴乐、为非作歹。”（注：伊奈丝·缪拉：《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169页。）柯尔培尔“强制劳动”的主张，更多的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显然，人口数量的增长及劳动投入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工资，降低制造业成本。

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还包括为发展制造业而实施的一系列政府管制。柯尔培尔授予“皇家工厂”特许垄断权，一是出于财政目的，二是出于管理和控制的需要。柯尔培尔对勤劳节俭、努力工作、讲求实效、理性而自觉的荷兰人很是崇敬，而对自己的自由散漫、缺乏严谨作风的同胞则不是很信任。他尤其看不起那些眼里只有自身利益而没有国家和社会责任的目光短浅、自私贪婪、机会主义的商人。为此，他强调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管制。1666年，柯尔培尔发布法令，要求所有自由工匠加入行会，其目的是对工业发展实施有效监督检查，以规范工作流程，执行统一的产品标准，提高产品质量。柯尔培尔要求对整个纺织工业领域实行一套无情的纪律约束。如果生产布时不严格遵守关于布匹宽度、长度、厚度以及染色程序等方面的规定，那就是非法的，将要受到制裁。他认为，如果没有某种令人恐怖的检查机制，便无法实行“最高程度的完美”（注：伊奈丝·缪拉：《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167页。）。整个任职期间，柯尔培尔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忠于职守。他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并亲力亲为监督实施，为了国王的事业，他不怕得罪利益集团。他在工作中总是那样冷酷、理性、严肃而强硬，当时的人们称他为“大理石般的男人”。

路易十四曾经的梦想是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让每个法国人都能吃上鸡。他的理想的实现并不容易。如果没有柯尔培尔，这一切也许只能是幻想。柯尔培尔执政期间，法国的制造业得到了大发展，不仅基本消费品和军事用品实现了自给，还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力。国内经济建设蒸蒸日上，财政状况实现好转；如果没有柯尔培尔重商主义打下的经济基础，路易十四期间的大肆征伐及其成效将不可想象。柯尔培尔上任时，法国只有战舰18艘，而到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有276艘。据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弗雷德里希·李斯特所说：“到他去世的时候，法国已经拥有毛纺织机五万台，丝织品年产值达五千万法郎；国家岁入增加了两千八百万法郎。这时法国已拥有高度发达的渔业、大批的商船和一支强大的海军。”（注：弗雷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5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在现代著名经济史学家W.W.罗斯托的眼里，柯尔培尔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柯尔柏（柯尔培尔）的榜样，不仅为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成为强国奠定了基础，也对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后世对柯尔培尔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在主流经济学的观念中，柯尔培尔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一个普遍性的论调是，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政策，他过于重视工商业而忽视了农业，甚至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商业。其结果，在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衰落了。进一步，农业的衰落破坏了工商业的基础，最终导致法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李斯特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他生前法国经济强盛的源泉，却不是他身后法国经济衰落的祸首。柯尔培尔之后法国经济衰落的原因在于路易十四1685废除“南特敕令”。

柯尔培尔去世后，他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有所放松。但是，一些负面的影响还是逐渐显现出来。比如特许垄断经营权的出售导致形形色色的寻租，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转；比如过分严厉的管制抑制了创新，制约了技术进步；比如对粮食价格的管制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并导致农业的衰落，等等。极端重商主义遗留的问题逐渐恶化，加剧了法国经济的衰退并成为后来财政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再往后，在反思、批判和清算柯尔培尔主义的过程中，强调农业重要性并主张自由放任的法国重农学派逐渐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