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容乃大无私心自安

冯舫女 刘洪新

罗国杰教授，河南南阳内乡人，一生致力于我国伦理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者之一。

走进罗教授的房子，宛若走入一座图书馆，他的每个房间里都布满了书，而且摆放整齐，丝毫不乱。据他介绍，他的藏书总共有两万多册，装满30余个大柜。他不无自豪地说：在伦理学方面，我收藏的有些书籍，在其他一些图书馆中是很难找到的。看着我们惊异而羡慕的表情，罗教授笑着说：“我一生的全部财富，就是这些书啊。”于是，我们就在这书的海洋中，开始了采访。

抓住机遇 立志成学

南阳自古为名人荟萃之地，出过富甲天下的“商圣”范蠡，发明候风地动仪的“科圣”张衡，著有《伤寒杂病论》的“医圣”张仲景，还有三分天下的“智圣”诸葛亮，罗老就在这样有着浓郁中土名人文化氛围的熏陶中，树立了建立一番事业的远大理想。对于进入伦理学研究的人生经历，罗老庆幸能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年代读上不错的学校。1939年，日寇攻陷开封，当时教学质量很好的开封中学被迫迁至南阳内乡县。罗老遂有幸在那里读完中学，扎扎实实地学牢了基础知识。1946年，罗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学习行政法。新中国成立后，罗老大学没毕业就被安排到上海虹口区委工作，先后任区纪律检查室副主任、区一级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又调至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1956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重读本科，三年后，进入研究生班学习，3个月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员。1956年，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成立伦理学教研室。按照苏联模式办学的中国人民大学遂于1960年率先在我国成立伦理学教研室，抽调以罗国杰为首的8个青年教师工作。自此，罗老开始了自己的伦理学研究生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

谈到自己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经历，罗老讲了一段他“上学难”的故事。罗老在上海市纪检委工作中，深感哲学对把握大局意义重大，于是下决心学习哲学。为此，他几乎利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有一天，罗老注意到市委一份有关高校招生的文件，即使当年（1956年）全国所有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高校生源还存有缺口，因此，国家鼓励在职的机关、部队干部报考。这使罗老久存的学习哲学的愿望升了起来，于是他决定报考大学。罗老的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都觉得不可理解。可不是吗，罗老当时28岁，已经是16级干部了，待遇好（工资110元）；多年在上海工作，环境好，利于个人发展；当时他还是同济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是人才，很有发展前途。他的领导非常坦率地说，如果你想去学校学哲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安排你去复旦大学当哲学老师，何苦去上大学呢？但是，罗老认为自己主要是想好好学习，有充裕的学习时间是最重要的。因此，他既没有理会别人的看法，也谢绝了领导的好意，毅然报名参加本科考试。实际上，他考大学连许多高校招生办也不同意。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一个已经拥有本科学历的人还要考大学，简直是浪费，国家经费培养其他的学生都还不够呢！最初他想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就因为这种原因而没有被允许报考。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单独招生，他才幸运地被录取了。

罗老总结说，一个人要想做出一番事业，为国家做贡献，一定要考虑长远，既要考虑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又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可能选择工作。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人，立志很重要。因为他想求学，他才能抓住机遇，发现并重视当时高校招生的文件，又因为决心要求学，他才会不计名利，排除重重阻力，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涯。

纵论历史 建言献策

罗老知识渊博，不仅精通伦理学，对历史也颇有研究。他以史为鉴，将历史与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提供参考。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十年前在中南海给江泽民总书记讲解中国儒家史以及为精神文明建设建言献策的情景。

在中南海讲课。1996年夏天，国家教委通知罗老，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拟题，邀请包括他在内的8位学者到中南海讲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有关专题，并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罗老来到中南海江泽民总书记办公室，开始讲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专题。他侃侃而谈，从中国古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四大著名学派的传统思想，谈到儒家长时期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儒家治国注重五个原则：一是利民、富民和教民、导民，二是德教为先，三是统治者要“以身作则”，四是以民为本，五是任人唯贤。他着重提出，我们要正确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道德，对它们要批判地加以继承。在近三个小时中，江泽民总书记除了自己起身倒了一杯水外，一直聚精会神地认真听取罗老讲解，并不停地做笔记。他边听边记、边记边问，还不时与罗老讨论。最后，江泽民总书记还谈了听课的感想，这一切，都给罗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精神文明建言献策。1996年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座谈会，罗老应邀对《决议》提到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中央最后一次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罗老做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发言。他认为六中全会《决议》讨论稿写得很好，“特别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这必将对我国今后的道德建设产生重大作用”。同以往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观和党的根本宗旨相比较，这次《决议》草案将它作为道德建设的核心非常贴切，但在道德建设过程中，还要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个人等多方面的矛盾和关系，处理这些矛盾和关系也需有正确的原则，这就是集体主义。因此他提出，“我只想提一个补充的意见，就是希望能够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后面，加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样一个意见，以便使这一文件能够更完整、更全面地体现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和要求”。

中央采纳了罗老的建议，在原讨论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后，加上了“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并与原有的“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共同构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道德建设的总布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丁关根同志此后在许多场合提到，在《决议》中写入社会主义道德应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是采纳了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的建议。看到自己的建言被采纳，罗老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虚怀若谷的态度，作为学者和专家，他深感欣慰和骄傲。

著书立说 教书育人

能为国家建言献策源于罗老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思想功底，然而罗老引以自豪的还有他的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作为新中国伦理学泰斗，他在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中国传统道德、中国革命道德等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可谓“著作等身齐”；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和许多高校的教师，他又“桃李满天下”。他在研究和教育领域辛勤耕耘，不断探索，取得了不俗成绩。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新中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后，罗老即被任命为教研室副主任。他带领7名年轻教师，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摘录、编辑了30多万字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收集了当时所有能找到的伦理学研究资料。到1963年，他们已经拥有一部30万字的自编教材和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并撰写了约2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在学校邀请首都专家、学者就伦理学教学大纲征求意见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贺麟等特地赶来对罗国杰等青年知识分子为重建伦理学付出的努力给予了较高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罗老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劳动。他把24箱书籍带到余江陪伴自己。1977年，罗老重返伦理学讲坛，他孜孜不倦，系统整理了各种伦理学思想，做了逾百万字的读书札记。

1978年，罗老受命领衔编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该书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伦理学教科书，作为全国高等学校通用教材一直用到1985年。我国赴欧美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许多留学人员，只要一听到罗国杰的名字，就会提及这本教材。他们都曾认真研读罗老的这部著作，受益匪浅。此后，罗老又陆续同其他教师一起，编写了《伦理学教程》、《伦理学》等著作。

1993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中国传统道德》丛书，聘请李岚清、张岱年为顾问，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任编委会主任，罗老为该丛书主编。罗老以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的身份，邀请全国各地的伦理学家共担重任。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涉猎经、史、子、集等诸多内容，终于在1995年12月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李鹏为该书题词，李岚清作序。丛书分《规范卷》、《德行卷》、《教育修养卷》、《理论卷》和《名言卷》，共230余万字。罗老除亲自撰写总序“编者的话”外，还撰写了《规范卷》的序言和其中的一些章节。

即便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期间，罗老也兢兢业业进行伦理学研究。作为知名学者，罗老撰写的主要著作有《道德教育与价值导向》、《以德治国与公民道德建设》、《罗国杰文集》、《罗国杰自选集》等约200万字；主编的著作有《中国革命道德》、《思想道德修养》、《道德建设论》、《人生的理论与实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20多部；合编的著作有《以德治国论》、《德治新论》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近300篇。他曾多次赴日本、德国、韩国出席国际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两次去台湾参加两岸哲学、伦理学学术年会。作为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开拓者，罗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了苏联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分析研究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情况，在伦理学理论与教育方面逐渐建立了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受到国内外伦理学家的广泛关注。

作为我国伦理学界老前辈，罗老在教育领域也辛勤耕耘不止。“从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建立伦理学教研室开始，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我都在研究道德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人民的精神文明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并且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社会主义道德的人才。为实现这个愿望，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罗老说。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教授多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第二、三、四届会长，全国高校思想品德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高教理论战线》编委会主任，《道德与文明》编委会主任，在教育战线硕果累累。

老骥伏枥 壮心未已

“文以德先”，此话对罗老来说有双重意义：一是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就是关于哲学伦理道德的，二是他一生的德行也堪为楷模。

罗老认为不能只把伦理学当作知识来学，而要去做，学习与做人不能两张皮，最关键的就是要用理论知识指导自己做人的实践，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实际上，罗老一生都在实践着他的关于人生价值的诺言。还在读同济大学时，他就积极追求进步，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一面积极投入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去。由于表现突出，1949年2月初，罗老在上海秘密加入地下党，并担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支部委员、法学院党支部书记。1956年，罗老从上海市委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学习期间，他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从当时县团级干部的110元，降到低一级的29元。特别是他放弃被人看好的仕途，投身于很有发展必要的哲学中去，实践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谈到档案工作与他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关系，罗老笑着说，在他的研究中，档案功不可没啊！档案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对他们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尤为重要。虽然他没有专门研究过档案学，但在工作中却一直自觉运用档案知识。他这么多的书籍资料，有些甚至是孤本，这些都是档案，他就是靠着这些档案来研究哲学、研究伦理学的。这两万多册、30余个大柜的藏书，如果他没有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分门别类，查找起来谈何容易！他便自然而然地用到了档案管理和分类知识。

即将步入80高龄的罗老，虽然因为年龄关系，已经退出了许多社会活动，但他仍然关注着我国伦理学研究，仍然关心着国家道德建设。今年北京市“十五”规划科研项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员干部读本》，罗老为之撰写了道德建设文章；他耗费多年心血研究并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也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罗老现在仍然担任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晚年的罗老过着幸福的生活。休闲之余，他常常练习书法，享受人生乐趣。我们谨以罗老自己的书法作为这篇采访的结束，也衷心祝愿罗老身体健康，在哲学伦理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有德容乃大，无私心自安。”

本文曾刊载于《北京档案》，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