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欧洲经济*[1]
罗马诺·普罗迪
1995年2月，普罗迪组建橄榄树联盟。1996年5月，普罗迪政府上台执政。在担任总理期间，普罗迪削减公共开支，使意大利成为首批欧元区成员国。1998年10月，由于和执政联盟中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政策上发生分歧，普罗迪辞职。1999年3月，普罗迪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其任职五年期间，欧盟落实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策，包括实施欧元、成员国增加至25个以及实施邻国政策等。2004年从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普罗迪杀回意大利政坛。2005年，普罗迪当选中左翼政党联盟主席。2006年5月17日至2008年5月8日，普罗迪出任意大利第59届政府总理。此后，普罗迪出任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2008年7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非盟维和高级专家小组主席。
普罗迪的学术生涯始于博洛尼亚大学政治学系，他先后担任过助教（1963）、副教授（1966）及工业组织和工业政策学全职教授（1971—1999）。在国际学术界，他同Giacomo Becattini、Franco Momigliano和Paolo Sylos Labini齐名，被誉为“意大利工业经济学派”的奠基人。普罗迪的研究还进一步扩大到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私有化政策、学校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柏林墙倒塌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动态等诸多领域。他在《健全的资本主义》（1995年出版，汇集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于Il Mulino期刊上的文章）和《我眼中的欧洲》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了自己对上述课题的见解与思想。
演讲
亲爱的教授们，亲爱的学生们，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参加这次短暂的会议。我希望能够得到在座各位的积极反馈，通过交流沟通，更好地分析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金融危机与欧洲经济。此外，我还想谈谈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认为几年后世界格局将会有很大改变，中国无论是在国家形象上还是在政治、经济地位上都将迎来转机。
首先，我想要简单地谈一下金融危机问题。我想大家都已经对这个话题很熟悉了，我今天想要从一个从政50多年的教授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我的一生都在教书，但我改变了我的职业，成为了政治家，在1995年我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任命。我赢得了选举，担任了意大利总理，后来担任了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后我又一次出任意大利总理。而现在我退休了，我又重新回来教书了。我将在美国、中国上海教书，我很高兴能够见到大家并进行简短的演讲。
我们一般都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得十分突然，宛如晴天霹雳，让人难以理解。但是金融危机的来源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由于美国以及一些欧洲政治家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拥有住房所造成的。这一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也被各党派、机构的领导人所接受，但其运作的机制被事实证明是不稳定的。让我们假定银行愿意为任何个人提供全额信用用于购买住房，且对于房价不断上升区域的房产提供二次贷款用于购买汽车等消费。我们看到这种方法有利于经济的加速增长，但同时这也造成了泡沫的产生，放出了超额的信贷，使得消费超过信贷本身的价值，而这种系统只有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行。但是在美国恰恰出现了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导致贷款额超过房地产的实际价格，许多人无法负担贷款，而由于连锁反应导致了银行的破产，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与此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由于银行持有的贷款信用资产又被银行打包出售给了另一家银行，因此使得次级按揭贷款在世界市场上流动，而且在这些资产包中往往同时存在信用良好的债务和信用不佳的债务，但却都被认为是优良债券，即以高于其实际情况的信用评级被出售。而当资金链条发生断裂时，整个系统都崩溃了，且情况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了80多年来最大、最严重的危机。
而从另一个中国学生更为熟悉的角度分析，为了使美国的过度消费及过度进口得到融资，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而中国存款负担了其中的一半左右。所以中美两国间的这种不平衡也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
同时，这与美国的市场机制及经济基础也有关。美国的经济基础是由一个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建立的：市场是具有自由调控能力的。因此认为即使市场情况暂时出现恶化，最终必将能够恢复。但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市场确实是经济的基础，但是其自由调控的能力是有限的，市场需要受到政府的监管，需要由一些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情况提供监督调整。一旦市场运行出现问题，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但这些对我们目前面对的危机已不再适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人们可以在美国、中国、欧洲等各个市场随时进行交易，但是我们却缺乏全球性质的监管。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全球金融系统进行改进，在未来50年内将会有另一场浩劫。
以上这几个方面共同造成了如今的全球金融危机。此外，我们还看到在国家统治力方面也出现了变化。美国是全球经济最主要的支配力量，如今却需要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存款。因此我们看到全球的支配力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明显。过去20多年来大家都相信21世纪将成为美国的世纪，如今这一论断是否依旧成立，我们不仅要看到经济形势的变化，更要看到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政治格局的改变从来不是短时、平稳的过渡，其需要长时间和大量的投入，往往会给各个国家造成影响。这是最近几年全球力量变化的另一个方面。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其已不再具备对整个世界的垄断力。如今富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不断互动，而中国正是不断崛起的新兴力量的代表。我们看到美国很大一部分国债都被中国购买，同时也被其他国家持有。世界金融的不平衡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各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而对于欧洲而言，如今大家都已经习惯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虽然欧盟并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肇始地，美国才是最早出现危机的国家，但是欧洲各国是使得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原因。首先，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市场机制和美国很类似，包括西班牙、英国、爱尔兰等国家，这些国家也具有与美国相仿的贷款政策。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这场危机很快蔓延到其他国家，虽然这些国家抵押贷款市场运行良好，但国家经济仍受到这些出现危机国家的影响。
这次危机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1929年的大萧条，但是如今的情况与当时已经不同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政府已经明确其需要采取行动。在1929年经济出现崩溃时，有3年左右的时间政府并没有介入这场危机之中。而如今我们看到两个国家政府已经迅速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即美国和中国。美国向市场注入了8000亿美元资金，而中国也投入了5850亿美元用于经济复兴。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资金投入，经济将仍处在崩溃状态，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我记得我与中国的总理会面时，在讨论应对这场危机所投入的资金是否得当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投入资金量并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应对速度才是关键。在面对危机时，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以避免市场情况进一步恶化。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这一点上都做得很出色。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市场再次崩溃，而非妨碍市场自由发展。
在欧洲，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欧盟如今已成为一个政治联盟，其并不像美国和中国一样拥有一个决策的中心部门。欧盟是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能够集中这么多个国家、克服德国与法国的隔阂、带来和平和繁荣的举措。建立一个超越国界的国际联盟是对国家这一概念的衍生，欧盟是自由化的新型组织的范例，实现了贸易自由、货币政策的统一等等，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但这一工作还没有完成，对外政策、各国间矛盾缓解、税率设立、经济政策等这些都不是仅仅由联盟自身即可决定，而是需要各国协商产生。而目前我们正面对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由于欧洲各国实行统一的货币——欧元，使得在面对金融危机时各国举步维艰。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么多国家放弃本国货币而使用统一货币的情况。众所周知，货币及军队是一国赖以生存的重要武器，而实现货币的统一就意味着各国不再拥有货币的自主权，而是由欧洲央行施行统一的货币管理，这显然会对各国造成重要影响。而这仅仅是开始。由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仍是由本国政府制定，而非欧盟统一，要想在欧洲不同的经济体间保证经济政策的和谐是存在难度的，因此要想像美国以及中国一样迅速采取行动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像美国一样，英国花了许多资金用于拯救银行业；德国的金融监管机制经受了考验，目前情况较好；法国推行了包括银行救助计划等在内的许多政策……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试图防止经济恶化。因此我们看到欧盟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来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
为方便大家理解，下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欧盟的形成过程。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其GNP总值已位居世界首位，其占全世界总量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美国，因此，从理论上讲，欧盟已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各国间仍存在分歧，欧盟尚未能够充分发挥这一能力。同时，欧盟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而来的。其起源于1957年，当时只有6个国家，分别是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而后英国、瑞典、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家先后加入。而2004年，又加入了10个新的国家。欧盟的发展逐渐开始失去控制，欧盟的组成国家差异很大，既有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大国，也有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样的穷国。不同国家的劳动成本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同，要在欧洲如此复杂的格局之下形成统一的经济政策是很困难的，因此要应对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
但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在经济学中如果将富国和穷国联系在一起，是有可能出现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情况的。在一国之内也是这样，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很难实现各州、各省的协调发展，这对于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挑战。而在这一点，欧盟做得还是很成功的。我们看到欧盟推行的政策无论是在富国还是穷国都运行良好，但穷国的负债增长水平平均而言高于富国，如德国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债权国。在债务国和债权国间难免产生政治冲突，因为债务的偿还常常难以保证，但欧盟目前运行还算良好，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欧盟其实是一个推行新政策的很好的实验场所。但欧盟的改革尚未完全，缺乏核心的统治力量及强硬的经济政策，导致无法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无法取得进展。欧盟做出的决策需要2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成果，这是欧盟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也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欧盟现在的政治处境与10年前已经不同了，10年前当我还担任欧盟主席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取得了很好的结果，而后各国政府开始对移民、过多变化等问题产生担忧，导致很难推行突破性的政策，可见联盟本身已成为解决欧洲问题的难题之一。这是因为我们虽然成功建立了欧盟，创造了历史，但我们尚未能建立一个意见一致的组织，足以克服我刚才提到的种种困难。从目前看来这并不可能，因为各国没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看到了一些妥协措施，比如2005年的《欧盟宪法条约》，但受到了法国和荷兰的反对，因此没能通过。而后又提出了简化的欧盟新条约，但开始时爱尔兰全民公投否决了这一计划，形成了爱尔兰的400万人口设法反对其他20国5亿人口的局面。但最终《里斯本条约》还是得到了全部国家的批准。与此同时也尝试了其他的方式以达到联盟的目的，试图团结富国和穷国，并推行了一些新的计划，但效果有限，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进展缓慢。
近期，我们看到报刊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美关系上。实际上，对于当欧洲正在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却身在中国这件事，欧洲各国都感到很震惊，这标志着世界格局的改变。而有意思的是，像我之前提到的，在这件事发生时，欧盟经济仍占据世界经济的最大份额。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而且未来这一趋势仍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字。在最近20年内，中美两国间贸易大幅上升。在1999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额是720亿美元，而在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3260亿美元。当然同期中国与欧盟间的贸易额也同样增长迅速，但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中美间。同时，中国与欧盟间的双边贸易及投资情况相对中美两国之间要平衡得多。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已经达到1250亿欧元，约合1850亿美元；而中国对欧洲各国的投资额相对较小，但也达到了200亿欧元，约合300亿美元。从完全不投资到现在的200亿欧元，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对欧洲市场的重视。我认为中国同欧盟的合作关系在未来是光明的，我们已经建立了许多稳定的合作项目，但相对所有可发展合作的领域还是远远不够。虽然当前面对经济危机的大背景，许多媒体都试图强调潜在的竞争性，但我们应该明确中欧关系是稳定的且具有发展潜力的。我相信在未来，随着地区间了解的不断深化，中国同欧洲各国的贸易额还将进一步上升。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仅由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构成的G2是不会取得成效的，正如美国想要成为世界上的单极一样，未来的世界必定需要多方合作。
我最后想要说的是为度过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并不是一项特定的政策就可以达到的，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财政支出的增加，这是缓解危机的必要措施，但并不足够。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注资行为都不能保证世界经济的永久增长，市场必须做出反应，消费必须增加。在过去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1929年危机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代价的，而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在我们经历的另一次危机即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我们无法实现长期的物价控制，最终只能采取强硬的通货紧缩政策才使得经济逐渐走出“滞胀”，出现巨大的回升。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可以采用通货紧缩的方式，但将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只能考虑再增加20万消费者，使潜在的购买力得到释放，而中国将构成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促进中国、印度、非洲等国家购买力释放的新政策是在不会引发战争和通货紧缩情况下顺利度过危机的唯一可行选择。这就是我关于我们当前面对的经济危机形势的描述和分析。
而对于欧盟而言，克服国家间分歧，达成一致意见，推行融洽的社会政策，有效缩小各国间差距是当前的重要目标。而我们看到富国和穷国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这主要是由购买力及存款量主导的，而这些在近年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现象。我仍然记得25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宣称在一个公司内薪金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全世界的企业中老板和普通员工的待遇都存在巨大差距，薪金比甚至可以达到40：1。我的这篇文章引发了激烈讨论，大家都认为这一差距比例过大，而我们看到当前的薪金比不再是40：1了，而是400：1，但大家都沉默了。如果一国之内以及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将永远无法平稳度过经济危机。谢谢！
点评
提起罗马诺·普罗迪，也许人们脑海中最先闪现的是欧盟主席、意大利总理等一系列闪耀的政治头衔，但我们不该因此就忘记了他本质上的经济学家的底蕴和根基。作为“意大利工业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以及欧洲一体化理论重要的践行者和开拓者，他对于欧洲经济以及这次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有着极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首先，关于本轮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原因，普罗迪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美国为了刺激市场而大量发放依赖房地产繁荣的信贷资产，出现了与实体经济不相匹配的过度消费。第二，是过度的衍生品应用放大了这次危机的波及面。第三，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对于市场监管的缺失也是此次经济危机的一大推手。
显然，普罗迪的观点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以及强调市场不完善性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均认为本次经济危机与美国的经济制度有关，是近几十年新自由经济政策的结果。而信奉市场经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则认为过度消费是导致危机的关键。无限量地向金融机构放贷带动了美国的过度消费。上述政策表面上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美国人民的过度负债作为代价的。这种建立在非自有财富增长基础上的消费扩张，必然导致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严重失衡，从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此外，监管失效也是一些经济学家抨击的重点。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就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政府的监管错误。
经济“过度杠杆化”和金融监管缺失等对于2008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确有着不错的解释力。然而不可否认，至今人们对于信用货币制度条件下的金融发展、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等的认识仍然似是而非，宏观金融理论急需重大突破。一方面，对金融运行顺周期性特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或将促使经济周期理论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在金融危机研究中再度绽放光彩。另一方面，如果能够逐步明确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边界”，既不要“金融过度”，也不应当矫枉过正地回归到金融抑制，或可有助于各国解决好货币超发以及经济泡沫化问题。
有趣的是，大部分西方学者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之于2008年危机形成与演变的制度意义，或者把美国过度消费、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直接归结为中国过度储蓄。对此，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名列全球第一的中国恐怕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但争夺话语权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能否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对国际金融理论加以完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货币格局都必然经历从失衡到再平衡的重大调整。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地位显著上升，长期以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却始终缺少一席之地。对于西方政治家抛出的过度储蓄论一说，中国的研究者们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考虑问题——美国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反映的究竟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货币失衡？其根本原因到底是中国过度储蓄还是现阶段全球经济和金融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一超多元”的现行国际货币格局是否赋予了货币中心国家利用政策溢出效应肆意侵害外围国家的特权？从全球视角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也许并不是过度杠杆化和金融监管缺失那么单纯。
其次，普罗迪先生对美、中两国在危机后迅速而又有力的救市手段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当危机大潮来临之际，美国向市场注入了8000亿美元资金，中国也投入了5850亿美元用于经济复兴。他认为，投入资金量并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应对速度才是关键。相比之下，欧盟的速度则相对落后于美国和中国。虽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令世人瞩目，实现了贸易自由、货币政策的统一等等，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仍是由本国政府制定而非欧盟统一，要想在不同经济体间实现经济政策的和谐是存在难度的。正因为如此，要求欧洲像美国和中国一样面对危机迅速采取应对行动确实非常困难。
必须要承认，欧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与变革。在欧洲经济危机以及之后的债务危机背后，反映出欧盟政策框架的某些缺陷：分散财政和统一货币的“二元结构”导致政策难以协调，这是欧洲债务问题的重大内在根源。此次危机暴露出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而应对危机时的步履维艰，则显示出欧元区成员国和欧洲中央银行等在协调应对成员国债务危机方面仍然欠缺权威性和决策力。
但是，欧盟不会垮掉。从理论层面而言，德国学者贝娅特·科勒-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和米歇勒·克诺特等在《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一书中阐释了欧洲经济一体化对于欧洲经济、政治的深刻影响。而“欧元之父”蒙代尔（1961）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更是为欧盟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现实层面看，欧盟已经成为欧洲各国争取更高国际地位以及经济主动权的平台，统一的“大欧洲”的观念已经在欧洲各国深入人心。因此，欧盟此时更需要关心的是如何尽快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至于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除了苦练内功，平衡区域发展，逐渐形成统一的财政政策之外，普罗迪先生还特别提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所带来的新兴消费将为世界提供走向复苏的新动力。普罗迪先生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和欧盟之间依然存在较为严格的贸易壁垒，高新技术的限制、日常消费品的反倾销诉讼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此外，普罗迪先生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不断走低和政府财政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为在世界上担负重要责任的欧盟，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敞开大门，帮助中国进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中欧双赢。
注释
[1]文稿是根据罗马诺·普罗迪先生于2009年12月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蒙代尔讲堂举办的讲座的录音翻译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