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学方法论家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奇妙关系

一、关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霸权”

从“作为话语的经济学”（注：参见［英］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的《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与其说是经济学方法论中关于经济学“沟通技巧”或“交流艺术”的杰作，不如说是经济学中关于“虚伪假设前提”之典范。因为在这篇文章中，（1）弗里德曼已经明确表示“价值判断中性”或“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不仅不可能（主观态度上）而且不存在（客观事实上）；（2）弗里德曼写这篇论文的直接目的，就是批判肯尼斯·鲍尔丁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判断”，即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判断，事实上，鲍尔丁这篇文章也被理解为21世纪将蓬勃发展的宇宙飞船经济，即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的开篇宣言；（3）弗里德曼的“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的“断言”，是典型的“唯我独尊”、“一统天下”的“经济学话语霸权”；（4）他就像中国小说中的“武林盟主”发表这篇文章，是想让其他所有经济学话语必须接受他的“断言”，即“市场本身不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而且也是价值判断的一种发展机制”（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3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二、经济学方法论家“如何抵制”话语霸权？

事实上，在像弗里德曼这样的“武林盟主”统治的“经济学江湖”中，由于价值判断不同而遭到歧视的人非常多。例如，剑桥大学的托尼·劳森说：“在当代经济学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分析和评价普遍表示不赞同，这种看法当不致……引起争议。……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为主流杂志不愿意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注：［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再如，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的方法论学者博兰德在其《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第1部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中，在开篇用“隐喻”的方式讲了一段伏尔泰的《老实人》之后便直截了当地进行了如下直陈：

“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研究方法论时，可供阅读的参考书少得可怜。当然，到处都可找到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53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并且到处也都可找到提及该文的教科书。作为一名有志于方法论的研究者，本该从这篇论文起步进行研读，但是由于两个原因，我没有这样做。首先，我已经读过了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写的评论文章，它使我相信，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其次，碰巧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即一名和我一起学习的研究生告诉我他和《政治经济学杂志》打交道的经验，他曾在最近向该杂志投递了一篇关于方法论的论文。他被告知，如果在文中不论及弗里德曼的文章，则几乎就没有发表的机会。处于未成熟的、任性的思想状态下，我发誓永远不读弗里德曼的文章，我遵守了这一誓言10年以上。”（注：［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3~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如果说劳森只是用“披露事实”的方法指出主流经济学“对方法论研究加以阻挠”，那么可以说博兰德就真不信那个邪，他用了比弗里德曼还“霸道”的方式，硬是抵制弗里德曼的“话语霸权”10年。不仅如此，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博兰德还以“经济学需要明达的批判，尤其需要批判它对方法论的褊狭态度”为主旨写下了序言，并以“批判与哗众取宠的方法论”为标题写下了前言。博兰德真是个硬汉子！作为一个正直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他力图“从方法论的供给与需求”的视角分析主流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学之间种种奇妙的关系。博兰德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流经济学家对待方法论，有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虽有好转，但他们“采用了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那就是‘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然而，“主流经济学家拒绝方法论研究，只不过是在装腔作势……主流经济学家心存恐惧的是，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恰恰不是方法论者感兴趣的”。（注：［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三、如何反省经济学方法论面临的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学方法论学界批判和反思经济学方法论发展过程的时代。劳森曾谈及过这样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例子。他说：“阻挠方法论研究的现象并非到处可见；即便在当代主流内部，也有例外。……不仅那些叫嚷得最凶的反对方法论研究的人，最终不可避免地又回到了这一研究上（尽管常常只是含蓄地表现在他们自己大量稿件中），而且不时还可发现他们主要在咖啡厅中或当地的专题讨论会上提出和捍卫只能被描述为公开的方法论的或哲学的论据和立场。……例如，弗兰德·哈恩（Frank Hahn）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然而他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注：［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写到此处，笔者不由地哈哈大笑，如果哈恩有幸活在当今的中国，并敢于当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说出上述这番话，那么笔者相信哈恩即便不被扔“臭鸡蛋”也一定会被轰下台！“经济学中的数学”，那是多么美妙的“智者境界”，哈恩，居然让年轻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这个哈恩，真是老糊涂了！哈哈！但是，哈恩毕竟不是在当今的中国，而是在远离中国的“西方”。于是，哈恩的话，不仅引起了劳森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众多经济学方法论家的高度关注。他们开始认识到经济学认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除了来自主流经济家方面之外，还来自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自身方面。对此，博兰德做了非常深刻的反思和分析。

四、解决经济学方法论的一条新路

博兰德认为，在方法论市场中“需求者主要是其他的方法论者，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主要供应者”则“一种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一种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忧心。还有一种则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他指出，无论是需求者还是供给者，他们都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即对其他观点不宽容”；换句话说，经济学方法论的市场，是被“追求名利的思想如此严重的（人）支配”，而不是被拥有“正直或坚忍不拔的美德的人们支配”。（注：［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因此，“方法论者未能向主流经济学非方法论者说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也可能方法论被认为是思想领域的色情文学，它的……蔓延已经表明它是多么单调乏味和令人厌倦，特别是当它被认为只是一种修辞学时……如果方法论还想有用的话，它就必须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有用”（注：［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应该说，笔者非常赞同博兰德的上述观点。任何一种理论，当然包括每一种理论，如果将之作为高高在上的“镇山之宝”，那么它一定就会变成“莲花宝典”，掌握它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这就是笔者心中的“普适道理”。话说回来，如何才能解决经济学认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依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博兰德的对策是去“研究越来越受关注的应用方法论（small-methodology）”，而与“更关注那些困扰了科学哲学家数十年或几百年的永久性问题”的“哲学方法论”（big-Methodology）保持了距离。（注：［加］劳伦斯·A·博兰德：《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一种波普尔主义视角》，第二版序言，1~2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然而，博兰德这么说只是他的策略，实际上他并没有回避掉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因为他在应用方法论的研究中很强调对其核心方法论亦即被他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隐蔽议程”的讨论，并在这种讨论中增加了许多“可见议程”。

然而，什么是核心方法论或隐蔽议程呢？诚实的博兰德坦率地承认他的“方法论视角完全采用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理论视角”，虽然他紧接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视角，它不同于被其他人称为‘证伪主义’的视角，我认为后者是对波普尔的误解。”（注：［加］劳伦斯·A·博兰德：《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一种波普尔主义视角》，第二版序言，1~2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实际上，在经济学认识论上，无论是弗里德曼关于“价值判断”的直陈，还是博兰德关于“隐蔽议程”的创新，都是试图解释经济学界一直在试图阐释的一种关系或联系，亦即托马斯·A·博伊兰所说的那种联系：“对于许多经济学家，在学科的一般立场与其方法论基础之间，存在着一种当然的联系。然而这种关系既是复杂的，又是微妙的。”（注：［爱尔兰］托马斯·A·博伊兰、帕斯卡尔·F·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在笔者看来，这种既复杂又微妙的关系，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和微妙，说白了，就是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经济学方法论学者，总之所有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世界的主体——经济学人——的立场、方法、观点、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笔者决定在本章后两节把着力点放在这个内在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