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在思想史上，革命比我们想象的要少，而连续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注：［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第三章　经济学的认识论·哲学方法论·研究框架中的世界

第一节　经济学界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上的不同见解

一、“后资本主义时代”框架中的“传统经济学方法论”

在汪丁丁教授看来，了解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无论对于新经济学还是对于新经济学方法论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经济学方法论向来都是“思维领域中”充满争议的领域，但无论如何，经济学家无法完全回避围绕着经济学方法论所提出的各种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对于曾经多年“生活在他方”、受过严格西方教育、与世界著名学者为友、言必引经据典且特别关爱青年一代，尤其关爱经济学未来接班人的汪丁丁教授来说，如果存在着一个“普适的经济学方法论”或者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方法论”，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对于熟知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程的汪丁丁教授来说，这简直是奢侈的幻想。因为经济学方法论，包括全世界每一地方的方法论，从来就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通用工具那样容易被大家普遍接受和推广。为此，如上所说，汪丁丁教授决定建构一个“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把被称为“后资本主义时代”或“知识社会”以前的方法论统统归类于“经济学传统方法论”，并从后现代视角对这些传统方法论进行选择和编译，于是就在15年前策划并在经济学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译丛》，汪丁丁教授还专门为这套书写了一个总序。

二、对上述“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评议

应该说，这套方法论译丛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绝对是具有一定阅读难度的丛书。如果没有一定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科学哲学知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基础，那么无论在阅读方面还是在理解方面，一定会有不少的困难。正是这套丛书的难度，一方面使汪丁丁教授在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学界拥有了极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学界形成了“各说各话”的局面，尤其形成了所谓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在方法论方面“无话可对”的局面。

正如本书第二章指出过的那样，在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论争中，方法、方法论和认识论及其相互关系，是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并尤以后两者为甚。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对此，笔者很赞同如下两位学者的意见。一位是中国学者陈郁。他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大家、里手都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历史观，都从自己的角度和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揭示历史……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他们用自己的学术武器——经济理论——去认识世界和揭示历史。”另一位依然是美国学者斯特龙伯格。他说：“如何在思想与行动、文学与实践两个领域之间建立‘统一的联系’？现代西方文化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显然，在逻辑上，陈郁把世界观和历史观理解为认识论并将其作为如何认识和如何处理问题的一般方法，置放在各种学科例如经济学方法论之前；斯特龙伯格则把如何构架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统一联系，即认识论和方法论概括为基本方法，对此，他甚至还说：“卡尔·马克思试图用‘实践’来进行综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实，在思想史上，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结于方法的第一人是康德。他认为哲学问题最终是方法问题，从而把人类关于整个存在（世界）的认识论表述为哲学方法论。（注：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黑格尔同意并传承了康德的观点。他说：“哲学是认识，也只有通过认识，人……原始的使命才会实现”；“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惟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注：［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按照黑格尔的意思，康德哲学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指明了知性和理性的联系与区别：作为一种思维能力，理性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认识对象；而知性则以经验为基础，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认识对象。）在思想上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质上也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当做方法，例如晚年的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3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在这里，所谓方法，就是联系或连接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路径与桥梁，就是解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及沟通“我和你”的手段或方式；所谓方法论，就是研究这些路径、桥梁、手段、方式及其过程、时间、距离、阶段、范围、框架等，强调与主客观世界之联系的相关要素（集合）的理论；所谓认识论，就是方法论中那些与主观世界方面相关的理论。一般来说，方法、方法论、认识论都既有抽象层面的也有具体层面的区别，同时也都有理论层面的和实践层面的区别。

三、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称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为“过时争论”？

说来滑稽，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认识论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被经济学家认为是“药品”。琼斯说，我们宁愿为别人开出处方而不乐意自己服用。对方法论的学习发生在虚幻的另一世界，涉足其中的极少参与者被当做怪癖的人。我们的哲学信念与日常实践只是偶尔才迎头相撞。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因为忙于成批地生产前沿理论而无暇顾及质疑这些前沿理论是否具有任何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经济学认识论或经济学哲学方法论的讨论日趋热烈，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依然将其说成是没有意义的“过时争论”（注：［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见汪丁丁：《经济学方法论译丛》，前言，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认识”是人类行动、行为、实践的先导，经济学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其理论体系的适用程度和适用范围；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力图回避的问题息息相关。如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经济学家在回避哲学家心目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影响并参与私人决策和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3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在这里，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界定、经济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研究框架——“不是指相对价值（relative exchange value），而是指‘道德’或‘伦理’价值（moral or ethical value）”的选择问题。（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3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在笔者看来，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认识论问题宣布为“过时争论”，既是一种虚伪的理论假设，也是一种真实的话语霸权，其目的就是坚持和延续他们的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局面。例如，一方面，弗里德曼宣称，所谓“价值判断中性”，即“‘不受价值观影响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它常常在危难时刻受到尊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也许还会时常影响他所得出的结论”，因为“经济学家不仅是经济学家，他们也是人，因此，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无疑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学”；另一方面，他又宣布“经济学家回避价值判断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因为“市场本身不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而且也是价值判断的一种发展机制”。显然，上述两种意见是相互矛盾的，而弗里德曼则异常聪明地说：“这种矛盾现象部分来自于这种趋势：将价值判断方面的所谓分歧作为解释政策结论方面的遁词。”（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4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在这里，必须指出：弗里德曼最初在1966年发表上述意见的目的，是评论肯尼斯·鲍尔丁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弗里德曼看来，鲍尔丁论文的要害并不在于其“精心计算的盈亏”而在于其“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即其“‘交换’和‘市场’包括的领域比狭义的包括的领域要广泛得多”；而这广泛得多的领域正是鲍尔丁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构建宇宙飞船经济学框架的提议中所涉及的那些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的领域。（注：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4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从这里不难看出，敏锐的弗里德曼已经发现，鲍尔丁“宇宙飞船经济学”理论假说之要害在于以“隐蔽议程”的方式揭露了“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增殖经济疯狂掠夺人类自然资源的事实，并由此必定要引发对现代或当代经济学教条的否定思考。正是基于这种“前景”，1967年弗里德曼把“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这一充满价值判断的命题替换为“价值中性”的题目——“经济学中价值判断”——送到纽约大学出版社再度出版。弗里德曼教授老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