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马克思的“评价”和“思念”

如果把《资本论》理解为一种“作为话语的经济学”（沃伦·塞缪尔斯，1990），那么它所表达的一定是马克思的话语。的确，《资本论》在其问世（1867）后的148年所经历的冷暖，实际正是对其作者马克思的褒贬。148年来，这种褒贬之多，既给马克思带来了别的思想家不可比肩的荣誉，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如洪水般的诅咒。对于这样的两种评价，美国中央情报局经济分析家马克·斯考森给予了尽可能“公允”或“全面”的介绍。他说：“马克思拥有能改变现代世界的魔鬼般的天才”；“年轻的追随者们变成了真正的信徒，而且，他们往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沉溺中清醒过来”。（注：参见［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134~135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然而，在“记忆周期”越来越短、“代际遗忘”（明斯基）越来越厉害的当代，尤其是在各种危机汹涌而至的今天，这些相悖的评价，既演化为对“时空断裂”（吉登斯）的反感，也发展为对“环境逻辑”（波普尔）的思念，还可创新为对“情景分析”的再现。

2005年，享誉世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第18版）付梓时，既带着学者相惜的情感也带着学者相敬的理性，写下了纪念专栏：“卡尔·马克思——革命的经济学家”。他说：“表面上看，马克思过着平静的生活……最初就读德国的大学，但他的无神论、宪政论和激进的思想，使他投身于新闻工作，最终他流亡到巴黎和伦敦，完成了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1867，1885，1894）。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的革命中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所失去的只是锁链！’统治阶级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像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为劳动人民的斗争而感动并致力于改变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他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要更加激情澎湃。在马克思的墓碑上有一段他自己的话：‘迄今为止，哲学家都仅仅从不同角度去解释世界，而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改造世界！’我们这篇纪念马克思的短文，将以十分著名的历史学家艾赛亚·伯林伯爵的话语来作结：‘19世纪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全人类有着如此坦率、准确和强有力的影响！’”（注：［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512页，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年10月21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张绝对能彰显出马克思独特气质的大照片，旁边配以题为“他又回来了”的文章。可以想象，在金融危机方兴未艾的“特殊环境”中，这张颇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这个极具冲击力的标题，合乎逻辑地将作为媒体主要受众又偏好联想的年轻人带回到跨世纪千禧年时评选“千年伟人”的情景之中。于是，尚未断裂或刚刚断裂的时空被链接上了，短暂的记忆周期被延长了，遗忘的代际被创造性地“情景再现”了。像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马克思热”一样，21世纪起始的十年尚未结束，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就又回来了。对此，柏林的一家出版社的经理深有感触地说：“马克思再次成为时尚”，是因为《资本论》的“主要读者是年轻的学术派，他们开始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幸福诺言并未实现”。然而，在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1916—2004）看来，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用“实践”来构建“思想与行动”间的“统一联系”。（注：参见［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这本书初版风行欧美大学，20世纪90年代新版问世续写流行神话，被学界称为以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犀利透彻的分析展现近500年西方思想画卷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