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发生了极大变化，科学技术发展也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老方式、老办法，就难以收到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开辟新途径，探索新方法，创造新经验。” [1]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符合时代要求、特色鲜明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
1.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多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可以有很多条，但坚持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与热情关怀、以情感人相结合的方法，是最基本的思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江泽民指出：“要把做群众思想工作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在办实事中贯穿思想教育，通过解决现实问题引导群众提高精神境界、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2]如果说以理服人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金钥匙”，那么以情感人则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催化剂”。有了共同的感情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深入人心。
以理服人，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形式。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似乎习惯了思想政治工作居高临下、用生硬的道理压人的工作方法。不管是不是心悦诚服，也不管是不是真正懂得，诸如传达文件、强制执行、行政命令、整齐划一的方式方法好像发挥了不少作用，但对提高人的素质不可能产生根本性的效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那种真理在握、面孔生硬、简单刻板的教育方法已经没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工作方法，也就是江泽民多次强调的“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坚决摒弃“假、大、空”和形式主义的作风，改变“说不清”“道不明”“绕道走”“炒剩饭”的状况，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从现实生活的实际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臆断出发，从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而不是从上级领导的讲话出发，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讲清问题、剖析热点、化解难题，扎扎实实地做好宣传引导、理顺情绪、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工作，才能收到实际效果。任何事情都有其内在的道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如果不能讲出一定的道理，人们就不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也不会从思想上接受你提出的主张。因此，无论我们提倡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都要对群众进行透彻说理，把道理的含义讲准、内容讲清、实质讲透，做到真正的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条件。思想政治工作是解决人的思想、立场、观点问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在工作中多些鼓励与关怀，多些交流与理解，多些尊重与信任。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情绪和情感具有感染性、弥散性、激励性和动力性功能。合理利用这些功能，可以极大地促进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认同。而“当把情感从德育中抽离出来，只剩下干巴巴的道德规范知识的传授的时候，德育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它的魅力” [3]。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4]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人对客观事物的好恶不同，产生的内心体验和外部表现也不相同。没有感情基础，只说理不动情，就不能拨动人的心弦，再正确的道理也难以被人接受，即使接受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只有情理交融，才能激起受教育者的感情共鸣，使道理深入人心，使人心服口服。而要做到这一点，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真正地热爱、尊重、关心群众，同他们架起心理沟通和感情交流的桥梁，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基础，取得他们的信任。对此，江泽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5]当然，以情感人并不是感情用事，也不是以感情代替政策，而是为了使教育对象更好地接受道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2.对症下药，因人施教
江泽民指出：“党内不同程度存在的作风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解决的办法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6]他要求：“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 [7]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好人的工作，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开出具有针对性的“药方”，才能做到“药到病除”。
在新形势下，造成人民内部矛盾的因素很多，需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江泽民指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坚持运用好这个活的灵魂，坚持贯彻好这个基本要求。” [8]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而言，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造成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环节，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进行相应的教育。要做到“药到病除”，首先要学会“把脉问诊”，准确地“把握脉搏”。这就需要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江泽民要求：“领导成员中要注意选配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较扎实、熟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同志。本地区本部门思想政治领域到底存在什么新情况新问题，领导干部心中一定要有数。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都要围绕思想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准确地把握社会思想状况和动向，以利加强工作的针对性。” [9]事实证明，在改革开放中存在和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这些问题，不能根据问题出现的原因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
江泽民指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干部群众，所处的环境、承担的任务、面临的问题不同，其思想活动的特点和要求也会有不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离退休人员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千篇一律地做工作，是不会取得好效果的。做工作一定要把握这些特点和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 [10]对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的教育，也要因人而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需求固然有差别，但同一群体的人们也会因心理、个性、气质及个人境况等方面的不同有不同的需求，需要我们进一步作出相应的部署。正如江泽民所说：“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群体，有党员、干部也有普通群众，有文化水平高的也有文化水平低的，有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也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无神论者也有有神论者，有信仰这种宗教的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如此等等。他们的经济状况、生活环境、思想认识、文化素质、心理特征都有所不同，如果不做具体分析，不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不因材施教、因人制宜，而是千篇一律、空洞说教，思想宣传的效果肯定不会好。” [11]比如，在高校学生这个群体内，有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区别；在工人群体中，既有管理干部、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的差别，也有公有制企业职工和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差别。对于这些差别，我们必须因人施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3.表扬为主，勇于批评
表扬与批评相结合、以表扬为主的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之所以提出要勇于进行批评，是因为在党的各项工作中，一味迎合的表扬多了，而勇于批评的人少了。针对这些回避矛盾、不敢坚持原则、当老好人的做法，江泽民多次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抓工作，处处回避矛盾，就是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抱着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做好工作的。如果某个干部得到的选票很多，但不敢坚持原则，当老好人，这样的干部能说合格吗？” [12]“现在，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薄弱，有一部分领导班子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和帮助，成员之间很少有坦诚的思想交流，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制止的不制止。各级领导班子要切实负起责任，带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13]“一些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内耗不止，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班子里一再发生领导干部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搞以权谋私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领导班子不讲党性原则，政治上软弱，好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讲庸俗关系学，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这种教训是深刻的。在这次‘三讲’教育中，务必扫除这些不良习气，大家都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拿起来，既勇于打扫自己身上的灰尘，也诚恳地帮助别人打扫身上的灰尘，既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批评班子集体和别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团结一致向前进。这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增强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讲政治，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既从大处着眼，又善于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抓住问题的实质论危害、挖根源，分清思想政治上的是非界限，不要纠缠细枝末节，以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14]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讲正气、讲党性，勇于坚持原则。他强调：“中央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就是要在党内形成一种正气上升的良好风气。要反对那些趋炎附势、拉拉扯扯的腐朽庸俗的东西，不能让它们在党内有存在的基础。党内一定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生活制度，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讲，不能当面不讲、背后乱讲，自己不讲、由别人代言乱讲。” [15]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各级党组织都要努力增强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勇于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决不回避和粉饰。” [16]
众所周知，喜欢表扬而不是批评是人的共性。但是，没有批评的表扬，重要性显然不会那么突出，效果自然也会降低，这是个很好理解的道理。使用表扬与批评相结合、以表扬为主的方法，要求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掌握好表扬与批评的分寸，以发挥其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最大功效。坚持以表扬为主，并不是说可以滥用表扬。如果大部分人可以随便获得荣誉，那么，这种荣誉势必大大贬值。
4.理论灌输，思想疏导
理直气壮地进行正面理论灌输，旗帜鲜明地进行正确舆论引导，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无论哪种社会形态，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总是努力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灌输给每一位社会成员。就连美国政治学家奥勒姆都承认：“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最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 [17]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从来就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西方国家都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和手段，来对他们的官员、学生、群众、军队灌输资本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和政治信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抓得很紧的。” [18]他要求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道德要求，不断灌注到并真正深入全体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自觉的思想要求和行为规范。这里所说的灌输，是科学社会主义层面的意义与教育学层面的方法的特殊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具和实践原则，是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种合适的理论环境。为了让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真正入脑入心，内化为人们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灌输绝不应是把教育对象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居高临下地进行强硬灌输的做法，而是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自主意识、平等观念和民主权利，是理论灌输和思想疏导的有机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一个单向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心灵沟通、思想交流的过程。江泽民指出：“思想工作必须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默化。” [19]他多次要求，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疏导，注意发扬民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采取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方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平等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转换灌输理念，丰富灌输内容，更新灌输手段，解决好“怎样灌输”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坚持把理论灌输与思想疏导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工作由偏重理论灌输的“灌输型”向注重思想疏导的“渗透型”转变，在灌输中疏导，在疏导中灌输。实践证明，理论灌输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填鸭式”的灌输方式，要坚持以人为本，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疏通开导，启发诱导。进行思想疏导，也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疏通，一是引导。所谓疏通，就是通过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集思广益，鼓励人们畅所欲言，让群众讲出实际情况，讲出心中所想，在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对象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所谓引导，就是根据群众心里的症结，通过启发、教育、摆事实、讲道理，把群众的思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5.典型示范，榜样引导
树榜样，立典型，发挥榜样和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方法。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鼓励、引导和教育功能，也是江泽民大力提倡的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江泽民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组织报告团，用现身说法的方法介绍先进模范人物的成长道路是一个好经验，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好办法。” [20]先进典型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对人民群众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号召力。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把深刻、抽象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具体化、形象化，为人们树立起学习的榜样，有利于宣传先进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展示社会主流精神风貌，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心，形成崇尚先进、弘扬正气的社会风气和“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正如江泽民所说：“除了我们党历史上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以外，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孔繁森、徐虎、李素丽，还有军队的李国安，等等。从他们身上，老百姓看到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 [21]
他希望年青同志“要以体现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的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满腔热情和高度负责地对待人民、对待工作，埋头苦干，积极进取，务实创新，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优异成绩” [22]。
先进典型代表着一定事物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利用典型的表率和示范作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民群众追有目标，赶有方向，见贤思齐。首先，要善于发现典型、挖掘典型。各类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典范、群众的楷模，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先进事迹不同，但他们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动都是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一致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江泽民要求：“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要注意总结群众性思想工作的经验，推广先进典型，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思想工作水平。” [23]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发现这些典型，用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先进事迹来引导群众、教育人民。其次，要慎重选择典型，合理宣传典型。每推出一个典型，都要深入调查，听取各方意见，着重考虑典型的群众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务必使推出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江泽民指出：“韩素云的事迹，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把爱亲人与爱军队、爱国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这也说明，崇高的思想品德，往往表现在平凡的生活和劳动中。” [24]这番话告诉我们，先进典型不是“秀”出来的，而是真正从群众中走出来，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只有群众熟悉的先进典型，学起来才会可亲、可敬，只有贴近群众的先进事迹，群众才会感到可信、可学。对于选定的先进典型，宣传思想部门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抓住典型身上体现时代精神的闪光点，根据每个典型的不同特点，着力介绍他们的先进思想和感人事迹。需要指出的是，在宣传先进典型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分为二，力戒浮夸，不护短，不搞“高、大、全”。否则，就会让人反感，削弱先进典型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再次，要正确对待先进典型。对于树立起来的先进典型，一定要合理使用，把他们放到最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岗位。要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荣誉，正视身上存在的不足，从而在工作中发扬长处，克服不足，不断完善和提高。还要注意为先进典型提供好的工作环境，切实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要善于运用反面典型。反面典型是相对于正面典型而言的，是落后的、错误的思想的反映。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正面典型教育为主，但也不能否定和忽视反面典型的教育意义。利用反面典型进行教育，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有效地控制其消极影响，并把消极影响转化为积极影响。
“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成效，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没有人格力量很重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在‘立行’和‘立言’上多下功夫，努力把人格的力量和真理的力量统一起来。” [25]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的模范行动和典型作用。他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历来很看重领导者的榜样作用，培养典型尤其要培养领导干部的先进性，发挥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典型示范作用。1997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何以治人?所以我们再三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己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比如作报告，即使你再会讲，但是你讲的和做的不一致，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事例，就把你讲的完全否定了；相反，你虽然不会讲，但你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其效果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要像焦裕禄那样，做出榜样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6]江泽民认为，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他要求：“我国广大教师要率先垂范，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推动者，做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引路人，努力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27]
6.借助网络，优化载体
江泽民认为，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的心理状况、接受能力、欣赏水平也发生了变化，加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接受信息、休闲娱乐的方式、方法、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新的传播媒体和文化娱乐场所的吸引力大大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手段、机制“不创新、不改进，简单地沿用过去老一套的东西是不行的” [28]。他指出：“适应新形势要求，思想工作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大众传媒和文化设施，采取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所欢迎的方式方法进行。” [29]“文化建设一定要把握时代精神，坚持正确方向，针对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和休闲方式的新变化，充分利用多种形式特别是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努力巩固和拓展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30]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各种载体的优势，就要实现文化、活动、管理、媒体等主要载体的优化创新，尤其是加强网络载体的管理和创新。对于借助网络载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作出了深刻的分析、精辟的论述，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指出：“信息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和渠道。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互联网是开放的，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这种挑战。要主动出击，增强我们在网上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密切关注和研究信息网络发展的新动向，抓紧学习网络知识，善于利用网络开展工作，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 [31]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网络也被公认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快捷性、海量性、交互性和隐匿性，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江泽民指出：“现代社会，各种媒体特别是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舆论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加强引导。” [32]从近年来的发展状况看，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舆论的前沿阵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这个阵地对我们进行渗透。江泽民指出：“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庞杂多样，泥沙俱下，还存在大量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可以这样说，由于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政治斗争阵地。因此，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高度重视网上斗争的问题。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否则是很难做好的。” [3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加强网络建设和网络管理，增强我们在网络上正面宣传的影响力。一方面，要建立各级思想政治工作网络系统，加强“红色网站”建设，抢占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的制高点。江泽民要求：“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总的方针是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发挥优势，主动出击，不断增强网上宣传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使之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成为我们对外宣传的新渠道。” [34]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运用高科技手段，加强监管和引导，努力掌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的主动权。江泽民强调：“对信息网络化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 [35]
注释
[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0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江泽民文选》，第3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朱小蔓主编：《道德教育论丛》，第1卷，20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5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江泽民文选》，第3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5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7]《江泽民文选》，第3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江泽民文选》，第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江泽民文选》，第3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4]江泽民：《论党的建设》，38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7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6]《江泽民文选》，第3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美］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36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8]《江泽民文选》，第3卷，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江泽民文选》，第3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2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19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4]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1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25]《江泽民文选》，第3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7]《江泽民文选》，第3卷，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8]《江泽民文选》，第3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0]《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4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1]《江泽民文选》，第3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1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3]江泽民：《论科学技术》，1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4]江泽民：《论“三个代表”》，1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5]《江泽民文选》，第3卷，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