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贸易顺差会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吗？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兑现了特里芬的预言，但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霸主地位却在牙买加时代得以延续，同样保留下来的还有让全世界印象深刻的美国经常账户恶化问题。由于贸易收支基本决定了经常账户差额的性质及其变动趋势（见图2—2），所以人们容易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与摆脱黄金束缚后的“新美元本位制”联系起来，并倾向于做出因果关系的解读，即认为正是几十年来美国持续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为世界经济输送了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从而既满足了非居民对美元的需要，又成就了美元至高无上的国际货币地位。若果真如此，那么目前中国321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11]显然就成为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2—2 美国经常账户差额及构成（1970—2008年）
但贸易逆差究竟是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还是仅属于美国的特殊经验，甚或可能是一种后来者应当引以为戒的糟糕经验？对此，一方面可以考察德国、日本等其他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相关数据，从而了解是否存在支持上述“货币国际化需要贸易逆差”论断的其他证据。另一方面不妨回归对国际货币供给与需求的逻辑推理，对所谓的美国经验做一个定性分析。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国际清偿力”是从国际货币供给角度展开的分析，这一结论流传甚广以至于特里芬在其著作中关于国际货币需求角度的阐述几乎被完全忽略了，或许这也是特里芬理论观点被广泛误读的原因之一。
2.3.1 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都曾经长期贸易顺差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俱乐部中仅次于美元，分列第二、三位。通过对以上货币发行国贸易收支数据的简单比较，即可快速验证美国贸易逆差经验能否称得上国际货币的所谓“一般性规律”。
德国 [12]和日本经过战后复苏与调整，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其货币也相继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德国马克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不仅得益于德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货币政策，也伴随着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从萌芽到实现的整个过程。通过近30年的国际化实践，德国马克已经成为欧洲各国中央银行最主要的干预货币，在欧洲市场上甚至成为与美元平行的计价、结算和支付手段，在全球贸易货币中德国马克的份额大约为15%。1999年欧元诞生，德国马克随后退出历史舞台。但德国马克作为欧元的关键支撑货币，通过欧元这种区域共同货币最终实现了国际化。目前欧元的国际使用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元的一半，是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
日元的国际化道路比较坎坷。日元国际化进程自80年代开始加快，至1990年日本进出口总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14.5%和37.5%，而且在国际债券交易方面以日元计价的比重也大幅度提高。但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严重损害了日元的国际接受程度。目前日元国际化水平不足美元的十分之一，但仍然超越英镑成为第三大主要国际货币。
尽管欧元（德国马克）和日元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国际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也相去甚远，但德国和日本在30多年的货币国际化过程中都表现出明显的贸易顺差特征，只有极个别年份是小幅贸易逆差（见图2—3）。显然，德国和日本经验都不支持“货币国际化需要贸易逆差”的论断。
当然，将德国、日本数据直接与美国做简单比较可能并不恰当。因为20世纪70年代对于德国马克和日元来说，货币国际化只不过刚刚起跑，但在这个时期美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已经冲过了终点线并把金牌牢牢攥在手中，所以应当补充对美元国际化起跑阶段美国贸易数据的分析，而后再来讨论国际货币发行国是否在贸易收支问题上具有一般性特征。
图2—3 德国和日本的长期贸易顺差
于是我们把研究期间提前到19世纪下半叶的国际金本位时期。这时的世界核心国家是英国，英镑在当时具有“纸黄金”的美称，可以与黄金共同行使世界货币职能。美国经济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而快速成长，其经济总量大约在1894年超越英国，到1914年则超过了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但直到此时，美元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几乎毫无影响力。 [1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美元崛起创造了重大机遇。随着1915年美国贸易规模升至世界第一位，美国也积极构筑金融大国的基础，终于借战争之机一举成为世界兵工厂和资金避风港及融通中心。在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时，美联储却竭力维护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又通过贸易顺差吸引黄金大量流入，从而大大提升美元信用，使之在与英镑的国际货币竞争中胜出一筹。 [14]因此可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正式开启了美元的国际化征程。
从1870年到1969年的100年间，美元国际地位实现了从无到有、由低到高的重大转变，并且彻底取代英镑，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国际化进程以1914年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锻炼热身”，后半段“竞赛实战”。特别是在1915—1945年期间，美元国际化正式起跑。而且这期间的美元之于英镑，正如同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德国马克和日元之于美元一样，都具有新兴国际货币向传统核心货币发起挑战的特点。
根据图2—4可知，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跨度里，美国的贸易收支差额主要表现为顺差。除个别年份（如1921年、大萧条后的1930—1932年）外，美国贸易收支在1874年由逆差转为顺差后一直保持了近百年。
由此不难发现，贸易顺差是货币国际化初期的共同特点。这在美元挑战英镑霸权以及德国马克和日元挑战美元霸权的情形下都得到了经验验证。
图2—4 美国早期贸易数据（1850—1969年）
2.3.2 贸易顺差是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前提
多国经验数据所表明的“货币国际化过程必然经历贸易顺差阶段”，以及特里芬难题所描述的“美国只有通过经常账户逆差才能提供充足的美元用于国家间债权债务清偿”，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可能让不少人困惑不已。如果暂且不论美国经常账户恶化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仅从一般意义上分析非居民为何会形成对国际货币的需求以及如何向非居民供给国际货币，同时遵循货币理论中“货币需求引出货币供给”的分析逻辑，便不难得出以下判断：贸易顺差是主要国际货币崛起的必要前提，而且贸易顺差与向非居民供给国际货币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与国际金本位时期黄金自然成为国际货币不同，现在任何一种国际货币都要通过国别主权货币的国际化来实现。特里芬在讨论“外汇储备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问题时指出，黄金早已无法为世界经济提供充足清偿手段，只有通过货币储备中外汇部分的“国际化”来解决，将哪个国家的主权货币用作国际储备是储备持有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储备持有者做选择时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安全的”可获得货币资产上，也就是那些主要债权国发行的货币。 [15]
这段文字至少提及了关于国际货币需求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是今天研究货币国际化时人们容易忽视的两点内容。第一，国际货币需求来自于储备持有者对“安全性”资产的甄选，这种安全感会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主要债权国身份而得以增强。通常，贸易顺差可为一国货币带来信誉保证，使之顺利进入国际货币候选行列。第二，持有国际货币的目的是用于清偿国家间债权债务关系，以解决黄金短缺所造成的不便。也就是说，从官方角度来看，对国际货币的需求源自于要为私人部门顺利完成对外支付做好预先准备。如果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是以主要债权国货币计价，又可以通过全球支付清算体系提供结算便利，那么自然会形成非居民的私人和官方部门对这类货币的广泛需求。
非居民为保持对债权国的支付能力而持有国际货币，又因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贸易顺差而对储备资产安全性充满信心。一方面，非居民可以使用国际货币为自己从贸易顺差国的进口付款，换个角度看就是为保持对主要债权国的支付能力而持有该国货币资产。另一方面，贸易顺差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使得无论非居民私人或官方部门都可以放心持有，无需担忧外汇资产的安全性。
当然，贸易顺差及其所产生的安全感只是构成非居民货币需求必要条件的一部分。如果以该货币计价的贸易规模或贸易范围极为有限，而且该币种在全球范围内的支付结算也不便捷，那么非居民其实很难会有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这样一种货币的意愿，其国际接受程度和使用程度自然也就不高。
关于非居民积累国际货币储备，特里芬认为“其实是从储备持有者向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资本输送，进一步增强了国际货币硬通货的属性。如果关键货币国家（指美国）提高黄金储备，国际清偿力短缺问题便无从解决……只有通过大量地向海外再贷款或者无偿捐赠——不仅要抵消本国经常账户顺差，还要抵消其他国家积累国际货币储备而产生的资本流入——才可以避免‘美元荒’的情况发生” [16]。这里是从国际货币供给的角度在讨论问题，显然特里芬已经把经常账户顺差当作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默认前提，所以给出了通过资本流出向其他国家供给美元储备的解决方案。
就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一切表现为对外支付的交易——比如进口商品和服务、对外单方面转移、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贷款或证券投资等——如果是以本币计价结算，其实都是向非居民提供国际货币。所以国际货币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流向非居民，即使持续贸易顺差，也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对外贷款等其他方式向非居民供给国际货币。全球市场上无论非居民私人外汇资产还是官方外汇储备的积累，都可以看作是国际货币供给的结果。
在货币国际化起步阶段，实现贸易顺差、确立债权国地位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要挑战传统国际货币霸权、有效提高本国货币的非居民接受程度与使用程度却绝非易事。由于国际化进程刚刚开始，以本币计价结算的国际贸易、投资比重通常很低，方便快捷的全球支付清算系统大多尚未建立，所以在这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向非居民供给国际货币，而是怎样巩固并提高非居民对国际货币的潜在需求意愿与实际需求水平。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至少在人民币国际化初始阶段，美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并不是一个值得借鉴或学习的重要经验，甚至有可能提供了一个需要深思的反面教材。现阶段的贸易顺差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必要的，有利于刺激非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所以对政策决策者来说，实在没有理由刻意追求向贸易逆差尽快转变。出于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长远打算，则应当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议价定价能力，提高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份额。同时要大力推进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服务的全球支付清算系统建设，完善为非居民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和外汇风险管理工具的国际金融市场，提高非居民对人民币的意愿接受程度和便捷使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