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本成果首先对人力资本的计量理论进行了回顾。对于劳动力素质理论的发展及其计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从而将劳动力素质也作为一种资本看待，并用来解释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本成果先以人力资本为视角，并将其作为劳动力素质测算的代理指标，详细介绍其不同的计量方法。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使得其在计量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学术界对于人力资本的计量存在很大争议。目前主要的计量方法有教育法、成本法和收益法。教育法认为人力资本产生于教育，主张将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教育法可细分为两类——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是指学者们选取一个或多个指标进行对比，用以衡量人力资本，主要涉及受教育年限、成人识字率、文盲率、学生在校率、入学率、教育经费、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注册人数占同龄人口比重以及师生比率等多个指标。间接法不直接将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指数，而是以受教育年限作为主要变量，进行一系列加工处理得到人力资本指数。间接法主要是考虑到不同受教育阶段对人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一般认为如果时间一样，高年级的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高于低年级。成本法是依据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累计投入量来确定人力资本当前价值水平的方法。成本法隐含的假设是人们拥有的知识多少和能力大小主要取决于后天为获取这些知识、培养这些能力所投资的多少。其基本思想是：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于花费于人（或劳动者）身上的相关支出的总和。收益法认为人们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收益法可分为收入法和未来收益法。未来收益法是最早测量人力资本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人力资本的货币价值等于每年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与未来收益法相比，收入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以劳动者当期的收入为基础作为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其结果并不依赖于对劳动者未来收益的计量。在三种方法中，教育法和成本法均是从投入的角度计量人力资本，只有收益法是从产出的角度进行计量。三种方法中，教育法使用最为广泛；成本法在国内得到了一定推广，但国外学者较少使用该方法；收益法在国外得到了广泛推广，但在国内却少有学者使用。在对各国人力资本进行比较研究时，使用得最多的还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年限总和两个指标。

课题组通过对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数据进行计算，分析了中国人口素质的时空演化规律。通过对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从绝对量来说，未上过学人口数量大，减少量也大；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人数都在上升，且文化程度越高，其增长速度越快。不同素质的人口在地区之间分布不均衡，总的来看，低素质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区，高素质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对各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与不同素质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进行对比发现，未上过学人口和小学人口在地区之间的失衡态势在恶化，而其他较高素质人口在地区之间的分布则愈加趋于平衡。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素质提高迅速，基本呈现出线性增长的趋势。对各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动态变化进行研究发现，各省份之间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有一定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具有规律性。具体而言，北京、上海基本处于人口素质最高一级梯度，其次为东北三省、天津、广东；西藏是人口素质排位最低的省份，其次为甘肃、青海、贵州和云南四省；而在人口素质处于一般水平的省份中，江苏、山西、陕西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处于较优水平，而安徽处于较差水平。三是对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进行群体分解研究。其中区域分解结果表明，贡献较大的为人口大省或经济大省，且有由人口大省向经济大省过渡的趋势；而贡献较小的为西部经济落后、人口较少的省份。受教育程度的分解结果表明，初中人口比例提高是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提高的最主要因素，但其作用在逐渐减弱；小学人口起初为正的贡献，但到1990—2000年间已经变为负的贡献，且负的绝对值有变大趋势；高中人口比例变化的贡献率始终维持在一般水平，并经历了先变大后又变小的过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提高贡献较小，但其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性别分解结果表明，女性相比男性对于全国人口素质提高贡献更大。四是在受教育的平等性方面，就区域而言，人口受教育在区域间的不平等减小趋势明显。分性别来看，人口受教育在性别间的不平等程度持续下降。

课题组在对中国人口素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情景，预测了中国劳动力素质的变化趋势。预测结果显示，中国未来的劳动力素质提升是比较快的。以中等水平出生率情景为例，25岁及以上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10年的8.5年上升到2030年的10.2年。中国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推动力。

在前述研究基础上，课题组将中国劳动力素质与美国、日本进行了对比。从接受了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占比情况来看， 2010年中国2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中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数占比为8.8%，这还远未达到美国1940年的水平（美国1940年为10.1%），约相当于日本1968年的水平。以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对比指标，中国到202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为9.7年，大约与美国1951年的水平、日本1975年的水平相当。中国到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为10.2年，大约与美国1965年的水平、日本1983年的水平相当。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升非常快，但却没有导致劳动力平均素质提升速度快于美国和日本。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劳动力的结构特点，即低素质的劳动力占比很大，虽然新增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很快，但对基数较大的低素质劳动力的影响较小，所以拉低了整体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通过构造新指标“劳动力素质的净提升”，发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净提升速度将会非常快。

课题组利用非参数方法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对其按不同生产要素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发现：1997—2010年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约2.07个百分点，其中，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是0.89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劳动技术的进步；分区域来看，无论是劳动技术进步率还是劳动利用效率，东部地区均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我们检验了劳动力素质等相关变量对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影响，研究结果并未发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明显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表明劳动力素质提升并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实现真正的转变。这一结论虽然出乎意外，甚至可以说不尽如人意，但与最近其他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同。

虽然到目前为止，劳动力素质提升并未成为经济增长动力，但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更多地依靠内涵式的增长，劳动力素质提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但劳动力素质提升并不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虽然劳动力素质提升将会促使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但劳动力素质提升后必然要求更高的报酬，从而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经济增长率。因而劳动力素质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难以直接判断，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定量计量分析。课题组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对劳动力素质提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模型运行的结果显示，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到2020年每年提高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左右，到2020年累计提高经济增长20%（也就是2020年冲击结果的GDP是基线GDP的1.2倍）。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函数不同，劳动力素质提升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较快行业的发展。分区域看，劳动力素质提升对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有正面冲击，提高四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分别为620亿元、4660亿元、1413亿元和1239亿元，提高各区域GDP增长率分别为1.87%、2.14%、1.87%与1.79%。提升劳动力素质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幅度影响最大，东北地区及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在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劳动者素质与收入是提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一方面，在现实收入分配中脑力劳动者(特别是脑力劳动中的管理者)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又过大，甚至可以说形成了新的体脑倒挂。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社会普遍不认同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体力劳动者自我认同感也不强，体力劳动者普遍不安心于自己的工作，都在寻找机会从事脑力劳动岗位特别是管理岗位，从而使中国高级技术工人严重不足，进而影响了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而技术工人与脑力劳动者应该有相应的配比，技术工人的不足实际上影响了中国产业对脑力劳动者的吸纳能力，进而影响了中国新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当前的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作用将逐步减弱，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成为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角。而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又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因此高素质的劳动力的培养将成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工业转型发展的基本落脚点。

（2)根据各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差异，进一步推动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东中西劳动力素质有较大的差异，低素质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区，高素质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目前已经有条件率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中西部地区将劳动力从低效农业转到高效工业的任务仍旧十分紧迫。目前应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升级速度，推动经济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鼓励东部地区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

（3）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快速提升时期的经验。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当时期，美国、日本都出现了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的状况。而将人力资本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使美日顺利有效应对了这一挑战。美国在1960年前后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凸显。日本在1968年后确立了走“技术立国”之路，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