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与政策选择》概要
杨瑞龙注21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中，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60%，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出口—投资的联动作用以及低消费与高储蓄的倾向使得投资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消费率过低使得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经济学理论及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拉动GDP增长的需求力量中，家庭消费的内在稳定性相对较高，投资和出口的内在稳定性较低。所以，随着家庭消费占比的下降、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的上升，我国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不断下降。长期来看，国内投资扩张带动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张，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能实现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和平衡对外需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加重。这将加剧我国总需求结构的失衡状况，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与稳定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进一步加重。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加大，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增强。
本成果在全面梳理相关文献及对2008年前后经济波动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无论是2008年以前的宏观经济失衡压力，还是2008年以后外需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都凸显了我国失衡的总需求构成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由此，如何扩大我国的内需和平衡我国的总需求结构，并为我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构筑总需求基础，成为国内外学者和决策层关注的焦点。从现有的政策实践来看，简单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就是通过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刺激内需和平衡总需求结构的主要手段。然而，无论是对2008年以来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分析，还是更深层面的研究和思考，都集中指向一个问题：简单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刺激内需、缓解外需减少带来的宏观经济压力，但是不足以实现内需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针对生产和供给层面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能够带来利率的下降、流动性和信贷的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的消费信贷市场并不发达，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效果不明显。我国的财政支出偏向于投资性支出，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效率较低，所以增加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不大。我国的税收体系以生产性税收和流转税为主，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和生产行为影响较大，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小。
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受制于很多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例如收入分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缺陷，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性服务供给的不足。由此，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需求的刺激作用，主要是通过投资需求的增长实现的。这在短期可以实现国内总需求的增长，缓解外需下降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压力。
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与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一研究方向之下，宏观经济运行和管理中的多重目标同时出现。既有数量目标——内需增长，也有结构性目标——调整结构；既有短期稳定目标——宏观经济平稳增长，也有长期目标——宏观经济长期较快增长。为了实现宏观经济多维度目标的协调，兼顾内需增长、宏观经济短期稳定性、结构调整和长期增长，本成果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在长期可持续增长视角下实现我国国内需求与供给结构之间的协调，探寻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以及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所以，简单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实现我国内需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进而无法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稳定构建可持续的总需求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我国内需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对制约我国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因素，特别是对制约国内消费需求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因素展开分析。关于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问题，国内外已有大量理论、实证和政策性研究，研究结论主要指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以及金融体系等方面的问题。
例如，要实现我国内需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不仅要解决收入分配和金融体系等制度性缺陷，还要解决供给结构方面的缺陷。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以及金融体系等方面的缺陷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供给结构对消费增长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结构性过剩”现象，非耐用消费品处于供大于求的过剩状况，而耐用消费品则处于供给小于需求的状况。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供给的不足，使得家庭的潜在消费需求无法实现，所对应的收入只能转变成储蓄，这是一种强制储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服务供给的不足，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谨慎性储蓄。供给结构对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制约导致工业部门的过度膨胀，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由此带来过度资本化，导致就业压力加大、工资收入占GDP比重降低、就业前景和收入不确定性增加，这直接制约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倾向的提高。适应成熟工业经济需求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之下，家庭金融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与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管理，导致家庭谨慎性储蓄动机的增强和消费倾向的降低。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主要约束是供给约束，政策层面考虑的重点是如何迅速增加供给。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需求不足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约束，但是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状态加速积累，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政策层面的主要考量依然集中于供给方面， 导致的问题是，内需增长与供给结构调整割裂，内需增长无法得到国内供给层面的支持。因此，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中融进更多的结构性考量。但是，在我国过去多年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调整结构的政策往往与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联系在一起，促进内需增长的政策主要与宏观经济短期稳定性联系在一起。总而言之，过去在政策研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方面，过多从总量层面分析，而较少从结构层面分析。
本成果在分析我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以及构建这一结构性基础所要求的投资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从理论层面探讨突破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制约的路径与政策选择，并对促进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各项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进行详细的论证。这些研究对于思考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如何完善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以及提升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效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成果采取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国际经验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对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与政策选择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针对我国当前转变增长模式的需求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为了更好地完成研究目标，本成果特别重视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之所以提出内需的可持续增长问题，目的是在短期化解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实现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在长期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适应性的需求基础，促进我国增长模式的转变。因此，本成果要对结构性因素与内需增长之间的制约关系进行数量模拟分析。其次，对各种宏观政策的短期需求拉动效果、长期的结构变迁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第三，对促进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分别进行研究。第四，强调数量分析背后的理论逻辑。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的核心思路是：从我国宏观经济在外需冲击下所暴露的现实问题出发，探讨国内投资增长与出口增长之间的相互强化机制及其形成原因，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这一特殊的平衡和增长机制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应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由此提出内需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从供给层面探讨国内消费需求提升的制约因素，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产业政策、公共服务供给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与相互作用，从中探寻我国供给结构的变化原因及其对国内消费和投资可持续增长的制约；最后，兼顾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的结构性特征及两者之间的动态制约关系，探讨服务于内需持续增长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体化政策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两重压力已经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自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世界经济将步入结构大调整时期，这意味着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导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与高储蓄为主导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内涵的欧洲模式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将导致中国外需的持续下滑，更为重要的是，它将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资本格局以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中国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另一方面，中国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累积了大量内生性的矛盾、冲突和结构性问题，利益结构的固化与深层次改革的延缓使大量经济转型的措施落空，中国经济依然沿着“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的路径前行，结构缓冲的空间大幅度收窄，宏观经济波动的脆弱性与日俱增，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政策空间逐渐缩小。这种内外夹击的双重压力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双重性，同时也决定了全面启动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扩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以往关于内需增长和宏观政策选择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关于经济长期增长问题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和动态均衡路径；供给结构及其变迁一般被置于增长理论的分析视角之下。这样的研究固然对于理解我国总需求失衡是有价值的，但还不足以透彻地揭示我国内需失衡背后深刻的制度原因。本成果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传统增长模式和宏观经济平衡机制所带来的内外失衡问题，以及传统增长模式与宏观经济平衡机制在外需冲击下所呈现的不可持续性，是引发人们再次关注内需增长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目前探讨内需增长问题，应该着眼于宏观经济动态平衡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需求，探讨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与政策选择。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源内生于我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之中。政府实施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与增长目标定位，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变化，国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前的总需求结构失衡。借助于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资本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由此带来的结构问题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改革和转型日益艰巨。
中国内需的扩展不仅是一个“内需弥补外需回落”的总量问题，它还涉及内需结构调整的问题，“稳投资”与“扩消费”的战略定位组合是当前宏观经济短期与动态平衡的重要契合点。
从总需求结构的表象来看，为了扭转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家庭消费需求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需要用家庭消费需求替代外需和内需中的投资需求。然而，在给定的结构和制度特征下，这两种替代过程都是难以完成的。因为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收入和供给的调整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过度依赖消费增长，而简单地大幅度减少投资很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
尽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但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是总体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一种表现，它取决于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权力格局，因此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这也是很多收入分配改革沦为空话的核心原因之一。这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预示着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更预示着调整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原有改革路径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进一步改革将施加越来越大的阻力，超越“前期改革既得利益集团”需要中央政府有自我改革的勇气和超然的国家利益与政治诉求。
面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失衡的加速调整和我国外需环境的复杂变化，本研究总结和扩展现有研究成果，探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以及构建这一结构性基础所要求的投资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基于以上对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的认识，本成果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以及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背景。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需冲击下所面临的困难，凸显了总需求构成的不可持续性。国内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占比较低，要解决投资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新增供给的市场实现问题，必须依赖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外需冲击下，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使得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难以持续，原有模式下的经济快速增长状况难以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内需不仅肩负着应对短期外需冲击和“熨平”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职责，更重要的是构建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第二，分析导致我国内需总量不足的结构矛盾、原因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在本研究中，我们不再割裂国内消费、投资和公共支出，而是综合分析国内投资和公共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动态演变的影响，并从产业结构的动态特征出发，探讨制约国内消费需求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突破简单需求管理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政策和需求刺激政策，以支撑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为支点，考量服务于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体化宏观经济政策。
第三，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渠道、适用条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未来政策调整的可能路径。除此之外，还对其他国家以及我国过去扩大内需宏观经济政策所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第四，在综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构筑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的具体政策建议。
在收集整理大量数据以及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主要的结论：
(1)总需求结构失衡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下降；在投资和出口的相互强化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显著加剧；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加大，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增强。
(2)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能通过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和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我国政府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也可称之为“速度饥渴”。一旦投资和出口受制于国内外约束而无法维持过往的高增长趋势，经济总量扩张速度的下降将会使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问题恶化，并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3)我国总需求结构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的根源在于经济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和实现过程。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4)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积累有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
(5)投资增长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的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国—欧美“三角贸易模式”。
(6)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这两方面的制约都内生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之中。传统增长模式不仅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导致劳动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错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
(7)传统增长模式下失衡的总需求结构，导致总需求的增长难以持续。受制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趋势及国外市场的竞争态势，我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必将制约国内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高投资还直接受制于国内环境的严峻、资源成本的提高和约束的强化。
(8)实现总需求结构平衡并不是简单地用消费替代投资，事实上，在给定总需求结构的条件下，这种替代过程是无法完成的。内需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
(9)增长模式变革下的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投资转型包括投资结构的变化以及投资动力机制的变革。
(10)家庭消费增长面临着比投资增长更多的约束，所以，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变化、就业模式变化和初次分配格局变化不足以保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变革，例如：①完善包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整个分配体系；②通过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1)无论是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我国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于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增量改革。所以，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预示着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更预示着调整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
(12)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增量改革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原有改革路径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进一步改革将施加越来越大的阻力。“先试点、后推广”模式创造了改革的垄断权租金，由此引发的寻租活动削弱了这一模式的优势。在此背景下的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政府的自我改革。
(13)鉴于此，我们认为：第一，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使政府角色从“与民争利”转变为“为民创利”。第二，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分配关系的调整不仅在于权力关系的调整，同时也在于生产方式的调整。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大调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市场力量也是调整分配关系的核心力量之一。第三，防止一些理想主义的激进做法。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短期内消费占比不能模仿美国，警惕福利刚性加重中国经济前行的负担。第四，要尊重经济发展的自然演进规律与民间智慧，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对经济增长内生能力的扼杀。第五，“稳投资”与“扩消费”的组合是内需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基础，政策选择不能简单化。
(14)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与民争利”。改革的重点是：①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入限制，政府有选择地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②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力”，特别是限制有可能产生大规模寻租活动的政府审批，推动政府决策等行为的公开性与透明性。③通过重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在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转变，而应是在政府放松管制条件下，市场力量引导的自发演进过程。④完善要素市场、理顺要素价格机制，促进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对比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以真实显露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市场价格信号引导投资结构转型和投资增长。当前特别要积极推进金融体制与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⑤改革财税体制，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推动政府由生产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增加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以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拓宽投融资渠道，发展、完善各类金融市场主体，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通过财政手段、金融手段、法律手段等诸多方式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需求。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以往关于内需增长和宏观政策选择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关于经济长期增长问题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和动态均衡路径，供给结构及其变迁一般被置于增长理论的分析视角之下，而在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传统增长模式和宏观经济平衡机制所带来的内外失衡问题，以及传统增长模式与宏观经济平衡机制在外需冲击下所呈现的不可持续性，是引发人们再次关注内需增长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目前探讨内需增长问题，应该着眼于宏观经济动态平衡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需求，探讨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与政策选择。
基于以上认识，本成果的学术创新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围绕我国开放背景下总需求构成的动态不平衡性及其宏观经济影响这一难点问题，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更切合中国国情的分析视角下考虑内需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兼顾宏观经济短期稳定与长期增长、宏观经济绩效与微观福利之间的关系。
第二，在总结和回顾现有关于我国总需求构成以及传统增长模式的研究的基础上，突破简单的总需求管理逻辑以及就需求行为论内需总量及增长的分析视角，重点从供给结构的动态演变特征中探寻制约我国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因素，进而探索适应内需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供给结构基础，并以此为主线，进一步扩展到对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分析。
第三，针对过去侧重研究政策应该做什么，而少研究具体的政策实施的问题，本研究在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实证效果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服务于内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体化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与政策选择方案。
第四，强调结构调整是实现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而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调整经济利益结构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重新调整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边界是调整经济利益结构的突破口，因此本成果把政府的自我改革置于推进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地位。
作为本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契机、路径与政策》于201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专著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转变。这种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不仅影响了我国“收入—消费”的台阶效应，而且将开启市场导向型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该阶段性成果自出版以来，多家报刊转载或介绍了其学术观点，产生了比较大的学术影响。同时，借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项目主持人先后两次在该论坛上发布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并被多家媒体报道，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本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还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世界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国内重点核心期刊，以及SSCI等国外专业刊物上发表，有较好的引用率。研究团队成员的研究成果以《成果要报》、《改革内参》、《新华内参》等形式报送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国家商务部、银监会等上级领导部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获得广泛的好评。研究团队的成员经常受邀参加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国家商务部、银监会等组织的宏观经济形势讨论会，向国家决策机构提供政策建议。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通过举办研讨会、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等方式，为培养中国年轻一代宏观经济学者提供了高水平的平台。通过开展关于中国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的务实研究，青年学者不仅熟练掌握了现代分析研究工具，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了解和把握。本研究团队不仅有以杨瑞龙教授为代表的项目负责人，而且还涌现出以刘元春、郑超愚、雷达、王晋斌、陈彦斌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中青年经济学家，在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培养和锻炼了教师队伍。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术讨论，积极吸收高年级研究生参与部分辅助性研究工作，特别是吸收高年级学生进行宏观经济的调研活动、宏观数据的处理和整理工作以及其他组织工作。这些活动可以增进学生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方式，学生的经济学视野大大得到拓宽，分析问题、思考问题以及专业写作的能力得到快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