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经》非占筮记录

郑吉雄

一

自20世纪初古史辨运动兴起，学术界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咸视《周易》卦爻辞为上古先民占筮活动的记录，是巫术迷信的产物。除少数学者仍深信《易传》为孔子所撰外（注：关于孔子与《易传》的关系，近世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以后，崔述《考信录》始列证据论《易传》非孔子所作，而为古史辨学者衍发其说。读者可参见徐威雄（Ser Wue Hiong）：《先秦儒学与易关系之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2007），第四章“有关《易传》问题的再观察”。又：20世纪易学研究的取向，杨庆中之《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论之最详。读者亦可参见徐芹庭：《民国以来象数与义理派之易学》，载《孔孟学报》，1980（40）；黄沛荣：《近十余年来海峡两岸易学研究的比较》，载《汉学研究》，7卷，1989（2）；郑吉雄：《从经典诠释传统论二十世纪〈易〉诠释的分期与类型》，见《易图象与易诠释》，13~81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学者亟倡《周易》“经传分离”，视“经”为卜筮记录，“传”为哲理新创，“经”与“传”必须分别而观，不可以以“经”释“传”，亦不可以以“传”释“经”。著名易学家如高亨（1900—1986）、李镜池（1902—1975）、屈万里（1907—1979）、余敦康（1930— ）等，均主此说，后学传述此一论点，几视为金科玉律。研究《周易》的学者大体持守此说，不能度越。《易经》既为卜筮记录，其研究仅止于用作古史风俗之参证，并无“诠释”可言。至于《易传》之诠释，其源头已遭截断，研究者唯有牵合战国诸子之思想（尤以儒、道、阴阳思想为主），以推研《易传》之理论架构，而论后世易学思想之传述发展，亦仅能上推至于《易传》。朱伯昆（1923—2007）提出《周易》“经”、“传”、“学”三者分立，彼此勿相混淆，正好代表了20世纪学者的主流观点。（注：朱伯昆的论点，散见于所著《易学哲学史》（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以及其晚年的论著。读者可参考朱氏于1997年在香港道教学院演讲《易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见《朱伯昆论著》，831~882页，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对于“经传分离”的主张，对“以经释传”、“以传释经”、“以学释传”的抨击，有相当详尽的论述。大致而言，朱氏认为《易经》为占筮语言，《易传》为哲学语言，二者不能混淆。）

19世纪以前，学者咸信“易历四圣”一类的说法，而将经传混同为一，不予区别；20世纪初学者则力主经传分离，不得以经论传，亦绝不以传解经。这两种极端矫枉的态度，导致《易经》（卦爻辞）与《易传》的思想内容，始终如迷山雾海。《周易》经传关系未予厘清，则一切讨论皆属费辞。如今《周易》“经传分离”之说，流行一世纪之久，其矫正“经传一体”旧说，成效固已著明，但其引起诸多弊端的副作用，亦随而深入人心。我自2002年起即撰写一系列论文，论证20世纪“经传分离”说的偏颇与缺失，呼吁重新检视《周易》经传关系，并考论《易经》（卦爻辞）并非单纯之占筮记录，《易传》为释经之作，与《易经》具有难以分割的关系。我的论点已在多篇论文中有所阐述，本文则综述论点，透过九个论证，说明《易经》非单纯之占筮记录，祈请当世易学方家，不吝赐正。（以下凡称《周易》皆兼经传而言，称《易经》则专指“卦爻辞”，“十翼”称《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