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林素英

一、前言

由于发现中国新石器文化之遗址，大多坐落于靠近河流的丘陵与台地之上，因而可以说明自从新石器时代以降，人类食粮的主要来源即以农业为主，农业活动乃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内容，渔猎以及采集仅为辅助而已。另外，为因应天时与地利之差异状态，中国古代早已发展成北方种黍、稷，南方种稻米之不同物质文明特色。（注：参见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114~121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2。）根据于省吾统计，卜辞中出现黍、稷之次数远比其他粮食作物多（注：于省吾说：“甲骨文黍字最为习见，其他谷类多则数十见，少则数见或一见。因此可知，黍是商代的主要谷类作物，当是平民的主要粮食。”（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2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又说：“甲骨文登的次数大大超过登黍，足见在祭品中占有比黍更重要的地位。”（同上书，268页）），直至周代，黄河流域的粮食作物仍以黍、稷为主，而号称来牟之小麦、大麦，也开始进入周族人的生活当中。

基于长久以来生存环境的各种条件限制等社会发展因素，以至《诗》之中记载与农事相关之活动者相当多。又因为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相当浓，因而统治者必须极为注重与农事有关的问题，以至如何妥善安排“观象授时”之工作成为统治者首要之任务。所谓“观象授时”之内涵，乃透过专职人员上察天象之变化，掌握生产农事最恰当之时机，教导人民能适时从事相关农耕工作，以确保获得民生作物的来源。职是之故，农事活动中的春祈与秋报，不但是广大农民的年度生活大事，同时也是尽职而聪明的统治者应该率先引导万民积极从事的重要行政业务。

固然商代之农业相当兴盛应该已经不成问题，然而由于受限于文献资料以及长期神权思想之宰制，即便年度祭祀之范围极广，祭祀活动更是极为频繁，却极难展现人文之精神，更遑论教化之意义，而不得不等待周代人文理性觉醒后（注：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之跃动〉》，15~3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始能在严密系统制度的祭祀活动中，一窥其人文崇祀之真章。由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注：参见朱熹：《诗经集传》，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89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于《颂》之篇题下，载：“《周颂》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因而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精神。例如苏辙即曾言“《周颂》皆有所施于礼乐，盖因礼而作《颂》，非如《风》、《雅》之诗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注：苏辙：《苏氏诗集传》，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8卷，507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可见，从《周颂》之诗应足以凸显周代注重人文崇祀之意义。基于此构想，遂于《周颂》之中选取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本文讨论之主体。（注：《周颂》31篇礼仪用诗中，与农事祈报之礼有关的祭祀用诗，其实有《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6篇，然而由于《臣工》、《噫嘻》、《载芟》、《良耜》直接关系藉田之礼，可以自成一单元而拟另文讨论，因此不在本文中详论。）然而由于颂体诗之文辞简质，因而欲深入理解其深刻内涵，又必须透过《大雅》之《生民》一诗以明其详，因此本文将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