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NEP量表的提出及修订
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公众话题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很多学者忙于测量公众对于具体的环境问题的认识与评价，或者对相关环境保护政策的支持意愿以及个人为解决环境问题愿意付出的努力的程度，这也就是本章所说的环境关心测量。这种测量工作，一方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出于服务政策制定的目的，也许更多的还是属于后者。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与在研究上直接跟进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对，一些学者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更为冷静和深入的反思。其中，米都斯(Meadows)等人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可以说是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是与其深层的社会文化体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因为这种价值观过于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控制、管理的权力和能力，强调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强调私有产权以及无限制的工业增长。在此价值观的支配下，必然导致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从而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汲取学界反思环境问题之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卡顿(Catton)和邓拉普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1978年第13卷上发表了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区分了认识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的两种价值范式：“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和“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
所谓“人类例外范式”的价值观，并不看重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大体上，它秉持以下几个基本预设：第一，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有文化；第二，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无限的，文化的变迁相对于生物特征的变化更为迅速；第三，人群的差异是由有文化的社会引起的，并非从来就有，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加以改变，甚至被消除；第四，文化的积累意味着进步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并使所有的社会问题(包括环境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
所谓“新环境范式”的价值观，非常强调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大体上，它坚持以下几个基本预设：第一，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第二，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第三，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
事实上，在邓拉普等人看来，如果没有价值范式上的转移，即从“人类例外范式”转移到“新环境范式”，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前景是非常不乐观的。而研究和促进这种价值范式的转移就成为环境社会学这门新兴分支学科的重要任务。大概正是基于此种看法，邓拉普等人对公众环境关心的测量非常感兴趣。但与许多学者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比较抽象层面的测量，即测量公众对于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般看法，而不是测量对具体环境问题与环境政策的关心程度。可以说，这种测量实际上测量的是公众对于“新环境范式”的接受程度。在邓拉普等人的理解中，接受这种新价值范式的人越多，环境状况改善的前景就越被看好。
就在上文发表的同一年，邓拉普和范李尔发表了《新环境范式：建议的测量工具及其初步结果》(Dunlap and Van Liere,1978)，正式提出了“新环境范式量表”(NEP量表)。该量表包括了12个项目(参见表1—1)。按照邓拉普等人的看法，它们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对增长极限的看法、对生态平衡的看法、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就当时的知识状况而言，邓拉普等人认为自己的量表具有很好的内容效度。事实上，在量表设计过程中，他们研读了大量文献，并就“新环境范式”的内涵咨询了很多专业人士。
为了检验NEP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邓拉普等人于1976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进行了问卷调查。这次调查采用了两个样本：一是普通公众样本，采用电话号码抽样，通过邮寄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806个；二是环保组织成员样本，采用成员名单抽样，通过邮寄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407个。采用这样两个样本的重要目的就是检验NEP量表的效度，因为从逻辑上讲，环保组织成员应该比一般公众更倾向于接受“新环境范式”。
调查结果表明，NEP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针对普通公众的调查，信度系数alpha为0.81；针对环保组织成员的调查，该系数为0.758。该量表内部各项目也存在比较好的一致性，说明量表是一维的量表，这可以从各项目分值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校正过的Ri-t值)看出来(参见表1—1)。因素分析也表明，在未转轴之前的第一因素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变异量(普通公众样本是69.2%，环保组织成员样本是63.3%)，而且所有12个项目对该因素的负载都较高，公众样本是0.431到0.672；环保组织成员样本是0.378到0.575，这说明量表可以简化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也证明了量表的一维性。
续前表
*本表内容和数据参见邓拉普和范李尔(1978)、邓拉普等人(2000)的两篇文章以及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城市部分)。
**1978年NEP量表各项的Ri-t系数是指普通公众样本的。邓拉普等人实际上还调查了另外一个样本，即环保组织成员，相关的Ri-t未列在本表。Ri-t是指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即量表中某一项目得分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一般认为，该系数大于0.25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信度系数alpha是检验量表信度的一个综合统计指标,其取值范围在0~1之间。一般认为，该值越大，表明量表信度越好。但是，对于可接受的最小信度系数是多少，专家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多数专家认为应在0.7以上，环境社会学家邓拉普教授也持此观点。大多数专家认为，如果信度系数值在0.6以下，应该考虑重新编制量表。
在效度方面，NEP量表也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和预测效度。
就建构效度而言，美国学界已有的研究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和政治意识形态是对环境主义的三个最重要的预测指标。因此，应当预期年轻人、受过较好教育的人、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比其他人更为接受“新环境范式”，也就是NEP量表分值应该更高。分析表明，这种预期可以得到证实，因为它们与NEP分值都呈正向显著相关，相关系数(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分别是0.09、0.11和0.22。尽管这些相关系数不是很高，但是邓拉普等人指出：在已有研究中，这些指标与环境关心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及以下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Dunlap and Van Liere,1978)。事实上，后来的很多研究继续证明了这三个指标与NEP量表分值之间的相关关系(Dunlap,et al.,2000)。更重要的是，在解释环境关心与行为的有关理论模型中，NEP量表被当作关键因素，并通过检验得到证实，由此增加了支持NEP量表建构效度的证据(Pierce，et al.,1987；Stern，et al.,1995)。
就预测效度而言，首先，针对环保组织成员调查的NEP分值比针对普通公众调查的NEP分值要高，这是对量表预测效度的一个证明。后来的很多研究也继续证明了这一点(Dunlap,et al.,2000)。其次，通过检验NEP量表分值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看它与支持政府环保投入、支持环境管制以及个人环保行为的关系，也可以说明量表的预测效度。分析表明，NEP分值与上述三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是0.47、0.58和0.24。这些分析表明，NEP量表确实具有可接受的预测效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NEP量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一些人在使用中确认了NEP量表的有效性，也有人指出了NEP量表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有一些学者认为NEP量表并不像邓拉普等人所认为的是单一维度的量表。例如，阿尔布雷希特等人(Albrecht,et al.,1982) 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NEP量表实际上有三个维度：自然平衡、增长极限、人类控制自然；而盖勒和莱斯利(Geller and Lasley，1985) 所做的研究表明，既不能证实NEP量表的一维性，也不能区分出三个维度，只有把量表内容减少到9项，才能谨慎地接受阿尔布雷希特等人的发现。斯科特和威利斯(Scott and Willits,1994) 在1990年进行的针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居民的一项调查表明，虽然大多数被访者支持NEP量表，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参与保护环境的行为。换句话说，环境关心不是环保行为的一个预测指标。同时，他们也提出了量表的维度问题，认为NEP量表存在两个潜在的维度：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平衡与增长极限。
另外，还有学者指出，NEP量表需要修订，以便因应环境问题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于复杂环境问题的理解，特别是要修订内容和修辞。拉托贝和阿科特(La Trobe and Acott,2000) 建议，应将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各部分的权力以及人类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包括进量表之中，以反映关于环境问题讨论的新发展，避免人类保护环境的功利性。事实上，该学者已经尝试修订出一个包括上述新内容的NEP量表。拉隆德和杰克逊(2002)指出，在修辞方面，应用“humankind”代替“man”，以避免性别方面的问题。其他一些用词，例如稳定经济、人与自然和谐、自然平衡、宇宙飞船等，也需要斟酌。更重要的是，应当反映全球气候变迁等环境问题的新变化。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拉普等人就尝试修订1978年提出的NEP量表，相关论文在2000年正式发表之后，引起了学界新的关注(Dunlap,et al.,2000)。
修订后的量表叫“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量表”，大概部分是为了与原来的量表相区别，部分是为了突出环境问题的变化。首先，该量表由15个项目组成，其中一些项目采自旧量表，但用词有些调整，从中文翻译上很难看出来(参见表1—1)。按照邓拉普等人的看法，它们体现了“新生态范式”的5个重要方面：对自然平衡的看法(第3、8、13项)、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第2、7、12项)、对人类例外主义的看法(第4、9、14项)、对生态环境危机的看法(第5、10、15项)和对增长极限的看法(第1、6、11项)。很明显，这比1978年的NEP量表增加了2个方面，反映了环境问题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变化，使得“新生态范式量表”看上去具有更好的内容效度，这是最重要的修订之处。其次，邓拉普等人还在维持量表项目的方向平衡方面作出了改进。1978年的量表有8个正向(支持NEP)项目，只有4个反向(反对NEP)项目；而修订过的量表则包括了8个正向项目和7个反向项目。再次，邓拉普等人替换了一些过时的修辞，例如不再使用“mankind”，而改用“humans”或者“humankind”，不过在翻译成中文时不好体现这种改进。最后，1978年NEP量表中的态度选项是四分的，即“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四项选择，修订过的量表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不确定”的选项，从而使得态度选项变成五分的了。
邓拉普等人根据1990年针对美国华盛顿州居民进行的通信调查(有效样本676个)资料，对修订过的NEP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修订过的NEP量表仍然是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的单一维度量表，甚至比1978年的NEP量表更好。
在信度方面，每个项目校正过的Ri-t系数从最低的0.33 到最高的0.62(参见表1—1)，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很好。量表的alpha系数达到0.83，比1978年NEP量表的相应系数要高。并且，统计表明，删除15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导致整个量表alpha系数降低。因素分析虽然显示出可以抽取4个因素，但是，在未转轴之前的第一因素解释了项目中总变异量的31.3%，而且所有15 项对该因素的负载都很高(从0.40 到0.73)。与之相比，第二个可以抽取的因素却只能解释10%的变异量。同时，从各个可以抽取的因素的特征值看，也明显存在着一个主要因素(参见表1—2)。因此，邓拉普等人认为修订过的NEP量表仍然可以看作一维的累加量表。他们更进一步指出，一些人通过因素分析发现的所谓多维度问题并不能对量表的信度构成挑战，因为这种发现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而且因素分析所抽取的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的解释，通常都是模棱两可的(Dunlap,et al.,2000)。从根本上讲，因素分析所发现的维度与调查对象的选择密切相关，不同的人在其态度和价值观的内部组织方式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形成共同的态度和价值观取向。
表1—2邓拉普等人对修订过的NEP量表所进行的因素分析(使用Varimax Rotation)
注：表1—2中第一列NEP后面的数字对应表1—1中第3列的项目序号。后表同。本表因素负载在0.30及以上的使用黑体字标出。
在效度方面，根据对有关变量的相关分析，修订过的NEP量表也显示了较好的建构效度和预测效度。首先，数据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上继续证实了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与NEP分值之间的关系，相关系数分别是-0.11、0.10和0.32。邓拉普等人还检验了其他基础变量(例如就业部门、党派、收入和前居住地等)与NEP分值之间的相关关系，大体上也是与有关研究发现相一致的。这就说明修订过的NEP量表仍然具有建构效度。其次，数据分析表明，NEP分值与对世界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认知呈正相关 (r =0.61)，与对环保政策的支持程度呈正相关(r =0.57)，与对州和社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严重性的评价呈正相关 (r =0.45)，最重要的是，与自我报告的环保行为也呈正相关 (r =0.31)。与此同时，与1976年的调查数据相比，199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出了14年来华盛顿州居民环境态度的增长，其增幅最大达到10%。因此可以说，修订过的NEP量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广泛的生态环境态度和行为。
目前，修订过的NEP量表已经为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所使用，但是使用者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并不是一致地肯定修订过的NEP量表。例如，科达诺等人(2003)就曾以环保行为作为预测指标，以大学商学院的本科学生为样本，分别检验了1978年的NEP量表、修订过的NEP量表、NEP量表的一些缩略形式以及非NEP量表的预测效度。结果表明，1978年的NEP量表的信度系数是0.73，修订过的NEP量表的信度系数是0.79。但是，科达诺等人也指出，在一些情况下，1978年的NEP量表比修订过的NEP量表更好，甚至NEP量表的一些简略形式也比修订过的NEP量表效果要好。鉴于此，科达诺等人指出：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修订过的NEP量表就更好，而应根据自己的研究选择合适的量表，以测量公众的环境关心。事实上，这也意味着修订过的NEP量表需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