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环境关心的测量

自从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1962)以来，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对于环境的关心显著增长。特别是在其之后，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一系列重要的环境事故(例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更促进了人们对于环境的关心。与公众关心不断增长相伴随的则是学术界对这种关心的测量和分析的兴趣不断增长。有学者指出，到2000年左右，估计已经积累了超过1 000篇有关环境关心^注1的经验研究文献(Dunlap and Jones,2002)。随着经验研究的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这类研究中，发展出测量环境关心的有效工具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相关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难以确认，研究发现也无从比较，从而无助于积累人们有关环境关心的真正知识。

尽管对于环境关心的测量是非常复杂而有难度的，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学者作出了艰苦的探索，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测量方法。例如，马洛尼和沃德(Maloney and Ward，1973)提出的“生态态度和知识量表”(Ecologic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Scale)、罗素·威格尔和琼·威格尔(Russell Weigel and Joan Weigel,1978)提出的“环境关心量表”(Environmental Concern Scale)、邓拉普和范李尔(Dunlap and Van Liere,1978)提出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简称NEP)，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测量工具。特别是邓拉普和范李尔(1978)提出的NER量表被认为是广泛使用的测量环境关心的方法(Stern,et al.,1995；La Trobe and Acott,2000；Zelezny,et al.，2000；Lalonde and Jackson,2002；Dunlap and Jones,2002；Cordano,et al.,2003)。其中，斯特恩等人(Stern,et al.,1995)甚至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NEP量表已是最为广泛使用的量表。笔者在阅读文献时也发现，目前仍然有很多人在用这个量表(Hunter and Rinner，2004),而且使用该量表的人已经不局限于学者，不局限于美国。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学者、民间团体以及政府机构，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在使用NEP量表。

随着时代的变化，环境问题也在变化，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也随之发生变化。为此，邓拉普等人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Dunlap,et al.,2000)中讨论了修订NEP量表(1978)的问题^注2,并提出了新的NEP(New Ecological Paradigm)^注3量表。新的NEP量表包括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5个方面，共15个项目(参见表1—1)。按照邓拉普等人的检验，与旧的NEP量表相比，修订过的NEP量表具有更好的信度和效度。2003年，在邓拉普本人的建议下，笔者在当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中使用了修订过的NEP量表。

本章在一般性地介绍环境关心的测量以及NEP量表的演变的基础上，重点根据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的数据，对修订后的NEP量表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评估，并探讨其可能的改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