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无为，再作为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用比喻的方式向人们讲述了“中空无用有大用”的道理。透过车轮的自然法则，便可以了解修身成就的要诀，即中空无物，任运于有无之间，虚怀无物，合众辅而成大力。人之所以有祸害、有痛苦、有烦恼，就是因为“无所不为”，什么都想抓住。其实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是上智。
无用之中有大用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用比喻的方式向人们讲述了“中空无用有大用”的道理。古代造车，车轮至关重要，车毂的中心支点是一个小圆孔，由此向外周延，共有30根支柱辐辏，外包一个大圆圈，便构成一个内外圆圈的大车轮。以这种30辐辏合而构成的车轮来讲，没有哪一根支柱算是车轮载力的重点，因为30根平均使力，根根都发挥了特定的功能而完成转轮的效用，无所谓哪一根更重要。可是它的中心，却是空无一物，既不偏向支持任何一根支柱，也不做任何一根支柱的固定方向。因此才能活用不休，永无止境。
《庄子》一书中记载了一则有趣而寓意深刻的故事。讲的就是大材小材、有用无用之间的微妙关系。
庄子行走于山中，看见一棵大树被奉为社神，这棵树大到可以荫蔽几千头牛，树干有数百尺粗。树梢有山头那么高，树干几丈以上才分生枝杈，很多枝杈都可以做成小船。伐木的人停留在树旁却不去动手砍伐。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伐木人不屑一顾地说：“那是没有用的散木。用它做船会沉，做棺材会很快腐烂，做器具就会毁坏，做门窗会流出汁液，做梁柱会生蛀虫。就是因为一无是处，所以才能长得那么茂盛。”庄子说：“这棵树就是因为不成材而能够终享天年啊！”庄子走出山来，留宿在朋友家中。朋友高兴，叫童仆杀鹅款待他。童仆问主人：“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
第二天，弟子问庄子：“昨日遇见山中的大树，因为不成材而能终享天年；如今主人的鹅，因为不成材而被杀掉。先生你将怎样看待呢？”庄子笑道：“我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好像合于大道却并非真正与大道相合，所以这样不能免于拘束与劳累。假如能顺应自然而自由自在地游乐也就不是这样了。没有赞誉，没有诋毁，时而像龙一样腾飞，时而像蛇一样蛰伏，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不愿偏滞于某一方面；时而进取，时而退缩，一切以顺和作为度量，优游自得地生活在万物的初始状态，役使外物，却不被外物所役使，那么，怎么会受到外物的拘束和劳累呢？这就是神农、黄帝的处世原则。至于说到万物的真情、人类的传习，就不是这样的。有聚合也就有离析，有成功也就有毁败；棱角锐利就会受到挫折，尊显就会受到倾覆，有为就会受到亏损，贤能就会受到谋算，而无能也会受到欺侮，怎么可以一定要偏滞于某一方面呢！可悲啊！弟子们记住了，恐怕还只有归向于自然吧！”
对于神木和那只不叫的鹅来说，无用便是全生的方法，力求无用，但是到头来，无用对于他而言恰有大用。古人的智慧不能不让人感叹。《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用，名字取“无用”的谐音，为人却是足智多谋，正是无用之大用，实在妙绝。
老子用车轮和容器的例子打比方，认为能够承担任重道远的负载的车毂，之所以能够活用不休，是因为有一个支持全体共力的中心圆孔，圆孔中空无物，因而能够承载多方力量，轮转无穷。这就是无用之用的大用，无为而无不为的要妙。
在这里，人们透过车轮的自然法则，便可以了解修身成就的要诀，即中空无物，任运于有无之间，虚怀无物，合众辅而成大力。“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制作陶器，必须把泥土做成一个防范内外渗漏的周延外形，使它中间空空如也，才能使其在使用时，随意装载盛满，达到效果。
汉惠帝即位的第二年，年老的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提及接替相国之职的人选，当惠帝提到曹参，原本对继任人选不置可否的萧何也点头赞成。
曹参原本为大将，高祖封长子刘肥做齐王时，叫曹参做齐相。那时，天下初定，齐地百姓伪诈多变，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曹参任用隐士盖公的黄老学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清静无为，百姓安居。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接替做相国。曹参还是用清静无为的办法，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无所作为。惠帝对此有些不满，便让曹参的儿子曹纜去试探曹参。曹纜依据惠帝的叮嘱询问父亲：“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您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问政事，长此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曹参闻言大怒，叫仆人拿板子来，把儿子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曹参上朝时，惠帝问及此事，曹参问：“陛下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汉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先皇？”曹参说：“臣跟萧相国比，哪一个更能干？”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卿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说：“陛下说的话都对。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继续办，不要失职就是了。”汉惠帝恍然大悟。
无用而有大用，无才更是大才，历史上能将此演绎得恰到好处的人，必定都有一番作为。而汉代的曹参堪称是个中翘楚。
所以说，许多时候，我们不必偏执地追求“有为”和“大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隐士，似乎本身都无所作为，却成就了大作为，就是因为他们谙熟了老庄“无用之才有大用”的处事之道。以虚无的胸怀做现实的事，包容一切功用，一切为我所用，才是道家所提倡真正的大用。
善争者以不争取胜
《庄子·山木》中说有一种名叫“意怠”的鸟，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不敢在前边，也不敢在后边；饮食不争先，只拣残剩食物，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东西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中的排斥，保身远祸。倘若它要“意”不怠，肯定不会采取此种生存方式。
“不争”在庄子这里，原意就是明哲保身，全身远祸。人们今天借用它，反其意而用之，用做“大度”讲，但同时我们也还要想到既谦下，又当仁不让，顺其自然，当柔则柔，该争则争。一味地“不争”、谦下，并不可取。真正的不争是为了更好地争胜。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如何无争？什么都不要。人之所以有祸害、有痛苦、有烦恼，就是因为想抓住点什么，既然一切都能舍弃，自然无争。
清初，常熟三峰寺诗僧檗庵为虞山钱湘灵老人撰一对联曰：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不怒自威，不言自重，不名自名，不争乃争，这是一种高级的生命感悟，又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生活方式，是对道家文化的深层体验和悟解，与西方那种以张扬自我、表现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主旨迥然有别。
“诚全而归之。”我们一面讲要做个“不争”的谦谦君子，一面也要提倡当仁不让。有竞争意识的人都很善于利用各种机会，毛遂自荐、自我推销，这就是当仁不让。不过当仁不让，不是空口白话，拿不出真招儿，在当仁不让时，也需要策略化、艺术化。这就是道家真正的不争智慧：不争则已，争则胜之。有一则寓言借小火苗的故事，讲述了过于争胜而自取灭亡的道理，很有启发意义。
一团小火焰在温热的炉灰里隐隐地闪出几丝红光。它不想在瓦灰色的炉灰中无声无息地熄灭，就尽量往炉灰的深处钻，以减少身上能量的释放。
到了吃饭的时间，人们又把一些干树枝和劈柴塞进了渐渐冷却的炉子里。
火柴一划，盛着热汤的生铁锅底下的干柴堆冒出了火焰，快要熄灭的小火焰又复活了。炉子里一下子又填进这么多干柴，火焰这下可高兴了。它越烧越旺，把不流动的空气渐渐地从炉子里赶出去。顽皮的火焰不停地逗着木柴玩耍，它淘气地跳上跳下，燃烧得更加起劲了。
火舌顽强地穿透劈柴，喷射出许多焰火似的小星星。厨房里的暗影快活地跳起舞来，不停地在地上转来转去。调皮的火焰兴高采烈地发出呼呼声，它努力想穿过炉盖跑出来。炉子很快就呜呜地响了起来，忽而活泼地吹几声口哨，忽而豪迈地发出一阵呼啸，歌儿唱得和谐而动听，使原来幽暗寒冷的厨房一下子变得既明亮又暖和了。
火焰看到劈柴已乖乖地听从自己的指挥和调度，就得意忘形起来，狂妄自大的念头涨满了它的脑子，它不愿再待在炉子里，只觉得这地方太小又太挤，再也容不下它这个了不起的人物了。
于是，骄傲自大的火焰发出了吱吱的威胁声，它把刺眼的小火星狠狠地射向炉膛四壁，企图冲出那讨厌的炉膛，到外面去展现一下自己的本事和才能。火焰东冲西撞，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缝隙，它兴奋异常，趾高气扬地向外冲去。
结果可想而知，狂妄自大的火焰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怜的火焰至死也不明白，离开了劈柴的帮助，它将一事无成。
有时，我们就像这火焰一样，取得些许成就便狂妄自大起来，不自量力地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殊不知，你能有这样的成就集结了多少人的力量与智慧。离开了他们的帮扶与协助，任你有三头六臂也断然是无法成功的。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在遭受了失败之后也无法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人生在世，争的是什么？无非是两样东西，一是争气，一是争利。争气，值得，但不可太盛；争利，不值得，也为人瞧不起。要守得住“柔”，就得像古人说的那样：“处利让利，处名让名。”名也好，利也罢，一切都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索性就做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好汉，该有多潇洒。李白、陶渊明均系“爱酒不爱名”的古人，一个醉眼看世界，对酒当歌；一个是世外桃源，“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与世无争，自寻解脱。
所以说“不争”是做人修身的原则之一，不争乃争正是竞争的最上乘境界。为人不可气太盛，“老聃贵柔”，道家倡导“不争”的“谦德”。并且用“意怠”的生存方式解释这种“谦德”。如果大家都能做到“不争”，在条件、名额、好处有限的情况下，事情就好办得多。所以说，做人超脱一点，心胸开阔些，甚至甘愿承认自己是弱者，对自己并没有实质的损失，还能避免无谓的争斗，反而能在最重要的时刻取得胜利。所以，善争者要做到“不争”，唯有善于不争的人才能争得最后的胜出。
无言的教育更胜耳提面命
古代有位宰相的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发展，她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而宰相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博览群书，处理政务。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你的公务和书本，你也该好好地教化指点自己的儿子啊！”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传不如身教，身体力行，更能将自己所要讲述的道理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
确实，言教不如身教，与其耳提面命，不如学习宰相以无言的行动来达到教育的目的。所谓不言之教，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又何必一字一句地点明？
而不言之教，正是道家所倡导的一种做人理念。圣人以不束缚、不歪曲、不干涉的无为态度来为人处事，以自己具体的无为的行动来影响教化人民，清静无为，以德化民，不施酷法，不用苛政，正己化人，使人民不知不觉地处于浑厚的淳风之中。
老子所谓的“行不言之教”，说的就是万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说不做，或做而后说，往往都是徒费唇舌而已。推崇道家、善学老子之教的司马迁，在其自序中，便引用孔子之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老子认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为上智。不言之教的确是人生智慧的最高境界，却很难做到。唐朝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曾以一首七言绝句，讽喻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其实，白居易的这首诗是打趣老子最为诙谐的一个，一语中的。老子既然推崇“不言之教”，为何又洋洋洒洒写了《道德经》呢？关于此，还有一个有趣的记载。
老子原本为周朝效命，后见周王朝日趋衰败，不可救药，便抽身离去。他骑着一匹青牛，只身前往西域。要到西域去，必须经过一个关口，即函谷关，两面两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对峙，中间有一条深险波折的羊肠小道。守关的长官叫关令尹喜，又叫令尹喜，是一个学识渊博、颇有见地之人。这日，他到城头瞭望，见辽阔碧空中一团紫气自东方冉冉而来，料定今日必会有圣人到来。果然，没过多久，他在关上远望，看见一个人骑着青牛缓缓而来，风度非凡，细看原来是名重一时的伟大思想家老子。
尹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望，只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尹喜恭敬地对老子说：“我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老子道：“我已老了，腹中空空，没有什么学问，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尹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的。”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尹喜递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五千个字，这就是后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老子之所以自著五千文，一方面由于关令的“胁迫”，另一方面也是知音难觅。尹喜拿起老子写好的书稿，认真拜读，最后决定放弃官职，与老子一同出走西域。
虽然这只是传说，但也可以看出老子著书立说并非为了沽名钓誉。其实“不言之教”更多的是一种做人或者教育的方式，强调耳提面命式的说教，不如无声的行动来得实在。多说无益，道理原本就在事理当中，我们过多的干涉和说教有时反而起到反作用，相比较之下，开头故事中那位聪明的宰相倒是颇得了几分老子不言之教的真意。
所谓言教不如身教，一句话包容了最最切实的道理。让无言的真实的生活给人们最有益的教谕，这不比任何人为的刻意的说教来得更有效更容易让人接受嘛。
无为而为才是最高明的管理
老子曾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将能力表露在外面是人的天性。但貌似强悍、威风凛凛的人并不是最有能力的，真正有本领的人懂得隐藏自己的实力，不会轻易将才艺外露，韬光养晦才是聪明人之所为。“大智若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智谋的人保护自己的一种成事和处世计谋。
而放眼古今，懂得无为而为的人，更容易做成大事。尤其是那些处在领导位置上的人，对他们而言，不管理才是最高明的管理。汉高祖刘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表面看来，满不在乎、大而化之，当他统一天下、登上帝位后，他曾坦白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吾擒也。”
天纵睿知应事事悟，时时醒，持守如一。许多人自以为做到了大智若愚，其实不过是流于表面，工于计巧，惯于矫饰，心好张扬，斤斤计较，精明干练，吃不得半点亏，外智而内愚。那些善于驾驭人才的人，善于不管理，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知乎”这个问题，骤然看来，矛盾且有趣。既然要爱民治国，肩挑天下大任，岂是无知无识的人所能做到的？历史中所记载的黄帝或者尧、舜，都是标榜天纵神武睿知，或生而能言，或知周万物，哪里有一个无知的人能完成爱民治国的重任？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这是很高明的；明明无知却自以为知道，是十分糟糕的；有道的圣人没有缺点，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缺点。因为知道自己的短处，所以能够看清他人的长处，利用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让自己更为强大。所以，真是天纵睿知的人，绝不轻用自己的知能来处理天下大事，即天纵睿知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议，然后有所取裁。
“知不知”与老子思想学术中心的“为无为”异曲同工，所谓知者恰如不知者，能守道家清静无为之道，以不管理为管理，才能领导多方，完成大业。
天纵睿知之人能成永世而不朽的功业，正因为他善于运用众人的智慧而成其大智。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一个天纵睿知、极懂管理的杰出代表。
刘备在当阳长坂坡摔阿斗，对子龙言：“竖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也！”这一句话换来赵云的万死不辞。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痛哭：“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一句话让诸葛孔明战战兢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有识人之明，临终之时，曾经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他基于长期的共事，对马谡作出了中肯评价，不可大用并不是不用，又担心诸葛亮因亲近而任人失准，可谓高瞻远瞩，无奈诸葛亮不以为然，后痛失街亭。
刘备深明用人不疑的道理，对手下人推心置腹，对其尽心竭力，看似毫无主见，实则成竹在胸。刘备深明韬光养晦之道，大智若愚，一时骗尽天下英雄。煮酒论英雄，曹操笑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可谓一语中的。只是曹操过于自负，在刘备种菜浇花、心无大志的假象之下，掉以轻心，使得龙归大海，鹏程万里。
或许在许多人眼中刘备软弱无能，只知痛哭流涕，成就蜀国千古功业的只是其手下的文臣武将，武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骁将，文有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的卧龙凤雏。然而，刘备成就帝王霸业的关键却在于他能够一一收服这些清高孤傲、桀骜不驯的文武之士，让其对自己甚至自己的儿子都肝脑涂地以求报答知遇之恩。将每个人放在合适的位置，各用其能，让其各展所长，称得上是用人的大智慧。
古语道：“大智者，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穷尽生灵之性，故其灵台明朗，不蒙蔽其心，做事皆合乎道与义，不自夸其智，不露其才，不批评他人之长短，通达事理，凡事逆来顺受，不骄不馁，看其外表，恰似愚人一样。”喜好夸夸其谈、才华外露，必然容易得罪于人；好批评他人长短，必然容易招人怨愤，这些都是智者竭力避免的事情。
因此，天纵睿知之人光华内藏，以愚钝的表象遮盖其内在的智慧，看似不为不管，其实正是最善于管理和作为的智者。所以，善于做事者，知以不为少为取胜，能够事事悟，时时醒，持守如一，以清静无为之智慧把握大局，这样也就足够了。
无为不等于没主见
《庄子·齐物论》记载了一个故事。魍魉问影子：“先前你行走，现在又停下；以往你坐着，如今又站了起来。你怎么没有自己独立的操守呢？”影子回答说：“我是有所依凭才这样的吗？我所依凭的东西又有所依凭才这样的吗？我所依凭的东西难道像蛇的苉鳞和鸣蝉的翅膀吗？我怎么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会是这样？我又怎么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而不会是这样？”
魍魉和影子都不能自己决定自己，所以只能跟着别人转。一个人，如果像魍魉和影子一样，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是承受别人的支配，这个人就只是一个傀儡，恰如行尸走肉，不会获得人生的成功。做人对于主要的问题自己把握，其他的稍微放任一些也无妨，但是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心骨，不要总是盲从于他人的意见，盲目听从他人的意见终将导致一事无成。比如在管理上，对人们的意见只是参考。一个企业核心团队人很少，这些人坐一起的时候，才把所有的意见汇总，提出建议，采取方案，事情才能解决。然后以这个为基础，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几个人都算，那还是没有办法运转。
人们常说曾国藩善用黄老哲学，我们翻看清朝历史，就会发现这话不假。曾国藩曾说过“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独利则败，众谋则泄”。意思是只想着为自己一个人谋利益，那必然失败，利益可共享而不可独贪。一群人拿主意则等于没有主意。所以现实中，他是个真正能把清净不为运用自如的人，不会刚愎自用，也不会盲目随大流，而是常常能够听取一群人的意见，然后和少数人商量，最后自己一个人拍板决定。这个才是无为而为的完整境界。否则一味跟着别人走，自己心中没有个主见，那么最终只会什么事也做不成。就像下面这则寓言中绣花的鹤。
鹤拿起针线要在自己的白裙子上绣一朵花。
刚绣了几针，孔雀过来问：“鹤妹你绣的什么花呀？”“我绣的是桃花，这样能显出我的娇媚。”鹤羞涩地说。“咳，干什么要绣桃花哩？桃花是易落的花，不吉祥，还是绣月月红吧，又大方又吉利！”鹤听了孔雀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把绣好的线拆了改绣月月红。正绣得入神时，只听锦鸡在耳边说道：“鹤姐，月月红花瓣太少了，显得有些单调，我看还是绣朵牡丹吧。牡丹是富贵花呀，显得多么华贵！”
鹤又觉得锦鸡说得对，便又把绣好的月月红拆了，重新开始绣牡丹。
绣了一半，画眉飞过来，在头上惊叫道：“鹤姐，你爱在水塘里栖歇，应该绣荷花才是，为什么要去绣牡丹呢？这跟你的习性太不协调了，荷花是多么清淡素雅，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的多美呀！”鹤听了，觉得也是，便把牡丹拆了改绣荷花……
每当鹤快绣好一朵花时，总有人提不同的建议。她绣了拆，拆了绣，最终还是没有绣成任何花朵。
就像故事中的鹤一样，很多人都有一种随波逐流的从众心理。这就导致在具体的实践中，人们常常无法很好地把握无为的尺度，有时候反而因此随大流，而没有了自己的主见。所谓过犹不及，一味不为不问导致失去主心骨，这在道家看来，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许多人就是如此，做事的动机往往不是那么明确，看到别人怎么做自己也怎么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行动，有时还把这个说成是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尤其是在通往“成功”“幸福”“快乐”之类的道路上，一切似乎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其实，都是走入了误区。而且，长此以往，人就会逐渐失去自我。所以，作为个体会和大多数有一个博弈过程。
道家智慧不仅提倡无为，同时也警谕我们，做人也不能丢掉自己的想法。否则，在谋事上面，我们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而且由于参者众，所以力量更分散，使得本来可以很强大的一股劲，给分解掉了。我们看历史上的朝代，凡开明盛世，不光是有大批有识之士能为国家作最好的参谋，更关键的是盛世的天子，往往能够从善如流，但是又独守本分。对于别人的意见作最合理的分析，讲究听，但是更讲究统筹与变通。倘若是一个软耳根皇帝，这个也听，那个也听，最后是成不了事的。
与其费力不讨好，不如晓之以利害
诗里说的好，此时无声胜有声，有时候我们不说话或者少说话，反而对于一件事的解决更有助益。
道家讲清静无为，主张无为而无所不为，对于这种智慧的运用，西汉初年的几位皇帝、臣子可谓是典范。而其中又以汉文帝和陆贾的那段往事最令人津津乐道。
与汉高祖同时起来反抗暴秦的赵佗，在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去了南方的广州自封为南越王。毕竟是天高皇帝远，汉高祖没有办法，公开承认了这个称号，赵佗便成了真正的南越王。但是这个南越王野心不小，刘邦退位后，吕氏摄政。他认为吕氏对不起他，因此吕后一死，他自己觉得有资格当皇帝，于是窥伺汉室。
当时，汉朝为文帝天下。文帝知道这事情之后，觉得比较棘手，一时没有什么办法。主战则吉凶难测，退让又有损君威，万般无奈之下，文帝就亲自给赵佗写信。
信的内容十分精彩，软中带硬，绵里藏针，文采飞扬，极富技巧。开篇先说客套话，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风趣地将之翻成白话：
“赵伯伯，你好，你很辛苦哦！很伤脑筋吧？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他们硬要叫我坐上这个位子当皇帝，弄得我不能不当，现在我已经即位了。以前很少向你送礼，现在寄一只火腿，专程叫一个人代表我去看看你。”
注意，这样一来，赵佗首先会觉得不好意思。文帝话中实际上暗示说，我这位子来得名正言顺，赵佗你要有想法是师出无名。顺便还说我没有忘记你，强调你是我的大臣。
然后又对赵佗说：
“我已经准许了你的要求，调动了你所要求撤换两位将军中的一位。你在北方的家属和同宗兄弟，我也已经派兵保护得好好的，并且派人修过了你祖先的坟墓。”
这话分量最重，表面上看来是安抚赵佗，实际上是在暗示说，你危险了，你的家人的安全，我能掌握，你要敢轻举妄动，我就干掉你。
然后第三、第四段就讲利害关系。赵佗也应该明白这层意义。最后一句“听乐娱忧，存问邻国”也很厉害，表面上是劝告赵佗说赏花留鸟，出国访问，但是实际上是在暗示他不要想太多了，安稳点做你的王，否则小心我收拾你。通篇都是话里有话，让人不能轻举妄动。赵佗看到这信之后，立刻改主意了：这个文帝这么厉害，我斗不过他。我们翻出文帝给赵佗的信件一看，就会发现文帝的确很厉害，他暗示的手法用得真是炉火纯青。
汉文帝为了解决赵佗的问题，仅仅通过一封信，不动一兵一卒，就消弭一场大战于无形，拯救生灵无数。此一种制敌取胜之法堪称将不战而胜之法运用到自如境界的典范。
大人物之间的暗示，可化解战乱于无形。这样的大事也许我们平常人无法相比，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暗示也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说正面的劝告往往容易使人产生逆反心理，劝说不成，适得其反。这时不妨改变一下策略，另辟蹊径，调换个方法来暗示他，从侧面打开缺口，或许能事半功倍。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很多事情说得明白了，未必就会明了，反而是曲曲折折中方见光明。
文帝要是公开大讲江山社稷，赵佗怕是听不进去，但是一封满含暗示的信件，却让他放弃了危险行动。
说话的技巧，暗示最难，这种让别人跟着自己走的技巧，是很难学的。但是我们一旦学会就会受益无穷，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被强迫。与其费力不讨好，不如晓之以利，加以引导。
谨言慎行方无尤
东汉末年，曹操酷爱幼子曹植的才华，因此想废了曹丕转立曹植为世子。当曹操就这件事征求贾诩的意见时，贾诩却一言不发。曹操十分疑惑：“你为什么不说话？”贾诩说：“我正在思量一件事！”曹操问：“什么事？”贾诩答：“我正在想袁绍、刘表废长立幼招致灾祸的事。”曹操闻言一笑，领会了贾诩的言外之意，也不再提废立之事了。
贾诩此举实在高明。长幼废立之事，虽为国事也算家事，但是曹操问起，倘若不说曹操会不高兴；说得深浅分寸不当，亦会引起曹操的不满。贾诩绕了一圈，用袁绍的故事来点破其中的玄虚，曹操自然明白。这样，贾诩既避免了指手画脚的嫌疑，也起到了问有所答的妙处，实为上策。
说话就像是做人，说话的艺术，其实也是做人的艺术。《庄子·人间世》讲，“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意思是告诉人们，风一来，平静的水面就起波澜，一句话说错了，人与人之间就跳出问题来。正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句话如刀之双刃，口业十分重要。人的行为是事实，行动错了，事情便很危险了。在这里，庄子将人的言与行的后果指示了出来，给人以启发。
《增广贤文》里面有这样一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句话作为中国人生存的金玉之言而被世代强调。逢人只说三分话，还有七分，不必对人说出，以免别人彻底掌握自己的“底细”。有的人也许认为，自己做人光明磊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说三分话岂不是太过阴险了？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是指你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并不是说非要尽情向别人宣布。老于世故的人，他只说三分话，就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说话本来有三种限制，一是人，二是时，三是地。非其人不必说；非其时，虽得其人，也不必说；得其人，得其时，而非其地，仍是不必说。非其人，你说三分真话，已是太多；得其人，而非其时，你说三分真话，正给他一个暗示，看看他的反应；得其时，而非其地，你说三分真话，正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如有必要，不妨择地长谈，这叫做通达世故的人。
庄子在《庄子·人间世》中还借孔子的口论述了这样一段人生哲理。他说：“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外交官传达两方面意见的时候，做翻译官也一样，‘传其常情’，很正规，很平常，“无传其溢言”，就是说过分的话不能传，好坏都不能加一点，你能够做到这样，就能保全自己，也能够完成使命。
这虽然是一段讲外交官的修养，做外交的哲学，但也是告诉我们做人懂得谨言慎行，才能无尤少祸。俗话说嘴巴闭关，舌头收箭，我们说谨言慎行，其实也是一种耐与恒的做人境界。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幼年跟随父亲被抓到了长安，那时候生活十分困难，难以自给。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李密，于是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对王世充却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察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徐文远之所以能在五代隋唐之际的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在平时说话办事能够谨慎以待，不张扬不放纵。可谓深得道家做人的智慧。
有一篇文章叫《说话的温度》，讲述的也是这个道理。“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小心地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
此段描述，与庄子的用意不谋而合。言语能够引起风波，而行动会直接带来结果，做人做事，需要懂得忍耐矜持、谨言慎行，有时不妨多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这样自然能给自己免去不少祸患和麻烦。
老子有三宝，慈俭不为先
老子传了三件法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在这里，慈，指内心深处纯良与中正的外在表现；俭，指适中适可的行事方式；不敢为天下先，即具体应该如何去做。凡事从“我”着手，恰好解决问题即可，无需过多的形式与修饰，否则，便是冗余。不敢为天下先，即不违背“道”，做事符合“道”的准则，无论是事物内在的道还是外在的道。背“道”而驰，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循“道”而行，也有一定的前提要求，即“不敢”的时候，不具备某种能力的时候，没有认清某种“势”的时候，就不要“螳臂当车”，为天下之先。
汉文帝极为推崇且深谙“黄老之道”，他是将老子的传世三件宝真正身体力行的一代君主，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逐一做到。
汉文帝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办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大臣们一商量，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后来的缇萦上书，废除肉刑，更是文帝仁慈治天下的表现。临淄太仓令淳于意因无心官场，辞官归故成为一名郎中。一次，当地一位豪商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不料病人不治身亡，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当地官吏判处其“肉刑”，将其押赴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陪父前往长安，并托人写了一封奏章传入宫门，乞求皇帝废除惨无人道的肉刑，自己甘愿没为官奴替父赎罪。汉文帝看了信，召集群臣，说：“犯罪受罚，理当如此。但肉刑过于残酷，不利于人改过自新，将之取缔吧！”
吕祖谦曾说过：“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综观西汉文帝在位的言行政措，有一点特别突出，即“躬自俭约”，文帝敦朴节俭是臣民的表率。《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文帝即位从政23年间，生活俭朴，身着粗袍；修建陵墓全用泥瓦，甚至连墓室装饰也明令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所宠爱的慎夫人，也随文帝过着简朴的生活，平时不着一般贵妇穿的拖地长裙，而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曳地”，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雕龙绣凤的纹饰。一次，汉文帝想在宫内修一座露台，就向工匠打听所需花费，当工匠告诉他修成需要百金时，汉文帝马上感叹：“这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此外，文帝还经常揽过失于自身，他说：“我听说天之道是祸自怨恨而起，福由行德而生，百官的不对，应该由我亲身负责……我不英明，不能施德及远，以致使边疆的人们不得宁息。”汉文帝下罪己诏非常频繁，无论天象异常或外患日亟，他都要罪己反省。后世许多人认为时为代王的刘恒在继承帝位之前的谦虚不过是一场“不敢为天下先”的表演，即便如此，也是文帝将黄老之术运用娴熟的表现吧。
汉文帝学习老子可谓抓住了其精髓所在，故能成为一代名主。后世帝王因此十分推崇于他，却少有人能真正做到，更别说与之比肩了，反而不少人假冒为善，欺世盗名，比如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其中一个。
晋武帝司马炎谋权篡位当上了晋朝的开国皇帝，这位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君主在他在位的第四年做了一件事，竟然波及后世中国科技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太医司马程阿谀谄媚，为讨好皇帝，利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精心设计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为标榜恭俭，将这件精巧的裘服在殿前烧毁，并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所禁”。机巧技艺、奇装异服是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反对的，特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
我们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得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作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曾用几个场景便将乾隆皇帝效法司马炎的虚伪之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奖赏一位身着补丁官服的虚伪官吏，标榜俭朴；他对西洋供奉的舰船模型不屑一顾……电视是在杜撰历史，也是在重现历史，许多封建帝王都是在老子传世“三件宝”中学到了些皮毛，便自欺欺人。帝王治世之道，便是现代的领导艺术；古代的处世之道，如今依然有着不变的价值。
老子的三件宝经过了历代的演绎，后人恐怕已找不出其原本的含义了，只有抓住关键，才能真正在老子的告诫中安守清净，从容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