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野：从“新、旧红学”到“红学、曹学”

自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算起，至今，近代意义上的“红学”已经过去了一百余年。

一百年来，学界对《红楼梦》的价值、作者、作者家世、时代、文本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这些相关研究天然地构成了近代“红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不过，随着“红学”的发展，“红学”的研究范畴这一本来不曾出现的问题又出现了争议。

1963年，台湾著名文艺评论家顾献樑先生为出席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作《“曹学”创建初议——纪念〈红楼梦〉作者逝世二百周年》一文，指出：

 

“红学”不论新旧，差不多都是以“真”为第一，以历史为主，根本不重视《石头记》的文艺价值。因此，我个人趁这大家生不能再逢的“二百周年”愿意提出，以“曹学”取“红学”而代之。

 

于是，本来无事的学界掀起了“红学”与“曹学”的争论，伴随而生的就是关于“红学”范畴的谈论。不过，由于顾献樑另立“曹学”于“新旧红学”之外的倡导在学界影响不大，真正引发红学研究范畴讨论的是美国的余英时。

1974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针对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写道：

 

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余英时所谓的“曹学”（研究曹家与《红楼梦》对应关系）与顾献樑的“曹学”（研究曹霑与《石头记》）决然不同，倒是更接近于顾献樑所谓的追求“本事”研究的新、旧“红学”。

在余英时眼中，什么样的研究才算是“红学”研究呢？他说得也很明白：要“直接涉及《红楼梦》旨趣的本身”。

余英时将曹雪芹家世、生平考证研究开除出“红学”的做法，引发了周汝昌的强烈反弹。1980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星第一次国际“红学”研讨会上，周汝昌指出：

 

“红学”之所以发生，正由于《红楼梦》与其他小说很不相同，要想理解它“本身”，首先须对许多问题弄个基本清楚，所以搞“外学”（对历史背景、作家家世生平、其他有助于理解小说的研究、分析、考证）的并没有“离题”，而正是为了“作品本身”……

 

极力强调曹雪芹家世生平与历史背景对理解《红楼梦》本身的价值。

当然，周、余对《红楼梦》价值和旨趣的理解本不相同，故而对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价值的评判自然也不相同。1982年，周汝昌发表《什么是“红学”》一文，指出：

 

“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

 

正如余英时将周汝昌关于曹雪芹与《红楼梦》关系的研究命名为“曹学”剔除出“红学”的范畴引发了《红楼梦》本事研究者的极大不满一样，周汝昌将一般小说学对《红楼梦》的研究剔除出“红学”范畴的做法同样引发了《红楼梦》小说学研究者的愤慨。

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应必诚在《文艺报》第3辑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指出，“红学”研究的核心是《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很重要，但要有助于曹雪芹思想性格及其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与曹雪芹本人“直接关系不紧密”的曹雪芹家世研究是“应当克服”的研究中的“不正常状态”,“《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

周、应的文章论战引发了学界关于“曹学”“红学”概念，“曹学”意义，“曹学”“红学”关系旷日持久的争论，先后发表了十数篇文章，观点大同小异，除周汝昌极力强调“曹学”是“红学”的核心外，多数研究者认为，“《红楼梦》研究”为“红学”研究核心，但在此基础上，各人又因对《红楼梦》描写与曹家历史关系“亲密度”的理解、“判断”（或预设）不同，对“曹学”研究价值和目的（为红学服务）的评判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