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学是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包括一切与中药有关的知识。作为专著的《中药学》，则是人们对中药认识水平和中药应用经验传播的载体，也是本学科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中药学历来被称为“本草”。这种称谓始于西汉，已经沿习使用了两千多年。由于古人未曾对这一术语的由来加以注释，后人只能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揣测其原始含义。五代后蜀时韩保升认为:“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也。”此说被后世大多数中医药人员所认同。中药与本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中药是针对具体的药物而言，本草则泛指我国传统药学和药学著作。

中药学是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应用知识和技能以及各种中药的品种来源、药材鉴别、种植(或养殖)、采收、贮存、加工炮制、制剂、性能、功效、应用、药理、化学成分等一切与中药有关知识的一门一级学科。

古代的综合性本草历来是包罗万象的，凡有关中药的知识，无不涉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药学研究内容的日趋丰富，各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中药学不断分化，专门研究其鉴定、炮制、制剂、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的分支学科日渐增多，除上述广义的中药学外，又产生了狭义的中药学——临床中药学。因此，过去中医药教育中的《中药学》教材，随之更名为《临床中药学》。

临床中药学是以临床安全、有效、合理使用中药为目的，主要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中药临床应用的一门学科。其手段是通过临床、文献和实验的研究，促进中药效用的发展。该学科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功效理论、性能理论、配伍理论以及常用中药的性能、功效、应用，并涉及其他影响中药临床效应的相关知识。

在我国现有的学科目录中，中药学是与中医学并列的，都属于一级学科。临床中药学既是中医学学科中的一门二级学科，又是中药学学科中的一门二级学科，该学科作为联系中医学和中药学的纽带，将两者以中药的性能、功效与主治为核心而联系在一起。

在中医学学科群中，临床中药学是一门专业基础学科，和方剂学一起，在中医基础学科与中医临床学科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使理、法、方药成为有机的整体。该学科一方面向临床中医师提供科学的用药知识，同时又对临床用药信息加以分析研究，进行创新或为中药学科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在中药学学科群中，临床中药学是一门龙头学科，为其他二级学科提供围绕临床安全、有效、合理使用中药而进行现代研究的依据，同时又将其他二级学科分化深入研究后的成果，在新的层面上进行综合，以不断促进中药学以效用为主的全面发展，并且再将这些新成果转化为临床中医师的用药知识。

在原始时代，先民们为了生存而采食植物和狩猎，得以接触并逐渐了解这些植物和动物及其对人体的影响，由于辨识和使用的知识缺乏，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药效反应或中毒遭遇，因而使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选择和注意。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上述经验启示人们对这些植物和动物的药效作用加以利用，经过无数次有意识的试验、观察，逐步形成了简单的药物知识。在我国自古相传的伏羲氏“尝味百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并“一日遇七十毒”，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说明了人类辨尝草木以寻求食源，同药物的发现具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药物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以及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的。这种过程，充满着艰难和危险，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据医史学家研究，猿人和最早的人类用以充饥的食物，大多是植物类，因此最先发现的也应是植物药。将有毒植物用于狩猎，堪称原始社会的重大发明之一。在渔猎生产和生活开始以后，人类才有可能接触较多的动物及其肉类、甲壳、骨骼、血液、脂肪及内脏等，经过长期反复实践，又掌握了某些动物类药物的医疗作用。直至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采矿和冶炼的兴起，又相继发现了矿物药。在这一时期，人们从野果与谷物的自然发酵的启示中，还逐步掌握了酒的酿造技术。至殷商时期，酿酒业已十分兴盛，迄今仍留下大量当时酒文化的遗址和遗物。酒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重要的是具有兴奋、麻醉、消毒、助溶和温通血脉、行药势等多方面的作用，古人将酒誉为“百药之长”。从繁体医字(醫)的结构上，体现了酒在早期医药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的祖先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萌芽的药物知识，经历了由零星、分散而逐步集中、系统的积累过程。进入奴隶社会，随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药物知识也由口耳相传，发展为文字记载。文物考古表明，在数千年前的钟鼎文中，已有“药”字出现，《说文解字》将其训释为“治病草，从草，乐声”。明确指出了“药”为治病之物，并以“草”(植物)类居多的客观事实。

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药物品种已颇为可观。《诗经》涉及植物和动物330余种，有的还简要记述了产地和采收知识。专门介绍山川及物产的《山海经》，载有各类药物120多种，除产地等内容更加具体外，还记录了各药的医疗用途。其中大多为一药主治一病，亦有部分一药二治者。该书是迄今所知最早而集中总结药物功用的综合典籍。20世纪7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处方超过300个，选用药物240余种，当时所用药物之数，由此可见一斑。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的《万物》，虽是西汉初年抄成，但实为先秦所撰，简中收载药物70余种，可谓目前了解的最早的药物专篇。对于其他药学知识，这一时期也有不少论述。如《五十二病方》对炮制、配伍、制剂、服法(或外用方法)、禁忌等，均有记载。其复方的广泛应用，标志着药学的一大进步。《周礼》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则反映了专门的司药机构已经出现。又谓“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无疑是日后药物分类和五味理论的先声。所有这些药学知识的积累，为本草专著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在西汉晚期已经出现了药学专著，并将其名之为“本草”。如《汉书》卷25《郊祀志》称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有“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所谓“本草待诏”，系以研究本草而待诏者。该书卷12《平帝纪》又记载元始5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诏传，遗诣京师，至者数千人”。同一书之卷92《游侠传·楼护传》，又记述西汉学者楼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重之”。由此可见，在西汉间已有药学专著流行(如当时名医淳于意曾从公乘庆阳处得到《药论》一册)，而且达到了相当规模，独立为一门医生必修的专门学科，并与医经、方术成为鼎足之势。当时还拥有一批研究本草的专业人员，其中有的还被国家所录用。可惜这些药学著作未能垂之后世。

秦汉时期，我国的本草学已经初具规模。从各种典籍的零星资料中，可知这一时期的本草书目有30余种，主要记载药物的应用、采收和食禁等内容。因受世俗风气的影响，这些本草大多为托名之作，除神农之外，还有假托黄帝、岐伯、伊尹、桐君、扁鹊、医和而入说者。东汉末年，始有直接署明作者姓名的本草和专科本草出现。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籍中，对药物的阴阳寒热、四气五味、虚实补泻和五脏苦欲补泻、有毒无毒、配伍、炮制、制剂、用法等，也有不少宝贵的内容。此外，炼丹术的兴起，开始了化学药物的制作和应用。通过国内外的交流，西域的红花、大蒜、胡麻，越南的薏苡仁等相继传入中国，边远地区的麝香、羚羊角、琥珀、龙眼等源源进入内地，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本草学的发展。

形成于汉代，后经陶弘景厘定的《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本草著作，反映了秦汉二代的最高药学成就。该书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补充和完善过程，其具体成书时间虽有争议，但最后裒辑为册，不会晚于公元2世纪。《神农本草经》原书早佚，目前的各种版本，均系明清以来由卢复、孙星衍、顾观光、王闿运、森立之、马继兴、尚志钧、王筠默、曹元宇等中外学者考订、整理而辑复。因其资料来源不一而互有出入，现在引用时应注明其版本。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其“序例”部分，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药物的君臣佐使、配伍法度、四气五味、服药方法、剂型选择等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药学理论的基础，其中有关配伍关系、药物对剂型的选择等论述，至今仍是不刊之言。各论载药365种，按药物之有毒与无毒，养身延年与祛邪治病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每药之下，依次介绍正名、性味、主治功用、生长环境，部分药物之后还有别名、产地等内容。所记各药效用，大多朴实有验，历用不衰。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阿胶止血、人参补虚、乌头止痛、猪苓利水、苦楝驱蛔、半夏止咳、茵陈退黄……该本草著作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的药学成就，为研究秦汉以至战国之际医药情况，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该书确立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又成为后世本草的样板和基础，其影响十分深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战乱持续不断，政权频繁更替，南北长期对峙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科学成果和科学人才相当密集的时期。由于临床医学的显著进步，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南北融合，中外交往，本草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学术水平更加提高，古代综合性大型本草的雏形，于此间真正确立，而且本草著作大量涌现，在药学的各个学术领域和分支学科的分化中，都完成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战争的破坏，“文籍焚靡，千不遗一”(陶弘景语)，后人对这一时期本草学的了解还很不全面，但是，此间留下的本草书目仍有近百种，其中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类的、种药和采药类的、配伍忌宜类的、炮制类的、食物类的，以及单味药物专论、药图、药律和药名注音等。这些各具特色的本草，多以“附经为说”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本经》进行了注释和增补，大大发展了初期的综合本草。在药性药效的论定、药物基原、药材鉴别、药用植物种植、药名训释等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具体内容看，这300余年间增收了《神农本草经》一倍以上的药物品种，其增药比例之大，居历代本草之冠。所补充的药物，有的为《神农本草经》所遗，有的为民间新出，有的则由域外传入，如昆布、藿香、沉香、龙脑、诃子、苏合香等。对药物的生长、形态、鉴别、产地、采收时节、别名等生药知识更加关注，填补了《神农本草经》之不备，保证了本草学的完整性。在药性理论方面，对《神农本草经》药物的性味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订正。对药物毒性的记载，更为准确和清晰。部分药物首次提出了归经内容的论述。对若干习用药的功用，去伪存真，使之更为翔实可信。

这一时期的主要本草著作有以下几种:

作者吴普为三国时名医华佗的弟子，是华佗医药学术思想的主要传人，该书撰成于公元3世纪初，大约亡佚于北宋。其中部分内容经陶弘景“合而录之”，已杂糅于《本草经集注》之中，另一部分则散见于后世类书和医药书籍之中，如《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及唐宋主要本草，均存其内容。从现存零散佚文中，有药名、别名、性味、有毒无毒、产地、生长环境、形态、采收、加工、主治、畏恶等，内容十分丰富，广列各地别名及博引诸家药性，注重实际药效，为其突出特点，对于综合性本草的确立，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现有辑校本刊行，共录药物231种。

该书因汇集《神农本草经》以来东汉至魏晋名医的药学论说而得名。其内容是名医们“附经为说”而不断增录的。因此，该书的原作者当是这些名医。至于上述《神农本草经》内的增录资料，是否有人先于陶弘景而编纂成册，还是陶氏最后整理定型，素有争议，尚有待论定。但现在所见附于《神农本草经》文后的《名医别录》文，确是陶氏摘编的，其并不完全与原文相合。《名医别录》新增药物达380种，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补充了众多的产地郡县名称，采集时月和加工方法，药物形态，佐使相须。其所录药物效用，较少神仙不老之说，更加切于实用。如枣仁安眠，半夏止咳，辛夷通鼻窍，枳实消痞胀，犀角主瘟疫，葛根解肌发汗等。因此，《名医别录》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受后世重视。

作者陶弘景为南北朝著名的医药学家，约成书于公元500年左右。该书“序例”部分，首先回顾本草学的发展概况，接着对《神农本草经》序例条文逐一加以注释、发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以当时药材伪劣品较多的事例，补充了大量采收、鉴别、炮制、制剂及合理取量方面的理论和操作原则，还增列了“诸病通用药”“解百药及金石毒例”“服药食忌例”“凡药不可入汤酒者”“诸药畏恶七情表”(原书无标题，以上题目为后人所习用)等，大大丰富了药学总论的内容。各论部分，首创了按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将所载的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未用七类，各类中又结合三品分类安排药物顺序。各药之下，依次为《神农本草经》文、《名医别录》文、《雷公药对》等文和陶氏注文。陶氏注文广涉药物各方面的知识，但以“区畛物类”为重点。为便于保存文献资料，陶氏采用朱写《神农本草经》文，墨写《名医别录》文，小字作注的方式。对于药性，又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为平。这在全凭手抄药书的时代，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办法。《本草经集注》虽有“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新修本草》孔志约序)之类不足之处，但该书全面包罗了本草沿革、药物、药效和药理的各种知识，体例合理，便于查阅，首开标明文献出处的本草优良传统，使本草之学源流清晰可见，是非曲直各有所归，不仅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的主要药学成就，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对外交往的若干特点，并且标志着综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确立，后世大型综合本草无不以本书为基本框架，其重要地位由此可知。

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认识不一，但多数学者认为初撰于南朝之刘宋，其中有的内容为后人不断掺杂而成。《雷公炮炙论》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经验，提出了伏、飞、煨等多种炮炙技术，后人在此基础上总结为“炮制十七法”。书中对辅料的选用十分考究，如浸法有水浸、盐水浸、蜜水浸、浆水浸、药汁浸、酒浸、醋浸、米泔汁浸;炙分蜜炙、酥炙、姜汁炙、猪脂炙等。虽然方法烦琐，不切实用的品种不乏所见，但淫羊藿的羊脂炙、厚朴的姜汁炙、茜草勿犯铁等要求，仍是十分合理的。尤其是作者要求在炮制药物之前，首先鉴别其真伪的主张，值得重视和继承。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书，也标志着本草新兴分支学科的出现。

隋初和盛唐时期，由于政治的稳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交通的发展，中外往来频繁，国家医药及其教育机构的扩大，本草学又有较大的提高。魏晋以来分裂和战乱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药物品种及名称混乱，仅凭陶弘景个人的努力，又在“时钟鼎峙”的情况下，当然无法有效地解决，加之《本草经集注》这一综合本草的雏形，在一百多年来的传抄中，出现了不少错误，因此“摭陶氏之乖违，辨俗用之纰紊”(《新修本草》原序)，成为隋唐医药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本草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显庆(公元656～660 年)时，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组织充分的人力物力，进行了举世闻名、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药物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并颁布了具有国家规模和水平的《新修本草》，成为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先于欧洲的《纽伦堡药典》(1542年)800余年，对世界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各地使用的药物品种已达千种以上，各类本草亦接近百种之多，其中有方便临床应用的摘要类本草，有对《新修本草》拾遗补缺类的本草，尤其是药名音义、药图、食疗、外来药物等专类本草的大量出现，构成了唐代本草学的又一大特色。隋唐的宫廷医药教育发展显著，医药开始分门设教，其药学部分，既有行政管理人员，又有主药、药童、药师、药园生等专业人员。京都还辟有药园，由通晓药物知识的药园师(生)负责种莳和采收。唐代的药材交易十分活跃，带动了种药、采药、辨药和制药知识的进步。

隋唐之际，十分重视特效药物的应用，常山、蜀漆治疟，昆布、海藻治瘿非常普遍，还先后发现和推广了羊靥、鹿靥治瘿，粳米治脚气，动物肝脏治雀目，人胞补虚弱，神曲助消化……又由于炼丹术的进一步发展，唐代开始应用砒石和砒霜，并将砷剂用于齿病，而且还掌握了硇砂、轻粉等化学药物的炼制和功用。这些成就在世界医药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位置。

唐代主要的本草著作:

(1)《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由苏敬等23位医药家和儒臣，在政府“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的基础上，利用全国13个道、133个州的药物调查资料，历时2年而共同完成，于显庆4年(659年)颁行。全书共54卷，其中目录2卷，正文20卷，药图25卷，图经7卷。按原书序文记载:其正文收录药物844种(经目前统计为851种)。析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有名未用9类，基本保持《集注》的内容和体例。所增苏木、郁金、胡椒等药，至今仍为常用。所续注文，对《本草经集注》进行了重要的订正和补充。《药图》为彩色图谱，卷帙浩繁，绘制考究，“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图经》为药图的文字说明，着重“释其异同”，即以辨别药物基原为主，与药图相辅而行。这种图文对照的方法，开创了药学编纂的新特色。其药图超过正文之卷数，也是古代本草中独一无二的。该书以其崭新的形式和内容，很快流传海内外，成为当时我国和日本等国医生的必修课本。其原帙未能存世，仅部分残卷得以保存至今。其完整的辑本有二:一为日本冈西为人的《重辑新修本草》，原稿朱墨分书，先由台湾中国医药研究所影印(1964年)，后由日本学术图书刊行会套色影印精装。二为国人尚志钧的《唐·新修本草》，于20世纪60年代初辑成，1981年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广为流行。

(2)《本草拾遗》:《新修本草》成书70余年后，陈藏器广收民间单方验方涌现的新药，拾取《新修本草》之遗漏，著成《本草拾遗》10卷。序例中依据药物的性能功效，提出药物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类，成为日后中药和方剂按性能或功效分类的发端。“拾遗”6卷，收录《新修本草》未载之药，现有据可考者，达692种，引用文献116种，足见其涉猎广博。“解纷”3卷，主要针对以前本草之差讹，考证品种，辨析功用。李时珍评价说:“藏器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其考订精细，博物存古的学风，对《本草纲目》产生了直接影响。

(3)由孟诜原著，经张鼎改编增补而成的《食疗本草》，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食治经验，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食疗专书。该书内容精审，主要记述食物的四性、功用、禁忌、单方及药材形态、鉴别、产地等，并提出了妊妇、产妇、小儿的饮食忌宜，以及偏嗜某些食物的危害，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4)李珣的《海药本草》，则主要介绍海外输入药物及南药，重点论述其产地、形态、真伪鉴别及治病、辟秽、保健、调味等各种功用。有关产地涉及波斯、大秦、西海、西域、大食、昆仑、新罗、南海、岭南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从一个侧面扩充了本草学的内容，也反映出隋唐对域外药物引进的情况和认识水平。

北宋高度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争斗局面。在残唐以来的战乱中，原有手抄医药卷帙大量散失，对本草进行修订，突出地摆在了宋初政府和医药家以及儒臣面前。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进步，尤其是雕版印刷的应用，北宋高层统治者和一大批儒士对医药的关注和偏好，为医药事业和本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赵宋王朝顺应了本草学演进的趋势，利用国家权力，发挥整体优势，进行了本草文献的全面汇集和整理，先后完成了将近1800种药物的来源调查和品种考订，相继官修了几部大型本草，同时也带动了民间对本草的编著和刻印，成为历史上综合性本草集中出现的时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药学文献。

开宝6年(973年)，刘翰、马志等人奉诏修订《新修本草》，并参照《本草拾遗》诸本，辑成《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宋太祖亲自为之作序，次年因其书“或有未允”，又命刘翰等对前书予以增损，题为《开宝重定本草》，后世多统称以上二书为《开宝本草》。该书全面考订了《新修本草》之传误，载药984种。创用以阴、阳文分别取代手抄本的朱墨内容，妥善解决了雕版印刷中保留前代文献的新方式。

嘉祐2年(1057年)，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建立后，掌禹锡等人再次奉诏校正和增补《开宝本草》，辑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卷。该书按掌氏“考正群书，资众见则其功易见”的建议，由多人编写，引用文献50余种，确定了指导性很强的凡例15条，使编写体例更为严谨，标记更加明晰。其序例对本草书目予以解题的方法，被此后若干本草要籍所沿用。在各药1083条(原为1082条)之下，重点转录药性、主治、配伍等内容，作者新见不多。由于《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图经大多亡佚，又在掌氏等人的建议下，校正医书局奏请朝廷，广泛征集国内及“番夷所产”药材的药图、标本及产地、形态、收采、功用说明。为避免“论著文字，出异手则其体不一”，遂指定苏颂一人执笔，历时3年(公元1058～1061年)，辑为《图经本草》(或称《本草图经》)21卷，与《嘉祐本草》并行。该书着重于辨药，又补充大量产地、采收资料，并注意收录单方及域外药物，内容充实，医药紧密结合。所附900余幅药图，是迄今存世的最早的本草图谱。此后，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宋政府还组织编修和刊刻了《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和《绍兴本草》。

宋代由民间校刊的本草，形式多样，成绩斐然。1092年，陈承将《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并聚为一，另补以个人的注说，纂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该书图文并见，便于查阅和流传。其补注内容十分广泛，亦颇为实用，李时珍将其称为《本草别说》。公元1098～1108年间，四川名医唐慎微撰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1卷，该书以《嘉祐本草》为基础，将《图经本草》之图文融入其中，并予以大量增补，所增内容，主要来自247种本草、方书、经史百家及佛书道藏等。书中引用《炮炙论》《本草拾遗》《食疗本草》《海药本草》等条文较多。全书载药1740多种(《大观本草》为1744种，《政和本草》为1748种)，药后附列单方验方3000余首，几乎包罗了北宋以前所有的药学资料，而这些原书多已佚失，全靠唐氏摘引而得以传世。因此，《证类本草》成为研究古代医药发展，辑复古代医药书籍的重要文献来源。李时珍对此予以极高评价，认为“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证类本草》是完整保存下来的综合本草中年代最早的一部，它几乎囊括了此前的本草精华，是目前研究本草学必不可少的文献。但其体例特殊而复杂，使用时必须加以注意。在《证类本草》中，凡唐慎微续补内容，其文字前均冠以墨盖子为标志，其援引资料前均用黑大字标明出处，从前代本草所辑录药物及唐慎微个人新增药(8种)在目录及正文药名上亦以墨盖子为标志。

唐慎微作为卓越的本草学家，只注意保存前人的经验，而极少直接表述其学术见解、用药心得及辨药经验等，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故王继先评曰:“慎微《证类》又不过备录诸家异同，亦不能断其是非”。有鉴于此，我们在查阅或引用该书有关资料时，可直接点明原资料出处名称，而不宜用“《证类本草》云”或“唐慎微说”之类的表述。

《证类本草》最初刊本是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故名《大观本草》)，在刊行前曾由艾晟予以校正。艾氏在校书时补入了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部分内容，在其条文前冠以“别说云”(故《本草纲目》称此书为《本草别说》)作为出处标记，故以后各刊本均有这一内容。

《证类本草》后代传本可分为《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及《绍兴本草》三个系统，它们的主体是《证类本草》，校补内容有些差异，因而这三书并不完全相同，被视为独立书籍。《绍兴本草》仅有残卷抄本存世，故真正完整保存《证类本草》内容的只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大观本草》近代未有影印本发行，现代虽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尚志钧点校本，但目前使用最多的仍是《政和本草》，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分别于1957年、1982年两次影印金·张存惠原刻晦轩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各地均藏，易得易检。

在使用张存惠《政和本草》时必须注意，张氏在刊刻该书时将北宋寇宗奭所撰《本草衍义》全部内容分散收编于《政和本草》中，如《本草衍义》序例(共3卷)载于《政和本草》卷一末尾，而药物条文则分别归列于《政和本草》各相应药物之后，即紧接唐慎微所引条文，并冠以黑大字“衍义曰”极易识别。

今存于《政和本草》的药物资料十分丰富，除以上几部综合性本草外，还引录了炮制、食疗及地方性本草，这些资料条文一般都用文字标明出处，辨识并不困难，且其中尚有部分书籍有单行辑本，可资深入研究。截至目前，公开发行的有谢海洲等人辑《食疗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胡乃长、王致谱辑《图经本草》(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另外，1983年皖南医学院油印了尚志钧辑成的《药性论》(唐·甄权撰)、《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撰)、《日华子本草》(五代吴越日华子撰)、《海药本草》(五代·李珣撰)等书。

以上简介了《政和本草》的主要继承关系及组成。一般来说，只要弄清该书的形成，掌握其较为复杂的标示方法，应用上应当没有问题。对具体药物来说，顺次查阅历代有关论述，还可以得出该药发展的脉络。

公元1116年寇宗奭又撰成《本草衍义》20卷，其总论对医药理论深入探讨，主张改药之“四气”(寒热温凉)为“四性”之说，颇有影响。其中还有对四诊、八纲的最早而较全面的总结。各论记药470种，结合用药实际，专门就《嘉祐本草》《图经本草》等没有论及或言之有误的内容进行讨论，记述体例不拘一格，以补充原有本草之未备为主要目的，发明甚多。该书流传广，影响大，在本草学中具有特殊价值。清人杨守敬评价说:“寇氏辨正药品……发明良多，盖翻性味之说，而立气味之论，东垣、丹溪之徒，多尊信之，本草之学，自此一变。”此外，南宋王介的《履巉岩本草》(1220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彩绘草药图谱，十分精美。陈衍的《宝庆本草折衷》(1227年)，则是优秀的临床实用性本草。

宋代的医药教育，对药学理论的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医药文献的汇集整理，又为药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加之宋儒理学的影响，因此宋代形成了探讨药理的风气。北宋末年编成的《圣济经》，设有“药理篇”1卷，应用阴阳五行和运气学说，立足于万物“皆有法象”的思想，进行药理推衍，和寇宗奭一样，对金元药理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宋代医药家也较为重视药物性味的考订。《绍兴本草》《本草衍义》《宝庆本草折衷》等，更为突出，如陈衍指出薄荷及荆芥“为理风解毒之用，则性之凉必矣，悉以温称，殆非所宜”。宋人还试图探求性味的物质基础，并强调其重要意义，但这一积极的主张，被后来的法象药理所忽视。总之，宋代的药理探讨，具有极大的发展，但在本草书中比较零散，尚不系统，也不普遍。

国家药局的设立，是北宋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国药史上的重大事件。1076年，在京城开封开设由国家专卖成药和饮片的熟药所，成为我国也是世界药局的开端。其后由“出卖药所”发展为“惠民局”，由“修合药所”发展为“和剂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官药局“惠民”的宗旨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但在协定处方、医药统一、救济施药方面，曾起到一定作用，并且促进了日后药政管理、成药生产、药材检验等药学事业的发展。

宋代药业的浓厚商业倾向，带动了炮制、制剂技术的提高。和剂局对成药的处方、配伍、合药制作、炮制方法、辅料用量等，都有明确规定，为各级制药部门提供了较为规范的准则，促进了成药的生产和应用。《苏沈良方》所记“秋石”制备，是由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剂，采用了以皂苷沉淀甾体的先进技术，堪称世界制药化学的非凡创举，至今仍令化学家和药剂学家赞叹不已。《宝庆本草折衷》还有“猪胆合为牛黄”的记载。此外，用升华法制取龙脑、樟脑，发酵生产红曲，蒸馏法的利用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宋代本草的大量刊行，方兴未艾的药理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药学文献，并扩展了金元医家的学术视野。他们不再承袭唐宋的本草学风，改变了以资料汇集整理、药物品种搜寻和基原考订为重点的做法，编撰药书，不求其赅备，而多期于实用。因此，金元两代没有出现一种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本草，这一时期产生的本草，一般出自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本草论》，张元素的《珍珠囊》《脏腑标本药式》，李东垣的《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王好古的《汤液本草》，朱丹溪的《本草衍义发挥》，总的来看，其数量较少，其卷帙多近乎袖珍，但风格独特，影响深远。

上述本草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脏腑苦欲补泻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所录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其贡献大者为金代易州之张元素，其在《医学启源》中，根据《素问》气化学说中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等论述，结合药物气味的阴阳厚薄，阐发其升降浮沉特性，并指导临床用药和分类药物。其《珍珠囊》所列药物，除升降之外，还按十二经脉归类，首次将归经理论系统化、具体化，对临床选药颇有指导。其对苦欲补泻的发挥，与虚实补泻一样，十分重要。至此，目前中药性能理论体系初具规模。二是不再层层包裹、反复堆砌诸家所言主治功效，而是结合用药经验和理、法、方剂，精炼若干药物的功效，如龙胆一药，前人罗列主治病证多达数十种，且多不实之词，张元素总结为“退肝经邪热，除下焦湿热”，甚是准确，从而提高了本草的学术水平，也增强了本草的实用性和可读性，为中药功效项目的分化、方义的解释以及便读、歌括类药书的出现，都有巨大的推动。三是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气、味、体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这一努力的结果，丰富了中药的药理内容，使临床由经验用药向理论用药迈进了一步。但其简单、机械的说理方式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同时又给本草学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至今有的还有待澄清和消除。此外，“十八反”和“十九畏”歌诀的出现，说明金元时对药物配伍禁忌的重视。

在食疗本草方面，1330年忽思慧等撰《饮膳正要》，从营养和治疗角度，介绍了许多日常食物，尤其是北方和元蒙宫廷食物的性质和有关膳食的烹饪方法，至今仍有较高的应用和参考价值。1331年吴瑞又撰《日用本草》，主要摘取各本草中饮食可用之品540余种，论其性味功用，面向普通百姓，以防饮食不当而致害，文浅意深，颇多实用。

元代中外医药交往更加广泛，在药物相互贸易中，政府还派人出国采购，阿拉伯人、法兰西人开始来华行医，回回药物院的建立，促进了中国医药和阿拉伯医药的交流。

明代中前期的本草，因受南宋和金元风气的影响，以临床实用性节要及便读歌赋类作品为主，其数目在50种左右，不足后期的半数。这些本草以节录前人用药经验为主要出发点，一般不注重收录药物的基原、药材的品种等内容，除总结部分药物的功效，探究药理和按病因病机归类药品外，创新不多，成就不大，有的早已散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徐彦纯的《本草发挥》、王纶的《本草集要》、汪机的《本草会编》、薛己的《本草约言》等。其中《本草集要》将545种药物“以类相从”，不再分别“三品”，并按治气、治血、治寒、治热等列为12门，各门又以功效进行二级分类，如治气门列“补气清气温凉药”“行气散气降气等”等。对后世本草颇有启示。

弘治十六年(1503年)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等人奏请朝廷批准，负责修订宋以来本草，按“删《证类》之繁以就简，去诸家之讹以从正”的原则，花费2年时间，完成《本草品汇精要》42卷，收药1815种，每药分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等24项记述，书中立足于文献改编，忽略增收新的品种和经验，且分项过于繁杂，反而招致一些混乱。其所绘1385幅精美的彩色药图和制药图，不失为彩绘本草图之珍品。该书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大型官修综合本草，但稿成之后因刘文泰获罪受审而存于内府，直至1937年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此未能在历史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专题本草却较有成效，由于元末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发了明代救荒食物类和食疗营养类本草的创作。1406年朱橚撰《救荒本草》，选择可供灾荒时食用之物414种，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良毒、食用部位和加工烹饪方法等，并精心绘制成图，对医药、农学、植物学均有较高的价值。继后还有王磐的《野菜谱》、周履靖的《茹草编》等多种食物专著。食疗本草，则有薛己《食用本草》等流传较广。

15世纪中期，兰茂以实地调查和搜求云南地区特产植物为主，辑为《滇南本草》，为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性本草，是研究该地区各民族医药经验的贵重资料。1565年陈嘉谟编成《本草蒙筌》，载药742种，并附少量图谱，内容丰富，创见颇多，对道地药材、真伪优劣鉴别及炮制等，尤有新意，对语成文，便于记诵，非一般启蒙药书所能及，因其较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成为该时期很有特色又很有影响的一部本草。

明代后期的本草十分繁荣，数量大增，形式多样。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本草，将本草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为我国药学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552～1578年，李时珍竭尽毕生的精力，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在通考800余种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长期的实地考察、采访和临床应用，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历时近30载，稿凡三易，完成了《本草纲目》这一不朽的巨著。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新增374种)，绘图1109种，附方11000多首，序例部分对本草史、《本经》序例、《集注》合药分剂法、十剂、气味阴阳、升降浮沉、归经、用药禁忌、药名异同等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和发挥。各论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以下再分为60类(如木部分: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6类)。各药之下，分正名、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项，逐一介绍，析族区类，纲振目张。《本草纲目》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在文献整理、品种考辨、药性理论、功效应用、医学理论和临床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体例之新，见地之高，无一不是光前裕后的，从此开始了我国本草以该书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又如李时珍所言《本草纲目》“虽命医书，实赅物理”，该书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物理、化学、地质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成为“16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由于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采取以上的分项解说，故体例清晰，对具体药物只要利用总目录及分类目录，迅速找到自己所需内容并不困难。且《本草纲目》在引用文献时，不像《证类本草》使用了较复杂的标示体系，而是“直书诸家本草名目”或“各以人名(本草著作者)，书于诸款之下”，但必须注意，对多数书籍和人名，李时珍采用了缩写，在研究时必须先弄清楚。

《本草纲目》所引“古”“今”文献为了适应其纲、目体例，避免繁多，往往将文献割裂或删去一些内容(“剪繁去复”)，有些引文甚至经过小改动润色，或将二三家近似内容加以糅合，因此其引文可读性更强，然与原文多有出入，故对《本草纲目》所引资料当尽可能地查阅原始文献，不宜转引。这是与在使用《证类本草》上不同之处。当然对《本草纲目》所引录的古佚医药书或一时很难查证的现存书籍，可在转引时注明取自何版本《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版本通过近年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可分“一祖三系”，祖本(初刻)即金陵本，下分江西本、钱(蔚起)本、张(绍棠)本，最大的差异是图版。《本草纲目》一书的附图存在着三个系统:

(1)1596年金陵胡成龙(或胡承龙)本，据药图题名可知其药图是李时珍的儿子李建中辑，李建元、李建木绘。但1603年江西夏良心第二版除去了关于绘图者的题款，而使附图的原作者隐晦不明。

(2)明末(1640年)杭州钱蔚起所刊，对金陵本的附图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修改，并增加了“藤黄”一图，由于钱本图版外表较美观，且金陵本很少，因此钱本流传达200多年，以后许多版本均根据此版。

(3)1885年，清·张绍棠又进行了大量的改图(味古斋本)，他用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之图将原图取代，使《本草纲目》大大失真。但由于其图绘制精美，流传较广。

从版本角度看，金陵本最接近原貌，然我国数量极少，故江西版较为实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1981年分册印行的校点本(刘衡如校点)，前三册以江西本为底本，第四册参校了金陵本，是目前质量最高版本。

金元至明代前期的本草，对药物基原和药材品种有所忽视，加重了药物的混乱现象，引起了医药界的关注，继陈嘉谟、李时珍在该领域获得突出成就之后，李中立又作《本草原始》，着重介绍452种常用药物的名称、产地、形态、修治、鉴别等，反映了明末药材品种的研究状况。倪朱谟《本草汇言》以《本草纲目》资料为主，论药581种，该书兼取当时医家之言，结合自己经验，归纳补正，删繁去复，内容新颖，非一般摘集类本草可比。又如张景岳的《本草正》，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李中梓的《药性论》《本草征要》《本草通玄》，贾所学的《药品化义》，也是明末较为优秀的临床节要本草。卢复历时14年，以《本草纲目》和《证类本草》资料为主，辑成《神农本草经》3卷(1626年)，为该书现存最早的辑本。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1625年)又从《证类本草》中选取《神农本草经》为主之药490种，加以注疏发挥，尤其是序例中33篇药理专论，更多精辟独见，该书长于论理，富有特色，其对后世的影响，仅在于《本草纲目》之下。卢、缪二人，一偏于复现《神农本草经》旧貌，一偏于阐发《神农本草经》本旨，皆出于崇尚经典而作，可谓清代崇古尊经风气的先导。明代中后期本草，大多留心于炮制理论和技术的总结。《本草蒙筌》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炮制理论，《本草纲目》《本草原始》等设有“修治”专项，《医宗粹言》有“制法备录”专篇，《药性解》《雷公炮制便览》《太医院补遗本草歌诀雷公炮制》分别辑有大量《炮炙论》佚文，但均不是炮制专论，唯缪希雍弟子据其口授而辑的《炮炙大法》，是明代影响最大的炮制专书。

总之，明代本草在药物基原、品种鉴别、栽培、分类、炮制、制剂及药物品种数量、药理探讨、功用总结诸方面，都有较大提高，其总体学术水平明显进步。《本草纲目》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自然分类系统。《本草集要》、《药品化义》及众多药性歌括，积极探索临床药学的新的分类方法。虽然同一书中性能、功效、病因等多元分类原则相混，显得较为杂乱，但毕竟向真正的功效分类迈进了关键的一大步。明代本草家所论诸药，大多分项入说，条分缕析，层次清晰，既有新的全面综合，又有更加细致的学科分化，其药理论述，多结合实际发挥，注意医药相结合，方药相结合，也更能指导临床实践。对药物功效的总结，已然成风，不仅绳正了若干不实的功用内容，而且重新认定了大量药物的真正功效，至《药品化义》各药的“力”项下，已初现功效专项的端倪，为功效和主治内容的廓清和分列，打下了基础。明代本草，从民间吸收了三七、紫花地丁、炉甘石、淡竹叶等200余种重要品种。又相继从海外引进番木鳖、孩儿茶、苦瓜、丝瓜、烟草等外来品种10种。《药露说》《本草补》等西方药学书籍开始在华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明清本草的内容。这一时期人工栽培的药物已达200余种，如川芎茎节的无性繁殖，牡丹、芍药的分根繁衍，人参、牡丹的采收后即播种等，均反映了当时种植技术也有很高的水平。药物剂型更加多样，仅《本草纲目》一书，就达40余种，其制药工艺也颇精湛。《本草蒙筌》所载五倍子制百药煎(没食子酸)，早于欧洲200余年。《白猿经》所记的乌头提取“结冰”状的“射罔”，实为乌头碱结晶，早于西方号称世界上的第一个生物碱——吗啡一百多年。明中叶(1502年左右)，梅毒经荷兰人由广东传入之后，不但很快发现了土茯苓等植物药有效，而且还广泛使用了砷和汞的化合物，也早出德国人发现砷剂治疗该病二三百年。

清初的高层统治者虽能留心医药，但《本草纲目》刊行不久，尚未具备超越其水平的客观条件。鸦片战争以后，本草迫切需要综合整理，全面提高，但垂暮的封建王朝既无能力，又无心思顾及本草修订，因此清代未能产生鸿篇巨制的综合本草，其唯一的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续集》，内容单薄，质量平平。尽管如此，清代的本草仍数量空前，达400余种，其中不乏无咎无誉者，自不待言。而观其整体主流，是由博返约和折衷求是的。在学术性和可读性方面，大有改观，尤其是功效项目的确立，为本草学的拓展注入了活力，成为本草学新的生长点。其论述药理，每以功效为核心，格调新颖，更加富有临床药学的特征。

为了传播和普及《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就，清代出现了一大批该书的检索、类纂和节要性本草。蔡先烈《本草万方针线》将《本草纲目》1万余方，分列部类，注明原书所在卷页，为检索类的代表作，也是本草检索专书的发端。类纂系将某一特定内容分类辑出，以满足不同研究者的需要，如张仲岩摘录其“修治”部分，辑为《修事指南》。耿世珍《本草纲目释名》专门收集原书别名。节要则选取其精粹，不限于某一专类，亦不求其完备，如《本草纲目必读》、《本草纲目摘要》等。在《本草纲目》的后续性著作中，以筛取其资料，又旁引众家，兼抒己见，并予以补正的本草，价值最高，影响最大，如清初汪昂因《本草纲目》“卷帙浩繁，率难究殚，舟车之上，携取为艰，备而备矣，而未能要”，于是取其适用者400品，辅以《本草经疏》之要及本人心得，著成《本草备要》(1694年)。其后吴仪洛又加增改，题曰《本草从新》。叶小峰再略加补订，易名《本草再新》。汪吴之书，义词简洁，容易诵读，功用分明，论理清楚，医药相融，比较实用，广为流传。余如刘若金《本草述》、杨时泰《本草述钩元》、沈穆《本草洞诠》、郭佩兰《本草汇》、张秉成《本草便读》等，皆为此类。

慑于清统治者的文字狱，考据之学大兴，加之明代萌发的崇古思想的启示，继缪希雍、卢复之后，清人对《神农本草经》等古代本草的辑复和研究进入高潮。辑佚《神农本草经》者，先后有过孟起、孙星衍、顾观光、黄爽、王闿运、汪宏、姜国伊等人，其中以孙氏的辑本资料丰富，考据翔实，质量较高。此外，尚有焦循辑《吴氏本草》、黄钰辑《名医别录》、李梦莹辑《新修本草》，皆十分粗略。潜心于《神农本草经》等药学经典研究阐发者，有张志聪、高世栻师兄弟二人的《本草崇原》、张璐的《本经逢原》、姚球的《本草经解要》、徐灵胎的《神农本草经百神录》、陈修园的《神农本草经读》、邹润安的《本经疏证》、黄元御的《长沙药解》和《玉楸药解》、周岩的《本草思辨录》等。此类本草，多出自医经大家、临床儒医之手，虽带有明显的学术偏见，厚古非今，曲护“经典”之不足，但在全面继承古代用药经验，发展本草学术理论，提炼功效主治方面，确有其实效。

清代本草对综合性主流本草也进行了重大的增补，同样具有突出的历史功绩。赵学敏博览群书，参考文献600余种，广泛收寻民间和外来药品，并验之以目。于1765年辑成《本草纲目拾遗》，书成之后，又在38年内不断增损修订，全书收药921种，其中新增716种，卷首“正误”中，纠正或补充《本草纲目》内容34条，十分可贵，其分类亦较《本草纲目》有所发展。所增金钱草、鸡血藤等，应用价值极高。西方制药露的方法及金鸡勒等数十种外来药，由此首先转载。书中还保存了大量业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反映了16～18世纪本草学的新成就和新动态。作者赵学敏也成为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本草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引用文献800多种，收载植物1714种，新增519种，以云贵地区植物为主。该书对植物形态的描述形象准确，多为前人所难及。并对若干植物的名实进行了大量考证，澄清了通脱木与木通等混乱品种，所附之图，极为精审，有的可据图辨出其科、属甚至种名。该书不仅受本草学所重视，在植物学界也十分注目，目前植物中文名中，约有10个科和55个属沿用吴氏选载之名，国外曾多次出版，广为收藏。黄宫绣的《本草求真》(1769年)，研究药物功效主治，论述药理，不拘成说，不尚空谈，“每从实处追求，既不泥古以薄今，复不厚今以废古”，独树一帜，其采用功效分类之法，初步勾画出了功效系统的框架。

清代更加热衷于歌括便读本草的编写，其文字简练，朗朗上口，对于启训蒙童，普及本草知识，功不可没。但由于略而不备，内容局限，又为韵语所囿，往往因辞害意，其弊端也显然可见。清代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郑肖岩的《伪药条辨》，为优秀的辨药专书;唐容川《本草问答》、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的10余篇药理论文，都属药理专著，其精辟之见屡见不鲜;较好的食疗本草，有章穆的《调疾饮食辨》、丁其誉的《类物》、龙柏的《食物考》、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由于痘疹的流行，该病专类本草在清代专科专病本草中也十分突出。

清代各类本草大多将功效总结作为主要的着力点之一。《本草备要》还首先明确指出功效与主治是不同的，采取“(每药)先明其功用之效，而以主治，具列于后”的编写体例，使两者前后呼应，相互补充，一改功效与主治混言杂书的旧有传统模式，使本草格调为之一新。自此，功效逐渐成为各药之下至关重要的必备项目，论述药物性能和奏效原理得以围绕其功效进行，空泛不切的论理因之而减少，同时也带动了药物和方剂按功效分类(如汪昂《医方集解》、屠道和《本草汇纂》的功效分类)，以及方义解释的发展。由于功效的纽带作用，理、法、方、药才能真正结合而浑然一体，本草学也步入了以功效为核心的新时期。

中药的性能理论，经金元以来的充实提高，仍有若干不足之处，清代继续拓展，日趋完善。在药性寒热方面，徐灵胎指出同属热药或寒药之间，其功用迥然不同，临床所用，“并不专取其寒热温凉”，揭示了药性与功效间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药物“去性存用”的机制，对临床用药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清人对具体药物寒热性质的论定，更加注重其所治疾病的寒热表现，促进了药性研究的进一步广泛深入。在归经方面，沈金鳌《要药分剂》将前人称谓繁多的用语统一为“归经”，并将其列为专项，沿用至今。随着脏腑辨证理论的成熟，清代本草主要以脏腑定位归纳药物的作用部位，前人以经络辨证确定归经等方法，成为次要补充，更胜金元诸家一筹。在升降浮沉方面，清人不再专于空谈气味厚薄，根梢各部与药物升降浮沉的对应关系，转而注重从药物对于病势趋向的疗效中，加以解释和确定，使之演变为药效学的理论内容。

纵观有清一代本草，深刻地打上了实用的烙印。与效用相比，品种来源、炮制制剂等部分较为薄弱。温病学家的巨大成功，例如许多药物的辛凉解表、清热解毒、化湿和中、平肝息风、开窍醒神、凉血化瘀等新功效，本草也未能及时转载，明显滞后于临床。因此，全面综合整理，已成为本草学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西方医药和科技的大量涌入，本草学失去了全面消化吸收的能力，自身的一些不足也开始暴露出来。面对西学的挑战，如何推动本草学的前进，又成为清末本草家积极探索的新课题。

在这一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奉行取缔中医药的政策。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下，早期的革新派中又出现了片面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虽重视中药的应用，却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本草学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继承和发扬两个方面，均有新的发展。为了区别于西方药学，人们开始将本草改称为中药学。

清末的本草没有及时反映临床的用药成果，难以指导民国以来医药从业人员的实践。一再风行的跟师学徒所用的药性歌赋，也无法适应新型中医学校的教学要求。面对西医药涌入的潮水，部分中医药人员传播传统医药知识的热情更加高涨，以图保存中华民族的医药精粹。以上种种原因，激发了不少医药家继续致力于本草的整理和提高，具有传统风貌和内容的本草，在此间仍然不断出现。这些本草更加注重药物功用的经验的总结，简明扼要，积极创新，质量多在清末药书之上。

其中临床药物类作品，如陆咏媞《要药选》、陆循一《用药禁忌书》、谢佩玉《药性分类择要》、丁甘仁《药性辑要》等，此类书籍侧重专论常用药品，载药不多，一般在二三百味，实用性较强。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中医学校的兴建，迫切需要内容丰富、理论系统、知识新颖、文字简要、体例合理的中药教材，这一时期各地出现的中药讲义甚多，如四川高等国医学校何仲皋的《药性骊珠》、浙江兰溪中医学校张寿颐的《本草正义》、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何廉臣的《实验药物学》及杨则民的《药物概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秦伯末的《药物学》、天津国医函授学院张锡纯的《药物讲义》、广州中医学校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等。这些中药讲义，大多按功效分类药物，如秦伯末将药分为发散、利尿、理气、理血、温热、寒凉等12类，泻下药再分泻下热积、泻下寒积、泻下水饮，寒凉药再分清热降火、清热燥湿、清热解毒、清热凉血等。各具体药物之下的分项也更为细腻，而且“功效”已成为其中重要的必备项目，这与现代临床中药学的分类和分项已十分相似。对各药功用主治的论述大为充实，如《本草正义》将药之性能、功效、主治、配伍密切结合，颇有发挥。对不同品种、产地和加工炮制品的药理功用异同，亦详加辨析。既言其所宜之病证，又论其当忌之缘由。还对历代主要论述提出中肯的评价，而予以取舍，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另外，由古至清的本草，皆不载录药物用量，实为一大缺点，清人为之增补，功在确保用药的安全有效。以上讲义，虽然格式各异，水平不一，但对现代中医教育的统编教材，提供了宝贵的编写经验。

药学辞典类大型工具书的出现，是民国时期本草学中的一件大事。1921年谢观所纂《中国医学大辞典》，收载了若干药学条目，继此之后，药学辞典类工具书日益增多，如上海卫生报馆的《中药大辞典》(1930年)、江忍庵的《中国药物新字典》(1931 年)、吴克潜的《药性字典》(1933年)、吴卫东的《中华新药物学大辞典》(1934年)、陈景歧的《国药字典》(1935年)、潘杏初的《标准药性大字典》(1935 年)、陈存仁的《中国药物大辞典》(1935年)、胡安邦的《实用药性辞典》(1936年)、冯伯贤的《药性辞典》(1937年)、张公讓的《中西药典》(1943年)等，其中《中国药物大辞典》收录词目4300条，各药物之下，列原名、命名、古籍别名、外国名称、基原、产地、形态、种类、采取、制法、性质、效能、成分、主治、张仲景之发明、历代记述考证、辨伪、近人学说、配合应用、集验方、用量、施用宜忌、参考资料等23项，汇集古今有关论述，资料繁博，方便查阅，虽有不少错讹，仍不失为近代第一部最大型的药学辞书。

在西学的影响下，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中西药汇通的本草，中药的现代研究也揭开了序幕。汇通类本草以传统理论及功用为主，仿照西药的分类方法和药理，进行了中西药结合的初步尝试，如将中药之解表药、温里药和行气药，又分别冠以消炎灭菌药、兴奋药和镇痛药。谓麻黄“因有杀菌作用，故曰味苦”及“有特效于急性气管炎，而寒热无济者”，虽难免牵强附会，但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实有其积极意义。本草学的现代研究，一是利用植(动)物学和生药研究的成果，以确定中药的基原，对于澄清中药的品种混乱，进行药材资源调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民国初年丁福保的《中药浅说》、黄劳逸的《新中药》等，已开始标明各药原植物的拉丁名称。从植物学的角度研究本草也卓有成就，如赵燏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祁州药志》、《现代本草生药学》(与徐伯鋆合著)、《本草药品实地之考察》、《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尤为可贵。此外尚有杨华亭《药物图考》、王遹声《药用植物考》、温敬修《汇症药用植物学》、中国医药研究社《中国药物标本图影》、陈宝善和周太炎的《经济药用植物学》、李承祐的《药用植物学》、刘宝善的《医用植物学》、叶三多的《生药学》、顾学裘的《生药学》、周太炎的《药用植物实验栽培法》等。中药化学成分和实验药理的研究，也于20世纪20年代起步，化学方面成绩较大者，如赵承嘏对麻黄、延胡索、贝母等药的生物碱研究，朱任宏对三七、羊角拗等药的苷类研究，曾广方对黄花、陈皮等药的黄酮类研究，薛愚对茴香、甘松等芳香药物的挥发油研究。药理方面，陈克恢等人对麻黄多种药理作用的肯定，推动了中药药理实验研究的发展，后经经利彬、朱垣璧、张昌绍、刘绍光、吴云端、张辉德等人的大量工作，涉及的药物有贝母、钩吻、防己、百部、乌头、地龙、莽草、当归、白蔻、细辛、洋金花、黄芩、益母草、远志、半夏、常山、延胡索、使君子、槟榔等数十个品种，对阐明中药的化学成分与疗效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这些研究基本仿照西药现有之方法，或单纯从化学角度分离提取，或仅以西药的药理作用验证中药的效用，未能密切联系中药自身的特点，因此对本草学的发展尚有其不足之处。

这一时期较有特色的本草，还有肖步丹的《岭南采药录》，为近代重要的地方性本草。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在《伪药条辨》的基础上，补充了更多的药材鉴别经验。曹羸宾的《药味别名录》和虞哲夫的《药名汇考》，集中摘录诸药别名，便于查索。王一仁的《饮片新参》，为亲自尝验药材饮片之所得，别具一格。杨叔澄的《中国制药学》(1918年)，对传统制剂的理论和制作方法、炮制、贮存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颇有参考价值。丁泽周的《丸散膏丹自制法》、郑显庭的《丸散膏丹集成》也各有独到的制剂经验。1932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组织编纂了一部《中华药典》，但该药典忽视了中药的收载，缺乏中国药典应有的特色，遭到后人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并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本草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根据原卫生部的安排和建议，积极进行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嘉祐本草》、《本草衍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疏》、《本草备要》、《本草求真》、《本草纲目拾遗》、《本经疏证》、《植物名实图考》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专著。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亡佚本草的辑复也取得突出的成绩，迄今，辑复了《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雷公炮炙论》、《药性论》、《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图经本草》、《食疗本草》等10余种，其中有的已正式出版发行，对本草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当代涌现的中药新著，数量空前，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84年，国内(未包括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开出版和内部刊印的中药著作达2117种，1985～1990年又有100多种新的中药书籍出版，这些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门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学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其中能反映现代本草学术水平的，有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收载中药正文，分品名(附汉语拼音和拉丁名)、来源、炮制、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测定、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注意、贮藏等项分别介绍;附录制剂通则和检查方法等，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当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也为中药材及其制品质量的提高、标准的确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药大辞典》由江苏新医学院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和附编三部分。上、下册共收载中药5767种，各药下设有药名、异名、基原、栽培、采集、药材、成分、药理、炮制、性味、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宜忌、选方、临床报道、各家论述、备考等项，并附墨线图。附编为中文名称，植、动、矿物学名、化学、药理、疾病防治及参考文献索引等。该书收罗广泛，资料丰富、查阅方便，但对引用文献进行了删节，引用时应注意与原文查对。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先后组织各方面人员，对中药资源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如20世纪50年代对四川、海南岛、东北地区的中药普查;20世纪60年代对西藏、新疆、青海、河南及华东地区的药用植物调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全国性的中草药资源普查。通过这些调查，掌握了许多中药品种的分布、蕴藏量及生态环境等，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医疗用途和新的药物品种。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一大批药用植物、药用动物及地区性的中药志，使目前中药的总数达到12000种左右。普查中发现的国产沉香、马钱子、安息香、阿魏、萝芙木等，已经开发利用，并能满足国内需求而不再依赖进口。

利用多种自然科学的成果，对中药及其理论进行现代研究，是当代本草学的显著特点，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代植物、动物和矿物分类学的奠立，带动了中药品种的本草考证，中药基原鉴定也有很大发展。随着植物化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电镜技术等的发展，中药的显微鉴定、理化鉴定普遍应用，检测中药材及中成药的真伪优劣，有了更先进的手段。在这40多年中，我国学者对中药及复方的化学和药理，进行了大量研究，随着各种新技术、新仪器的应用，中药化学成分的分离和结构测定，已日趋简便、微量、快速和自动化。在药理研究方面，对人参、黄芪、麻黄、附子、大黄、当归、丹参、川芎等许多常用药，进行了系统的药理研究，并揭示了活血化瘀、扶正补虚、通里攻下、清热解毒等中药功效的若干药理机制。还从抗菌消炎、抗肿瘤、抗高血压、抗疟、抗早孕、利尿、解热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药物筛选。同时，还初步建立了一批供中药药理研究作用的实验动物模型和基地。目前所发现的，用于治疗脑型疟疾的青蒿素，治疗肿瘤和慢性肝炎的猪苓多糖，抗血栓形成的川芎嗪和阿魏酸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中药炮制的经验得到了全面整理，并由此制定了各地的炮制规范。原卫生部组织编写的《全国中药炮制规范》也于1988年出版。结合化学、药理的炮制实验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对阐明炮制的意义，改进炮制的工艺和设备，保证炮制的规范和质量，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当代临床用药的发展，中成药的剂型和品种不断增多，除传统剂型有了很大改进外，口服安瓿剂、颗粒剂、浓缩丸、滴丸、胶囊剂等已广泛应用。现有中成药40多种剂型，数千个品种。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在中药制剂中普遍应用，中成药的质量不断提高。

当代中药教育事业的振兴，为本草学和中药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人才。1956年，原卫生部和高教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4所中医学院，使中医教育纳入了现代正规高等教育行列。自1959年起，在成都、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开办本科中药专业，成为我国药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1992年，我国已有21所中医学院或药科大学(药学院)设置了中药专业，近60所中等专业学校设置了中药有关专业。1988年国家教委确定成都中医学院中药学为全国中药学重点学科。1978年开始招收(台湾省为1974年)中药学硕士研究生，1984年招收了首批中药博士研究生。至此，我国的中药教育形成了从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的完整体系，现代中药教育培养出的一大批不同层次的中药人才，已成为继承和发展本草学，推动和繁荣中药事业的骨干;为了适应中药教育的需要，各个层次的各种中药教材，也多次修改，质量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本草学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