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的维多利亚人”——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及其文化史研究
摘要：英国诗人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以其巨著《意大利文艺复兴》不时被学人记起。但对于这位文人的文化史研究理念、丰硕的文化史研究成果及其各种人生困惑则未必知晓清楚，尤其是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对西蒙兹人生、思想和学术的探讨还刚刚起步。鉴于此，本文意在如下三个方面对西蒙兹其人、其著及其文化史评叙风格做些整体性的评述：1．西蒙兹作为有性倒错心理症结的文人试图在人文学科诸多领域的研究创作中寻找自我解困的答案；2．西蒙兹作为一名诗人历史学家试图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化中向世人展示近代以来诸多文人的完整个体形象；3．西蒙兹作为一名英国学者还试图为英国的文化史注入独到的研究理念和学术成果。
关键词：西蒙兹 文人 文化史 评叙风格
“悲凉的维多利亚人”是格罗斯库特为其美国版《西蒙兹传》取的正标题。
此处“悲凉”一词寓意深远，它点出英国诗人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 1840—1893）一生的困惑色彩。西蒙兹是一个同性恋者，这在19世纪的欧洲文化氛围下，多少会在人生的历程中蒙受各种压抑。西蒙兹又自感在柏拉图式的精神和艺术感召下忘我地进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学科创作，并为世人留下诸多内涵丰富、充满美感的作品。可这种创作的成就与人生困惑的关系又如何？为此西蒙兹很纠结。他需要探索发生在自己身上亦存在于历史之中的那些精神困惑和文化成就之间的关系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西蒙兹的学术人生就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解困和拯救。在学术圈内外，西蒙兹曾经是津津乐道的对象，但事实上人们对其人生和作品的深层一面未必说得很透。即使是一些传记作者在呈现西蒙兹的个人形象时也有所保留。在后现代的文化和史学氛围下，有必要围绕西蒙兹的人生和著述及其文化史评叙风格做一整体性的评介。
一、一位在性倒错与诗人理想境界中挣扎的19世纪文人
西蒙兹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提到“文人”（man of letter）一词。西蒙兹所创作的一些人物评传作品也被选入约翰·墨雷主编的“英国文人丛书”系列。在西蒙兹的心目中，所谓文人的品性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个性鲜明，有自己的思想。以彼特拉克为例，西蒙兹在评价时不时向学人展示在彼特拉克身上呈现出的各种个性。当然，还评价包括彼特拉克在内的文学三杰作品中所体现的强烈个性。西蒙兹在评价文学三杰的著作之所以具有划时代意义时指出，他们的创作除了在内容方面特别关注自然和现实的生活外，在形式上也有独创性，别人只能加以模仿而不可能替代；同时将作者强烈的个性渗入作品的字里行间。读者不难发现，被西蒙兹加以深层次学术探讨的各个时代文人身上均有上述品性的闪光点。就文艺复兴时代精神层面而言，正是人文主义者的各种文人个性铸成了时代“新精神”。根据西蒙兹的概括，“新精神”的内容主要有：思想洞察力与道德独立性的复苏；崇尚自然主义和理性批判精神；异教精神，等等。第二，文人还应具备广博的人文学科知识。西蒙兹选择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作为文化史的个案研究对象，其用意就在于那个时期的文人具备多才多艺的特征。第三，文人理所当然应具备诗性的智慧和创造力，通过诗一样的笔触带给世人美的享受。基于对这种诗性智慧的认识，西蒙兹不仅在各种研究作品的文字感染力方面留下点睛之笔，而且将历史上的诗人也当作一生的研究重点，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在西蒙兹的研究视野之下。
不妨先来品味西蒙兹文人个性养成的经历。西蒙兹曾撰写族谱一篇。根据西蒙兹的记叙，其家族属于世袭的名门望族。这一显贵家族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威廉征服时期。不过，西蒙兹家族的“显贵”更体现在融融的文化氛围上。到了西蒙兹的父辈，身为名医的父亲（西蒙兹父子俩同名同姓）仍显示出很高的文人素养，留下《文集》、《诗集》等。《文集》中收有《美的原理》一文，注重美与道德的关系。可见其文人品性之浓烈。《诗集》中有写给儿子的诗歌，亦父亦诗友的情谊见诸笔端。有些诗句的境界与后来西蒙兹在各种诗集中表达的境界何其相像。也正是凭着父亲的亲笔信，西蒙兹前去结识对其文人个性养成有影响的学界名人、牛津大学教授詹姆斯·乔伊特。作为西蒙兹业师的乔伊特以柏拉图研究著称学界。乔伊特十分信服柏拉图的哲学理想，并以此为切入口分析人生社会的变化。在乔伊特这位将学术视为天职的学者身上保有理性、刻苦、宁静的气息。西蒙兹的一生坚守着导师培育的理性、努力等品行，不忘理性的适度。除恩师的理性风范外，西蒙兹还服膺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写《希腊诗人研究》时不忘感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思索与设想》中，西蒙兹专门就科学性问题发表看法，认为19世纪上半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成就就是对世界的科学认识。这种科学认识是三个世纪以来实验、哲学运思的结果，并最终以进化论的成就展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复兴就是理性力量的复苏。《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谈到人的解放时特别将理性的解放作为一种标志。布鲁克斯也认为西蒙兹是英国最早对科学表示乐观态度的文人之一。甚至可以这么说，西蒙兹的人品之一就是尽量让理性来平衡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困惑，并以近似自我折磨般的文化创作来进行心理拯救。与乔伊特的巨大影响相比，牛津大学诗人克劳夫、康宁顿等人对西蒙兹的诗性智慧感染和文学熏陶毫不逊色。布鲁克斯在传记中提到导师乔伊特后，随即提及同为牛津大学的诗人克劳夫。克劳夫与西蒙兹两家的情谊甚为笃厚。至于康宁顿对西蒙兹的影响，布鲁克斯如此评论，“乔伊特引导西蒙兹如何去写作，而康宁顿则引导西蒙兹明白，‘文学是内在性的东西，它不是色彩斑斓的云霞之一部分，而是囊括了我们所有对爱的崇信。'”西蒙兹还在牛津期间为康宁顿编撰文集（2卷）。受上述环境、人物的影响，西蒙兹喜欢将理性的能力与诗性的风骨结合起来，追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完美境界。他在诗文中将理性、意志、情感称作“三姐妹”。在评论近代的进化论成就时，也将布鲁诺、歌德等的诗性呈现（poetic utterance）与形而上学家黑格尔等的逻辑表达（logic expression）放在一起。西蒙兹的人生理念和实践就是要体现神、理性、情感等融合在一起的大气。西蒙兹经常在各种人物研究中提及“完美”（Perfect）一词，其心中的理想跃然纸上。1893年西蒙兹谢世，在他的墓碑下方有他翻译的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科林西斯（Cleanthes）的诗句：“你们——上帝、法则、理性、情感、生活——指引着我/要用相似的名称来呼唤你们都是徒劳/你们指引我吧，我俯首听命/如果我有何反抗，到头来还是盲从。”这些诗句中蕴涵的思想其实就是西蒙兹一生的座右铭。在西蒙兹的心目中，任何人包括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基督等都只能说出宇宙现象的相对一面，而那个恒久的世界是人们看不透的，大家只能听命而行。这也算是一种宗教情怀吧。就文人个性而言，西蒙兹认为美国诗人惠特曼对自己的影响最大。（详后）从西蒙兹遴选那些有大气象的文人（如但丁、雪莱、惠特曼等）作为人物研究对象大致也看得出其内心的向往。
西蒙兹喜欢柏拉图的著作，一生沉浸在精神恋爱之中。在《蓝之抒怀及其他文论》等一系列的作品中都涉及对柏拉图之“爱”的探讨。如何开掘这位同性恋者的精神世界，成了西蒙兹研究的关键点。上文提到的西蒙兹研究专家格罗斯库特在《悲凉的维多利亚人》中做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最具启示意义的内容就在于把西蒙兹曲折的人生和艰巨创作间的关系传达了出来。作者力图将一个在精神世界中如何自我解救的西蒙兹的完整形象公之于众。笔者以为，要深入西蒙兹的内心世界，最佳的研究途径就是回到西蒙兹的私人信函、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其中有沉默近一个世纪才面世的《西蒙兹回忆录》;由舒勒和比德斯编辑的《西蒙兹书信》3卷，约200万字；还有一些在瑞士生活的回忆等文字。面对这些生动记录人生的文字，连他的朋友布朗都惊讶其书写量之巨。在上述反映私人世界的文函中已经点点滴滴向世人吐露那些隐秘的信息。《西蒙兹回忆录》用“痛苦”（painful）一词来形容他在哈罗学校的生活，也就是学校在表现同学感情方面粗糙的环境与西蒙兹所向往的柏拉图精神境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到了1883年，西蒙兹私人印了10本《希腊伦理问题》，在书中讨论性倒错现象。1891年，西蒙兹又私人印制《近代伦理问题》一书。两书叠加便是一部同性恋史专题研究著作。《近代伦理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性倒错现象，其中占较大篇幅的是对文学中的性倒错问题做了系列研究，包括专题评论惠特曼诗歌中所表露出的性倒错象征。有意思的是，《近代伦理问题》认为文学史上对性倒错问题研究的最初两位学者是德国人迈耶（M. H. E. Meier）和“一位用英语写作的英国人”（an Englishman in English，即作者西蒙兹自己），其隐晦的心态可见一斑。根据西蒙兹在该书中的说法，19世纪德国法学家乌利希（Karl Heinrich Ulrichs）在1864年至1870年的系列著述中对性倒错问题给予严肃、同情的对待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西蒙兹生前的所有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与同性恋问题有关，他择取的希腊文化、文艺复兴文化及诸多个案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同性恋问题。西蒙兹力图证明或西蒙兹内心想的是，同性恋从心理学、人的自然本性的角度看是一个性倒错的问题。同性恋是自然的，特别是同性恋中包含的爱与文学艺术、形而上思考中的爱关联在一起，会引申出意蕴无穷的审美意境。这种研究的特征与西蒙兹的生活理想密切相关。从文化的角度看，一些有文化品位的同性恋者不时将唯美的境界当作人生的希望，并通过各自的文化手段来呈现那种超越的美感天地。正是有了这些试图将人性底层的一面呈现出来的文人之劳作，人类文化的个性斑斓才得以展现出来。西蒙兹在诗歌集《新与旧》中有一诗篇，题名“艺术就是一种爱”。其中这样谈及艺术与爱的关系：
要明白艺术多么像恋爱
那爱恋者尽管情感交织
抿起嘴唇、扬动卷发、交手相拥着婚爱
但他们的灵魂却相互分开
两者的躯干也不是一体
多么的苦楚
他们企求每一种成分都不要分离
崇高地合而为一
在艺术中我们扣紧永恒不变的美之形式
我们抓住她亲吻、颤动
同时永不松手
直至硕果累累
这时我们的灵魂就融化在美的形式中
它是在求爱、是始终的等待
一种难以言表的等待。
可见真正的爱是一种期待，期待着肉体、灵魂结合在一起的超越之爱，艺术就是对超越之爱的一种期待。甚至艺术能伸张人的道德本性并拯救人的心灵，“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艺术紧紧缠着人的精神力量。我们能够从文艺复兴和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学到的东西是：当人在其他领域看似无法得救时，唯有艺术能够伸张人的道德本性。”这些道出了西蒙兹对爱与艺术关系的心愿。西蒙兹在作品中涉及历史上有同性恋、柏拉图精神恋爱之类倾向的文人时，多半向学人展开美的、道德的一面，或者朝着与艺术精神的升腾、艺术创作的过程引申过去。读西蒙兹笔下的但丁、米开朗基罗、惠特曼等文人的一生经历，在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是美的灵魂召唤。今天，我们可以去追问柏拉图式的爱与充满美感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更要记得历史上就有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文人及喜欢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评论的学者。西蒙兹的一生都在努力实践其作为一名同性恋者的生活哲学宗旨，即那种充满爱意的生活需要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创作的补充。需要指出的是，西蒙兹受歌德生活哲学影响很大，认为生活的意蕴要比理论、文学创作等能够容纳和展示的意蕴深切得多，或者说同性恋引起的所有生活问题远非文学创作能够回答。西蒙兹也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其实际的生活、情感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不过，这种将人文学科研究与人生课题相结合的态度正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潮流的重要指向之一。西蒙兹去世后的1897年，由蔼利斯与西蒙兹合编的《性倒错》一书正式面世，其中收有西蒙兹的《希腊伦理问题》。在《性倒错》一书中，西蒙兹的好友蔼利斯举了一些个案，其中就有反映西蒙兹自己性倒错的案例。以上情况表明，西蒙兹在向世人吐露自己的同性恋情况时顾左忌右，这在西蒙兹生活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西蒙兹一直努力使家庭生活保持和谐的状态，这更增添几分愁绪。从他女儿玛格丽特所著《消逝的时光》中可以见出家庭的融洽、和睦氛围。由此可见，西蒙兹是用多大的毅力进行文化的自我拯救。然而，西蒙兹毕竟都说了出来，并且是近代西方第一个以文字形式将个人性倒错内容及其与文化创造之间关系公之于众的文人大家。令人玩味的是，恰恰是西蒙兹对性倒错的独特认识，其相关著述才引起文坛甚至世人的特别关注。在一些关于近代文人同性恋的评述、文选里，西蒙兹的著述及个案情况会成为首选，或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蒙兹是一位纠结于性倒错心理世界的诗人，可视其人生为一首从心底流出的爱情十四行诗。他十分看重诗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认为诗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生。他如是歌颂诗人：“诗人伟大的有力证明是：他的身上有最适宜的人性；他用道德的和谐去体验感觉、情感、意志、思想的平衡；他有能力关注整个的生命并呈现生命所有的底蕴。”其具体的创作成果有：第一篇获奖诗篇《埃斯考利亚》（Escorial）。诗歌描述的是西班牙城堡埃斯考利亚（建于1563—1584年之间）内的西班牙皇室成员面对入侵的各种心态、举止，诗中涉及许多历史、文学、艺术中的人物，这些人物也成为日后作者研究的中心。西蒙兹生前还出版过好几部诗集，除《新与旧》、《情深意长》这些经常被人提及的本子外，还有《十四行诗集》、《花颂》、《流浪者》等值得进一步去品味的诗歌集。西蒙兹写十四行诗很有新柏拉图主义的境界，又有点模仿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喜爱的十四行诗格调。在西蒙兹生前，部分诗歌被选入同时代名家编撰的十四行诗集。就技巧而言，西蒙兹的诗歌细腻、缠绵、深情，充满神意。《情深意长》中有一首“生命情歌”，诗人如此歌吟：
我独自漫步穿过林间
听着夜莺在低语呻吟
我思忖那声音不像是大人、孩童、飞鸟、妇人发出，而是万籁合音
恐怕只有在天堂能有此完美的声响
是天使合唱回声中的谐音
是两队天使面对着蓝色神座上的基督与玛利亚在对唱；
我独自漫步穿过林间
听着夜莺在低语呻吟
在穿过林间小道时来了一个小伙
只见那未曾有过的白净和充满情感的双眼
他唱诵着，听上去是欢庆
但又充溢着死去活来的爱之烦恼
悲恸哀怨的歌吟；
我独自漫步穿过林间
听着夜莺在低语呻吟
爱在明净的双眼中燃烧
死亡的顿挫之声又是那般哀悯
在野森林的树下穿过时不免颤抖
听着那断续的沙哑歌唱：向着死亡走去的爱情
然后一切安静下来
直到灌木丛中飞鸟又开始那唤醒灵魂的调音。
西蒙兹不只是单纯的诗人，准确地讲是融化在历史中的诗人。西蒙兹希望用诗的眼力去审视人生、社会和历史，又希望通过历史来升华诗的意境、解答人生的难题。为此，西蒙兹以诗为中心进行多种历史研究。为了探索诗的源流，他对古代希腊的诗人和诗歌进行专门的历史研究，写就巨著《希腊诗人研究》。西蒙兹还与同时代诗人一起呼吸诗的纯真气息，写就《雪莱评传》、《惠特曼研究》等。（详后）西蒙兹还为编辑出版一些诗人的著作出了不少力，除上文提到的《康宁顿著述汇编》外，还协助克劳夫的夫人编辑《克劳夫遗诗文集》（2卷），等等。
西蒙兹继承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精神遗产即文人必须是无所不能的全才，为此广泛涉猎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在西蒙兹女儿的回忆录中，不乏称道父亲具有广博知识的文字。除诗歌外，戏剧也是西蒙兹的研究强项，在前莎士比亚英国戏剧史研究方面留下沉甸甸的篇章——《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如果从文学史全面、完整的角度讲，那么西蒙兹没有必要再去写一本戏剧史。西蒙兹在书中特别提到的伍德《英国戏剧文学史》就有三厚卷，150万字的分量。西蒙兹之所以有如此冲动肯定是想补充点什么。他在《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一书的第2章中特别就戏剧与时代、英吉利民族性等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系列看法。西蒙兹认为英国戏剧的全盛时期正处于英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那时人们对中世纪还留着些思念，而对未来的英国社会则怀着憧憬。时代赋予人们充分想象的境地。这使我们想起布克哈特评价莎士比亚的话语，“一个明显的回答是：全欧洲只产生了一个莎士比亚，而这样的人是不世出的天赋奇才。更可能的是：当意大利戏剧正要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时，反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了，再加上西班牙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并间接地对整个半岛的统治之助，使得意大利精神的最美丽的花朵濒于枯萎。很难想象，在西班牙总督的统治下，或者在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旁边，或者甚至在几十年以后莎士比亚自己的国家里，在英国革命时期，能产生一个莎士比亚。达到完美地步的戏剧是每一个文明的晚期产物，它必须等待它自己的时代和运会的到来。”但西蒙兹还要深究：不是任何一个国度的人们有如此时代的背景都能产生出如此发达的戏剧以及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剧作家。西蒙兹认为这需要民族的天赋。正是英国的语言、英国人的诗性智慧选择了舞台来展示其中的魅力。这样，戏剧与诗歌的结合问题也成了西蒙兹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之一。西蒙兹在书中对众多诗人戏剧家做了评叙，其中对李黎和马洛的评叙最为全面。除此之外，西蒙兹还为一些戏剧大家的作品作序，如为《马洛戏剧集》作序、为《韦伯斯特和特纳戏剧集》作序、为《海伍德戏剧集》作序等。其他像哲学、艺术等西蒙兹都有深入的研究。学人知道，布克哈特因为其对建筑、绘画艺术的爱好而留下几部文艺复兴史的个案研究专著，深得学界的赞许。同样，西蒙兹的文艺复兴史个案研究成果也将随着探讨的深化而彰显其文化研究的魅力。
在英文里，文人（man of letter）一词的基本涵义是指那些能够通过深厚造诣的语言来表达人性境界的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西蒙兹亦才华出众。除母语英语外，西蒙兹还熟谙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等。再加上西蒙兹诗人的情怀和历史理性的冷静，使得他在各种著述、译事中常能传神地表达各种情景。以译事为例，西蒙兹的许多作品往往一经面世就成为该译事中的经典，广为传诵。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史的译作方面，西蒙兹为读者留下《美酒、女人与唱诵》、《切利尼自传》等。西蒙兹在《切利尼自传》译文前有一个“导论”,“导论”对先前各种译本的不足之处做了评论，从中也可见出西蒙兹的用心之深。正是西蒙兹译笔的独到功力，《切利尼自传》英文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与读者的一致认同。可能出版商有点保守，第1版仅出了750本。但读者的反应远远超出预想，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后就出了第2版，不久又出第3版。至此，西蒙兹总算有了欣慰的感受。西蒙兹还受邀承担《卡罗·高兹伯爵回忆录》的翻译任务。面对此项译事，最初西蒙兹有点犹豫，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创作任务。高兹是18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的剧作家，以喜剧作品传世。但在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包括西蒙兹在内）对高兹所知甚微，涉及高兹的著述也只有维农·李《18世纪意大利研究》一本。根据西蒙兹的各种学术判断，《卡罗·高兹伯爵回忆录》应该被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出于这种学术的兴奋点，西蒙兹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译事，而后限量出版。译作前有作者写的近200页篇幅的导论，几乎是一部简明的意大利喜剧史和高兹评传。由于西蒙兹的译笔，加上卡罗·高兹的丰富人生，因此读《卡罗·高兹伯爵回忆录》与读《切利尼自传》一样精彩。当然，作为历史学家的西蒙兹其文笔富有诗意，又不失历史研究的严谨。西蒙兹的许多研究都有大量档案资料作为铺垫。他的人物个案研究代表作《米开朗基罗传》还特别在标题上注明根据档案材料写成。西蒙兹的文化史创作十分用心，其著述一经付梓往往就此定型，再版时很少做大的修改，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蒙兹的创作态度和学养。
在文人性情的陶冶方面，西蒙兹像其时的许多文人一样，喜欢在山山水水中净化心灵。西蒙兹对阿尔卑斯山情有独钟并在达沃斯安家落户，到了冬天，也能感受带有原始气息的达沃斯氛围。从身体状况这一面讲，西蒙兹受肺病的折磨不浅。他认为在阿尔卑斯山定居、旅游对治疗肺病会有相当的帮助。他特别游历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生前出版过《意大利希腊游记》、《意大利游记与研究》、《意大利侧记》等三部带有游记性质的作品。去世后被合编出版，冠以《意大利、希腊研究游记》之名。其游记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如对阿尔卑斯山的歌颂，对达沃斯小镇的描述，等等。作为文人的西蒙兹还将大量的文化内涵渗透进游记的字里行间，如“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意大利对圣诞节的想法”、“雅典记”等游记就穿插历史溯源、诗人追怀、哲学思考等文化内容。“雅典记”甚至就是一部简约的古希腊文化史。这些是西蒙兹游记创作中的独特一面。甚至可以这么认为，西蒙兹的游记是以地理为穿引的意大利、希腊文化史。正因为有上述优点，一些评论家（如哈里森等）对西蒙兹的游记给予高度的评价。顺便提一下，旅行、写游记也算是西蒙兹的文人家风。西蒙兹与女儿玛格丽特合著《我们在瑞士高地的生活》，其实就是一部瑞士游记。后来玛格丽特还撰写《佩鲁贾游记》等作品。西蒙兹的夫人则帮助她的姐姐——一位女旅行家玛丽安妮·诺斯编撰环球旅行记。这些文人个性方面的种种氛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体会西蒙兹的各种文化史研究成果。
由于西蒙兹的文化史研究创作数量巨大，这对于一般想了解西蒙兹人生、作品、思想的读者而言颇费神思。为此前人做了许多删繁就简的工作：出版著述汇编本；将多卷本编为简本，如《简明意大利文艺复兴》，等等。当然就研究本身而言，仍要回到原始的文献之中。我们期待着一个完整的文人形象走进今天中国读者的世界。
二、历史研究等创作中的文化史评叙风格
当提及西方文艺复兴史研究这一课题时，学人不会忽略英国诗人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名字，因为他为学界留下一部巨著《意大利文艺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是一位19世纪的文人与14至16世纪文人之间的文化对话。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著作。《大英百科全书》在提到西蒙兹的时候用了“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一词。其实早在18世纪的德国史学界就已提到文化史的概念。在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学术著作中，它更多地以文明史的概念出现。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文化史写作方式的出现就是为了补通史、断代史、编年史等的不足。以往的一些历史写作方法往往难以揭示生动的人之精神及在人的精神主导下的创作行为、成果。就文艺复兴史的创作而言，许多著作尽管标有文艺复兴的字眼，但就其内容而言，仍称不上文化史著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国史丛书之一《文艺复兴的世纪》，该书完全以王朝顺序罗列历史事件。我们还是看看西蒙兹如何回答“文化”概念，以便搞清楚其文化史创作的指导思想所在。他在《文化的定义》文中对文化概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文化是一种自我的造作（self-effectuation）。与天赋（genius）必然朝着某个方面发展不同，文化是隐藏在人背后的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talent）。也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将自己的思维能力调教到最为完善的程度，从而去创造超出预想的精神财富。文化强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类的能力，而是个体身上存在的能力，是活生生的个体通过精神的努力发展自己才华的能力，然后用此才华去表现自己、投身生活。这里的自我造作（self-effectuation）一词是关键所在。所以文化更强调个人才能的发挥，使人可能成为何种人，而非必须是何种人。例如西蒙兹在与乔伊特、康宁顿等大家的接触过程中不断地升华自己的文人品性，从而成为具有个性的诗人、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等。正是在这种文化观的指导下，西蒙兹的历史研究和其他各种研究更突出人物的个性和人物的精神创造过程，更在意现实的生活本身。所以在西蒙兹看来，要写出一般意义上的意大利文化史是困难的，其复杂性就在于文化史必然要涉及个体。最佳的办法还是回到个案上来，例如要处理人文主义文化的复杂性，就直接从彼特拉克入手，从当时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从佛罗伦萨等城市的图书馆入手，等等。再者，文化涉及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并且是动态性的精神因素。由此看来，文化史就是展现个人与时代的精神主线、个人创作活动过程及其成果的历史研究方法。
由于文化史研究的性质决定了研究过程中作者与书写对象的对话特点，因此文化史的写作特点必然带有评叙的风格。但如何撰写文化史？如何进行评叙？西蒙兹、布克哈特等人的作品给出了很好的答案。西蒙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第3卷“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之“序言”中明确点题：“我不是去追溯意大利艺术的历史，而是要弄清楚艺术与主流文艺复兴文化运动的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所有著作的主要目的更强调试着去解释艺术在其启端时与中世纪基督教的依赖关系，它们又如何从教会的控制下逐渐解放的过程，以及它们最后在古典文化复兴鼎盛时期所获得的自由。”很清楚，西蒙兹的这套文化史巨著有明确的思想主线，它需要在历史叙事中探讨诸多文化问题，非常突出“评”与“叙”的结合。由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西蒙兹学术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历史影响，不妨先就该系列著述的出版情况作一介绍。这里有必要先提示一下，早在1863年，西蒙兹就发表概要性质的小册子《文艺复兴：一篇论文》。以后从1875年到1886年历经十年而成7卷本《意大利文艺复兴》，由Smith, Elder & Co．出版公司分卷出版。它们分别是：第1卷《暴君的时代》（1875年）；第2卷《学术的复兴》（1877年出版，1882年再版）；第3卷《美术》（1877年出版，1882年再版）、第4和第5卷《意大利文学》（1881年）、第6和第7卷《天主教会的反应》（1886年）。以上第1、2、3卷在西蒙兹生前再版时，除第1卷稍有变动外，其他两卷原封未动。第1卷中有涉及天主教会的内容，西蒙兹觉得应当用专门的卷册来处理这些历史事实。这样，就有了第6和第7卷《天主教会的反应》的构思、写作和出版。从实际的出版情况看，前5卷是一个整体，并在第5卷后附有索引。第6和7卷亦是一个整体，并在第7卷后附有索引。第6和7卷《天主教会的反应》虽然是前面的补充，但又是前面5卷的继续。《天主教会的反应》差不多是前面几卷的一个补充或延伸。在第6和7卷中，西蒙兹向读者完整地叙述了天主教会在那段时期的历史，也向读者展示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时的文化创作行为。在西蒙兹的叙述中，文艺复兴到1527年已经衰落了，这其中的原因及以后的历史都要涉及天主教会的所作所为。但与以前相比，整个氛围已发生很大变化。另外，出版社没有在西蒙兹生前将其余各卷再版，也没有将7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编排出版。以后的各种版本大致上是西蒙兹生前版本的汇集。西蒙兹去世后为学人经常引用的7卷本（仍由Smith, Elder & Co．出版公司从1898年起分卷出版，并标以“New Edition”的字样）。此新版仅在版式上作了些变动，在内容上与西蒙兹生前出版的版本相比除页码、索引编排有调整外其余未见任何增减。新版在第7卷正文后附上全书索引，极大地方便了研究，且价格便宜，逐渐在学术界普及开来。显然在引用新版时要充分注意西蒙兹生前版本的用意。如果从还原历史的角度看，使用第1卷的第2版及其他各卷的第1版是最为恰当的引述态度。在写作《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过程中，西蒙兹参考、借鉴了当时的许多相关学术成果。以第1卷为例，参考文献包括西斯蒙第《意大利共和国史》、米什莱《法国史》、格利高勒维乌斯《罗马国家史》、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尤其是布克哈特的著作，尽管西蒙兹在得到该研究成果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仍使作者感到受益匪浅。当然更不用说在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卷”时参考瓦萨利的成果等。顺便提及的是，西蒙兹的许多著作（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都有美国的版本。就《意大利文艺复兴》而言，美国版也只是页码不同，其他都相仿。1935年，美国当代丛书出版社又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方便了阅读。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文化史评叙风格。
第一，追寻精神主线。
文化是人创造的，浸透着人的精神因素。写文化史就是要展现人的精神创造力、精神特征等。就一个时代的文化而言，就是要寻找一个时代的精神特点。文化史就是探究精神特征产生的缘由、表现及演变过程。文艺复兴是一种文化现象，直接与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有关。西蒙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开始就问什么是“文艺复兴”的问题，直接的回答就是知识的复兴，但不能简单地作此解释。西蒙兹认为，“文艺复兴的历史不单是艺术史、科学史、文学史，甚或是民族史，而是欧洲人精神层面展开的自我意识自由的成就。”这样，西蒙兹就将文艺复兴的研究落脚在精神主线的追寻。个别的人物也有个体的精神主线。西蒙兹如是评论薄伽丘，“但如此生动活泼的是诗人之自然天赋，当他在形式上完成一种革命时，当他如此处理那些材料时，他同时引介的是精神的因素，此精神带着些感觉、带着些情感、带着些科学，它既非古典亦非中世纪，而是侧重于近代。”个体的创作活动也许是零散的，但有了精神主线，评叙就能前后贯穿。当然，文化史必须通过一个个事例来论述精神的主线。布克哈特有言，“写文化史的一个最严重的困难就是为了无论如何要使人理解而必须把伟大的知识发展过程分成许多单一的，和往往近似武断的范畴。”
通读西蒙兹的历史著述，其文化史评叙风格似乎在回答一个个问题，而非直呈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整个第2卷基本上是在阐述人文主义精神现象。因为人文主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活力之所在，或者说复兴的实质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渗透其中的理性精神（如经验逻辑的思考）、批判精神（如怀疑主义）和时代精神（如新柏拉图主义）等。西蒙兹还以人文主义为主线审查文艺复兴时期的种种历史现象，其中包括宗教改革、天主教的反应等。在西蒙兹的笔下，宗教改革中有革命性的一面，即人的理性的解放。19世纪上半叶，海涅曾说：“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句话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争论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利，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西蒙兹则更具体地谈文艺复兴时期宗教与理性思考的协调问题，认为“意大利思想家真正的当务之急的文化是，探求如何由基督教和古代思想互相和谐而产生出哲学的信仰，它所形成的神学应当将柏拉图主义者和斯多葛主义者、希伯来的密法和神山上的教义都包括进去。”这段话启示我们作这样的思考：人文主义者十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神、感性与理性、理性与信仰的和谐。
西蒙兹对学术的复兴、人文主义的思考有一个大的思路。西蒙兹的历史观比较注重历史的连续性问题，认为历史既是单个的又是连续的。因此分析文化现象同样要梳理出整体的线索。以人文主义而言，西蒙兹将人文主义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人文主义文化的确立阶段，大致以14世纪为时限，主要是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将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勾画了出来。第二个时期是15世纪人文主义学术思想的推广时期，佛罗伦萨和罗马是两个中心。其中佛罗伦萨在科斯莫·德·美第奇的资助下，出现学术繁荣。第三个时期大致相当于15世纪下半叶的历史阶段，是人文主义者开始确立思想体系并根据这种思想体系来创造文化的阶段。标志性的事件是佛罗伦萨的大洛伦佐对人文主义文化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当时的美第奇花园学校中有著名的学者费奇诺在研究、讲学。于是新柏拉图主义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第四个时期是人文主义走向衰落（Fall）的阶段，时间始于16世纪上半叶。
第二，突出人物个性与文人情怀、突出丰富生动的创造活动本身。
文化是由无数个体的人创造的。这样，对重要的文化史人物作细致的研究、呈现就成为文化史叙事结构的特征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又是巨人辈出的空间，西蒙兹更需要在人物评叙方面浓墨粉饰。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全书出彩之处就是西蒙兹的人物评叙。西蒙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米开朗基罗、洛伦佐、马基雅维里等一一做了生动详实的评叙。其中特别注意对每一个人物个性、艺术性与人文主义关系的描述。与人物生平有关的一些历史案件如萨沃纳罗拉案件等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革新。人的精神成了历史评叙的核心，为了更完整地传达出文人的内心世界，《意大利文艺复兴》用许多单章的形式进行人物评叙。
第三，文化与时代、环境的关系。《意大利文艺复兴》第1卷“暴君的时代”的落笔重点就是文化与时代、环境的关系。西蒙兹认为，文艺复兴的文化现象之所以首先在意大利发生，这与意大利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意大利语、政治自由、商业财富等都是同时代其他国度所不能比拟的。在19世纪的文化史研究领域，注重时代、环境关系者大有人在。西蒙兹的同时代人、《英国文学史》的作者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就把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因素作为研究一个国度文化现象的主要线索。西蒙兹还具体分析意大利历史社会现象，以说明是怎样的时代造就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的个性及其作品。西蒙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特别注意到意大利中世纪向近代转化过程中的“公社”（Commune）地位及公社与市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以表明公社―市民社会―文艺复兴三者间的密切关系。西蒙兹与布克哈特都将“暴君的时代”作为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历史背景的核心概念。不同的是西蒙兹将“公社的兴起”（Rise of Commune）作为一种铺垫，点出了文艺复兴何以在意大利发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或者说，有了这个铺垫才能使读者明白何以暴君的时代会关联到文艺复兴的问题。说到14至16世纪的意大利，必然要涉及城市国家现象。Commune可以译为“公社”，但对这一中文词必须做些具体的解释，否则会引起误解。就意大利当时的历史情景而言，Commune是一种城市政治共同体或城市国家。通常我们问为何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而非其他国度？这涉及两个互为关联的历史文化现象：其一，意大利人对古代罗马文化的认同感；其二，意大利城市政治共同体的发达。包括西蒙兹在内的学者都认同，古代罗马留给意大利的遗产有城市和法律。到了中世纪，意大利与德国有某种相像的政治情况，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就为城市的自立创造了宽松的条件。在意大利城市国家中的市民（burgher）有充分的政治表达权，而且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在那时的市民群体中有能力者为上，统治者也要将政治共同体组织得像个样子，否则就会倒台，共同体结构受到波折。依据西蒙兹的描述，当时的意大利城市政治共同体中的各个政治成分如主教、人民（popolo）等在城市政治共同体即Commune中不断进行政治协调，由此形成相应的城市政治机构。例如当时的城市政治共同体大都出现了议事会之类的机构，并选出执政官来行使权力。由于意大利城市国家内外情况的复杂性，根据城市政治共同体中的市民选择，一些有权势、有政治能力的家族逐渐控制了政权机构，于是形成了家族专制的局面，如米兰等。问题是原来的机构并未消失，而是由权势家族在控制一切。一旦机会成熟，市民仍可以恢复原来政治共同体的局面，米兰就一度恢复共和国。所以对暴君政治下的政治治理局面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西蒙兹在分析米兰共和国时大致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家族统治延续了200多年，但老百姓依然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事实上，城市政治共同体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摆脱虚弱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暴君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控制市民的生活。但市民并不认可暴君的世袭统治，只认可有能力治理国家的暴君统治。市民非常熟悉暴君统治的环节，甚至可以认为市民就是暴君统治的直接参与者。说到底，暴君并没有抑制市民生活的发展。就古典文化的复活而言，市民生活需要法治、医道等，于是回到了罗马的文化遗产，从中寻找更新的因素。市民凭借着罗马帝国留下的罗马法遗产，形成由法律支撑的市民政治生活。大学（包括医学院和一些重视科学的学院）则使古代希腊罗马的遗产又复活了。总之，是市民生活需要古典的文化，暴君因为政治的需要而顺应了这一潮流。由此看来，君主统治与市民参政成了相互依存的力量。懂得了上述情况，文艺复兴在各个暴君统治的国度里活跃起来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西蒙兹在论述完公社、暴君等历史现象后，接下来各卷就以学术、艺术、文学为主题将人物评叙的内容贯穿始终。
第四，诗性的呈现。
文化史涉及人与时代的精神特征及其相关创作活动，这自然离不开人的诗性智慧因素。文化史的写作需要用诗性的智慧和史笔去生动地呈现文化内容。西蒙兹的著作就是用诗性智慧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性智慧之间所进行的文化互动。西蒙兹诗意地命名佛罗伦萨为“智慧的城市”（the City of Intelligence）。西蒙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第2卷“思想的信奉”章节里不无见地地指出，“真正说来，意大利人从美学的角度来评判才气要甚于其对道德性的批判。”西蒙兹还特别关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思想家费奇诺诗意地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情况，“柏拉图那些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和那种渗入灵魂本质解释中的神话，也就是柏拉图意识中那些带有诗意的思想，这些对于费奇诺来讲是更有价值的东西，要胜过柏拉图理念论中那些由逻辑的理解形式呈现出的深刻问题。”正是基于对文艺复兴时期诗性智慧的认识，西蒙兹在评论具体人物如文学三杰的地位时同样带着诗性的智慧和笔触予以勾勒，“因为有了但丁，近代世界的智慧才能笑傲一切，才能自信地去创造自己的时尚；因为有了彼特拉克，同样的智慧才能穿越黑暗的海湾，才能去重新估量以往宏大的传统；因为有了薄伽丘，还是那些智慧才能展露世界的壮丽，才能展露青春、力量、爱和生命的美好，同时无惧地狱的恐怖和死亡迫近的阴影。”西蒙兹还用细腻的笔触来形容拉斐尔的情感和仪态：“拉斐尔在这个世界上所找到的只有欢愉，这种欢愉伴随着他那纯洁无暇之美的理想。……拉斐尔的靓丽是得体和柔和的，其迷人之处不是来自力量或神秘的东西，而是发自畅怀动人的魅力。”对米开朗基罗的研究是西蒙兹文艺复兴史研究中的出彩之处。（详后）这里举些诗意的描述场面。《哀悼基督》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之一，通过圣母对儿子的悼念而将哀情引向极致状态。但这里的哀悼不只是叫人沉浸在悲痛之中。圣母怀抱耶稣的身躯让人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力量。西蒙兹这么形容，“这是一座宁静的、和谐的雕塑，将深邃的宗教情感和古典的宁谧表达综合在了一起。”1516年，米开朗基罗回到佛罗伦萨，随后于1519开始在佛罗伦萨设计创作美第奇教堂的墓穴雕刻等，至1534年完成。其中尼摩尔公爵朱利亚诺（大洛伦佐的儿子，1478—1516）的英雄般的雕像及《昼》与《夜》表达了永无结论的、带着悲凉感的思索。对面就是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大洛伦佐的孙子，1492—1519）的沉思般雕像，下面是《晨》与《暮》。西蒙兹发出如此惊叹：“站立在这些雕像面前，我们不用惊呼它们太美了！我们细声地说，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宏大呵！不过长久注视后，我们又发现它们远远不是雅致所能概括的美之赠礼。它们中的每一尊都是跳动着的思想，是敞开着的艺术家的心灵，是雕塑中的精品。”以上描述生动而传神。上述诗性的互动说到底还是作者文人理想与文艺复兴时期文人理想间的思想、情感共鸣。海尔对西蒙兹的这种互动做了有见地的评述，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震撼着西蒙兹的心灵，他在那段时期中发现了高度完美的个性，发现了完整的人。我们可以批评西蒙兹诗性智慧引领下的历史写作带有某种主观性，也有人认为西蒙兹的这种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比较随意，看不出史学研究中观点、方法等方面的系统性。但事实上缺乏此种诗性智慧的历史学家又怎么能写出真正有力度的文艺复兴史作品？笔者认为，西蒙兹的历史研究与正宗的所谓实证史学研究确有差异，他想要写的和呈现的是人类精神中灿烂绚丽的一面，历史和历史人物只是他的对话客体而已。正因为有这一崇高的目的，他的历史著作本身已经成了一首回味无穷的诗。当然，他不是凭空与历史人物进行诗意的对话，他的历史视角和诗情表露交织在一起，使其历史著作变得开阖有度、精彩纷呈。我们既能看出一种历史的线索，又会被其中的诗情激起心潮，与作者一起分享诗和纯真心灵的喜悦。我们想起中国古代的诗话和词话，它同样用诗的语言评价作品，人们不感到夸饰。说到底，评价的对象决定了评价的形式。诗一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其贴切的对话形式只能是诗。诗笔与史笔的结合使得西蒙兹有时不需要太沉重的负担，似乎一定要刻意使自己的传记去反映整个社会历史场景等，将个体的方面说透，让人去感悟诗人、诗歌的力量。在反映社会历史场景时同样不忘历史生动的一面，这样的历史既有主线，又不失生动的画面。《意大利文艺复兴》、《米开朗基罗传》等典型地反映了上述风格。可以这么评论《意大利文艺复兴》这部巨著：它历史地、诗意地展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和文化，我们要去欣赏浸透在著作中的诗人情趣和文人风骨。
在西蒙兹的历史著作中，两大卷《希腊诗人研究》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具有同等的文化史创作地位。该书由24章组成，译成中文约60万字左右的篇幅。从史学史的角度看，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是珠联璧合的创作事宜。布克哈特曾经这样做了，西蒙兹同样做得精彩。从诗人西蒙兹这一面来看，作者创作此书可谓驾轻就熟。与《希腊诗人研究》创作相关的是，西蒙兹自己翻译了大量古希腊诗人的作品，为研究增色不少。有些译作不时被文集收入，如《萨福集》等。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同样贯彻文化史的评叙风格。在第1卷的“序言”中，西蒙兹明确指出，本书不是那种详尽的希腊诗歌史的写法，而是用近代的眼光挑选、围绕一些重点所进行的批评。所以英国版的两卷甚至连人物的时序都有交错。西蒙兹采取专题与人物交叉并叙的方式，总结希腊文化的特点、不同诗歌体裁的特点及不同诗人的生平创作特点。考虑到诗在古希腊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希腊诗人研究》事实上就是一部古代希腊文化史。西蒙兹对希腊悲剧、悲剧诗人的分析很有心得。其中索福克勒斯及其悲剧作品更是西蒙兹心目中的完美典范，并用了许多称颂的词语来形容，还将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视为伯利克里时代“雅典人心灵之最纯粹的一面镜子”。不难发现这里浸透着西蒙兹的文人理想。《希腊诗人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用传神的诗笔向读者栩栩如生地展示古代希腊诗人的生平和恢宏诗卷，其中对诗人品达等的描述可谓形象生动。这些在当时的英国学界算是翘楚。《希腊诗人研究》目前尚未引起中国学术界足够的重视，需要学人开辟专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学界在希腊诗歌、诗人批评史方面的专著还十分贫乏，仅从补缺的角度讲，翻译、研究西蒙兹的《希腊诗人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文化史个案评叙中的自我与他者
文化史评叙离不开评叙者的历史理念，也离不开评叙者的自我情感。在西蒙兹那里，文化史的创作是在寻找精神的同路人。那些评叙的对象多半是带有柏拉图情怀的诗人。西蒙兹的文化史创作甚至是一种自我困惑的挣脱、逃遁。在许多场合，西蒙兹又以诗人的身份、心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展开诗性的对话，似乎在寻找诗人的内心世界。
1．与但丁的对话《但丁研究导论》是西蒙兹文艺复兴研究的处女作。需要指出的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大家的个案研究中，西蒙兹对但丁和米开朗基罗的研究最值得称道。其中的精华部分是西蒙兹对这两位文学艺术大家内心世界的剖析。与其他但丁传记相比较，西蒙兹《但丁研究导论》更像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对话。《蓝之抒怀及其他文论》中有一专文“理想之爱”。在该文中，西蒙兹对古希腊、柏拉图等的精神恋爱问题作了历史的分析，然后指向但丁与贝雅特丽齐的情感问题。西蒙兹的意思是，当人们阅读但丁的《新生》并去感受这份情感时，关键点不在于其真实性方面，而需要理解这位姑娘“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围绕这这种精神存在，他（指但丁——笔者注）最高的也是最深的思想便自然而然地凝聚起来了。”这样，西蒙兹与但丁之间的文化对话就形成了：由一个爱的对象使自己的激情升腾起来，达到一种超越的智慧、美的境界，并与美的创作融为一体。评传写得中规中矩：但丁的家世；但丁的政治生涯；但丁诗的特征；但丁的复杂个性与情感，等等。在西蒙兹的心目中，“将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但丁仍不失为意大利了不起的诗人群体中独一无二的。”《但丁研究导论》共八章，其中西蒙兹用三章的篇幅来谈但丁了不起的地方，例如第5章评论但丁《神曲》中的人文兴趣，第6、7章谈但丁天才的质地。根据西蒙兹的分析，但丁在自己的作品中将人的本性、自由、爱、高贵等大胆地勾画了出来，将但丁崇高的一面展示在读者面前。《但丁研究导论》有特色的部分是最后一章即第8章，在这一章里，西蒙兹集中探讨了但丁的爱及但丁爱情诗的本质。西蒙兹认为，但丁所体现出的柏拉图之爱是对肉体的净化。这种爱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简单地听从肉体的驱使，而是将人的感情引向更高境界。但丁给出了一种与中世纪有区别的近代的爱与爱情诗。全书以但丁与彼特拉克的比较作为结尾。按照西蒙兹的评论，“但丁的荣耀在于他就像站在那闩关着的自由与信仰之门上的大天使，而彼特拉克的荣耀在于他打开了近代知识和文化宝藏之门。”这样，西蒙兹在但丁的身上找到了情感的共鸣。
2．与米开朗基罗的对话
1893年，也就是西蒙兹去世的那一年，其力作《米开朗基罗传：基于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的家族档案所作的研究》正式出版，三个月就售罄。随即出第2版。从第2版的“序言”中可以看出西蒙兹对自己力作的学术成就非常自信。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触摸艺术之爱与美的历程。《米开朗基罗传》中充满对话者之间的柏拉图情怀。西蒙兹还翻译过米开朗基罗和坎帕内拉的情诗。在这部传记作品中，西蒙兹对于米开朗基罗艺术家境界的养成部分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作为历史学家的西蒙兹充分注意到时代和环境对米开朗基罗的影响，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处在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之中，又得到美第奇家族的提携，更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爱情问题是这部评传的核心内容之一，西蒙兹将米开朗基罗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做了详细的评述。对于米开朗基罗而言，这种爱既是神圣的，又是一种折磨。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西蒙兹引用米开朗基罗的诗句来评价艺术家通过人体的美来感悟神圣世界的艺术境界，“上帝处处在显现自己，/清楚不过的是构成了人体的美，/通过人体之美去想象上帝的存在，这些逼迫我去爱。”西蒙兹的文笔热情洋溢，但又不失历史学家的冷静。在叙述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的“艺术战斗”史实时，基本上按照有几分史料述几分情景的方法进行，而且不多加评论。即使史料中有关于两人不和的记叙，西蒙兹在引述时也不多加渲染。对于有些不甚理解又难以解释的情节则给予保留性地提及而已，如已进入老年的米开朗基罗还迷恋于年轻时的情感问题，等等。评叙基本上按年代展开，同时穿插多条与米开朗基罗生平有密切关联的线索，成为画面清晰的生平历史长卷和文艺复兴历史长卷。归纳起来，这些线索包括7个方面：1．米开朗基罗与庇护人的关系。庇护人是文艺复兴历史的聚焦点之一。第1章、第4章、第7章、第8章、第11章等分别提到的庇护人有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大洛伦佐、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美第奇家族教皇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保罗三世等。2．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家身份。作者分别用专章如第6章、第10章、第12章等来评论作为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诗人的米开朗基罗。在谈及诗歌时，西蒙兹点出米开朗基罗诗更注重心理因素而非字句工整的特点，可谓恰如其分。他还特别提到但丁对米开朗基罗的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影响。3．艺术成就。第3章、第4章、第5章、第8章、第11章、第13章有专题论述《大卫像》、圣彼得教堂设计、西斯廷教堂圆顶画、圣洛伦佐图书馆设计、《最后的审判》、梵蒂冈总设计师等艺术创作活动的文字。西蒙兹在描述时不只是捕捉每一个创作的细节，更重要的是阐述其中的意蕴及艺术家心灵的变化过程。例如作者开掘大卫雕像中力量与美的意蕴，同时指出大卫像是米开朗基罗从艺术青春期走向艺术成熟的标志。另外，作者对米开朗基罗的宗教情怀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出西蒙兹自身在这方面的想法。对米开朗基罗作品不太了解女性、多半通过男性特征去诠释艺术世界的特点也给予评述。4．与米开朗基罗个人柏拉图式情感世界有关联的人和事。其中第12章涉及与科隆娜、卡夫里埃利等人的关系。西蒙兹在评述时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美的精神享受。西蒙兹运用米开朗基罗的献诗来描述复杂的感情，很有感染力。在西蒙兹的心目中，米开朗基罗是纯洁的艺术家。5．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第9章重点谈论的罗马惨遭洗劫等。西蒙兹从各个方面来分析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充分显示作者的历史研究功力。6．生平中与佛罗伦萨、罗马两座城市的关系以及与其他重要城市的关系。其中第3章、第4章、第11章明确标示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罗马的居住情况。7．对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位艺术家的米开朗基罗之总体评价，即全书第15章最后一节的标题“Estimate of Michelangelo as Man and Artist”。这里进一步展开作者与米开朗基罗之间的文化对话。西蒙兹对那些追究米开朗基罗乖戾性格的说法一一作了评论，最后把米开朗基罗比作人类的“榜样和象征”。西蒙兹用上述事迹向读者展示米开朗基罗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富于创造力的文化成果，同时又是一幅恢宏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历史画卷。
3．与西德尼、琼森的对话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有两位在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文人，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和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西蒙兹曾创作《西德尼传》,收入墨雷的《英国文人丛书》。西德尼是诗歌批评名著《为诗辩护》的作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对诗歌的价值多有评论，甚至可以认作是那个时期的批评核心。就西蒙兹身上所具有的文人诗性个性而言，无疑《西德尼传》要对诗性的优先地位加以重点评述。为此《西德尼传》辟专章就西德尼为何重视诗性智慧或为何替诗辩护的问题作了说明。大致的意思是，西德尼批评哲学的抽象和历史学的具体，而诗则处于两者之间，以其特有的音乐般的魅力切入并呈现灵魂善的一面。这里，西蒙兹力求从评传对象的诗论中找出诗与其他认知手段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诗与文化血脉相连，西蒙兹转述西德尼的观点，“对诗进行攻击其总体上就是对文化的攻击。”所以要保卫文化就要保卫诗性智慧，而保卫诗性智慧就是在保卫文人的个性。
《琼森传》从形式上看似乎与一般的评传作品没有多少区别，即按生平大事逐一叙述。但西蒙兹的叙述没有流于批评界的俗套，即如何肯定琼森的文学地位，又如何将琼森的《狐狸》、《炼金术师》加以重点剖析等，而是将立足点放在展示琼森文人个性与大气方面。西蒙兹如此评论道：“他的王者地位不在于最高的，而在于巨大的；不在于享有创造想象力方面的天赋和内在的本能，而在于因其思想机能方面那不倦的动能和巨大的能量而不得不为人们所尊重。”此处再次显现西蒙兹对具有不断走向完整个体性之文人及其创造力的尊敬，也反映了西蒙兹一贯所持有的对具有深刻思想见地文人之崇尚态度。为此，西蒙兹充分肯定琼森的批评意识。事实上，琼森也是那个时代最具批评意识的文坛旗手，留下不少批评著述。人们可以从琼森对自己朋友、竞争对手莎士比亚的批评中反思琼森本人对时代、人生、诗、戏剧等的完美理想追求。还可以通过两人学术、思想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进一步体验西蒙兹的琼森评论。琼森亦十分关注诗歌、戏剧的教育意义。由此也见出西蒙兹对文人的社会教育、影响之重视。西蒙兹在评叙琼森成年期的第二阶段（1616—1626）如何平衡宫廷的重用、桂冠诗人的荣誉、著作集的出版等与文人理想的关系时做了细腻的分析，认为作为文人的琼森仍是那个时期人生的主要方面。一些评传作品也认为琼森并没有被环境限制住，还要朝新的目标前行。西蒙兹向读者展示，正是琼森的文人本色为那段时期的批评增添许多亮点，例如琼森注意到多恩诗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魅力，等等。
4．与雪莱的对话
西蒙兹的人生看似有诸多不完美的表象，但他一生都在朝着自认为是完美的境界攀登。这种情况与诗人雪莱的人生状况十分相像。这样，西蒙兹就将自己的人生感怀倾注在《雪莱评传》的写作之中。《雪莱评传》也属于墨雷所编《文人丛书》的一种，在15万字左右。因此与其他大部头的雪莱传记相比，西蒙兹的作品显得简约又不失文采。他自己对这部评传作品亦充满信心，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像许多雪莱传记作品那样为枝节琐屑问题争论不休，而是“将一个原原本本的雪莱形象明晰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在这部传记的起始就深深表达出对其敬慕的诗人过早离世的惋惜之情，因为存在于雪莱身上更为全面的才华还需要假以时日发展、更大的抱负还有待去实现。西蒙兹的这些心情、评语是将雪莱与拜伦、济慈进行比较后作出的。雪莱的地位要在后两人之上。即使在诗情、诗歌创作方面，也倾向于认为雪莱对拜伦的影响要更大些。当然在诗歌批评史上不时有比较拜伦与雪莱等的特点、地位等文字，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蒙兹作此比较的立意在于雪莱有更完整的人生、社会思考，其整个创作生涯正在向着更高、更完善的目标前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恰恰是西蒙兹最看重的因素。西蒙兹对一个完整的文人目标有比较高的要求，他憧憬着为一个完整的理想进行奋斗的人生。雪莱是有政治抱负的。雪莱的一生爱憎分明。他所创作的《解放了的普鲁米修斯》和《倩契》鲜明地反映出雪莱的善恶二元论。在这方面，雪莱于1819年1月26日写给皮科克的信中，其伟大的抱负表露无遗，甚至要构想出为整个人类造福的宏图美景。雪莱说道：“我可以构想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包含所有岁月中的发现，并调和那些曾经管控着人类的互有冲突之信条。”其政治道德的一面受政治思想家葛德温的影响很大。威廉·葛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著有《政治正义论》一书，主张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雪莱在伊顿公学求学期间读过此书，被书中的观点所折服。后来雪莱还娶了葛德文的女儿为妻。西蒙兹在《雪莱评传》的第3章比较详细地评述了雪莱在爱尔兰事务等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西蒙兹注意到雪莱看重理性的一面，甚至让自己沉浸在理性的完美与超越之中。由此看来，雪莱的悲剧正在于用其理想来反抗社会。西蒙兹的文化人生体现在爱的境界上。为此西蒙兹在《雪莱评传》中转引了不少其他雪莱传记作者的评语，其中就包括雪莱朋友霍格的诸多评语。霍格认为雪莱品质当中最为人称颂的地方就是对人、对世界的爱。为此雪莱坚守两条原则即崇尚自由和宽容。作为诗人间的对话，西蒙兹理所当然看重雪莱对诗在文化中之上地位的观点。西蒙兹在评传中花了不少笔墨转引雪莱《为诗辩护》的观点，“诗歌确实是神圣的东西。它既是知识的圆心，又是圆周；它包含所有科学，而一切科学又必须求教于它。它是所有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同时是它们的花朵，……”当然，西蒙兹在认同雪莱的上述观点时，也在书中对雪莱作出批评。例如批评雪莱在处理历史和诗的关系时对实证性的历史研究缺乏悟性，一味追求超越性的诗性智慧。西蒙兹的文人境界在强调诗性智慧优先地位的情状下也刻意让历史与诗两者结合起来，而雪莱往往在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的比较中将玄虚的一面看得更为重要。又例如，雪莱的诸多创作显得仓促和不完整。尽管如此，在谈及文学史上的贡献时西蒙兹仍高度评价雪莱的地位，认为雪莱赋予英国文学新的品质，即理想、自由和精神上的无所畏惧。西蒙兹1893年在罗马辞世后，其灵柩被安葬在雪莱墓地的附近。这算是一种灵魂的告慰。
5．与惠特曼的对话
西蒙兹的《沃尔特·惠特曼研究》是作者传记作品中很有特色的一种。与《雪莱评传》的平铺直叙稍有不同，《沃尔特·惠特曼研究》写得更自由些，整部评传的主题就是要揭示诗人和诗作《草叶集》字里行间的心理活动。惠特曼是西蒙兹的同时代人，学术界一直将两位异国文人的友情传为佳话。在西蒙兹这边，他如此激情洋溢地评价惠特曼的影响，“当我25岁第一次阅读《草叶集》时，它对我的影响超过除《圣经》外的任何一本曾经读过的著作；要比柏拉图的大，比歌德的大。要我审慎地说出究竟是何原因让它渗透进我生命的肌理和骨髓之中，这是不可能的。”25年后再次回忆惠特曼的影响时，西蒙兹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即惠特曼大胆说出了西蒙兹内心深处的话语，“现在是到了我说出其中缘由的时候了。惠特曼投射出清晰的真理光芒，此真理是我模糊地感觉到的，它鼓动着我说出以前只是羞羞答答持有的想法。”显然，有着相同心灵世界和理想追求的文人才会有如此共鸣。《近代伦理问题》涉及惠特曼的部分用了“理想主义的：沃尔特·惠特曼”（Idealistic: Walt Whitman）的标题。“我曾经说过，惠特曼的原创性就在于将诗的理想主义与强烈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灌注给近代茫然乏成的科学。”在西蒙兹看来，用任何纯粹的批评理论来处理惠特曼的著述都是行不通的，惠特曼其人、其著很难归入某个体系。《草叶集》就是惠特曼个性的一种表露。因此惟有诗人之间的历史对话能打开惠特曼的心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充满个性和时代新风一样，惠特曼的作品也在向世人描绘一幅崭新的、美的人性景色。西蒙兹注意到惠特曼最富于个性的文学创作一面，即“惠特曼习惯于思考和书写的不是那种文化的人群、精致的品味、文学与社会传统的见解，而是被他称作‘神圣平常’（the divine average）的需求与希冀。他希望用其诗句去描述那种粗狂有力的、健康的人。”事实上，最自然、平常的人性就是神圣的。在基督教的传统社会和意识中，有些属于人本性的因素受到了扭曲。原本是正常的东西变得不正常了，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人们是以扭曲的文化和眼光去审视人性世界。惠特曼则要为人性中真正属于“自我”的世界翻案，其最为传颂的诗歌就是“歌颂自我”。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
我说不单止外貌和脑子，整个形体更值得歌吟
而且，与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现代的人
那情感、意志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
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生命。
这里的“自我”就是一个本真的人，有原始味的人性。在惠特曼作品中有大量赤裸的性描写，包括同性恋的描写，这在一本正经的文学批评家眼里会视作有悖道统，为了勾画惠特曼的内心世界，西蒙兹先用整整一章（第3章“Personality or Self”）来描述惠特曼的个性。然后用两章的篇幅来描述惠特曼的爱。说到惠特曼强烈的个性，就必须涉及宗教态度问题。在西蒙兹的笔下，惠特曼所高度赞美的是人的个体精神以及个体对世界的看法。神只是一个简便的象征而已。人应当用自己的思想来分析一切、判断一切，也可
以像撒旦那样反抗世界。或者说，个体的人由自己的精神引导着面对世界、投身生活。最后一章仍提示评价惠特曼的困难，使整篇评传前后呼应。但最后再次说评价困难时已经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领着读者走向更高的境界，即评价虽有困难，但启示还是有的。第10章整章就是谈惠特曼给西蒙兹和每个人带来的历史启示。评传的结束语用历史启示来归纳：“在我看来，惠特曼对我的启示也是对所有想请教他的人之启示。每个人因为其秉性不同而遇到的难题殊异，但只要大家以坦荡、开放的胸怀向惠特曼寻求答案，那么都会得到启示。”这里，西蒙兹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开放的惠特曼。许多评论家也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惠特曼没有给自我、没有给诗歌等划上句号性的论断，或许这才是惠特曼的人格魅力和诗歌魅力之所在。
6．对其他英国文人的关注
尽管西蒙兹后来落户瑞士，但毕竟英国是他的故乡，其文化史评叙自然会散发出诗性的乡愁。西蒙兹对英国文人马洛、李黎等都做了专门的研究，西蒙兹的马洛研究主要体现在《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及《马洛戏剧集》“导论”等著述中。西蒙兹十分看重马洛在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史上的地位。上文提及，西蒙兹曾就英国戏剧与诗歌的关系问题发表独到的看法。在论述马洛的创作特点、地位时，再次围绕“戏剧诗歌”问题展开讨论，并从三个反面指出马洛“戏剧诗歌之父”的确切含义，即马洛明白：第一，在大众舞台上的浪漫剧大有前途；第二，古典的剧作家已经发现了恰当的戏剧格律；第三，从内容到格律，将浪漫的主题与古典的韵文诗提升到他那个时代还理解不了的高度。如果说英国戏剧与诗文的结合曾让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化出彩的话，那么马洛就是最初得心应手舞动这支画笔的诗人戏剧家。马洛又是对同性恋有颂词的文人。西蒙兹择此大家研究之，亦有其特定的用意。另外《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还辟专章评论戏剧家李黎。李黎的情诗在当时很有名声，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情诗亦有影响。这同样符合西蒙兹作为诗人的选择及其所主张的诗歌与英国戏剧水乳交融的文化史理念。其他可以提及的研究成果尚有：西蒙兹为托马斯·布朗编撰著作集并撰写导论；西蒙兹点评19世纪诗人勒弗罗伊的十四行诗，等等。
西蒙兹属于19世纪，因为他的文化史对话带着相当浓重的理性口音，同时忘情于诗性原野上的每一次呼唤；西蒙兹又与19世纪相碰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理解不了这位诗人历史学家的心理困惑；但浸透在西蒙兹文化史对话中的文人品性则属于所有的世纪，对当今的世纪更有其现实意义。当今人文学科正在迫切地询问：一个文人应当如何不为眼下的势利所惑？应当怎样在文化的创作中寻求个体的完整世界？应当怎样为社会提供恰当的文化食粮？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西蒙兹那些带着文化史评叙风格的作品时，或者说在体验文人风骨的同时，进行自身的文化升华。
当今的中国史学界，仍有一大批学者在从事文化史研究或与文化史相关的史学研究。也有些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文化史研究的各个层面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这种现象与文化史本身适应并启示个体与社会如何健康发展有内在的关联性。更为重要的是，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个体、国家和国际社会都会面临文化软实力的各种挑战。因此西蒙兹的文化史著述、文化史评叙风格及支撑上述创作的丰富研究内容会有助于诸多问题的思考。例如，如果我们不理解古代希腊的诗、与诗相关的戏剧、诗人的创造力，那么我们就是古希腊史的门外汉；同样，不了解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化了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也不可能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在上述两个西方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诗性的文化给时代注入了活力。那么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诗性的文化将继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周春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