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情感世界

金寿福

摘要：2014年是德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诞生150周年。此前不久，多部韦伯及其夫人玛丽安娜的传记问世。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二人此前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尤其是他们的感情生活。韦伯不同寻常的学术生涯与包括玛丽安娜在内的几位女性密不可分，他剖析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正是他内心深处面对和试图解决理性化和世俗化带来的危机的过程，同时恰好反映了他在几位女性之间难舍和难分的复杂心情。不过，如同拉德考那样过分聚焦韦伯的婚外恋并试图反驳玛丽安娜对其丈夫的辩护，事实上对我们全面了解韦伯有害无益。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 玛丽安娜·韦伯 爱情 婚姻

韦伯被誉为西方理性主义最伟大的思想家、现代社会学之父。他不仅是社会学家，同时也是法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史家。韦伯全面分析了西方世界的宗教源头、个人气质和魅力在宗教和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理性至上、伴随进步的官僚化等重大问题，其最著名且影响最深远的著作当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他试图通过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来阐述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为何首先出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韦伯善于以宏观的视角分析问题，注重方法论，推崇明确和严谨的概念，强调实证并擅长把结果升华到理论高度。在斯卡夫（L. Scaff）看来，谁能够让业界接受自己对韦伯的解读，那么他就可以主宰社会科学接下来的走向。简言之，“韦伯就是力量”（Weber is power）。毫无疑问，斯卡夫一语道破了韦伯之所以能够对后世产生持续影响的原因。

关于韦伯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学界早有定论和共识，但是关于他的情感生活，相关的论著并不是很多。韦伯夫人玛丽安娜（Marianne Weber，原名Marianne Schnitger）撰写的《韦伯传》（1926）一书，长久以来一直是唯一可供参考的资料。玛丽安娜虽然着力全面刻画韦伯的生平，但是涉及丈夫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婚外恋情时则尽量一带而过，或者避重就轻。韦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丰富的思想和数量可观的著作，而且还因为他的个性和颇带悲剧色彩的人生，玛丽安娜为其丈夫撰写传记以后近八十年的时间里，未曾有新的传记问世。在此期间出版的有关韦伯生平的小册子也只不过是对玛丽安娜那本传记所做的删减或改写而已。考虑到韦伯生前和死后对整个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个现象不仅是一个缺憾，而且也很令人费解。进入21世纪，在德国有三本韦伯传记相继面世。此外，还有一本专门描写玛丽安娜的传记，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在三本韦伯传记中，拉德考（J. Radkau）的书主要围绕韦伯的婚姻生活和婚外恋情，故成为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拉德考是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历经数年完成了这部厚达一千多页的传记，填补了有关韦伯生活细节的空白。拉德考在导言中声称，他试着把韦伯置于其生活的德国社会中，把韦伯的思想与其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他使用了许多早前未公开的材料，希冀以此揭示韦伯的内心世界，韦伯所遭受的疾病的折磨，韦伯对性的渴望和经验，韦伯对宗教和自然的态度以及他的追求和内心深处的恐惧。拉德考毫不讳言，他想把韦伯的生平描写成一出波澜壮阔的戏剧。从拉德考的书名《马克斯·韦伯：思想的激情》，读者就已经能够大概猜出作者的着力点在哪里。

拉德考称，他参阅了韦伯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多光景中写给最亲密的几个人的大约530封信。他以这些信件为素材，向读者描述了韦伯对性的着迷和如何受其困扰，对细节浓墨重彩的描写到了令人脸红的程度。在拉德考的笔下，韦伯这个研究理性主义的大师成了一个深受情爱奴役的、并非理性的懦夫，因一点头痛脑热的小毛病狂躁不安，一旦受到别人批评便小题大做甚至怒不可遏；在异性恋中，韦伯有着强烈的受虐心态。

拉德考在书中过分渲染了韦伯人格的另一面，映入他显微镜下的不是理性主义和新教伦理领域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人格分裂、受变态的性爱驱使的男人。韦伯像一位精神病患者一样接受拉德考这位医生的诊断和确诊。拉德考不仅观察其患者的表情，而且能够透视他的灵魂和思想。拉德考把韦伯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与他潜意识里的情欲和内心深处的冲动联系起来。正如克斯勒（D. Käsler）所言，与其说韦伯着迷于性爱，不如说拉德考受好奇心的驱使，放大了韦伯感情生活当中的一些隐私。对韦伯的病因和病症，拉德考使用了很多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领域的术语，比如工作狂、酒精中毒、控制狂、过度敏感、失眠、神经衰弱、药物依赖症、性功能紊乱、以受异性虐待为快的病态、歇斯底里、精神分裂气质、抑郁症，等等，实在不一而足。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类似勃起、手淫、射精、遗精之类的词频繁出现在行文中。韦伯对性的取向和言行对我们正确诠释他的著作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对细节的过度描写并不会增强我们对这些论著的理解。

拉德考以性爱为红线把韦伯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犹如跌宕起伏的人生三部曲。在第一阶段，韦伯的天性受到了来自两个女人的压制，其中一位是韦伯的母亲海伦妮（Helene Weber，原名Helene Fallenstein），另一位就是玛丽安娜；在其人生的第二阶段，韦伯试图反抗这种压抑，不幸在激烈的抗争中，他的精神崩溃；在第三阶段，韦伯获得了解脱和拯救，救星依然是两位女性，她们分别是埃尔泽（Else Jaffé）和米娜（Mina Tobler）,在与这两位女性的婚外恋情中，韦伯的天性得到了解放，他的精神病患也得到了医治。

拉德考似乎执意要把韦伯刻画成一个精神和心智不健全的人，经过他类似漫画一样的描画，韦伯显现为一个两面性非常强的人物。当受性无能折磨的时候，他大谈禁欲和严谨的生活，当他在埃尔泽或米娜那里得到性的满足时却又对超人的魅力津津乐道。拉德考在书中写道：“对于他（指韦伯）来说，科学绝不是一头宠物猫，而是一位严厉的女主人。她折磨自己的恋人，不过不能否认这种折磨本身带有一种乐趣。看起来，韦伯确实是逐步学会体验这种乐趣。”这段话以暗示两性关系的口吻戏说学者和学术，多数人会认为作者不仅诋毁了其主人公，而且也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据说，拉德考的这部书出版后不足一个月便成为畅销书，可见他赢得公众注意力的噱头获得了成功。为了让读者对韦伯的情感生活有一个相对客观的看法，本文也把韦伯夫妇的生活经历分为三个阶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从柏林到弗莱堡

1864年，韦伯出生于德国东部的埃尔福特（Erfurt）。父母给他起的正式名为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Maximilian Carl Emil Weber），直呼名为马克斯·韦伯，与父亲同名，从中可以看出韦伯的长子地位以及父母尤其是父亲对他承继韦氏这个名门望族家业的希望。韦伯之后有7个弟妹出生，其中两个不幸夭折。韦伯四岁时患过急性脑膜炎，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之下，他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作为长子的他也因此备受母亲的呵护。与此相关，韦伯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长子身份，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矛盾时充当调解人，同时又在孩子们与父母之间进行沟通。韦伯5岁时，全家搬到了柏林，父亲在柏林担任官职，同时是柏林议会和普鲁士帝国议会议员。

韦伯儿时就显露出对人文科学的兴趣和从事研究的潜能。他13岁就开始大量阅读文学和哲学名著，14岁过圣诞节时能够为父母展示两篇学术论文。韦伯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国民经济、哲学和历史。他最初的兴趣在古代史领域。在柏林大学时，他曾经是蒙森的得意门生，不过他后来把法律作为博士学习阶段的主修。博士毕业之后，韦伯起初想当一名律师，为此参加并通过了国家考试。1891至1892年，受德国社会政治协会的委托，韦伯完成了题为《易北河东部地区农民的境况》的研究报告，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1892年，韦伯在柏林大学完成了获得教授资格的论文，论文的内容涉及罗马商业法。正是在这一年，韦伯未来的妻子玛丽安娜从乡下来柏林访亲。

玛丽安娜1870年生于厄灵豪森（Oerlinghausen），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比勒菲尔德很富有的织布商韦伯（K. D. Weber）的女儿。玛丽安娜仅三岁时，母亲在生第二个孩子时死于难产。玛丽安娜的父亲悲痛至极，加上村民关于他医术的风言风语，不久之后患了精神病，致使玛丽安娜无法与其生活在一起，从此便由祖母和姨妈抚养。玛丽安娜不满足于小镇里类似死水潭一样的生活，她不愿意一辈子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厨房里。在她21岁的时候，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她受到了远在柏林的马克斯·韦伯家的邀请。玛丽安娜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神生活带来的快乐和充实。一年之后的1892年，玛丽安娜又一次来到了柏林，长期借住在韦伯家。尽管她的外祖父说她不必为钱操心，但她依然想在柏林学到一种技能，以便之后从事某种职业。

此时的韦伯恰好与远在斯特拉堡的表妹埃米（Emmy Baumgarten）保持着恋情。两人是韦伯在斯特拉堡服兵役时相恋的。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在德国当时有地位和富裕的社会上层比较普遍。韦伯的母亲和埃米的母亲就孩子们的恋爱交流看法。可惜埃米精神有点问题，韦伯的父母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这些有教养的市民阶层能够很理智地处理与感情相关的事情，这也是当时的时代特征之一。恰好在这段时间，韦伯一个要好的朋友经常到韦伯家做客，并对玛丽安娜产生了爱慕之情。韦伯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刺激，尽管愧对自己的朋友和爱恋自己的表妹，韦伯终于决定娶玛丽安娜为妻。玛丽安娜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韦伯并不那么吸引人，不过很有男子气。1893年，玛丽安娜与韦伯回到厄灵豪森举行了婚礼。

无论韦伯还是玛丽安娜，在选择配偶时都没有超出他们所熟悉的出身和成长背景。两个人婚前对彼此的了解使得婚后在感情方面缺少了冲动，取而代之的是无时不在却又难以诉说的责任感，类似的情况在爱因斯坦身上也发生过。对于韦伯夫妇来说，婚姻使得他们结成更为牢固的伙伴关系。按照卢曼的解释，在这种伙伴关系婚姻中（Partner-Ehe），夫妻二人所追求的并非不现实的远大理想，更不是持续不断的激情的碰撞，而是建立一种相互理解的机制，以便各自实现自我时得到对方的支持。

新婚不久，韦伯于1894年被聘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韦伯夫妇从柏林迁居到弗莱堡。对韦伯来说，除了在海德堡大学读书的几年之外，一直住在父母家里，30岁的男子汉终于要独立过日子了，当一个著名的教授，作一个称职的一家之主。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就职讲座中提出了著名的“超越价值判断”（或译“价值判断的自由”Werturteilsfreiheit）的假设。玛丽安娜在韦伯的鼓励下自学并旁听大学的课程。作为出生并生长在传统的新教家庭的女子，玛丽安娜反对以极端的形式争取妇女的权益，而是倾向于妇女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及至改善所有妇女的生存条件，从精神和物质生活两个层面得到发展，与男性们一起共享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按部就班的教学和研究之外，韦伯在弗莱堡并没有忘记消遣。哲学家里克特（H. J. Rickert）分别在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与韦伯作过同事，且私交很好。根据他的回忆，韦伯在弗莱堡教书期间经常去酒馆，而且一去便流连忘返。韦伯后来对自己求学期间在海德堡学生社团以及任教期间在弗莱堡酒馆里那些放荡不羁的行为有所隐瞒。里克特还提到了韦伯对情爱也不乏想象和兴趣。在弗莱堡大学时，韦伯夫妇租住房楼下是一户市侩家庭。这家人总是明里暗里监视这对年轻夫妇什么时间进出，又爱打听他们在家里做什么。有一次，韦伯故意买了一个皮枕头和一个皮鞭，夜深人静时便用皮鞭使劲抽打皮枕头，玛丽安娜则故意发出阵阵尖叫声。不久，左邻右舍便交头接耳，谈论这位堂堂的大学教授疯狂时竟然用皮鞭抽打自己的妻子。韦伯夫妇心中窃喜。

二、在海德堡

韦伯于1897年被海德堡大学聘为国民经济和财政学教授。开始职业生涯之前，韦伯曾经向往在政界施展其才华，他那时并没有醉心于书斋生活。来到母校海德堡大学后，韦伯开始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控制自己性格中趋向于非理性和非逻辑的因素，试图过一种深思熟虑和有条理的生活，证明自己从事研究的天分和出类拔萃的毅力。他用常人的时间和超人的效率进行科研和完成教学任务。韦伯认为，一个文化人（Kulturmensch）善于驾驭灵魂深处原始的冲动，可能就是他所说的“袪魅”（Entzauberung）过程中世界从野蛮转向文明的结果。在一个袪魅了的世界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再是自然。在千变万化的自然和无穷无尽的宇宙中，文化犹如一叶扁舟，它本身被人赋予了一定的秩序和意义，而周围依然是浩瀚的未知世界。

“平日”（Alltag）和“超凡能力”（Charisma）是让韦伯纠结了一辈子的两个概念。他在论著中理性地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受不了平淡无奇的日子，期待生活自始至终充满新奇和挑战。循环往复的平日无疑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如果不想循规蹈矩就有可能违反公认的准则，因此，一个人必须在反思的同时要自制。对韦伯来说，最可怕的噩梦莫过于“从事专业时没有思想，享受生活时没有心情”（Fachmenschtum ohne Geist und Genussmenschtum ohne Herz）。如果能够做到在从事专业时有思想，享受生活时有心情，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天不遂人愿，现代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的时间被划分为职业和日常生活两部分。在生存当中，这一泾渭分明的界限既是理性化的动因，同时也是其结果或者说后果。

来到海德堡的同一年，韦伯就开始遭受失眠症的折磨，不久之后患了抑郁症。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他对自己施加了过大的压力以及过劳与之一定有关系。另外，韦伯与妻子的夫妻生活出现了问题，有的人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无性婚姻”（asexuelle Ehe）。不过，从玛丽安娜写给自己婆婆的信件中所讲述的许多难以启齿的细节判断，她与丈夫试图解决面临的问题。1898年，韦伯精神崩溃，不得不中断大学的教学活动。不少研究韦伯的学者认为，韦伯患精神病的直接原因是与其父亲爆发的一场冲突以及之后老韦伯突然病故。1897年，韦伯的父母来海德堡看望儿子和儿媳。有一次谈论家务时，韦伯当着母亲和妻子的面指责父亲热衷于公共事务，对母亲的情感不闻不问，并且说他喜欢发号施令，在财物方面从来不征求母亲的意见。韦伯的父亲一气之下返回柏林，后来在出游中客死他乡，以至于父子之间未曾有和解的机会。

在康复期间，韦伯对自己的病症及其病因进行了仔细且无情的分析。据称玛丽安娜后来把这些材料拿给雅斯贝尔斯看，然后将它们付之一炬。根据雅斯贝尔斯后来回忆，韦伯在自己的分析中提到，首次唤起他性欲的事件是遭受一个年轻女佣的痛打。拉德考认为，凭借韦伯当时的家庭背景及其在家里的地位，不可能有哪个女佣敢打他，说明是韦伯精神上产生了幻觉。雅斯贝尔斯认为，韦伯婚后不久在性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对其精神崩溃不无关系，但是雅斯贝尔斯没有明确说问题究竟在哪里。拉德考认为，玛丽安娜在性方面过于拘谨和害羞，导致了韦伯这位可怜的学者从失望到抑郁，最终精神崩溃。联系到上文有关韦伯夫妇在弗莱堡时的生活细节以及玛丽安娜写给婆婆的信件，拉德考的观点明显站不住脚。不管怎么说，韦伯于1903年出于健康原因请求巴登州文化部免除他在海德堡大学的教职，他此后成为一个不拿薪水的名誉教授，夫妻二人主要靠玛丽安娜财产的利息生活。

玛丽安娜从未将这些当作累赘，她不仅要在生活上照顾韦伯，而且还要安慰丈夫，同时鼓励他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她甚至从丈夫对其完全的依赖中得到很大的满足。她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就像韦伯儿时患急性脑膜炎时，韦伯的妈妈给予细心护理一样。埃利亚斯（N. Elias）认为，玛丽安娜“控制了韦伯，完全拥有了他”。埃利亚斯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免言过其实，因为韦伯完全依赖妻子源于他患病而不是因为对方的强势。应当说，如果没有玛丽安娜的精心护理以及她在经济方面优越的条件，韦伯很难度过这场由疾病造成的学术生涯和经济上的双重危机。

在之后的岁月里，一阵高强度的伏案工作之后，韦伯不得不停下笔，到国外尤其是南欧疗养。玛丽安娜在1907年给一位女友的信中如此描写韦伯的处境：“我的爱人为了生存要受这样的痛苦，对他来说能起到缓解作用的外部环境必不可少。他身体一旦出现问题，就只好去马德拉群岛、特内里费岛或者科孚岛。经常到风景如画的地方游历对他很重要，因为他的健康时好时坏，很难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从韦伯的角度来说，遭受病痛的时候无异于禁欲期，而身体变好无疑给他提供了享受生活的难得机会。”与其说玛丽安娜对韦伯具有控制欲，不如说她对丈夫过于放任，当然这种放任实属无奈之举。

玛丽安娜在照顾丈夫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1900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书名为《费希特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Fichtes Sozialismus und sein Verhältnis zur Marxschen Doktrin）。随着病情的好转，韦伯虽然不能恢复教职，但马上投入到研究工作中。1903年，韦伯与雅费（E. Jaffé）一起承担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档案》期刊的编辑工作。大病之后，韦伯需要重新确立从事研究的信心。事实证明，韦伯最关注方法论的时间恰好与其怀疑自身认知能力最为强烈之时相吻合。因为长期不担任教职，又被免除了日常琐事的烦恼，韦伯有时间苦思冥想，也有条件跨越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的局限深入和宏观地考察问题，并且把所思所想转化为著作。他把社会学建立在法学和国民经济的基础之上，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用准确的概念把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表达出来，比如他对新教徒信仰的心理分析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把新教徒在生活上简朴，在事业上进取的人生态度视为理想的世界观，以为新教理念能够拯救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的道德和风尚，信仰新教就是不断地克服自身屈从于自然需求的冲动。他赞同康德有关任何伦理都必须呈现为命令式的论点。不过这些都只是他在研究层面上得出的结论，但是在潜意识里，伦理的作用被画上了巨大的问号。在1906年写给哈纳克（A. von Harnack）的一封信中，韦伯认为德国人是路德教派信徒（Lutheraner），因此从没有真正学会苦行，并且感觉这是德国人身上尤其是他自身令人可恨的地方。可见韦伯因无法身体力行自己所崇尚的理想而痛苦和自责。

到了1907年7月，韦伯基本上恢复了健康。不过，他对自己所经历的精神崩溃心有余悸，试图找到病因。他详细描写了疾病爆发及其过程，从自己的角度分析病理学原因，然后去见神经病学家霍夫曼（J. Hoffmann）。他急欲趁康复的机会了解病因，采取主动彻底战胜病魔。在当时，像他这样有身份的人采取这种行动并非易事。同一年，玛丽安娜的代表作《司法变迁中的妻子和母亲》（Ehefrau und Mutter in der Rechtsentwicklung）得以出版。出于感激之情，她把这本书献给了自己的婆婆海伦妮。同样是在1907年，玛丽安娜的外祖父去世，他给外孙女留下了价值35万马克的遗产。韦伯夫妇从此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可以专心研究，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可以经常到旅游度假地休养。

不巧的是，这一年一位名叫格罗斯（O. Gross）的人从维也纳来到海德堡大学求职。此人原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后来因为鼓吹异端学说被逐出师门。格罗斯此时已经出版了两部相当重要的心理分析著作，因此小有名气。韦伯对此公在精神分析学方面激进的观点，尤其是对他有伤风化的生活方式不予认同。根据格洛克纳（H. Glockner）的研究，韦伯在内心深处一直是“不安分的世界改良者”（unruhiger Weltverbesserer）。但是，格罗斯在海德堡鼓吹性的解放和性运动（erotische Bewegung）还是赢得了一些追随者，其中之一竟然就是韦伯曾经的博士生埃尔泽。格罗斯想通过埃尔泽在由韦伯负责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档案》发表一篇文章，但是韦伯认为格罗斯的文章是一篇“糟糕的布道”，所以不愿在他主编的杂志上为其洗“婴儿尿布”。

尽管韦伯对格罗斯的人品和学问都不以为然，埃尔泽则从对格罗斯的仰慕发展到与其产生了恋情。1907年末，格罗斯分别成为两个儿子的父亲，其中一个由他的妻子生育，另一个儿子的母亲则是埃尔泽。这位风流父亲给两个儿子均起名为彼得。不仅如此，埃尔泽请求韦伯给她的儿子充当监护人，韦伯只好违心从命。

埃尔泽是一个漂亮、聪明同时又非常有主见的女子，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快乐，更加重要的是她不畏惧周边的反应。韦伯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竭尽全力压制的本性。他的理智谴责这种随性的生活方式，但其吸引力只是长期被压抑在灵魂深处而已，从没有完全消失。韦伯这种极度矛盾的心态在其1909年写给玛丽安娜的一封信中暴露得一览无余。他以相当自豪的口吻告诉妻子，在十五分钟之内赢了一千多法郎，但是同时他没有忘记为自己辩护：“如果拉斯克都可以进入非逻辑领域，我为什么就不能踏足非理性之地呢？”韦伯此处所说的拉斯克的非逻辑性，一方面指后者对格罗斯离经叛道的理论感兴趣，另一方面又与格罗斯的妻子弗里达（Frieda Gross）有不正当的关系。韦伯所说的非理性当然是指他灵魂深处对激情和对不受理性约束的生活的极度渴望。

1910年在威尼斯度假期间，韦伯对埃尔泽这位比自己小十岁的曾经的学生萌生了恋情。不过因为格罗斯的原因，两个人暂时不欢而散。同一年，埃尔泽与丈夫分居，不久之后又与格罗斯分道扬镳。第二年，埃尔泽与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有了恋情。有的人以为埃尔泽此举是为了报复韦伯，因为她深知韦伯与弟弟之间根深蒂固甚至是与生俱来的竞争关系。不过要加以补充的是，埃尔泽后来与韦伯重续恋情时也没有中断与阿尔弗雷德的关系，而且韦伯死后她一直与阿尔弗雷德同居，直到阿尔弗雷德辞世。

埃尔泽不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人，但是她也并非视性爱为至上。她在写给玛丽安娜的信中表露了其追求：“我经常想，一个人缺少的并不是幸福，她最需要的是一种恐惧和担忧，这两种感情源于她对某人无可比拟的爱。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并没有真正活着，似乎我不过是一个影子，因为没有任何纽带把我维系在某人身上。”埃尔泽的话是不是出于对玛丽安娜的羡慕或者妒忌？她是否想借助与韦伯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来体验玛丽安娜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至少，她也挣扎在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激情的矛盾之中。肉体上的满足反倒使她在精神上感到更加强烈的空虚，从这个角度来说，玛丽安娜一直占据了精神尤其是伦理方面的制高点。

韦伯在其论著中闭口不提格罗斯。玛丽安娜也附和丈夫的做法，虽然有关伦理道德以及两性关系是格罗斯研究的范畴，但是格罗斯从未被邀请参加由玛丽安娜组织的讨论或讲座。格罗斯提倡人们打破那些由来已久的社会伦理枷锁，而韦伯则从自身的经历和研究结果中深信，格罗斯的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足以称道。在韦伯看来，人恰恰因为受到社会准则的约束，才不至于在并没有终极意义的漫长人生中自毁。

韦伯的人生道路事实上验证了其至理名言。在玛丽安娜的鼓励和帮助下，疾病缠身的韦伯度过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难关。1910年，韦伯夫妇搬进了位于内卡河边的别墅，一直住到他们离开海德堡迁往慕尼黑。这幢房子是由韦伯的外祖父建造的，是韦伯母亲的故居。在这座房子里，韦伯夫妇每个星期天都举办学术沙龙。不仅志趣相投的名人如齐美尔（G. Simmel）、桑巴特（W. Sombart）、鲍姆（M. Baum）等人来此交流研究心得，而且许多年轻学者在此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类沙龙在工业化之后迅速走向富足的德国社会相当普遍。韦伯家的沙龙有两个在当时很不寻常的特点，其一是碰头地点固定不变，不是轮流在参与者的家中举办，其二，与会者当中有不少女性，而且这些女性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探讨和争论。海德堡神话（Mythos von Heidelberg）由此诞生。同样是在这一年，德国社会学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成立，韦伯是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参与制定了协会的章程，作为秘书长，他为协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1918年，韦伯对埃尔泽长期的爱恋终于冲破了理性的控制。埃尔泽虽然与阿尔弗雷德保持恋情，但是决定满足韦伯的要求。实际上，从1912年开始，韦伯与米娜之间一直保持着恋情。热爱音乐的韦伯从这位小自己16岁的钢琴家及其音乐中寻求精神上的庇护。德国音乐社会学领域有两部经典著作，一部是韦伯的《音乐的理性和社会学基础》，另一部则是阿多诺（Th. W. Adorno）的《音乐社会学导论》。韦伯在其著作中试图探讨西方理性对音乐的影响，他与米娜之间的关系对这部名著的诞生一定产生了作用，至于这个作用如何形成，程度又有多大，无从考证。虽然韦伯在米娜面前成功地隐瞒了他与埃尔泽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无法瞒过自己的妻子。玛丽安娜觉察到了韦伯未曾有过的满足感，而这种感觉是她作为妻子所无法给予的。玛丽安娜以极大的尊严忍受了丈夫的不忠。韦伯为埃尔泽写了大约70封信，字里行间显露出一个有身份的成年人在情欲驱使下会变得多么不可理喻。他说自己像一只温顺和可怜的羊羔一样拜倒在他所崇拜的女神（Domina）面前，称自己的爱慕者为美丽的暴君。

韦伯尽其所能隐瞒与埃尔泽的婚外恋情。他告诉埃尔泽什么时候玛丽安娜在家，什么时候因公或因私在外地。这样，埃尔泽就可以计算邮寄信件的时间。在玛丽安娜可能会看得到的信里，埃尔泽以“您”称呼韦伯，而在那些确定会落入韦伯一个人手中的信里，埃尔泽则直接以“你”称呼。韦伯与埃尔泽之间有君子协定，即尽可能不让相关的人知道他们之间恋情的程度，因为涉及的人实在太多，除了玛丽安娜以外，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一直是埃尔泽的爱慕者，米娜又是韦伯多年的恋人。

如何解释韦伯这种几近疯狂的婚外情？显然，长期在他身上作祟的对性爱的幻想此时又占据了上风。此外，韦伯对埃尔泽旧情复发恰好始于1918年末。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伯忙于公共活动。一方面，他为德国的命运担忧，为了报效祖国甚至穿上了军装；另一方面，韦伯试图挤入政界，施展其政治抱负，但是不得不以失望告终。德国彻底战败也预示了他由来已久的政治抱负必将破灭。至于玛丽安娜，她必须强迫自己接受这一切，她一直想象自己的丈夫与众不同，把他供奉在神坛上。她只能以韦伯的不同寻常来为其有所不轨开脱。

三、在慕尼黑重返讲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韦伯就已经开始考虑重返讲坛。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在政界已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德国糟糕的经济情况也不允许他继续靠积蓄维持生计。1918年末至1919年初，他可以从柏林、波恩、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四座城市的大学中进行选择。柏林是自己长大成人的地方，而且母亲仍然在那里居住，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波恩大学准备聘任他为政治科学教授，而且教学任务只是每周上两节课；法兰克福大学同时许诺他在法兰克福报社兼职。尽管如此，韦伯最后还是选择了慕尼黑大学，原因之一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将接替布伦塔诺（L. Brentano），此人与韦伯志趣相投，而且私交也很好。

更为重要的是，埃尔泽此时住在慕尼黑。后者对他的吸引力是无法以理性加以解释的。韦伯称现代人处在理性的罗网之中，他把制约文明人的理性叫做“坚硬如钢的外壳”（stahlhartes Gehäuse）。韦伯所追求的爱并非是抽象的，它不可能离开活生生的现实独立存在。按照韦伯的观点，他既不是为了当教授，也不是因为喜欢慕尼黑大学而接受了该校的聘任，他把自己重新回到大学戏称为“扮演教授角色”（Professor-Spielen）。无论如何，对于55岁的韦伯来说，接受这份聘任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他于1899年停止授课，1903年正式辞职。他在慕尼黑大学不仅要讲授基础课、讨论课，而且还要指导博士生，参与考试以及研究所的自我管理。

因为参与海德堡以及巴登州的政治活动，玛丽安娜一直到了1919年秋天才迁到慕尼黑。对韦伯来说，1919年和1920年之交是一个多事时节。1919年10月，韦伯的母亲在柏林去世，这对韦伯打击很大。母亲对他一直有所偏爱，不过一直很严格。对于韦伯来说，母亲可以说既是依靠同时又是上进的动力。1920年4月，韦伯最小且最喜欢的妹妹因感情纠葛自杀身亡，而其丈夫在“一战”中已阵亡，她的死留下了四个未成年的孤儿。玛丽安娜同意韦伯收养这四个孩子，但是对于一生没有生育孩子的一对夫妇来说，在当时艰难的经济形势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这意味着他们要完全改变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韦伯刚刚度过了二十多年没有正式职业，并且不用为家务操心的悠闲日子，此时刚刚学着挣钱糊口，强迫自己适应教授的位置和教师的职业。加上与埃尔泽之间疯狂却无法公开的恋情，此时的韦伯可谓焦头烂额。1920年的暑期学期始于4月1日，韦伯要上两门基础课和一门讨论课。同年6月初，韦伯患流感，不得不停课，发烧多日以后，于6月14日死于肺炎。

在韦伯弥留之际，玛丽安娜和埃尔泽轮流担当护理和安慰病人的责任与义务，两个女人对韦伯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两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对韦伯来说，女人一直是一座“魔幻园”（Zaubergarten）。在韦伯的葬礼上，玛丽安娜亲自为突然去世的丈夫致悼词。关于夫妻当中一方因为婚外恋情伤害对方，玛丽安娜于1919年写下了如下的字句：“一个人不是对其配偶给自己带来的幸福表示感激，而是通过牺牲对方来获取新的生存价值；受害一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忍受，而非采取极端，那就是另一方此举（指出轨）关系到其生死存亡。”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玛丽安娜的愤怒和悲痛溢于言表，但她却以极大的牺牲精神为丈夫开脱。玛丽安娜试图在实际生活中借助牵强甚至不正当的理由度过丈夫给婚姻生活带来的危机，而韦伯则试图在精神层面和理论方面解开自己心头的纠结，那就是如何调和性爱与伦理之间的冲突。有了与埃尔泽之间的婚外恋情之后，韦伯以全新的方式体验感官的享受，但是理智告诉他这些经历属于非理性范畴。他的矛盾心理和孤注一掷的心态在他下面的表白中展现得一清二楚：“生活的真谛并非一目了然，它毫无理由可言同时又取之不尽，用任何形式都无法把它表达清楚，它是一种神秘的渴望体验的冲动。相关的人不仅借助这种体验的强度，而且更多地通过他们已经着了迷这一事实体会到生活的真谛。”理性犹如骷髅一样冰冷，令人无法感知到这个真谛；而且这个真谛也不存在于无聊的日常生活当中。尽管韦伯赋予了性爱超越循环往复的平日生活的功能，但他并不否认这种男女之情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负面意义，因为它违反了机制化的伦理准则，而这些准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现代人毕竟无法回到文明前的原始时代。

波恩大学哲学教授加布里尔（M. Gabriel）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后人对韦伯所说的“袪魅”进行了错误的解释。他认为，韦伯并没有说现代化是袪魅的过程，而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有一种幻觉，以为这个世界已然袪魅了。加布里尔的论断放在韦伯身上也是适用的，韦伯纠结于理性的寻常生活和神秘的理想生活之间，至死未能摆脱这个困境。西方人经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以为人类世界在宗教层面袪魅，经历了科学革命以后又以为从自然层面袪魅。但是由此形成的日常生活不具有任何神秘和神圣的意义，使得现代人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逃避的方法只剩下幻想或者作出有悖于理性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韦伯的确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儿。韦伯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经历了德意志帝国的兴衰。这个世纪之交是不平静的岁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大多也焦躁不安。毋庸置疑，伟人对外界的变化更加敏感，所受的痛苦也要比常人更加强烈。伟人的思想不易为常人所理解。在给埃尔泽的一封信里，玛丽安娜说她苦于无法复原韦伯1893年至1895年的心理活动，因为除了几封韦伯写给自己的书信以外，没有任何直接表露韦伯情感的文献保存下来。另外，伟人也是人，并不是神。他们也有一些天生和后天造成的毛病或缺陷，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克服常人难以甚至无法克服的毛病与缺陷，并取得了让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过度描写伟人某些负面的东西甚至毫无根据地对他们的性格或癖好作推测只能有害无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拉德考的传记应当被列入“揭露文学”范畴，它无助于全面了解和理解一个学者、其论著及其影响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的纠结和痛苦主要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但是不能忽视社会原因。这个社会原因之一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特性。关于德国人无法摆正职业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长期生活在德国的俄国文人斯特普恩（Fedor Stepun）曾经说过如下的话：“我不是为那些半吊子作辩护，相反，我非常钦佩博学和专业精湛的人。德国人当然比我更加看重这种能力。可是，他们为什么迄今不能弄明白早就意识到的道理呢？生活说起来也是一种职业，同其他所有职业一样，它既需要熟练也需要灵感。天哪，这些德国人，他们当马车夫、教授，甚至演员都非常入戏，但是对生活这门职业来说都不过是半吊子。”从这个意义上说，雅斯贝尔斯对韦伯的评价非常独到和到位，他称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中精神上最伟大的人”（geistig grösster Mann unseres Zeitalters）。

如何看待玛丽安娜，又如何评价她与韦伯的婚姻和爱情呢？包括拉德考撰写的传记在内，玛丽安娜经常被勾勒成一个反面形象。与韦伯一样，玛丽安娜也推崇做一个“文化人”，而且平生一直对这一理念身体力行；而埃尔泽则主张“充当一个女人”（Weibsein）。事实上，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夫妻在家庭里的地位和职能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所有女性的身份问题，换句话说关系到诸如现代性这样的核心问题。玛丽安娜只能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而韦伯则企望二者兼得。尽管有韦伯的背叛，玛丽安娜在公开场合一直强调她与韦伯之间的谐和。此外，玛丽安娜不仅在韦伯在世时与他爱恋的女性保持友好关系，而且韦伯死后也未曾改变。在整理丈夫遗著时，玛丽安娜把他与恋人们之间的信也收录其中。应当说，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

韦伯去世时，大量手稿等待整理出版。玛丽安娜以极大的毅力圆满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她全身心投入到整理丈夫手稿的工作当中，事实上，玛丽安娜以这种特殊的形式达到了埃利亚斯所说的拥有韦伯的目的。她不仅整理和编辑了丈夫的遗稿，还从丈夫生前的同事、朋友、熟人那里收集到了大量的信件，为韦伯全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早在1922年，玛丽安娜整理出版了韦伯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24年，玛丽安娜把韦伯生前发表在国内外各种刊物上的论文加以收集和整理，出版了七卷本的论文集。她又于1926年出版了《马克斯·韦伯传》。她在书中刻画了一个类似提坦的形象，虽然具有悲剧色彩，但同时不乏英雄气概。在传记的末尾，玛丽安娜记下了极具宗教氛围的情节：“在他临终之际，他苍白的脸庞上空电闪雷鸣。”

玛丽安娜是如何度过长达34年的寡居生活的？她以第三人称如此描写了自己漫长的孤独日子：“在令人不安和沉闷空虚的日子里，她逐渐学会了，学会了如何沉浸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完全从尘世的残渣余孽中解脱出来。”应当说，支撑玛丽安娜生命的是韦伯留下来的精神财富。甚至在1948年接近生命的终点时，玛丽安娜写道：“他（马克斯·韦伯）赋予我光亮。他曾经是照亮我的白昼的太阳，让我置身于光亮之中。”玛丽安娜曾经把她与韦伯的婚姻称作“履行婚姻义务的神庙”（Tempel des Gattungsdienstes），她把以身相许视为一件神圣的事情。

在他们结婚十周年的时候，玛丽安娜与韦伯以书信的方式总结了共同走过的路程。韦伯在信中说了如下的话：“我们现在希望，未来的十年给我们带来充满内涵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就如同逝去的十年赐予我们的一样。我们今天像彼时一样给对方以新鲜感，所不同的是彼此能够感触到对方的灵魂。我今天以一份感激的心情回想过去复杂、令人期待且情感受到考验的岁月，我庆幸命运以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方式把我带到了今天，其他一些事情，比如烦恼和顾虑，在我看来都无足轻重。”韦伯的信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战胜病患的经历让他有了些许豪迈的气概，但是似乎缺少了应有的激情。难怪玛丽安娜在回信中说：“我从没有想过，而且也觉得没有必要，通过你患病来实现我生命中的愿望。”在他们庆祝银婚时，韦伯夫妇专门回到了玛丽安娜的家乡。此时韦伯已近人生的终点，他对妻子的尊重和珍爱尽在不言之中。

1935年，玛丽安娜出版了《女人与爱情》（Die Frauen und die Liebe），系统地阐述了她对女人身份和地位的观点，并且界定了何为真正的爱情。此书不久之后便成为畅销书。1946年，玛丽安娜又出版了《圆满的一生》（Erfülltes Leben），以满足和自豪的心态回忆了不平常的一生。两年以后，玛丽安娜在《回忆录》（Lebneserinnerungen）一书中又回忆了自己和韦伯的生平，对婚姻和爱情生活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我们应当尊重她的感受，毕竟她是当事人。

（金寿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