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该忽视的社会特质
——法兰西无名大众的关键作用
摘要：在法国历史上，无名大众始终是一种巨大的数量，他们因平凡微渺在史学撰述中往往受到忽视。但他们出现在一定的时段内，生存环境、生活需求、社会地位、精神生活等都具有重要的共同的特征，从而保证他们作为整体呈现出一种“社会特质”。每当这种特质集中地表达时，将对社会产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法国近现代文明发展史无数次证明了此点，至今依然如是，因此切莫忽视他们。
关键词：法国 无名大众 社会特质 民众激情
法兰西的文化遗产中，流传着一首民歌，她动听忧伤感人肺腑：“我回忆，母爱至深至浓，我却对她的叮咛无动于衷。我不曾杀人也不曾盗窃，而我却成了划船的苦役工……”数百年前，这一类划船的苦役犯，受难的法国人，经常低沉地哼着这首民谣，在海上服役，度过那悲惨的岁月。关于他们留下了多少记载？他们出自无名大众，消失得踪影难觅！他们曾经奋起造反压迫剥削，这是法兰西民众的社会情感的一种激烈表现。有时，群体的激情意味着数量的集中，而后折射出质量的存在与作用，它贯穿着法国历史，涉及广大民众。切莫将社会情感，仅限于解读法国文化人士私人的爱恨情仇！
日常生活中习惯地认为：数就是数量，质就是质，数量与质截然不同，不能混淆。如此笼统的概念，使关注的视野受到限制。当我们考察法兰西文明时，很容易发现她的“实际历史”远比上述通俗简单的概念复杂得多。过去，涉及此问题的史学研究，通常强调出头露脸的人物与惊天动地的事件，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应该既见树木也见森林，并且认识到树木再大仅为森林的一部分，森林本身就已是一个惊人的存在。极少数的树木可能代表森林，也可能不代表森林。笔者根据近现代法兰西的有关状况进行初步探讨，求教于专家和读者。本文关注的不是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是无名大众（la foule）或广大民众（le peuple immense）作为整体的存在、表现、社会作用以及社会价值。
一、探讨一种潜在的社会特质
法国的无名大众是一种巨大的数量。它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多次震撼国家与社会。经过若干探讨，对于法国的无名大众——这一巨大的“数”，我们将刮目相看。
法兰西的“巨大数量”包括农民、工人、中小商人等小资产者……他们之间存在着时间、城乡、职业、地区等的差异，但是就总体而论，他们出现在一定的时段内，生存环境、生活需求、社会地位、精神生活等都具有重要的共同的特征，从而保证他们作为一种“社会特质”（une qualité spécifique de la société）的存在。正是这种社会特质，使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一旦出现机会，法国的无名大众的群体心态、共同意愿，便将集中地表达出来。此前，无名大众作为整体是一种潜在的社会特质。这种特质隐匿在浩浩荡荡的数量中、隐匿在平凡弱势的人海里。巨大群体的意愿形成后，每当它集中地表达时，将对社会产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法国社会的实情。公元843年后，法兰西国家的生命中，社会变化的要害时刻，多取决于广大民众的人心背向。
让我们看一看，有关的史学研究达到了何种认识水平？每当浏览普通书刊与史学著述时，或查阅旧日文献与档案密件时，多少正面与反面的人物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的确，英雄豪杰与枭雄暴君多具有独特之处，他们激烈的言论、戏剧性的行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刺激着写史者和读史者的感官，并且影响书刊的市场效益。人们或为他们树碑立传，或对他们口诛笔伐，简而言之关于这些人的大量文字，如各种传记，通常成为社会上流行风气的点缀品。但是，曾否考虑这些人物的力量来自何处？他们依靠谁、代表谁、利用谁、损害谁？谁在支配着他们的命运？
社会上的流行，仅说明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的爱好、兴趣、利益的趋向。国际史学界也有一种流行，很久以来可以看到注意力的受限，兴趣的偏颇，换言之这是作者的政治倾向、社会属性、切身利益的表露。探索者必须善于摆脱具体史料的束缚，从整个社会实况的高度与文明发展的长度，考察已经消失的法兰西社会的全貌。史学著述中常有不少高调宏论，宣称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芸芸众生实际上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
曾经出现若干尝试性质的探索。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年，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如博内美尔的《中世纪末至今日的农民史》、多尼奥尔的《法国农村阶级的历史及其在公民平等与所有权方面的进步》、西蒙的《女工》、西格尔的《犯罪的大众》。
它们具体地介绍法国农村、工人的生活，以及社会上群体犯罪的状况，却未能将无名大众当作一个完整的、值得充分肯定的社会力量而进行细致的考察。
20世纪中后期，同一类的较有分量的著述，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法国。按照习惯的说法，“左翼史学”在一定的时段内包括“共和史学”。有关研究情况比较复杂，从口头强调到真正关心之间，研究有着层次与角度的不同。引用若干数字，这是习惯的做法，一般就此止步，缺乏进一步的探讨。“人民”、“人民的”早已成为法国社会舆论惯用的词语，但是多属空泛的言辞，少见提供充足的史实论证。实况可以归纳为：1．言必称英雄或奸雄，即正反面的代表人物；2．注意力高度或过分集中于社会运动的俩头的极端（极少数），对他们无限颂扬或无情批判；3．更有甚者将人与事有意无意地推向这个或那个极端，以非此即彼的办法去简化社会分析和社会矛盾，反过来企图证明自己立论的正确；4．仅有屈指可数的学者，曾经对无名大众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
当代，应该提及索布尔、鲁德、梅特隆、戈塞等学者的有关著作：
索布尔（Albert Soboul）的《共和2年（1793—1794）的人民运动与革命政府》。此书主要为他在1958年成功答辩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的第1、3部分。作者根据档案，考察了当时巴黎无套裤汉的情况，如民众斗争的成绩与革命政府的巩固，民众运动与清洗镇压，限价，等等。“各区组织的指挥者们、人民运动的领头人们，希望获取一种权势，使他们能够控制整个政治生活。1793年9月4—5日后，展开了广泛的清洗运动。”
鲁德（George Rudé）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作者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众为对象，介绍了许多无名的参与者。书中利用档案，展示出1789—1795年巴黎居民的具体活动，如1789年10月5日数千民众向凡尔赛进军，人们询问“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面包？”。
梅特隆（Jean Maitron）的《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他又曾主编44卷本《法国工人运动传记词典》。他的著作介绍一大批工人运动活动分子，包括其他书刊甚至专著中未见或罕见的极少数积极参与者，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Griffuelhes、Lagardelle等人。虽然有关内容的分量差别甚大、存在疑点和有待补充，这些著作仍然具有价值。
戈塞（Rémi Gossez）的《巴黎工人》：介绍1848—1851年巴黎的工人组织，涉及工人组织的成分、集会、信心（“不久我们将是主人！”）团结愿望和统一活动。
此外，还有阿居龙（Maurice Agulhon）的《农村中的共和国》等。
上述作者比较重视大多数人的贫困、社会的与政治的斗争。但是，他们的人数可谓凤毛麟角，生活与工作的时间和空间相距甚大，未曾形成一种足够强劲的学术力量。这些作者主要对不同类别的数量，分别进行了考察，而缺少对于作为整体的一种“社会特质”的深入研究。
按照习惯说法的“右翼史学”，一般对无名大众持忽视的态度。这些学者本人较多属于强势群体或统治集团，显然这是由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地位所决定。尽管如此，在他们某些人的回忆录、私人信函、档案与著作里，研究者可以找到关于“乌合之众”、“穷鬼”、“乡巴佬”或“暴徒们”的若干记载。此类著述从反面佐证了无名大众的踪迹。在这些人的视野里，无名大众可能是一种敌对的存在与危险。
近期，出现了一批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作者们曾致力于档案的研究：
硕沃（Frédéric Chauvaud）的著作《19世纪乡村的激情》，以博斯（Beauce）、于尔普阿（Hurepois）、芒图阿（Mantois）地区（它们在巴黎的南部与西部，相距不远）为研究范围，讲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婚姻、爱情、非法的情爱、女性的生活、农场与林场的主人、神父、镇长与村长、农村的政治、小偷、复仇与调解、正义……书中出现“广大民众”（grandes masses）等醒目的标题与生动的内容。作者反映农村的实况，如指出“乡野、小镇、农庄，这是性暴力产生的现场”。“农村百姓回忆起1817—1818年的乞丐与流浪汉的境遇：他们曾为几块面包而乞讨。”一位老猎人如此追忆：1848年“首都起义的消息刚刚传来时，塞纳-瓦兹省（Seine-et-Oise）的城市与农村，到处可见许多偷猎者、猎人、游手好闲者涌入附近的公园”，他们不断交流信息与议论时政。
努里松（Didier Nourrisson）所著的《19世纪的嗜酒者》。该书介绍民间常喝的葡萄酒、啤酒、苹果酒，描绘村民、市民、工人与资产者的喝酒的状况，注重探讨烈性酒以及它和疾病、议会、世界大战等的关系。该书还包括如下内容：嗜酒者的组织、反嗜酒的活动、习惯的改变。“19世纪末，议会对嗜酒听之任之。”“在此前的70年代，议会曾经反对嗜酒。”“烈性酒有了一种专门的内涵，按照社会地位的不同，饮酒者反对贫困或炫耀。”价格便宜的“烈性酒是穷人的食物”。“那时，工人阶级总体上经受着物质与精神的两方面的贫困。”
克拉科维奇（Odile Krakovitch）的《女性流放者》。她根据档案等文献资料，考察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年法国女性流放犯人的情况：罪行、囚禁生活、情感状况、婚姻问题、回国无望，等等。20世纪初，事实上“相对而言，妇女不如男人那样享受自由。男人在限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甚至当他们是集体的流放犯人时也如此。妇女关在监狱里面，她们的安置与苦役犯无区别。”众所周知，法国妇女于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
硕沃、努里松、克拉科维奇等的著作大量记载日常生活，而在叙述与分析时未曾意识到无名大众是一个整体。
上述各种关于民众的著述有助于我们详细地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无名大众具有独立的社会特质，但是对于它作为内含巨大能量的整体，至今缺乏扎实的宏观的研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社会能量的重要性，都需要一种辩证的认识。关于无名大众的探讨，有待于今后国际史学界人们的投入。
二、社会特质的爆发及其作用
法国近代，由于生活的艰辛与权利的缺失，实际上大多数人受到社会上强势力量的管束与挤压。他们渴望改变这种处境，日积月累地酝酿某些要求，逐渐分散地、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愿望。由于大多数人的生存和权利的状况基本相同，他们的心态与渴求也就基本相同。广泛的要求，蕴藏着无法估计的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同一类意愿的集中表达，通常就是社会特质的“爆发”。大多数人的基本愿望与需求的表达，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性质、尖锐程度与解决的可能性，它们关系到冲突双方的行为以及力量对比。表达方式可归纳为两种：
（一）和平性质的活动
1．请愿、声明与阅读。如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陈情书》。它们至今尚存6万余份。请听第三等级的呼声：当时“农业和商业毫无生气，不久前殷实的财富现今已无法保证，权力丧失了一切活力……如果不迅速进行革新，法兰西便无可救药”。
1830—1848年的“宴会运动”（banquet）。参加者人数众多，包括君主立宪、共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派别，但人们一致要求结束七月王朝的统治。这是在议会斗争之外，当时禁止示威游行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颇具威力的政治运动。
1864年3月立法团补充选举时的《60人宣言》和《80人宣言》。60人中多数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声明“我们没有代表！”即工人应有自己的议员。80人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他们表示“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渴望夺取它！”。
1906年的《亚眠宪章》。该宪章由法国“总工会”（C. G. T．即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通过，主张“总工会联合一切劳动者，他们应该独立于所有的政治派别，并且认识到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和老板们的权势”。
1953—1958年“普雅德运动”（poujadisme）的声明。该运动在1956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获得2483813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11.6%。他们主要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反对重税与谴责贫困。当时，法国的此类居民约200万人。
1789年前，民间的阅读活动值得注意。普通巴黎人很少涉猎启蒙思想家们深奥的著作，主要阅读流行的小册子和小报。它们价格低廉，文风粗俗，讽刺时政、抨击特权、谴责君主专制。大革命的群众性的思想准备正在进行，书刊的选择与阅读是群体释放愤怒情绪的方式。例如：1784年布里索（Brissot）写一篇檄文《王太子的诞生》，公然抨击王后，作者因此被判监禁于巴士底狱，为期4个月。后来，布里索在大革命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例为梅尔西叶（Louis-Sébastien Mercier）的《2440年，从未实现的完美的梦想》（L'An 2440, rêve s'il n'en fut jamais,1770）。作者大胆想象，预言一个乌托邦的远景：共和制的巴黎，君主按照哲学办事，那里社会公正，没有暴力，人人劳动，生存有保障，自由信仰……此人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旧制度下，该书出版时，随即遭到查禁。后来，梅西尔叶是国民公会的代表。
2．公民投票选举。如1793年宪法，赞成者1801918人。这是当时比较民主的宪法。
1795年宪法，赞成者1057390人。实际批准了山岳派专政的垮台。
1799年宪法，赞成者3011007人。追认此前的雾月政变。
1804年“元老院组织法令”，赞成者3572359人。帝位的继承原则得到国民的肯定。
1848年总统选举，由于5587759人赞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
1851年12月公民投票，7440000人赞成波拿巴总统举行政变。
1871年3月巴黎公社选举，巴黎287000人参加投票，选出公社委员会。
1879年参议院三分之一成员改选，在应选出的82名议员中，共和派获得66个席位，广大农村居民不再拥护波拿巴派，改而支持共和派。共和制度因此在法兰西确立。
3．示威游行。如1789年10月5—6日，巴黎数千民众步行“远征”凡尔赛，将国王路易十六以及王室押回巴黎。
1832年6月5日，共和派将军拉马克的葬礼时，巴黎数万人示威游行，要求建立共和制。
1849年6月13日，巴黎大学生与国民卫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政府与立法议会。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回到解放了的巴黎，迎接他的为人的海洋。“1940年8月，几乎所有居民都支持戴高乐。”
4．民间传说。如从18世纪末起，开始关于“有饭吃的政府”的传说。当时，巴黎的来自农村的短工中流行一句口号：需要“一种人们能够有饭吃的制度！”（Un regime où l'on mange），该说法后来日益广泛传播。
19世纪20—30年代，关于拿破仑一世从流放地圣海伦娜岛返回法兰西的种种民间传说。
5．虚拟英雄人物。如关于“沙文”的舆论。虚拟“沙文”（Chauvin）：此人作为拿破仑麾下的士兵，曾长期随军征战，后来当他的“年龄”百岁有余之时，还在沙场为法兰西拼死搏杀……此种虚拟在法国不断传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达到弄假成真的水平。
（二）暴力性质的活动
1．宗教战争。1562—1598年，法国的一批教堂遭到毁坏，体现了具有宗教性质的国内战争。“宗教可以用来磨快匕首。”（伏尔泰）当时，全国人口约1800万。新教徒近100万人，他们主要是资产者与下层民众，如手工业者和帮工。斗争十分激烈，“南方共和国”存在于1576—1629年。后来，1685年的“枫丹白露敕令”宣布废除1598年的“南特敕令”（信仰自由，促使新旧教派和解），导致约20万人离开法国，移民荷兰、英国、德国，其中有许多技术人员。
2．农民起义。反对封建制度的剥削与压迫。如1639—1641年诺曼底（Normandie）城乡居民的“赤足汉”（Va-nu-pieds）起义（insurrection）。
1662年布伦（Boulonnais）地区的贫民暴动（révolte）。
1702—1704年塞文山区（Cévennes）农民与城市贫民的“卡米扎尔”（Camisards）暴动。
1907年6月朗格多克（Languedoc）的种植葡萄与酿酒的农民的群体性事件（troubles），第17团的士兵们公开支持农民的抗议行动。
3．市民起义。如1792年8月的巴黎起义。结束君主立宪派掌权，保证了共和制的建立。
1793年5—6月的巴黎起义。推翻吉伦特派，为山岳派专政开辟道路。
1795年3月的“芽月”起义（soulèvement）。人们要求面包与救济。
1795年5月的“牧月”起义。要求和“芽月”基本相同。
1830年7月的“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结束封建王族的统治。7月8日，巴黎的老百姓“回忆与激情一齐涌向心头……人们扯掉驿车车夫和邮递员胸前的百合花徽章（波旁王朝的标志），公证人取消他们的盾形纹章，执达员扯去他们的帽徽，马车夫撕掉已经盖戳的单据，宫廷供应人拒绝提供食物。那些曾将拿破仑时期的鹰形标志涂上百合花颜色油漆的人，现在用海绵与稀释的胶水去掉百合花颜色，恢复帝国的雄姿”。
1848年2月的“革命”。结束了君主立宪制（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诞生。
1870年9月的“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为第三共和国开辟道路。
4．工人起义。如1831年11月里昂丝织工暴动。他们的口号为“以劳动求生存，或战斗而死亡！”（Vivre en trava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
1834年4月里昂丝织工起义。
1848年6月巴黎4—5万工人起义。口号为“不自由，即死亡！”（La liberté ou la mort!）牺牲者约5600人，11000人被捕，4000人流放。
5．革命。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取代封建主义。
1871年巴黎公社。尝试建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关于公社战士牺牲者的统计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3万余人。
6．对外战争。如1914年9月7日，巴黎的700余辆出租汽车运载6000余士兵上前线作战，解除了军事危机。对此壮举，民众大加赞赏。“出租汽车司机一般出身低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巴黎的灵魂。”（近年，有英国人就此事件提出异议。）
1940—1944年的抵抗运动。它捍卫了法兰西的独立与主权。
此处需要说明什么是革命？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转变成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的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列宁曾说：“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这是革命首要的与基本的标志。”上述引文涉及社会革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新的阶级、政权、统治地位。索布尔的看法：“1789年确实为一场革命。”“1830年，没有改变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仍是1789年奠定的、复辟王朝接受的那个基础。1830年只是王朝的更替。”“1830年革命的提法是错误的，1830年不是一次革命。1848年也不是革命，只是政权更替……（仅仅）改变政治制度不是革命。”“1870年9月4日，也不是革命，纯粹是政权更替。”“1871年的巴黎公社，我认为是一次没有成功的革命的尝试。”在探讨无名大众的活动历史时，我们不应简单地接受法国人惯用的“革命”的说法，而必须按照科学的含义来理解法国近代的多次重大转折。
无名大众的活动在四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上述各种事件中，卷入者人数众多，这些人类群体的大动作，每一次皆在追求实现心中的基本愿望与要求。乌合之众不等于无合之众，人们集中起来时内里储存的力量一旦“爆发”，或许将惊天动地！法兰西对此已有深深的体会，巨大的群体活动的作用分别为：
1．改变社会制度。如1789年开始的大革命。此次革命的结果在于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法国社会发生巨变，甚至欧洲文明翻开了新的一页。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罕见的尝试。公社共和国的目的在于解放劳动大众。马克思指出：公社真正的秘密在于她实质上为“工人阶级的政府”。
2．更换政治制度。如1792年8月的起义。废除君主立宪派的政权，改由吉伦特派掌权，导致宣布共和。
1793年5—6月的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领导的激进共和主义政权，山岳派建立起超度集权的专政。
1799年的公民投票。肯定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波拿巴的政变，为随后帝国的建立开辟道路。
1830年的“革命”。打倒了查理十世的君主专制，结束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
1848年2月的“革命”。取消路易—菲利普的君主立宪，宣布共和制。
1851年12月的公民投票。支持波拿巴总统的政变，为向帝制过渡作准备。
1870年9月的“革命”。宣告第二帝国的结束、第三共和国的诞生。
3．促进政治制度本身的变化。如1848年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当时，社会上普遍要求强权治乱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其主要原因为广大民众对于拿破仑一世的崇拜。
1864年的《60人宣言》与《80人宣言》，它们的作用在于促使官方重视工人大众的生存问题。
1879年参议院部分改选时的投票。农民的人心背向起了决定作用，从此波拿巴派失势，共和制度在法国得以确立。
4．挽救战争危机。如关于沙文传说的广泛与长久的流行。这是一种社会幻想，价值为鼓励人们捍卫国家民族的权益，以及对外扩张。
1914年9月巴黎出租汽车的集体行动。应急对策，挽救了战场上的一次危机。
1940年起的抵抗运动。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说明真正的法兰西不曾投降。
上述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论和平的或暴力的，皆不是极少数人所能完成的。这些事件成了法兰西文明发展的路标。国际学术界早已分别地关注这些事实，但是未能充分认识到无名大众作为整体的一种社会特质的作用。大多数人同时的集体性质的选择，能够左右局势。法国的政治历史中，多次出现政险失民的情况。的确，民众如水，既可载舟，也可覆舟，要害之一在于如何面对无名大众的“社会特质”的“爆发”。与此同时还应看到，民众一向记住所获得的保护或遭受的侵害，并且必将给予合适的报答或报复。
三、与社会特质相关的问题
无名大众的社会特质与整个社会的状况密切联系，是社会演进的组成部分，涉及的若干问题值得探讨，如关于民众、极少数、大多数、量与质、社会大动荡的征兆，等等。
（一）民众是社会生活的主流
本文所讲的“一种社会特质”，是由广大民众生存与奋斗的血汗和言行等等凝聚而成。显而易见，无名大众为法国人口的大多数与社会生活的主流。社会创造，他们是主要的力量。社会灾难，他们是主要的承受者。
应该看到，无名大众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就近代而言，如果没有城乡劳动者的广泛与积极的工作，法国的工业革命包括巴黎的改建便不可能完成。普通的工人、农民、小商小贩……他们承担了各种行业与不同水平的生产劳动，服务于社会生活。在肯定极少数人的贡献时，绝大多数人的作用不容忽视。
无名大众是社会斗争的主要力量。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捍卫革命果实、抗击外敌入侵、投票拥护两个拿破仑、反对波旁复辟王朝、争取建立共和制度、为面包与生存而奋斗、为新的公社制度而筑起街垒……他们都是主要的行动者。1792年8月10日，巴黎发生起义，进攻者“大多数是小商小贩、工匠、帮工与其他体力劳动者”。
无名大众也是国内外的长期与重大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大革命中，山岳派专政期间，第三等级居然成了遭到镇压的主要对象。当时在受害者的队伍里，王族、贵族、教士的比例明显属于少数。判处死刑者的比例如下：第三等级84%（25%资产者、28%农民、31%无套裤汉），贵族8.5%，教士6.5%。还应考虑到，广大士兵是对外战争的主要牺牲者，如果缺少他们，拿破仑便无法指挥惊天动地的战役，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无法获胜。当我们在法国博物馆中读到普通士兵在树叶上书写的家信时，深深的同情油然而生。
大约1804—1848年间，即19世纪的前期与中期，官方打击的主要对象为共和派，第一帝国之后波拿巴派也难逃厄运。共和派与波拿巴派曾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复辟王朝与七月王朝。1852年后，共和派一度成为主要的受压者。从19世纪初年起，工人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有关资料表明：波拿巴派包括不少平民百姓，例如在中西部的都兰（Tourainne）地区，当局将“一批农民视作波拿巴派”，并且加以迫害。共和派内，民众的比重更大，工人较多支持共和派。现代，还有那1940年5—6月法国战败时，从边境与巴黎等地仓皇出逃的约800万居民。南逃的状况说明了实情：小汽车、大轿车、卡车、自行车、步行，即富人、平民百姓、贫困者。“逃难促进了放弃的精神状态……导致接受停火。”
此外，不能忽略国内斗争的受害者、对外战争中死难者这两类人的亲朋好友。一旦亲友遭到处决、迫害与战死，他们将经受长久的悲伤与怀念。至今，很少见到有关著述专门记载这一类法国人的苦难、悲情与挣扎的生活。这也是法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兰西文明不仅是在欢乐中发展，她的成长历程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疤痕！这是广大民众作为社会的主体自愿奉献或被迫牺牲的铁证！
（二）强调少数的理由
我们冷静地看到，在实际研究中，强调极少数与忽视大多数，都有相当的“理由”。极少数人物的确特点突出，如血战沙场、头断高台、奋起造反、议会中雄辩、撰写鸿篇巨著、大胆决策、对抗主流舆论、亡命异域……他们的事迹在档案、文献和回忆录中记载较多，相对而言研究的难度较小，容易判断分析、写成书文和公之于众，也易于借助他们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因此，对于较多强调少数的学术研究，不应简单地加以责问或否定，极少数人也应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他们通常积极参与社会潮流，甚至是领导者。如果忽视极少数，社会的历史也将不可理解。
（三）忽视大多数的原因
绝大多数人的状况与极少数比较很不相同，平时他们没有带头人、代表或某种突出人物。偶尔可能出现个别“领导者”，但是他们的作用并不显著，也不持久。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的主张与行动比较温和，缺乏独特的冲击力与表现力，并且他们人数众多，个人言行不易引人注目，记载有关情况也难于抓住重点。因此，大多数人未受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是这些不能成为完全忽视他们的理由。大多数人的特点往往淹没于普遍的与广泛的现象之中，而实际上广泛性与普遍性正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特质之所在。如果不是过度关注极少数，便能够摆脱束缚，拓宽视野与调整研究方向，看清广泛性与普遍性所包含的意义。
关于“右翼史学”忽视这一种社会特质的情况，上文已经涉及。
（四）极少数与大多数的关系
这种关系始终存在，必须加以辩证地探讨。如同自然界一般，这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的一种表现。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极少数人的依托、基础，只有大多数人的投入才能形成某种群体性质的运动。布朗基及其战友们的“密谋”，乃是极少数人的拼搏、暴动，未曾引发出一个宽阔的群众性的政治巨浪。
极少数人可能代表大多数，或部分地代表他们，或不代表他们。有时极少数人宣称代表大多数，实际仅为这些极少数人的自我发泄。即使当极少数代表大多数时，也还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大多数人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而后演变为一种社会潮流。此种潮流可以分作如下类型：
1．从民众意愿的倾向与诉说中，产生极少数代表者，如法国历时百余年的共和运动及其代表人布里索、罗兰、拉马丁、阿拉戈等。
2．未能产生代表人物，如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流放圣海伦娜岛与去世，引发出关于此人逃脱、获救与重返法兰西的种种颇为浪漫的民间传说。“不论士兵或公民，共和派或君主派，富人或穷人，人们将拿破仑的半身雕像和肖像供奉在宫殿里或家居的茅屋中。”“在法国人看来，拿破仑·波拿巴没有死去，他仅仅失落于热带那壮丽的地平线上。”
3．大多数人的运动中，曾出现若干人的姓名，但是这些极少数人或未曾成为真正的领导者，或关于他们的生平、家庭、财产等基本情况过分简略，他们留下的人生痕迹难于寻觅。如1358年5月法国北部农民起义（Jacquerie）的领头人Guillaume Karle，他于同年6月被处决。又如“卡米扎尔”暴动的一位领导人罗兰（Rolland, Pierre Laport dit），此人于1704年遇害。1864年《80人宣言》的绝大多数签字者、《60人宣言》的多数签字者的状况也基本相同，至今只知晓他们的姓名与当时的工种以及住处。
4．无典型代表时，人们创造或虚拟一个人物，逐渐地四处传播，获得普遍的认可。例如关于沙文的传说，这实际是法兰西浩荡大众相同的强烈愿望的超度发挥，也是法兰西社会激情的一种异常的表露。不仅法兰西如此，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瑞士人心目中的英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只是13世纪后的一种传说，15世纪时出现在一份手稿中。1804年德国诗人席勒创作剧本《威廉·退尔》，1829年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曾为此谱写歌剧《威廉·退尔》。这个传说实质取决于瑞士广大居民的心情，即反对奥地利的压迫与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五）民众的言行由量到质的转化
在一定的条件下，无名大众由数量而组合成为巨大的质。近代法国，我们看到“量”和“质”彼此依赖和相互联系，并且可以转化。法兰西始终存在这种现象：从分散的小小的“量”（也可以视作小小的“质”），到聚集成为大的“质”（许多小的“量”或“质”的共同体）的演变，于是由量到质实现了转化。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看来，个人本身单独就是一个小“质”，而从总体的角度考察，他可以是一个小小的“量”。难以数计的个人、大批小小的“量”，一旦粘连在一起能够聚合成巨大的“质”。社会条件成熟时，由于共同的愿望，构成一种普遍的与明确的社会要求，也即质的表现。巨大的质的行动，以它惊人的力量，引起社会的强烈的震荡，甚至改变社会的潮流。
从英国人穿袜子的史料中，也可以看出一种由量到质的引人注目的演变进程。1631年，1000人当中，无人穿袜子。1731年，500人当中，无人穿袜子。1831年，1000人当中，无人不穿袜子。一个人穿一双袜子，只能说明此人穿了袜子，1731年时他可能是富人。后来，一千、一万、十万、百万英国人穿着袜子，便足以说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绩与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六）民众激情的迸发
法兰西人的性格含有丰富的情感，并且易于激发，这是法兰西文明长期磨炼出来的品质，法国的重大变革经常染上浓厚的情感色彩。但是，对此不应做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的解读。法兰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社会激情的迸发并非无缘无故随心所欲。法兰西民众作为整体的激情有过多次强烈的发挥，它的基础是人们的愿望、要求、权利和利益。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决定着群体激情的性质、力度、方向。激情（passions）是情感现象，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广泛的、汇集迸发的和严重的社会政治现象。这才是对于法兰西激情的比较全面的认识。
1789年7月15日，国民议会从凡尔赛派出一个代表团，去了解首都的情况。当代表团到达巴黎时，无数民众以及士兵夹道相迎。他们在路易十五广场（今协和广场）下车时，气氛十分热烈。只听见不停的掌声与欢呼声，以及咚咚响的鼓声和乐器的奏鸣。人们热泪盈眶，充满着兴奋激扬的情绪。多处听见“国王万岁！”“国民万岁！”“议会代表万岁！”的呼声。广大民众渴望社会变革与生活改善的愿望，此时集中地、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还应看到，法兰西的社会激情有时过度地释放。大革命时期，人们多次行动过头，偶尔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这种过度的情况，在北欧等国家实属少见。须知，一旦在社会特质的爆发中，部分人的行动过了头，事后医治社会的“塌陷”与生活的创伤十分艰难，因为人血不是水，已经毁灭者、消失者，不能复活生还。法国诗人拉马丁用诗句表达了悲伤：“活人的太阳再也晒不热死去的人们！”然而，记忆富有生命力，包括叙述的文字、废墟内含的潜力，它们代代相传。正如法国人所说：“废墟是有生命的。”当事者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切莫忘记：记忆犹新没齿难忘，忘记了过去就是背叛，忘记了传统将难于前进。这些是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的经验教训！
历史的限度取决于社会的基本需求。社会激情的超度迸发，不可避免地带来严肃的后果。1793年5月，里昂城的民众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起来反对“巴黎的捣乱者”（factieux parisiens），宣布保卫共和国、国民公会、法兰西的统一。后来，他们遭到了镇压。除去法兰西之外，还应看到那些仰慕与模仿法兰西的其他国家的人们。有时他们所知道的，可能只是偶发的与非本质的法兰西、错误的法兰西，或许是这些“粉丝”（追随者）自己心中揣摩的扭曲的甚至变态的法兰西，而不是法兰西的“法兰西”。我们看到，过于热烈的学习模仿的激情，容易将人引入歧途。
（七）大动荡的端倪
对于大多数人的要求、言行与激情迸发，还有一个认识问题。研究者，尤其掌握权力者，如何能够觉察出群体事件爆发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不论根据何种理由，如果将无名大众视同缺少内聚力的、非同一性质的现象，那么便只能见到一盘散沙，即可以随意摆布的一大堆数量。如果这样，自然不可能冷静地面对事态的逐渐激化、恶化。重大事件的端倪、细微而普遍的表露、它们的冲击方向、事态所潜藏着的传播性……这些都与巨大数量所构成的社会特质的同时释放息息相关。只有密切观察端倪、仔细评估、恰当对策，才能为合理地预防、控制、引导事态的大爆发而准备条件。
法国文豪夏多布里昂曾经指出：“只要有人认为应该折断在王位脚下生长的芦苇，王冠就歪了，不久就掉落下来：常常有人拔掉一茎小草，就使得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大厦轰然倾圮。”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大多数人相同的喜怒哀乐、支持反对的态度，这些情绪开始积累与暴露之时，就是社会政治重大转折的先兆。只须时局沿着当时的方向不停地发展，形势逐渐激化，大多数人的特质早迟将要集中表现，此种爆发就是广泛的社会运动。这可谓一叶知秋、蝴蝶翅膀的效应。积羽沉舟，群轻折轴，雪崩使人丧命，都是普普通通的道理。初落之叶可能为数寥寥，甚至难于寻找，对于法兰西的时局控制者、权力掌握者与强势拥有者而言，这本是一个难题，但却无法回避。明见万里、明察秋毫，并非易事。从某个角度看来，成败荣辱取决于他们自己！
近现代，无名大众作为一种社会特质曾发挥关键作用，这一种自然形成的社会特质贯穿着历史，至今继续存在。请看法兰西目前的现实：根据《回声报》2012年12月6日公布的调查报告，“如今接近一半的法国人认为自己是穷人或正在变得贫穷”，即11%穷人，37%变穷者。“贫穷感最强烈的群体”为雇员、工人、打零工者，而官员与自由职业者较有安全感。俄罗斯有一句老话，“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也可以说“量变为质”。一个民族的成语通常是岁月沉淀下来的、不无道理的群众体验的精华。法兰西的统计数字表明了属于同一趋向的社会问题，尽管统计不一定精确，但从总体看来却是社会的实况。一言以蔽之，新的较大的社会动荡或许正在悄然临近！法兰西的无名大众作为整体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稳定的社会特质，此种社会特质，无须研究者的承认。它本身有着巨大的活力与社会价值。
切莫忽视他们！他们这个群体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威力，这种威力一旦释放，其效果恐怕也难以估量！
（郭华榕，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