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后记

选自《心智生活》卷一

1924年德文版《判断力批判》阿伦特读书笔记手稿影印（一）

该书现藏于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

我将在这部著作[《心智生活》]的卷二中处理另外两种心智活动：意愿和判断。从前述那些时间性思辨的角度来看，意愿和判断关注的都是不在场的事，这些事之所以不在场，要么因为它们“尚未是”，要么因为它们“不再是”；意愿和判断与思索活动正相反，思索活动处理的是经验中的不可见物，而且思索活动总是倾向于一般化，意愿和判断处理的往往是特殊物，就此而言，这二者与外观世界更接近。理性，非要毫无意旨地执着追问意义，它的这一需要，是对共同感觉/常识（common sense）的严重冒犯；我们不禁要证成理性的这一需要，以便抚慰被其严重冒犯的共同感觉，但我们的证成所依赖的理由仅仅是：思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准备，让我们进而可以对“什么‘应该是’”作出决定、对“已经‘不再是’的”作出评判。既然过去的已然过去，过去的就归我们的判断力管，那么，相应地，判断力，也不过就是意愿的一个准备而已。这样的视角，持有它的人，毫无疑问，一定是行动中的存在者，而且在此范围内，这个视角也是很正当的。

但是，为捍卫思索活动，使之免遭“不实际”、“无用处”的指摘，这一孤注一掷的尝试，却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意志所作出的决定，永远无法从先于意志的什么欲望机制或知性谋虑中推演出来。意志，要么是一个从中迸发出自由之自发性的器官——这种自发性能打断由动机所组合而成的一切因果链条，使之不再束缚意志；要么就无非是个幻象罢了。意志的运作，一方面，对于欲望，另一方面，对于理性，用柏格森的话说，都像是“一场coup d'ētat【宫廷政变】”；当然，这也就暗示了“自由的行为皆为例外”：“尽管，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有意愿要返回到我们自身，我们就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却很少有这样的意愿。”换言之，要处理意愿活动，不触及自由这一难题，是不可能的。

[这里略去了原文中的三段，这三段谈及《心智生活》第二卷中对意愿所作的说明。——罗纳德·贝纳尔]

我将以对判断力所作的一种分析来结束第二卷，对此而言，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可提供权威论证的资源少得出奇。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之前，这一官能从未成为哪位大思想家的一大论题。

我要表明一下，我把判断专门视作我们心智的一种独特的能力，我的这一看法，其主要的假设是：判断既非由演绎得出，也非由归纳得出；简言之，判断的得出与逻辑运作——比如我们说，所有人都是有死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因此，苏格拉底是有死的——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搜寻的应该就是那种“沉默的感觉”，而这种“沉默的感觉”——若它还真的曾被人考虑过的话——总是被当成“品味”来处理，甚至在康德那也是，因此也就被认为是属于审美领域的。在涉及实践事务和道德事务时，这种沉默的感觉被称作“良知”（conscience），而良知并不下判断；它——就像神的或理性的神圣之声那样——告诉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悔恨什么。不管良知之声究竟是什么，都不能说它是“沉默的”，其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某种权威，这种权威高于、超越于一切仅仅属人的法或规则。

在康德那，判断力是作为“一种非同寻常的天赋”而出现的，这种天赋“只能被实践而不能被教授”。判断力处理特殊物，并且，当游走于诸普遍物中的思索着的自我（thinking ego），从他自己的退离中回来而重返特殊外观的世界时，心智便需要一种新的“禀赋”来处理这些特殊物。康德相信，“驽钝的人或心智狭隘的人，……的确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训练，甚至还可以变得很博学。但是，由于这样的人通常也缺乏判断力，所以以下情形就并非罕见了：博学之人会在应用他们的科学知识时，显露出他们自身固有的不足，而且是永远无法补救的不足”。在康德那里，是理性，带着它的“调节性的理念”，在协助着判断力；但是，倘若该官能是与心智的其他官能分离开来的，那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该官能是有它自身的modus operandi的，也即有它自身的运作进程的。

这多少关涉到困扰现代思想的一系列难题，尤其关涉到了理论与实践的难题以及想要形成某种姑且说得过去的伦理理论的全部努力。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降，应对这些问题，都是在历史的视角下进行的，并且假设了“人类族群的进步”这样一种东西是存在的。最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面前就只有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了：要么跟黑格尔一起认为，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的判断/末日审判】，把终极判断留给结果（Success）；要么跟康德一起坚称，当人们生存时或者自人们生成之时起，他们的心智具有自律性，而且他们可能是独立于物的。

在此，我们不得不关注历史的概念，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们可以反思这个词的最古老的意义，与我们的政治语汇和哲学语汇中诸多其他术语一样，这个词也起源于古希腊，是从希腊文historein派生而来；historein的意思是“去探察，以便能够说出它是怎样的”，也就是希罗多德的legein ta eonta【说出什么是什么】。不过，这一动词进而起源于荷马（《伊利亚特》卷十八），在那里出现了名词histōr（大意为“史家”[historian]），而荷马的那位史家就是判断者。如果判断力指的是我们处理过去的能力，那么，史家就是进行探察的人，他通过讲述过去而对过去作出了判断。若果如此，我们便可以从现时代的——可以说是——名为“历史”的“伪神祇” （pseudo-divinity）那里，重新主张并赢回人类的尊严，同时并不否认历史的重要性，而只是否认它有权充任终极判断者。老加图——我的这些反思正是始于他所说的“我在独处时最不孤单；我在什么都不做时最活跃。”——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奇怪的话，巧妙地概括了隐含在这一重拾人类尊严之大业中的政治原则，他说：“Victrix causa deis placuit,sed victa Catoni（胜利的事业令众神快乐，失败的事业则令加图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