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
从1935年末到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代表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若被日本人知道，很可能会提前发生战争”(224)。谈判是蒋介石主动发起的。从“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一直坚持反共立场，接连进行“剿共”内战，此时他为什么主动发起与中共谈判呢？这和下述情况有关：一、在中苏南京谈判中，苏方要求蒋停止“剿共”，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为获取苏联援助，对中共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后，主力红军被迫撤出江南中心地带，转移到陕甘，实力又锐减。在蒋看来，此时的红军已构不成对他的威胁，他可用“政治收编”的办法予以解决；三、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蒋介石把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误认为是“乞降”，将为其收编红军提供了可能。他是在见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发言后，派邓文仪去莫斯科发起与中共秘密接触的。
一 在莫斯科的接触
1935年秋，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命他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邓请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从中斡旋，遭到拒绝。邓在上海苏联领事馆看到新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其中刊有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和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邓连夜找人译成中文送给蒋介石。蒋看后，命邓迅速赶回莫斯科，设法与王明接触。
邓文仪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启程，1936年1月3日到达莫斯科。按照在国内与蒋介石、陈立夫商量的办法，他立即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请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代转，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会面，商谈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信发出几天后未见回音，他又找到在莫斯科的胡秋原，胡是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莫斯科负责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邓请胡代为介绍，希望能与王明见面。
中共代表团1月11日得到消息，决定派在中央苏区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潘汉年先会见邓文仪，弄清事情原委，再决定王明是否与邓会见。1月13日晚，潘汉年与邓文仪在胡秋原寓所会晤。潘先问邓，你找王明谈话，“是以个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邓答道：“我这次来，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关于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邓说：“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已经决定了。”关于要抗日为什么必须联共这一问题，邓文仪用蒋介石的话解释说：“现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潘汉年向邓文仪说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提出：“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辱，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内政问题上的歧见，彼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首先来救国。”潘汉年郑重表示：“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那么要实现合作抗日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在潘汉年催问下，邓文仪谈了三点：“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与粮饷。这一点很重要。”对此，潘汉年回答说：“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说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我们将来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会同情的。”潘汉年还说，这次初步交换意见后，下次见面希望邓文仪代表南京政府谈些具体想法。邓文仪坚持要求面见王明，他说：“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王明及时将潘汉年与邓文仪会谈情况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等作了汇报，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基本上给予肯定。于是，王明决定会见邓文仪。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王明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邓文仪说“蒋先生确实要抗日”，并转达了蒋介石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四项条件：“第一，关于政府问题，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可以和红军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工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他们的政工人员到南京的军队里去，以表示相互间的信任与尊重。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首先是恢复1924年—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其次是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来解决它。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第四，关于防线问题，南京政府打算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要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因此它不能派很多的军队到其他地方去。”王明对蒋介石的这四条没有立即做过多评论，只是强调红军与国民党如果要建立密切的联盟，第一位的条件恐怕是：一、互相信任；二、停止内战。他对邓文仪说：“如果国民党方面不能结束对红军的战争，红军的领导人是不会相信你们的。因此你们必须首先采取措施来证明你们与红军合作的想法是真实的。”这次会谈商定，国共谈判要在国内举行，由南京方面的代表与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派出的代表直接谈判，两党都要保证对方代表的绝对安全。
1月22日，王明与邓文仪举行第二次会谈。邓文仪说他已收到蒋介石复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回国谈判，并提议24日或25日启程。王明要求邓文仪写出保证中共代表回国后安全的文件，邓答应可以写。在这次会谈中，王明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的意见，对蒋介石的四项条件进行了评论。王明说：“蒋介石作为政治家，是不会提出对中共和红军有利的条件的，因此他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对红军有害。比如关于政府，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关于军队，你们建议改编红军；关于抗日战线，你们建议给最困难的内蒙的防线。”他问邓文仪：“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谈判，你最好是告诉我，蒋介石是否提出了一些对红军有好处的条件？”邓文仪答复说：南京方面的意见是初步的，不是最后的意见；既然谈判，双方都要做出让步。邓承认内蒙“确实离中心地区太远，缺少食品”，可以考虑把“西北的某些地区”给红军(225)。邓文仪应允给中共代表办理回国护照，近日内即可动身。
这次会谈刚结束，邓文仪即收到蒋介石来电，令他即刻赶到德国柏林，参与李辅臣（陈立夫的化名——编者）与苏联的谈判。当他再一次会见王明说明上述情况后，由于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王明怀疑邓是在耍手腕，并怀疑国民党对谈判的诚意。邓给王明看了蒋介石的来电，并说他将于1月25日或26日离开莫斯科，预计2月5日或6日赶回，之后再确定回国日期。
1月23日王明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说明邓文仪将回国前往苏区与中共中央谈判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同一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代表毛泽东和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二 CC派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谈判
蒋介石与中共秘密接触，采取国外、国内同时并举，国内多渠道同时进行的方针。CC派代表曾养甫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的接触，是国内最早进行的一条渠道。
蒋介石把在国外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邓文仪的同时，把在国内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了CC派首领陈立夫。陈受命后，把这项任务转交给其亲信曾养甫。曾是CC派重要成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命谌小岑具体实施这项使命。谌小岑是曾的下属，担任铁道部劳工科长。五四运动期间，他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1931年在天津办《丰台》杂志，抨击蒋的不抵抗政策，与一些左翼文人有联系。因此，谌是曾养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理想人选。
1935年11月初，谌小岑在受命后的当天晚间，找在南京给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当秘书的翦伯赞商议此事。接着他用暗语和谐音写信给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大意是：“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前来。”(226)吕振羽是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他把谌的来信交给与他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中共北方局决定先派吕振羽去南京，探明此事系由何人发起和主持。11月底，吕振羽到南京面见谌小岑。谌告以此事系由曾养甫出面进行。吕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由谌小岑陪同会见曾养甫。吕问曾：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是曾先生自己的主张吗？曾说，他是秉承宋子文的意旨办事，并说：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看来非抗战不可了。他要吕振羽帮助寻找中共同他们谈判的线索。吕答应从北平的教授和学生中寻找。中共北方局见到吕振羽写的上述情况报告后，即派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南京。周告诉吕，组织上决定留他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并向他交待了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一，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227)周小舟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见面，周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强调：“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国民党代表则要求中共“帮助他们联苏”；“要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228)。周小舟在南京逗留两三天后返回北平。吕振羽则留在南京继续与曾养甫谈判，双方围绕谈判条件争论激烈。
1936年3月，周小舟应国民党方面要求第二次来到南京。他除带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六项要求外，还带来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署名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等人的信，还有林伯渠写给覃振的信，每封信都附有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条件，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一、“由他改编红军”；二、“取消苏维埃”；三、“延请中共领袖以个人资格参加南京政府”；四、“要求红军由察绥走蒙古国进攻满洲。”(229)5月14日，曾养甫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信，简略地谈论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由于“一二九”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两广地方实力派在酝酿反蒋，南京对两党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5月中旬，陈立夫口授四项办法，回答中共方面提出的六项要求。这四项办法由谌小岑记录下来，转交吕振羽。其中“K方”代表国民党。“C方”代表共产党，大意是：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230)。
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向吕振羽表示，这样转来转去，不解决问题，希望中共方面派负责代表到南京谈判。陈立夫有意与周恩来在北方会见，当面解决一切。
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再去南京。他7月1日动身前，北方局针对陈立夫口授的四项办法，提出了四项条件。周小舟到南京后，以这四条为基础与谌小岑谈判。会谈后，双方共同整理了一份“谈话记录”，共五条，由双方代表负责签字，蒋介石、陈立夫也看过。“记录”全文如下：
（1）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2）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存之矛盾，集中力量。
（3）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一协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指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现形势下，应当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4）在上述三原则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逮捕C方人员与爱国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5）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势，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231)。
周小舟这次到南京，还与曾养甫进行了会谈。双方围绕国防政府、红军改编、红军防地及南方游击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地争辩。接着，吕振羽又与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在上述谈判基础上，谌小岑代表国民党起草了一个协定条款，经陈立夫修改，内容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共〉同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定放弃苏雏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完成民族革命任务(232)。
曾养甫向吕振羽表示，希望能与中共主要负责人直接谈判，他请周恩来到南京来，或者他与张冲到陕北去。两广事变结束后，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去陕北已不可能。他去广州前，通过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希望以后通过电台与陕北联系。
8月6日，谌小岑写信给周恩来，对邀他“西北之游”表示感谢，希望就“统一军政组织”和“停止军事行动”继续谈判。信中附上“电台符号及密码”，表示“一切问题可用电报直接商谈”，并说这样“既省时间，又免多人来往跋涉。如有所决定，即可约期晤谈”(233)。
吕振羽将上述情况及时报告给在天津的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陈酉生（王世英）和在北平的周小舟。8月，从莫斯科归国的潘汉年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任命他作为中共代表与南京直接谈判。中共中央9月23日通知北方局，“关于与宁方交涉问题，我们已派有正式代表谈判，请不必过问”，同时提出“小周报告已阅，他是否可进苏区一谈，我们拟要他进来一次”(234)。于是，周小舟第四次去南京，从吕振羽处取走所有材料和密电码。至此，中共北方局与CC派代表间的谈判便告结束。
三 董健吾陕北送信
1935年末，宋子文与宋庆龄商议，派一名使者去陕北送信，向中共中央传递南京当局愿与中共谈判合作抗日的信息，并决定请董健吾前往陕北。董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的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当过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与宋家来往颇多。1936年1月初，董应邀来到宋庆龄寓所。宋请他去陕北瓦窑堡，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董欣然接受委托，答应马上动身去完成这一使命。次日，董再次来到宋宅，宋庆龄将要件一包和行资百元交给他，并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他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作为董沿途的护身符。宋庆龄一再嘱咐董沿途要谨慎，对那包密封的文件要特别保藏好。
董健吾1月到达西安后，由于冰天雪地，雇不到车辆，无法前往苏区，在西安滞留四十余日。春节过后，董仍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路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去找在西安的张学良，恳请张协助他去瓦窑堡。张见到他的“委任状”，又去电南京得到证实，便于2月25日用飞机把董健吾及与其同行的张子华送到肤施（1936年改名延安），再派一个连的东北军护送他们出境。此前，在洛川与东北军谈判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已将董等去陕北之事向中央作了报告，2月25日李给周恩来、博古的电报说：董、张已飞延安，“拟来瓦窑堡和你们见面，我电约他们廿七日由延安起身，请即妥派武装赶到延安之川口迎接”(235)。董、张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董健吾化名为周继吾。
此时，毛泽东等正在山西前线指挥红军作战，董健吾在瓦窑堡见到博古、林伯渠，转交了宋氏姐弟的密信，转达了南京愿与中共谈判的意向。中共中央从他们谈话中，得知南京内部的分化情况，其中除有主张“联日反红”的右派外，还有主张“联俄联共”的左派，而且“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236)。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直接与南京当局谈判。3月4日，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名义致电董健吾：“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说明“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中共“愿意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237)，并提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
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条件于3月5日离开瓦窑堡，回上海复命。宋庆龄对董的陕北之行十分高兴，向他表示感谢，后来又委托他把斯诺、马海德等国际友人送往陕北苏区。
四 张子华充当联络员
国民党CC派奉蒋命打通共产党关系后，除通过吕振羽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外，还通过左恭与中共长江局取得了联系。左恭，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征集部主任，1933年与谌小岑在南京办过进步刊物《力生》。他接受谌小岑委托后，通过中共长江局介绍一位黄同志与谌小岑接头。这位黄同志真名王绪祥，党内用名张子华，曾到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熟悉那里的地形和交通。张子华与谌小岑接触几次后，便建议国民党派人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
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健吾一道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曾养甫等人情况。张子华动身前，通过谌小岑征得曾养甫同意，又取得国民党使者的身份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并不了解这位同行者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到瓦窑堡后，单独向博古报告了南京内部在抗日和联俄联共问题上的分化，以及陈立夫、曾养甫等人急欲同中共联系的动向。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子华又应召赶往石楼，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口头汇报。
张子华4月底由陕北返抵南京，曾养甫在家中接见他。5月中旬，陈立夫口授4项办法，谌小岑抄写后也交给张子华一份。于是，张子华再次去陕北，面见周恩来，递交陈立夫口授的办法，转达曾养甫想会见中共主要负责人的意向。他还带去了覃振写给林伯渠的信。
6月初，张子华回到南京，带来了周恩来写给谌小岑、张伯苓、时子周等人的信。周向这些昔日的师友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促进国民党改变政策，联共抗日。周恩来在给谌小岑的信中还欢迎他和曾养甫“惠临苏土，商讨大计”(238)。
7月，张子华应曾养甫要求又一次去陕北，送去曾给周恩来的信。曾在信中希望两党能派负责代表面谈，欢迎周恩来来南京，并口头表示周如不能来，邓颖超来亦可。8月27日张子华到陕北，9月20日又从陕北赶到广州，递交周恩来给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周恩来8月31日写给曾养甫的信强调“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表示愿与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欢迎曾养甫与陈立夫到苏区谈判，保证他们的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239)。周恩来9月1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对他们年来的联俄联共之举予以肯定，指出“西北危亡迫在旦夕”，国共两党的内战是“互消国力，自速其亡”。信中说，你俩“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240)。陈立夫收到周恩来给他的信后曾给蒋介石看，蒋令其继续与中共联系，“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考虑”(241)。
曾养甫9月27日在广州面见张子华，提出请周恩来来到广州见面。第二天，张子华向陕北中共中央发电报，转达曾养甫“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242)。此前，中共中央已考虑派周恩来出去谈判，“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而“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243)。收到张子华9月28日电报后，中共中央作出3点答复：“切望南京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相助”；“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进攻，作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244)。为准备周恩来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中共中央于9月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0月15日张子华到西安，用书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245)中共中央见到上述条件后，认为国民党对谈判还算有诚意，同时得知蒋介石将于16日到西安，便派代表与国民党交涉，争取周恩来与蒋在西安谈判。但交涉未成，此设想没能实现。10月19日，周恩来致电在西安的张子华，作为他9月28日在广州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电报提出：“一、希望南京对日取强硬态度，我方愿以全力为助。二、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谈判。三、恩来已奉命为谈判代表，地点以西安为宜。四、南京方面代表希望陈辞修（陈诚——引者）、曾养甫、陈立夫三先生中，有二人来。五、一俟军事进攻停止，南京代表人选与谈判地点确定，并得到通知时，恩来立即起程。”(246)可是，“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30万军队，企图剿灭陕甘的红军。周恩来拟往西安与蒋直接谈判的计划未能实施。
五 潘汉年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4月，潘汉年偕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胡愈之离苏返国，5月到达香港。胡愈之先期离港去上海，潘汉年则在香港给陈果夫写信，请其派人来港接头联系。
胡愈之到达上海后，会见了刚刚由陕北被中共中央派来上海的冯雪峰，向他报告潘汉年已到香港。于是，冯、胡二人一道赴港接潘。冯告诉潘，上海有秘密电台可直接与陕北联系，也有去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久，陈果夫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到港迎潘。潘汉年到南京后，曾养甫与其会面，请他先到陕北会见中共中央负责人，弄清他们对谈判的具体意见后，再来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潘汉年根据冯雪峰提供的秘密交通线前往陕北，7月24日到西安，8月8日到达保安。他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和他接触情况以及他到南京后与曾养甫的谈话内容。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周恩来未出去以前，由潘汉年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南京当局谈判。
潘汉年10月中旬到达上海，带来了中共中央9月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
11月10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第一次谈判。潘将中共中央起草的两党协定草案交给陈。陈向潘转述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听后气愤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指出“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陈立夫强调必须先解决军队问题，其他一切好办。他对潘汉年说：你我都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介石愿意和他谈判。潘汉年明确答道：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247)。这次会谈的情况和陈立夫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事，潘汉年于11日电告中共中央。12日，毛泽东复电潘汉年，提出“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同时指出如南京的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248)。
11月19日，陈立夫和潘汉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谈判。陈立夫说，蒋介石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他要求潘汉年把上次会谈时他转达的蒋介石意见电告中共中央。陈立夫接着以威胁口吻说：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那时，红军处境“岂不更糟糕”。潘汉年斩钉截铁地说：“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我们今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陈立夫表示，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捐除成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协定草案交给陈，并郑重地说：这是我党对民族对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两党合作参考。当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4项条件时，陈立夫竟矢口否认，说：“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249)至此，谈判陷入僵局，无法继续进行。当晚10时，张冲去看望潘汉年，委蜿透露陈立夫左右为难，希望双方继续努力。他转达陈立夫意见，请潘把蒋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如周恩来能与蒋面谈，条件尚可斟酌。
潘汉年11月21日将与陈立夫第二次会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复电。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到上海见潘汉年，表示谈判不宜中断，建议潘汉年继续留在上海，安全问题他们负责。
11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断然拒绝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以张闻天、毛泽东署名的电报说：“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250)。见到潘汉年11月21日电报后，中共中央12月10日复电潘，明确指出：蒋介石没有抗日救亡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前提，我们“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辱红军的态度”，坚持“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251)。
历时一年的两党秘密接触至此以无结果结束，但它打破了近十年来两党隔绝的状态，为西安事变爆发后两党负责人直接谈判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