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

一　两广“六一”事变

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剪除异己，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这次事变的主要特点是打出“出兵抗日”的旗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两广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导火线是蒋介石要撤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消除两广半独立局面。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1931年2月，粤系领袖胡汉民因约法事件被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大权，树起反蒋旗帜。1932年蒋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11月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原广州非常会议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1932年1月陈济棠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其后把广东党政军的权力集于一身，登上了“南粤王”的宝座，并借助西南盟主胡汉民的资望及西南三机构招牌，与蒋介石抗衡。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利用上述情况，积极推动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抗衡蒋介石的“削夺”。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剿共”之时，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暂取容忍态度，蒋在能腾出手来时，就下决心剪除异己势力。1936年1月，蒋继染指川、黔、滇之后，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

蒋介石要解决西南地方割据，削夺两广，蓄谋已久。其首要目标是拉拢西南盟主胡汉民。早在1934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为名，诱胡北上，胡未为所动。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再次以调整负责人名义，提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拉胡入京，又为胡所拒。胡汉民一方面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对抗，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陈济棠，深感在粤无可作为，遂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1936年1月5日，胡汉民准备回国。蒋介石特派司法院长居正及叶楚伧、陈策专程去香港，准备把胡汉民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月7日，蒋又特派魏道明为蒋私人代表持蒋亲笔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并电胡入京主持中央大计。西南方面则先派了与胡关系密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刘芦隐、潘宜之、林翼中、李晓生到新加坡等候。陈济棠为拉住胡汉民，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并接受白崇禧提出的三点办法：（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顾。1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之邀，从香港到广州。陈济棠为他安排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大会，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1月30日，胡汉民电复蒋介石，以“须稍休养”为名，拒绝入京。胡居住广州，时而同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约见各界，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蒋对此极为忌恨，决心相机结束西南半独立局面，加强中央集权。就西南的政局来看，胡汉民为国民党元老，德望素著，推举胡做西南领袖，主掌西南党务和政事，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陈济棠担心独霸广东地盘，称雄南粤将受到胡的牵制，唯恐实权旁落。故陈济棠千方百计留住胡汉民，并非为了实施胡汉民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只是想用胡汉民作为与南京对抗的政治筹码而已。

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然从坐椅翻落在地，右侧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广州颙园逝世。胡汉民一死，两广靠山顿时倒塌，阵脚晃动，西南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蒋介石认为西南盟主胡汉民之死，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5月13日，蒋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次日，陈维周乘飞机往南京见蒋。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陈在南京探悉“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¹¹⁸⁾，企图挑起粤桂战争，拆散两广联盟。陈对此大惊失色，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地盘何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联合桂系共同反蒋。

蒋介石见陈济棠动作迟疑，于5月19日，以祭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到广州，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次日，由王宠惠出面，对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二）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三）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路费；（四）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重新任命；（五）统一币制。这五条实际上是要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¹¹⁹⁾。这也就是说，陈济棠必须从“南粤王”宝座上退下来，同时表明了蒋介石已把先收拾广西，稳住广东的战略方针，改为先解决广东，再吃掉广西，以实现各个击破，彻底解决两广问题。

陈济棠当即与前来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密商，催促李宗仁迅速到广州共商大计。时值华北日本侵华气焰嚣张，逼蒋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对华北大举增兵，威逼中国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一再退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陈济棠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个可供利用的借口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¹²⁰⁾。他致电李宗仁，认为全国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高，两广联合反蒋，唯有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白崇禧见陈济棠抗日反蒋意志坚决，势在必行，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另一方面，白崇禧认为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正集中在黄河流域，急于解决西北剿共问题，又要防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加上华北日本侵华局势吃紧，蒋介石决无余力可以南犯；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同情，扩大西南声势，退可以使蒋投鼠忌器，向西南让步。陈济棠敢于起事反蒋，还受其兄迷信阴阳五行、星相之术的陈维周及身边术士翁半玄的怂恿。陈维周入京谒蒋回粤后，对陈济棠说，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气运将尽，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术士们也进言，谓蒋气数已尽。伯公（陈济棠字伯南）运气正阳，不顺天应人取蒋而代之，还待何时。翁半玄为陈济棠扶乩，得“机不可失”⁽¹²¹⁾之语，加上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认定举兵反蒋时机已到。

李宗仁于5月20日飞抵广州，与陈济棠商议两广联合行动。两广方面为抗日反蒋着手军事部署。白崇禧与陆军少将、高级参谋刘斐到粤桂边境视察地形，并拟定出作战计划：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

两广方面的兵力如下：

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原有三个军，军长余汉谋、陈济棠、李扬敬，副军长李振球、张达、黄廷祯，每军三个师，师长是莫希德、叶肇、邓龙光、巫剑雄、李振良、李汉魂、黄质文、张瑞贵等，另外有独立师，师长黄任寰，一个教导师，师长缪培南，一个独立旅，旅长陈章，一个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四个警卫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事变时，又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扩编为四、五两个军，以黄任寰、缪培南为军长。粤军共有七十个团，共计二十万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两个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军军长夏威。临时又扩编两个军（包括第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师）。另外有作战能力的广西民团九十九个大队，共计约有十多万兵力。

两广兵力总计，陆军有三十万人以上；空军有广东六个中队，司令黄光锐；广西三个中队，司令林伟成；海军有广东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张之英。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于5月27日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打响“两广事变”的信号。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命令第一、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通过了给南京中央的呈文，并于次日以同样内容通电（即“冬”电）全国，宣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致诚，吁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¹²²⁾。同时，派出代表分赴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联络，欢迎全国要求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有关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蒋大计。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率先发出“支”电，护拥“冬”电，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广州市各团体在大东路省参议会礼堂开会，发起向西南当局请愿“出兵抗日，以救危亡”。同日，陈济棠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谓：“今日我民族已届生死关头，非抗日必无出路。”“冬”、“支”两电发出后，粤桂大造舆论，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争取各团体群众的响应。西南两机构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开始向湖南进军。

蒋介石对两广事件的发生虽甚为恼怒，但又故作镇静，未敢动用武力镇压。原因是：当时中央嫡系兵力正分散各地，在南方乘“追剿”红军长征之机，对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驻防，以求军、民、财等的“统一”；在北方则分出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又在洛阳、潼关一带驻重兵，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介石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左右。蒋原拟集中力量催逼张、杨剿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但两广事变使他不得不先着手解决两广问题，在军事上急令原驻贵州的薛岳部开往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移防粤东边境，令调甘丽初部集结衡阳；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将空军集中于赣、湘两省基地，以一部分海军集中厦门，海空协同陆军作战⁽¹²³⁾。此时，蒋重申“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任总会长，企图“以建设求统一”，笼络人心。蒋介石除从政治上对两广施加压力，并采用缓兵之计外，又派戴笠指挥军统特务进行反间、收买活动；还故作姿态，宣布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邀两广派员出席。6月7日，蒋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失于国际之间”⁽¹²⁴⁾，劝告两广不应同南京中央政府对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¹²⁵⁾。9日，蒋电陈济棠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的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以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¹²⁶⁾蒋在暗中却紧急调集两个军兵力，抢先控制了衡阳，监视两广军事行动。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复电西南两机构，令其转饬两广部队不得自由行动。10日，蒋再电陈济棠谓：“我全国军人听命党国，万不宜自由行动……务希严饬粤所有北进部队即日停止行进，迅速归复原防，以扫除谣诼与不安。”同时指出，倘两广继续行动，即为“地方将吏抗命”⁽¹²⁷⁾。蒋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复电蒋介石，申明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行动，只要求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并请中央指定北上路线、集中地点与供应军辎军火接济。同日，西南执行部发出真电，对蒋所谓“统一方能御侮”加以驳斥，揭露其无御侮之心：日本在华北用兵，未见向北开动一兵一卒，反而调集兵力向粤、桂压迫，要求国民党中央放弃贻误全国抗战之内战政策⁽¹²⁸⁾。

正当蒋介石对两广用兵之际，6月21日，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马”电，呼吁“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以图观察宁、粤双方局势动向。6月23日，蒋介石在复宋、韩的“梗”电中，表示两广问题将交由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并称中央“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¹²⁹⁾。意在争取宋、韩的支持，使他们不与两广采取一致行动。

两广打出“出兵抗日”旗帜后，粤、桂军队立即分别从湘赣两省边境向湖南推进。6月5日，桂系精锐强渡黄沙河，于6月6日进抵湖南永州，7月占领零陵。粤军也于6月9日进占郴县，直指衡阳，作出一举下长沙而直逼武汉之态势。部队所到之处，散发抗日传单，以争取沿途各界民众的支持。

两广“北上抗日”，必须借道湖南，首先要争取何键的支持。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何键一方面表示待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另一方面请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会员刘廷芳到南京与蒋介石联系，报告两广行动计划，表示对南京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兵力拨归中央直接指挥。此举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的奖赏，蒋立即派陈诚坐镇长沙，同时决定令调驻浏阳一带的中央军第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武胜关一带的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兼程南下。6月10日早晨6时左右，三个师师长等随中央军先头部队，比粤、桂军队早三个小时到达衡阳。桂军获悉中央军已全部达衡阳，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已到达祁阳的广西部队停止前进，此时，何键见形势对两广不利，不敢应允桂军借道湖南。李品仙联系湖南计划失败，怏怏而返。6月16日，陈济棠和李宗仁令粤桂军撤出湘境，同时发出“铣”电斥蒋“诬抗日为对内”，“指救国为异动”，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桂之中央军北上抗日”⁽¹³⁰⁾。

蒋介石为挫败两广事变，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方面对陈济棠部属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广东势力，以图搞垮陈济棠。其中戴笠运用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瓦解两广事变发挥了特殊作用。戴笠对南方地区的特务活动早有安排。1936年春天，他获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即派员加强该地区的特务力量。两广事变发生时，在广州方面的特务骨干有梁干乔等，在韶关方面有谢镇南等，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6月30日，戴笠等通过了与陈济棠发生过摩擦的陈策，收买广东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黄智刚，在从化机场率轻型轰炸机四架，收买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等在广州天河机场率驱逐机三架，分别北飞南昌投蒋。随后又有梅锦昭等率机四十架投蒋，并于7月5日在南昌联名发表倒陈拥蒋的通电。蒋介石立即封黄智刚为上尉队长，其余人员均晋升为上尉飞行员，发给赏金12万元。

针对上述情况，陈济棠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的所有飞机入库，并派宪兵在机场严加把守，将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扣押。但仍不能稳住粤军的阵脚。接踵而来的是发生李汉魂的“封金挂印”事件。李汉魂原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西绥靖区委员，因遭陈的猜忌被免去这两个职务，而委任以第二军副军长及东绥靖区委员的空衔。李因此心怀不满，于7月6日不辞而别，离开汕头，到香港后分别致电陈济棠和南京政府，表明了拥蒋倒陈的态度。同日，广东军政人员李洁之、黄涛、张健等也离穗赴港，联名发表致陈济棠的公开信，责其假借抗日，危害国家，劝陈不要做“亲痛仇快”之事。

在“两广事变”中，置陈济棠于绝境的分化事件，是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反戈一击，拥蒋倒陈。促使余汉谋投奔南京的原因有二：一是余汉谋与陈济棠早年就有积怨。1929年的两次粤桂战争中，陈济棠曾以余勾结徐景唐和李宗仁、白崇禧，并有私存枪械，擅权贪财等罪状，对其软禁，撤掉余第一旅旅长之职，余部对此不满，这是余倒陈拥蒋的潜因。二是蒋介石对陈部属长期进行分化收买的结果。早在1932年在江西“围剿”红军时期，蒋介石就通过陈诚手下干将上官云相（余汉谋的妻舅），与在赣南“剿共”的余汉谋来往甚密，对其进行收买活动，故此余汉谋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6月间，余汉谋奉陈济棠电召赴广州商量反蒋时，已经暗里进行倒陈拥蒋的准备，与邓龙光、李汉魂、莫希德等将领密谋反陈。7月5日，余汉谋从广州回到大余，立即召集他的3个师长及军部幕僚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回师倒陈拥蒋。会后，余汉谋致电蒋介石，报告陈抗日反蒋的计划。7月7日，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受命收拾粤局。蒋立即委余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军队，迅速回粤倒陈，除拨给军费200万元外，另给临时活动费100万元。余于7月9日致电粤军各将领，要求他们服从南京，号召粤军内部反陈势力行动起来。

余汉谋倒戈拥蒋，使“两广事变”形势急转直下，陈济棠被迫采取应急措施。7月8日、9日两天，召集何荦、张达、陈维周、黄光锐、陈章甫等开会，决定缩短防线，加强北江防务，并命令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虹率部撤出原驻地韶关，退至大坑口，控制由北南下的咽喉。桂军一师由梧州东下转赴北江，海军舰队集中黄埔待命。

7月10日，粤桂双方在广州达成两项协议：（一）成立第一、四两集团军的联合司令部，粤桂两军协同作战；（二）粤军采取内线作战部署。15日，西南政委会委任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四两集团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两广采取应变措施，竭其全力挽回危局。

是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南京开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最近两粤运动，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广东军事当局，即已首唱异议，自由行动，破坏党国纪律，摇动革命根基，虽经中央苦心之容忍，仍无悔悟之表示，律以国家之纪纲，宜为国民所不恕。”⁽¹³¹⁾7月13日，蒋又在中央纪念周上说：“我们也要有整饬纪纲，维持统一的决心和勇气，负起责任来，弭乱定变，决不能因外患严重而放弃平定内乱的工作；决不可因顾虑外患之压迫，就听少数地方军人破坏纪律，自由行动。”⁽¹³²⁾当天，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蒋介石又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取消第一、四两个集团军，并对陈济棠、李宗仁采取分化政策，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四路军总司令。

余汉谋部是陈济棠的主力，余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后，广东局势急剧恶化。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采取救粤保桂之策。7月1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飞广州，建议陈济棠把可靠的部队集结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妥善保存，伺机再起，还企图以桂军东下援助，挽救广东之危。

是日，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声明拥护“中央”，指责陈济棠称兵背叛中央。余通电说：“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限陈济棠24小时之内离开广东，“听命中央，释兵入京”⁽¹³³⁾。次日，余汉谋命令莫希德第一师回师广东，向韶关、翁源等地进发。因驻防韶关第二军军长张达已被余汉谋收买，不战而退。16日，莫希德的先头部队顺利进驻韶关。接着莫希德又以20万元的“伙食费”买通扼守大坑口的巫剑虹，巫部后撤至广州近郊江村。余汉谋不费一弹一卒，顺利推进，把主力部队集结在英德、军田一带，准备向广州发起攻击。巫是陈济棠的亲信，巫倒戈对陈是一个重大打击，北线失去防御屏障，使广州处于余汉谋的直接威胁之下。在这期间，直接发生第三军第九师两个团长通电倒陈，另一团长率队响应。原第九师师长邓龙光不辞而离穗，转入香港，萧佛成也离穗赴港。

7月17日，陈济棠私人代表陈光汉飞南京谒见蒋介石，带去陈致蒋的亲笔信，表示可“遵命下野”，但对粤事交余汉谋主持有异议，提请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未被蒋介石所接受。18日，蒋介石以“巧”电复陈济棠迎余汉谋就任。此时，又发生了导致陈济棠完全崩毁的事件。

独立的广东空军是陈济棠苦心经营的一张王牌。“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遣戴笠、郑介民携带巨款，同当时在香港的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谈判。双方议定广东空军反陈投蒋，每架飞机赏金二万元，飞行员官晋升一级，队长另加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朱家骅来穗祭奠胡汉民时，已经通过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兼广东航空学校学科主任张云的关系，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联系，获得了率机投蒋的许诺。此后，两人在广东空军内策动倒陈投蒋。7月上旬，有几架蒋介石方面的侦察机来广东空投传单，黄光锐、陈卓林借机献上加强空防，迎击蒋机的机谋。陈济棠不知是计，准其所请。18日清晨，广州天河机场大批飞机起飞，其中黄光锐、陈卓林乘飞机飞至香港新界降落，大部分北飞韶关、南雄。黄、陈飞抵港后，发出团结御侮通电，表示倒陈投蒋。这次由各中队长率领北飞的共有72架飞机，150名飞行员、机械员，在韶关受到余汉谋的接见，于20日飞赴南昌。陈济棠视为王牌的空军共六个中队，一百余架飞机，终于归顺了南京政府。

陈济棠已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绝境。17日晚11时，陈济棠面告李宗仁说，大势已去，决定一走了之，并赠以巨款和武器弹药，作为“散伙费”，劝李回桂处理善后。18日，陈济棠携带家眷乘英国“蛾号”军舰赴香港，并发出“巧”电宣布下野，声明自行解职离穗。电文称：“此次呈请中央领导抗日，不蒙鉴谅，致徒怀救国之心，未遂请缨之志。诚恐所部将士，因受外部压迫，发生内战，为免纠纷起见，特于昨日解除职务，乘舰离省。”⁽¹³⁴⁾同日致电余汉谋：“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¹³⁵⁾至此，陈济棠失去了“南粤王”的宝座，结束了他对广东的统治。

陈济棠出走香港，两广联盟解体，西南变局的重心移至广西。李宗仁派靠广西约十余万兵力，处内线作战之势，内部较粤团结，蒋介石一时无隙可乘，局面尚可维持。广东已失，唇亡齿寒，广西已成孤立势态。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后，也无进一步动作的良策。于是借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为由，采取“缓和”之策，于7月20日分电致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主张，如中枢真诚抗日，则广西军民效命驰驱”，请他们代为转达广西的态度。广西的这番表态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积极反应，蒋反而改变了原先准备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的打算，决定兵锋直指广西，企图一举了却多年的心腹之患。7月25日，蒋介石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撤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特委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同时，蒋介石命主力卫立煌部由广东北江方面从连山向广西富川、贺县、八步方向进逼；又以陈诚的第十八军由广东肇庆循西江而上，向广西梧州逼近；并以甘丽初部由湖南威胁桂林，令顾祝同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部由黔南压迫广西西北的宜山；再令余汉谋一部由广东高州一带围逼广西南部，一时大军云集，从四面压境的兵力不下四五十万。同时以空军对桂林、梧州一带上空进行连续威胁扰乱，企图从军政两方面威逼李、白就范。

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蒋介石擅自改变二中全会决定，派大兵压境，已将他们逼上梁山，非兵戎相见不可，当即召集黄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韦云淞、李任仁、潘宜之、刘斐、王公度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蒋如悍然进犯，即将武力抵抗，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并复电中央，指出蒋介石更调李宗仁、白崇禧原来广西绥靖署主任的职务，是“别有用心的”，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沉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任命“殊难遵令”⁽¹³⁶⁾。同时，在广西下达全民动员令，迅速扩编退役军人组成战斗部队，将民团改编为“别动队”，数天之内就编组二十一个师。7月下旬，桂系驻梧军政干部举行“效忠宣誓大会”，发表《告军民书》，“期望全部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¹³⁷⁾。南宁等地还举行刺血宣誓。李宗仁、白崇禧对外发表讲话，称决不因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白还派特使黄旭初赴香港邀请李济深，告以“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同时函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入桂重组十九路军。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陆续入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杨东莼、华南救国会代表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和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青年党，均有代表到南宁。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邓龙光、张文、翁照垣等也应邀来桂。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广西全省各界都发动了起来，学生纷纷入伍，老百姓订立《抗日公约》，民众抗日激情持续高涨。

广西当局在全国范围大造抗日声势，号召各方抗日力量，摆出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蒋介石看到用强硬压力不能逼广西就范，又闻广西将于8月1日组织独立抗日政府，恐局面再度恶化将不可收拾。到8月1日，未见广西就组府采取行动，遂于是日以“东”电向李、白解释两点：第一，调李宗仁、白崇禧任新职，是为了摆脱他们6月1日以来所处的困难境地，并实现国家统一，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第二，对李、白攻击他违反二中全会决议问题，诡称二中全会决议发表李、白广西绥署职务后，未见他们正式就职，以为他们一定有现实的困难，所以另调新职作为转圜，只要真心想完成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则任何命令都应该是乐于接受的；至说到任命地方官吏，本是政府的职权，全会也并没有不能变更的限制，断不能看作是违反决议、违法失信。蒋还在电文中警告李、白不可攻粤犯湘，如无视中央爱惜国力，企望和平，也决不容对内有用兵自残的举动，如果他们竟出兵邻省，只有自陷于绝境⁽¹³⁸⁾。实际上，当时整个局势不利于蒋介石对广西战事旷日持久。同日，黄绍竑到广州找程潜面见蒋介石，提出反对以军事解决广西问题的意见。黄绍竑说：“对广西用兵三个月，未必即能解决问题，当前日军集中多伦，绥东吃紧；西北国共两党对抗，形势亦未可乐观，似宜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以保全国家元气。”⁽¹³⁹⁾蒋介石亦看到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劝蒋毋断丧国家元气。在冯缓颊之下，蒋介石为了避免被广西长时间拖住，答应和平解决广西问题。以广西方面来讲，摆出欲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就是抓住蒋介石怕被拖进一场旷日持久战争这一个弱点上，逼蒋知难而退，以图保持广西割据一方之目的。李宗仁、白崇禧清楚知道单凭广西一省人力、财力去与蒋之中央军火并，弊多利少，对抗日也无利可言，因而也谋求“避免”战事之良策。蒋桂双方表面上调兵遣将，严阵以待，私下都在寻找转机。

自7月底至9月初这一个多月期间，蒋桂双方派出的使者开始频繁往来，一触即发的战局有了转机。7月30日起，蒋介石先后派香翰屏、邓世增、程潜、何应钦、陈诚、张任民、居正、朱培德等去南宁，对李、白进行疏导，以试探广西态度。8月10日，李宗仁、白崇禧委托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了解蒋之真实意图。蒋介石在黄埔立即见刘斐，刘斐转达李、白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看法。蒋与刘斐就此问题发生争执。刘斐最后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吧，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¹⁴⁰⁾刘斐回南宁向李、白汇报并商定和平的具体办法。李宗仁、白崇禧为此征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白：“真正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¹⁴¹⁾此时，中共方面赶抵广西的代表云广英，也按照中共中央在“两广事件”后，依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对中国抗日的指示精神，告诉李、白说，中共中央分析国内国际抗日形势的发展，宜将“抗日反蒋”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并向李、白表示了中共希望蒋、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的意见，希望看到广西方面“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¹⁴²⁾。李、白接受了中共、救国会及其他抗日力量的中肯意见，同意在蒋介石真正领导抗日的前提下接受和谈要求，并提出议和方案六条：（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决定，重新协调职务；（三）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六）和谈告成后，李、白通电服从中央领导⁽¹⁴³⁾。

8月21日，邓世增、唐星、舒宗鎏到广西斡旋和平，带回广西方面和平谈判条款。李、白获悉蒋基本接受和平条款后，于8月23日再次派刘斐以正式和谈代表身份赴广州见蒋介石，蒋对刘斐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¹⁴⁴⁾8月25日，李、白致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举行和平谈判。

9月2日、程潜、居正、朱培德飞抵南宁，并携带蒋介石致李、白的亲笔信开始正式和谈。根据六条原则达成以下各条协议：（一）重申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四）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五）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六）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七）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师，军费由中央支付；（八）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请蒋委员长以谈话方式宣告国人⁽¹⁴⁵⁾。程等三人于9月4日回广州向蒋复命。9月6日，刘斐致电李、白：“蒋5日在程潜寓所与居、程、朱以及辞修、季宽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6月发表。”⁽¹⁴⁶⁾是日，南京政府明令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回任浙江省主席。李、白遂于9月10日电程潜等，表示愿意接受新命，请中央派员监誓。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的举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咸惧。所幸中央当局，鉴于民众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并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¹⁴⁷⁾16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南宁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

9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白崇禧飞穗晤面，白夫人马佩璋深恐蒋介石食言，力阻白赴穗。李宗仁只好代白前往广州。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飞穗谒蒋。这是蒋介石、李宗仁自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会晤。据在场者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¹⁴⁸⁾。经过一场轩然大波之后，两广事变以和平方式结束。9月28日，蒋介石离粤赴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行营，委任何应钦负责处理。各路大军同时撤回原防⁽¹⁴⁹⁾。

两广事变的发生，再次表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而对日本执行妥协退让政策不得人心。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的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顺应了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二　绥远抗战

（一）绥远抗战的经过

绥远抗战发生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处于高潮，中国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过渡的阶段，是局部抗战中完全胜利的重大战役。

1．日军侵占绥远的图谋

绥远省位于内蒙古西部，是贯通华北和西北、联结内蒙与外蒙的重要战略地带。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后，便进而图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以绥、察为基地，建立“蒙古国”。它的计划是：“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¹⁵⁰⁾还打算在侵占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后建立“回回国”。而绥远就成为联结“满洲国”和“回回国”的纽带，进而成为日本肢解中国北疆的基地；侵占绥远也是日本便于“反共反苏”，称霸世界的需要。在日本看来，“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但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¹⁵¹⁾。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1936年2月在东京演讲日本大陆政策与“满”苏及内蒙的关系时称：“苏俄之武装外蒙，意在包围满洲国，而将日本大陆政策根本推翻。故主张日本应使内蒙古团结坚固，包含于日本势力，以使俄国远东作战大感困难。易言之，日本果将内蒙古之察、绥各地控制在握，则等于将苏俄势力下之外蒙古包围，军事上可占极优越地位。”⁽¹⁵²⁾日本控制了绥远，就可以对苏联造成自辽宁、热河、察哈尔、宁夏、甘肃直达新疆的铁壁包围圈，并在预想的对苏作战中从正面出击西伯利亚，将苏联截成两半，与德国法西斯侵略欧洲相呼应，以实现称霸世界的战略。日本陆相荒木贞夫认为：“如果日本不能在满蒙建立势力范围，日本将无法实现其最大理想。”⁽¹⁵³⁾当时日本军部正在为南进、北进问题争吵不休，夺取内蒙完成反苏包围圈，在持北进态度的关东军看来，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侵占绥远是想断绝中国接受苏联军援的通道。著名记者范长江撰文指出：日本图谋绥远还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它自认为可凭借其海军实力封锁中国沿海，以断绝国际对华的援助。只是在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联联合的可能，因此决定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日本“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他们所预定的这条封锁线，是从东北到西北，一条长蛇式的地形。这条长线的中心点，也可以说是封锁的津梁，是在绥远”⁽¹⁵⁴⁾。傅作义也认为：“敌人在长城以北，从察哈尔东边多伦起经过张北、商都、百灵庙，迤西经过阿拉善而达青海之北之额济纳为止，划成一条联络线。第一交通站，设有特务机关、无线电台、飞机场、防御工程，彼此节节联络，企图截断我对苏联的交通”⁽¹⁵⁵⁾；绥远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绥远若失，“则新疆、宁夏、陕西、山西都在敌人的掌中，而华北一带更成为日本的囊中物”，“不但我们的国难更形加重，即全民族的生存也受到最大的威胁了”⁽¹⁵⁶⁾。

1935年6月《秦土协定》签订后，察哈尔省主权遭到严重侵害，绥东屏障失去，日本图谋绥远的野心日炽。是年秋，日本在归绥设立特务机关，派羽山喜郎为特务机关长，进行绥远特殊化的阴谋活动，搜集我方情报，收买汉奸流氓，从事捣乱，制造事端，寻找侵略借口。他们在归绥更主要的工作是挑拨破坏蒙汉民族关系，唆使各蒙旗独立。羽山向绥远省政府提出取消“九一八纪念堂”和“长城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迫使傅作义分别将其改为公共会堂和烈士公园。羽山还在归绥挂出“羽山公馆”的牌子，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并有飞机经常往来绥、包两市，在包头修建了飞机库。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订了以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攻两手并用侵占绥远的计划，即《对内蒙措施要领》，内中指出：“对于绥远的傅作义将军，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如果可能，或者先行收买，努力使其行动符合于关东军的意图；但如果认为无论如何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时机，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¹⁵⁷⁾1936年1月，关东军制定了新的《对蒙（西北）措施要领》，决定“先对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重要部门进行整顿巩固，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之”⁽¹⁵⁸⁾。12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中井升太郎偕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和羽山喜郎往太原访阎锡山，又访傅作义，策动晋绥加入冀察政务委员会。3月28日，即将就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露骨地表示：“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的地带，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方面的势力之下，积极地可以成为进一步怀柔同民族的外蒙古的根据地，更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的陆上联系”，“日军数年来已对西部内蒙古逐步进行着工作，日本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将来更将其工作加以推进”⁽¹⁵⁹⁾。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古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察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步骑约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给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侵略者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从伪满洲国抽调骑兵5000人驻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并计划在必要时指挥伪满洲国军队和德王、李守信、王英的伪军合力占领绥远。

8月，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召集太原、归绥、张垣等地特务机关长和北平、塘沽等地驻军头目讨论如何加强对绥远的策反和入侵活动。23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由长春秘密飞往百灵庙，与德王、李守信等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侵绥事宜。9月，关东军批准了田中隆吉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并委任其负责实施。9日，伪蒙古军新募壮丁七八千人开往商都、德化，由日方派军官训练。15日，田中由长春飞抵天津，王英亦赴天津。随后王英携日方接济的六万元飞抵绥东。同月，板垣在化德飞机场检阅伪蒙古军，对几个月来的训练成绩表示满意。阅兵式结束后，当即由化德乘飞机赴伊盟札萨克旗和宁夏省所属阿拉善旗等地，对伊盟盟长沙王和阿旗的达理扎雅亲王进行拉拢。10月1日，任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到德化，与德王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侵占绥远，“首先进攻平地泉附近，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着进入归绥或大同”⁽¹⁶⁰⁾。蒙政会成立后，为削弱德王势力，国民政府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划归绥境蒙政会管辖，致使德王失去了富庶的产粮区，关东军西进的咽喉被扼住。德王和关东军都想夺回该四旗。王英一直希望重返河套，控制绥远。

10月，王英的“西北防共自治军”初步编成，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田中隆吉遂亲自策划侵占绥远。田中对德王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¹⁶¹⁾德王和王英都对此计划表示支持。日本完成了进攻绥远的准备：伪蒙古第一军部署于察、绥边境的尚义、兴和等县的边境线上，伪蒙古第二军部署于土木尔台迤北西至百灵庙之线，其第七师全部驻作为后方基地的百灵庙，“西北防共自治军”集结于察哈尔商都附近。

11月1日，李守信、王英部在商都集结步骑兵九千余人，在日军官指挥下建筑防御工事。王英部三千余人窜扰武川、陶林间黑山子，以分散傅作义兵力。5日，田中隆吉在嘉卜寺主持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德王、李守信、王英、张海鹏等与会。会议决定以“西北防共自治军”（11月3日改称“大汉义军”）、伪蒙古第一军主力进犯绥远。“西北防共自治军”由商都进攻红格尔图，伪蒙古第一军由张北以西的南壕堑进攻兴和，作第二线的支援。德王率领第五、六、八、九等师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守护后方，将百灵庙作为后方基地，派第七师驻守。得手后，以伪蒙古第一军由兴和出动，以伪蒙古第二军由绥北土尔木台出动，以穆克登宝伪蒙古骑兵第七师由百灵庙出动，分路进攻归绥。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会后，关东军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日飞临绥东及武川上空进行侦察活动。

面对日本对绥远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和晋绥地方当局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36年春蒋介石调集中央军五个师入晋，准备打击经过长征进入西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进行有限度的抵抗。9月18日，中央军小炮队1个大队开抵绥远。10月12日，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及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亦奉令入绥参战。同日，蒋致电阎锡山，决定调中央军第四、第二十一和第八十九三个师增援绥远。21日，蒋又电告阎，正在南京举行的中日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关于绥远的作战方针，蒋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两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¹⁶²⁾28日，蒋介石对记者表示：“对中日交涉，政府始终本既定方针守必要限度，以竭诚周旋，而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恢复，察北绥东匪祸之取缔，在我方尤为必要。”⁽¹⁶³⁾30日洛阳军事会议开会，傅作义向蒋介石、阎锡山汇报了绥远形势，取得了蒋“不亢不卑，相机应付”的默许⁽¹⁶⁴⁾。蒋同意傅进占百灵庙，赶走德王的伪蒙古军。

绥远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阎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傅作义抵抗日伪侵略。他对兵力作出新的部署：“第十九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有四个团在绥）及六十八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七旅（马延守部）、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炮兵四个团，为先遣入绥参加挺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军队，全数入绥挺战。先以六十八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用⁽¹⁶⁵⁾。8月9日，晋军第六十八师一部抵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战备。10月24日，傅作义赴洛阳向阎锡山请示作战有关问题。阎同意驻绥远的亲信王靖国第十九军和赵承绶骑一军及驻雁北李服膺部归傅指挥，以最近所筑国防工事为据点进行抗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委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布绥远作战部队序列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第一路军所部为第三十五军，附第二〇五旅（欠四〇七团），独立第七旅，补充第十二团，炮兵第二十一、二十九两团，及小炮大队（欠一、三中队）；（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十三军，附第七十二师，及炮兵第二十七团；（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六十八师，附炮兵第二十四团，及小炮第一、三中队；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指挥所部第七十师（欠二〇五旅），附独立第八旅；（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门炳岳为副司令，指挥骑兵第一、第二、第七师。

日本在绥远的侵略行径激起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愤怒，傅同日本在绥远的特务机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春，傅作义破坏了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在土默特旗总管署强设的专与德王通讯的无线电台一组，7月又毁掉羽山在伊盟札萨克旗政府所在地设立的无线电台，秋天阻止羽山在包头修建飞机库。傅作义自1936年初就开始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顶住关东军对其诱降的压力。8月18日，他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绥境人力、物力两感缺乏，而防匪之决心，并不因困难而稍感气馁。”“绥方对于将来之成功与否，并未作此计虑，但‘成仁’则已早有决心。”⁽¹⁶⁶⁾自24日起，傅作义亲赴各地视察，鼓动抗战，提出“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国耻”等口号。26日，板垣飞赴绥远，对傅作义游说，要求以百灵庙为中心，将阴山以北的蒙古地区划归德王管辖，傅和日方携手合作，由日方推举傅负整个华北责任，如不同意，德王将以武力解决，日方予以支持。傅作义坚定地表示：让不让我负华北责任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事务，要由国民政府去决定，至于德王如强行侵占绥远，我是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决不能听之任之。“友好必须以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前提。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不允许寸土受损失”⁽¹⁶⁷⁾。板垣又要求将绥东四旗划给德王，并说这些地方原是察哈尔省的蒙旗。傅作义说：那是中国法令早就划定的，不能更改⁽¹⁶⁸⁾。板垣还表示，德王参加防共，是有远见的，绥远当局应与他合作，共同完成防共大业；板垣甚至提出在局部地区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傅未作承诺，交涉没有结果⁽¹⁶⁹⁾。10月，傅作义去洛阳向蒋介石一再陈述准备反击日军及蒙奸，抗敌御侮的意见。11月3日，傅作义在归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凡扰害绥民治安者，当予以痛击。4日，傅偕骑兵司令赵承绶赴前线视察，与各部队讲话，表示誓保国土。

11月5日，德王对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式的通电，蛮横无理地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返处分。8日，傅作义复电逐项驳斥。蒋介石也电责德王，指出：“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¹⁷⁰⁾

得知日伪蒙军将进犯绥东的消息后，11月8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议抗敌对策。傅坚定地表示：“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¹⁷¹⁾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之敌的任务，由晋绥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和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一二八旅旅长董其武指挥；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晋绥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和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指挥。11日，绥远省府任命达密凌苏龙为绥东四旗剿匪司令。13日，就绥东作战问题，傅作义向彭毓斌和董其武面授机宜，任命彭为前线总指挥，董为副总指挥，并会商了作战部署问题。傅作义指出：“红格尔图是敌人进犯的重点，因为它东与察北日伪巢穴紧密相连，西与百灵庙遥相呼应，要打通西犯的通道，必定要夺取红格尔图这个咽喉要地。我们的对策是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红格尔图就是黄瓜的中间，我们不但要坚守住这个战略要点，还要在这里狠狠地挫败敌人。”⁽¹⁷²⁾

2．红格尔图战役

红格尔图是绥东的门户，是由察哈尔省西部商都县通往绥远的必经之地，又与百灵庙、大庙形成犄角之势，成为敌军进攻的首选目标。12日，日本侵略者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两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准备向红格尔图进犯。主攻兵力四千余人，日机六架和炮兵配合行动，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逼绥远省府归绥，同时从百灵庙和兴和两翼一齐包围，一举占领绥远。守卫红格尔图的晋绥军只有第二一八旅第四三六团第三营一个步兵连，骑兵团第二团两个骑兵连，共二百余人。此外，还有当地自卫队百余人。

13日夜，日伪先头部队同我守军发生前哨战，被我军击退。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猛烈冲击，我军奋勇还击，战至下午5时，击退敌军。15日凌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五千余名日伪军，在装甲车、飞机和野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先后七次发起猛烈冲击。我骑兵及当地保卫团分入碉堡应战，至下午6时击退敌人的进攻。当晚，我骑兵第二团团长张培勋率骑兵两个连星夜驰援。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15日夜傅作义、赵承绶亲赴集宁前线指挥。根据前线敌我态势，他们分析后认为，虽然正面敌军有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兴和诸路，但首先应该打击侵犯红格尔图之敌。这是因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王英部虽非敌人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部队庞大，挟其优势围攻我红格尔图孤军。如其得手，首战告捷，则可增长伪军的气势，威胁绥省民众，影响我军士气，并有可能西出绥西，构成对我军的严重危害；“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至兵力分散，处处薄弱，又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覆辙，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¹⁷³⁾16日上午傅作义发出作战命令：令董其武率所部抄袭敌后，为保守秘密，董其武快速运兵，董旅李作栋团、第二一一旅王雷震团、第六十八师李钟颐团、骑兵第一师周承章团、炮兵第二十五团杨茂材营，分别由卓资山、集宁星夜乘汽车开往红格尔图西的丹岱沟一带集结，限17日夜12时前到达。

17日拂晓，进击部队步、骑、炮兵已隐蔽集结于八苏木附近。夜11时，董其武在十二苏木召开秘密会议，下达进攻命令：董亲自指挥王雷震、李作栋团，各配属炮兵一个连，于18日凌晨2时分别向红格尔图东北的打拉村、土城子、七股地、二台子一带的日伪军进行包围袭击；骑兵第一师周团秘密迂回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截击溃退和增援之敌，并担任追击任务；其余为预备队随指挥部前进。各部队遵令开始行动，向打拉村、土城子等地之敌进行猛烈袭击。敌军仓促应战，战至拂晓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从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命仓皇东逃，田中隆吉和王英均在车中，我军未能截住。当晋绥军增援部队进攻打拉村、土城子等地敌军时，红格尔图我守军乘势出击，狠狠打击敌军。至19日上午7时，敌全线溃退。日伪军残部向北逃窜，南面之敌也由东面向北绕道而撤。我步骑兵追至察哈尔省境内的统令地，即停止追击。8时许，晋绥军骑兵第一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镇。至此，红格尔图保卫战胜利结束。

红格尔图战役进行七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七百余人，俘虏伪军三百余人，捣毁田中隆吉和王英司令部，俘虏王英部电台台长日人八牟礼吉、雇员松村利雄，缴获很多战利品，其中包括王英乘坐的马车、关东军使用的电台联络表和电报密码本。我方官兵及民众亦有相当伤亡。田中隆吉原以为绥远军队不堪一击，然而绥远方面既有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则是甫经编成，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弱。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1.5万人，日本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挥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助战。日伪军围攻红格尔图的图谋未能得逞。

当红格尔图战事激烈进行之际，17日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绥高级将领等十余人共商绥省军事。同日蒋介石自洛阳亲赴太原晤阎，18日在绥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略谓：“（一）晋、绥一般同志与全体将士，在国家最前线艰难奋斗，自强不息，本人时刻惦念，此来特表嘉佩慰劳之意；（二）绥东蒙伪匪军扰乱问题之性质与关系，虽至为重大，然政府已有充分准备与整个计划，以吾观之，实甚安全，无须惊异。现在吾人一切应以坚固宁静之态度沉着处理。”⁽¹⁷⁴⁾

红格尔图战役结束后，傅作义令董其武派李钟颐步兵团接替红格尔图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务；另派骑兵两个连驻防土木尔台；其余部队返回原驻地，待命行动。

田中隆吉和德王对其在红格尔图的失败大为恐慌，担心我军乘胜捣其老巢，遂召集李守信、王英等在商都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面加强商都、化德等地防务，一面由各地调遣部队再犯红格尔图。11月20日，王英令其副司令张万庆指挥安华亭、王子修等部向兴和县进犯。兴和县县长孟文仲指挥该县部队和地方团队将其击退。21日，三架日机飞至红格尔图上空投弹、扫射，被我守军用步枪击中其中一架的油箱，在飞回商都附近时焚毁。

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攻打百灵庙扫清了障碍，并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的士气，成为百灵庙战役的先声。

3．百灵庙战役

百灵庙是绥北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有名的大庙，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南通归绥、包头，北与外蒙古接壤，是绥北的政治、经济与交通中心。日本侵略者对百灵庙的地位极为重视。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指出：“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他们准备四万万元巨款，来完成这一工作。据今年上期所得消息，他们已用去六千万元。”这条长线的中心点在绥远，“而在绥远本部未被占领前，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日方并运来大批给养，“存在庙上的子弹有百万发以上，白面约有二三万袋”⁽¹⁷⁵⁾。德王投靠日军后，企图将百灵庙变为其在绥北的根据地，“近则以该地为中心，对绥蒙人士，威胁利诱，愚弄离间，以潜移默转其内向之心，远则以该地为根据，向西北延伸其政治侵略，期遂其蚕食鲸吞之欲”⁽¹⁷⁶⁾。11月初，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由化德经嘉卜寺绕过草地，开赴百灵庙。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害怕我军乘胜摧毁其伪政权，遂派王英部两个旅进占大庙，以增强百灵庙外围的防御力量，并令穆克登宝部沿百灵庙山顶、山腰、山脚构筑防御工事，积极备战。总计伪军兵力达一个多师，三千余人，并有日军指挥官四五十人。关东军还派要员到嘉卜寺召集田中隆吉、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增派日军官二百余人补充到各伪部队任指挥官，此外，还拟抽调伪满洲国军队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进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和绥北。田中隆吉因红格尔图战役失败，拟暂时放弃进攻绥东的计划，转而先向绥北进攻，认为绥北是傅作义军事防御的薄弱环节。

红格尔图战役胜利后，傅作义决心挟初战告捷之威，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对此予以支持。16日，蒋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¹⁷⁷⁾傅作义获悉敌人待机进犯绥东和绥北的企图后，18日发出电令，命令预定使用于百灵庙方向的各部队开始行动。20日傅在绥远新城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会议，指出日伪军可能在近期由百灵庙向绥北发动进攻，我军应在敌军未进攻前先发制人，出其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收复百灵庙。令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为前线总指挥，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限各部11月23日下午6时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50里附近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11月23日，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孙兰峰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说明敌军兵力部署，工事构成等情况后，下达作战命令：第二一一旅（欠第四二二团）附山炮一营，苏鲁通小炮大队、汽车队和装甲车为主攻部队，其所属第四一九团为左梯队，从百灵庙南面攻击；第四二一团（欠第一营）为右梯队，从百灵庙东面攻击，并抽调一部先期至该庙东北通滂河的大道上，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断敌归路；刘效曾步兵团为佯攻部队，由百灵庙以西地区先行向敌袭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骑兵团绕出百灵庙东北地区，与步兵右梯队协同由庙北面攻击。占领北山，控制敌飞机场，并追击败退之敌；步兵第四二一团第一营为预备队，位置于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高地附近；各部均须在23日夜12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开始向敌军攻击，并互相密切联系。

24日零时，我军突然发起猛攻。日伪军事先对我军的活动情况一无所知，从睡梦中惊醒，仓皇抵抗。第四一九团团长张成义亲率官兵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日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亲自指挥督战，集中全部火力阻止我军进攻，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十余挺轻重机枪，激战达三四个小时。敌人凭借工事火力顽强抵抗，我军进展较慢。这时离天明只有两小时，如在拂晓前不能结束战斗，天明后敌5000名援军赶到，再加上十多架飞机助战，百灵庙战局将会逆转。傅作义令孙兰峰孤注一掷，将山炮营推进至百灵庙南山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占领阵地，集中猛烈炮火向女儿山之敌发起摧毁性猛攻，掩护我装甲车队及步兵攻击前进。而后延伸射程向庙内固守之敌猛轰，支援步兵向庙内射击，并令预备队第四二一团第一营营长韩天春指挥装甲车车队，配以汽车多辆，共同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

我军在装甲车和炮火的掩护下，向敌军发起拂晓总攻，置生死于度外，视弹雨如无睹，敌阵地被我猛烈的炮火摧毁。我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山公路向敌军猛烈冲击，汽车六辆满载步兵也由最大的土山口冲入。敌军不支，纷向庙内撤退，我军追至庙内。这时刘效曾团和其他部队也向庙内敌人包围过来。张成义团长选拔敢死队突破庙前缺口，将前院后院分割数段。我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断了敌军后路。敌军惊慌失措，无心再守。恰在此时，伪蒙古军一排官兵二十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指挥官射击。盛岛角芳和穆克登宝见我军攻入庙内，援军又一时无望，绝望中急乘数辆汽车朝东北方向逃窜。孙兰峰令五辆汽车追击，因道路不熟，行驶过快，汽车陷入山涧沟渠，未能追上，敌人逃往大庙。伪军失去首领，全线崩溃，纷纷投降。激战至24日上午9时30分，我军收复了百灵庙。是役共打死日伪军三百余人，打伤六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缴获步兵炮三门，迫击炮六门，步枪六百余支，无线电台三部，汽油五百余桶，白面二万余袋，以及其他军用轻重器材。我军伤亡三百余人。百灵庙战役摧毁了日伪军在内蒙古西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地，拔掉了日伪侵略势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使其西侵绥远、宁夏，南窥山西、河北的图谋遭到挫折。

早在百灵庙战役之前，傅作义就设想了我军在收复后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作战部署：“袭击成功后，除留一部在庙构筑工事、向敌警戒外，应将主力立即撤出，控置于原集结地，故意示敌以庙方空虚，诱敌增加部队，向我反攻，则我主力临时进入，期能多杀敌人，并免初占庙时之敌机成群轰炸。”⁽¹⁷⁸⁾因此，按照原计划，傅作义除留一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连驻守诱敌外，其余主力于24日下午3时全部撤回二份子镇一带待命，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果然，日本侵略者对其在百灵庙的失败极不甘心，连日派飞机向集宁和百灵庙侦察、轰炸，准备反攻。11月28日晚，敌以汽车百余辆陆续运援军三千余人到大庙。同时王英率所部骑兵二千余人从商都以北绕过土木尔台，经草地窜至乌兰花一带。29日，田中隆吉和德王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大庙为基地，夺回百灵庙。

我军也在积极部署。28日，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在归绥举行军事会议，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策定将敌遮断，各个解决之方略”，即将王英伪军与大庙之敌加以分隔，集中绥军主力予以各个击破，实现既歼灭敌军，又保卫百灵庙和攻占大庙的一石三鸟的目的。按照这个方案作出军事部署：“一、以骑兵二师孙师长率该师（三个团）附炮两门，进出乌兰花，另以四二〇团附炮一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二、以二一一旅孙旅长，指挥第四二一团、补充第一团、炮兵两连、小炮四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四二一团现在庙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三、以四一九团附炮一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四、以独立第七旅之两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一个团。”⁽¹⁷⁹⁾

12月2日晚，盛岛角芳和王英的副司令雷中田率日伪军四千余人，乘百余辆汽车由大庙向百灵庙急进，3日拂晓发起进攻。我军高度戒备，发现了在西山坡反穿皮袄伪装成羊群的日伪军。孙兰峰旅长令警戒部队阻止敌人前进；令韩天春营的敢死队张振基连也将皮衣外翻，装扮成羊群绕道敌后，占领西山东南以左高地，居高临下，对敌人实施前后夹击；令山炮营集中火力射击伪装之敌，掩护敢死队进攻。这时庙东南及西北之敌以猛烈火力向我守军阵地进攻。孙兰峰又令韩天春营强袭敌之侧后。战斗从黎明至上午9时，激战三个多小时。我军全线出击，敌军不支溃败。是役打死打伤日伪军五百余人，俘虏二百余人，雷中田被当场击毙。

傅作义决定乘机收复大庙，4日上午召集孙长胜、李思温等开会，决定派孙长胜为收复大庙的前敌总指挥，指挥骑兵两个团、步兵李思温团，并附炮兵一个营、装甲车四辆、汽车一队，当晚出发收复大庙。6日，孙长胜指挥的骑兵第二师两个团及李思温团，在四子王府北黄草洼一带截断伪军王英部，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两个团也奉命在乌兰花以北向敌进逼。7日，李思温团由乌兰花出发，向伪军石玉山部前哨驻地发起攻击，歼敌一小股。8日，包围了石玉山部驻地哈拉伊力根。石玉山旅当即在阵地反正。在大庙，9日金宪章旅处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并将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缴械，10日正式通电反正。9日，我军向日伪残部发起攻击，敌向草地逃窜。我军派骑兵一部跟踪追击。上午10时，大庙被李思温团占领，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4日，傅作义令汤恩伯、门炳岳军挺进至绥东前线南壕堑一带，迫使王英部的王子修、安华亭两个旅20日反正。至此，日军对绥远的侵略遭到惨重的打击，其苦心培植的德王、李守信、王英部等的卖国势力被摧毁。

绥远抗战，历时五个多月，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连，收复了百灵庙、大庙等战略要点，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粉碎了日军西进绥远，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绥远抗战，作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

（二）全国各界援绥运动和绥远抗战的意义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引起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

绥远抗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于1936年8月和10月两次致函傅作义称：“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¹⁸⁰⁾红格尔图首挫敌锋后，11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向傅作义发出贺电称：“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¹⁸¹⁾收复百灵庙的消息11月24日中午传到全国各地后，民心振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说：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以南汉宸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携带题有“为国御侮”的锦旗和致前方将士的慰问信赴绥慰问。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各军发出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援助绥远抗日将士⁽¹⁸²⁾。

全国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绥远问题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对绥远的安全应负完全的责任，应该发动全国规模的抗战，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国内外向傅作义将军和前方抗日将士祝贺和慰问的电信纷至沓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还组成团体，到绥做战地服务工作。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冲破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阻挠，发起绝食一天和停火节煤活动，捐款援绥，并积极发动组织全市各界援助绥远抗战委员会。北平学生发起万件皮衣劳军运动，并成立义勇军、救护队、慰劳队等组织，直赴前线参加工作。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赴绥远访问我军收复百灵庙的经过，回平津后专门发行了号外进行宣传。天津学界发起募捐二十辆汽车及万件绒衣劳军运动。南开学生联合会内推代表赴绥慰问。法商学院各处停伙三日，节款作捐款，该校国剧及话剧社公演助捐。天津市男女青年会分别组织募款委员会。上海日商纱厂的四万五千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举行罢工。上海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先后成立了各界援绥后援会。上海市文化界成立绥远剿匪后援会。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举行全体理事会，通告全市各中等学校，努力募捐。上海市妇女界成立绥远剿匪慰劳会，议决募集手套十万双、丝绵背心五万件。中国佛教徒会员代表大会开会，决议致电蒋介石和傅作义，表示慰问。全国邮务总工会发起援绥捐，通令全国邮工踊跃输将。上海三十五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的募捐活动。上海市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赴绥远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著名音乐家吕骥写了一首《三十五军军歌》，亲自到部队教唱，并向各地军民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作家谢冰心为绥远抗战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写小传。上海联华电影公司导演和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制片厂导演赴绥远战地拍摄纪录影片。国民党沪市党部召集各机关团体，商讨组织沪市国民贡献一日推行委员会。在南京，上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下至乞丐、妓女都踊跃参加了捐款活动。南京各界救国会发起援绥军民抗日运动，并成立“南京各界援绥后援会”。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除亲赴绥远前线视察外，并发表慰勉将士书。南京市工人福利会通知各工会转饬各会员，节食三日，移充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津浦全路员工发起捐薪一日活动。青岛各界成立慰劳前方将士会，参加者数十团体，规定募捐办法。浙江慈溪县南乡富孀陈氏，其夫在东北从事矿业时被日军惨杀，见绥战又起，痛心往事，感到国事日急，遂倾其家产输助绥军，遗书家人，服毒自杀。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开代表会，议决联合组织援助前线将士会。广州培正中学教员捐款千余元。蚌埠各校师生绝食一日，捐款慰劳绥远将士。郑州各界纷纷发起捐款活动。汉口市工界召集各业工会代表会议，决定全市工界以一日收入慰劳绥远将士。重庆市民对绥事极为关注，除致电慰问傅作义外，学生在市中募捐，各界捐款，情绪热烈。济南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联名致电慰问前敌将士，并由全体新闻界先捐300元，同时决定各报一律代收慰劳捐款。山东中等以上校联会决定全省各校教职员以一日所得援助。齐鲁大学师生工友组织慰劳将士劝捐团。该校华山足球队联合其他球队举行慰劳绥远将士募捐球类比赛。湖南常识指导会联络各人民团体组织援助绥远将士委员会。湖南省党部捐薪一日。《国民日报》社联合上海银行募款。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和西安学联发起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表宣言，要求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晋、绥两省在日本的留学生捐款慰问绥远抗日将士；留学德国的绥远学生秦丰川向留学生作绥远抗战的报告。绥远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呼吁全国援绥。绥远旅平同乡绝食一日，集资慰劳绥远将士。归绥教育界同人联合会为绥远将士购置皮衣募捐。土默特旗中学全体学生绝食一天，捐助前线将士。绥远国术馆通电全国国术馆，发起全国国术界募捐援助前线将士运动。绥远民众教育馆召集各街长商定民众援助办法，扩大宣传，普遍募捐。山西省各将领纷纷捐款。太原女子师范看护队二十余人为伤兵服务。太原山西陆军监狱全体监犯绝食一天，节省囚粮捐献绥东抗敌将士。

上海、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及其他城市的民众团体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相继于途，每日必十余起。全国各地先后赴绥远慰劳的有：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组成的绥远剿匪慰劳救护会推举的代表黄炎培等；北平市民战地服务团；清华大学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等的代表朱自清教授等；西安各界抗日援绥大会代表团；旅陕东北民众慰劳绥远抗战代表团；两广代表团。

绥远抗战得到了绥远境内具有爱国思想的蒙古王公的支持。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率领的一支武装在守卫绥东十二苏木一带防线，攻击伪军王英部的战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石王和其夫人也亲率蒙军在前线作战。蒙古族上层中不少深明大义的有识之士表示，“大多数的蒙人，深深地坚信着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只有团结凝固我们民族各个分子、各种民族，才能阻遏当前侵略者的进攻”⁽¹⁸³⁾。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对绥远抗战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将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5万元，并组织“出察援绥军”准备北上。阎锡山遵父命将遗产87万元捐献绥远抗日将士。其他将领如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宋哲元、商震等都表示了对绥远抗战的声援。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不远万里捐赠药品、服装和钱财，并撰写了《傅作义高义》一文，颂扬绥远抗战。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致电傅作义，表示侨民誓为后盾。伦敦华商协会汇款2000元。华侨慰问团见塞外运输不便，捐献200辆载重汽车和2000件皮衣给前方将士。

据估计绥远前线收到的慰劳物资和现款，合计在三百万元以上。

绥远抗战在中国的局部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范长江称：“红格尔图与百灵庙两次战争，只是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¹⁸⁴⁾

绥远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吞并绥远的阴谋，迫使其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在绥战中，德王嫡系第七师全部覆灭；关东军精选的10名精通蒙、俄文的日本高级特务有7人丧生；在南京政府要求下，日本不得不撤走青、绥、宁地区的日本侨民；日军被迫撤消其在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日本在绥远惨淡经营的侵略资本丧失殆尽，不得不调整其侵略步伐。1937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内蒙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基调是“暂缓举起以前企图纠合整个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族，造成大同团结的泛蒙古运动的旗帜”。为此，关东军提出伪蒙古军自动停战，必要时发表和平宣言；解散王英的“谋略部队”；对绥远、山西、南京等其他中国方面的政权，不进行特别工作；确保《秦土协定》；“蒙古军政府”改组等紧急措施⁽¹⁸⁵⁾。15日，日本陆军部也作出《内蒙军整顿要领》的决定，提出要确保锡盟和察东为范围的内蒙地区，巩固其治安，整顿蒙古军⁽¹⁸⁶⁾。“在日本方面，事前虽认真研究了对华政策，但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允许对改变政策有所犹豫。1937年4月6日，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指导方案’。这一新政策明确规定了‘不要进行华北分治，或打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放弃了过去的华北分治方针。政府开始积极调整日中邦交。这是外交政策的空前转变”⁽¹⁸⁷⁾。

绥远抗战中“我军坚守阵地，官兵誓死与阵地共存亡，个个英勇奋发，不时跳出战壕同敌拼杀”⁽¹⁸⁸⁾。爱国将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精神。傅作义表示：“岳武穆三十八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三十八岁，为抗日死而无怨。”⁽¹⁸⁹⁾“我以为今天的中国应下决心，不以利害来决定我们的行动，而应以牺牲的精神来博取最后的胜利！”⁽¹⁹⁰⁾“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战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¹⁹¹⁾百灵庙大捷后，在为此役举行的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于右任写的挽联“梦魂东四省，血泪大青山。”讴歌了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

绥远抗战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蒋介石的“安内必先攘外”的误国政策遭受挫折，迟滞了其欲再次发动“剿共”内战的企图。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也使国民党“剿共”部队人心涣散。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在《致蒋介石书》中说：“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极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¹⁹²⁾中共中央认为：“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¹⁹³⁾

张学良一直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曾作为其部下的傅作义因绥战而成了抗日的英雄，也激发了他的爱国心。绥远、陕西唇亡齿寒，广大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一些东北军将领向张学良痛哭，呼吁即使国民党中央不同意，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请缨抗敌书》，表示：“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¹⁹⁴⁾张学良的抗战请求被蒋介石所拒绝，认为有悖于他的“安内攘外”“剿共”政策，因而引起张的不满。这与张学良、杨虎城随后在西安发动兵谏，不无关系。

绥远抗战也影响到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因绥战的胜利，对日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百灵庙战役胜利结束的当日电责德王轻启战端，并指出百灵庙为绥蒙区域，应遵前令，一律迁出。11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30日，蒋介石发出贺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最大之关键。”⁽¹⁹⁵⁾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奉令前往绥远实地收集日本卷入绥战的证据，30日返回南京，准备在中日第八轮谈判中提出。12月7日，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绥远事件妨碍了外交的进行。蒋介石决定结束1936年9月因成都事件而进行的张群与川越的谈判。《东京朝日新闻》云：“绥事发生后，中日交涉搁浅，交涉前途阴云笼罩，岂非事实。自张外长与川越大使第七次会见以来，虽已达到最后解决之一步，而直至今日尚在迁延不决中，且中国态度反而强化，不特不听从华北与防共两主张，甚且对已经意见一致之诸问题，亦不拟作成具体案。此盖绥东问题有以致之。非特此也，中国拟将借题发挥，抗日情绪尖锐强化之形势又将出现。”⁽¹⁹⁶⁾

三　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趋向强硬

（一）改变对日政策的国内外条件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由软弱趋向强硬，由妥协改为抵制，是从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开始的。而华北事变后，促使南京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染指华北，威胁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1935年华北事变时，南京再次屈服于日本压力，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免职，撤销了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把驻守华北的中央军和于学忠部五十一军南调，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党部亦被撤销。蒋介石的嫡系势力已被迫撤出华北。面对这种局面，蒋6月21日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颇为感慨地说：“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¹⁹⁷⁾在蒋介石看来，日本侵占东北，他采取不承认、不交涉、等待国联解决的方针，还可维持一时，况且他的势力从未直接控制过那里；现在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情况大不相同了。华北位于长城之内，素称中国本部，是中国的腹地，是东北通向华中、西北的咽喉要道。华北的安危，关系到中国的半壁江山。日本染指华北，对南京构成了直接威胁。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不得不考虑改变对日政策。

其次，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走私，严重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来源。《塘沽协定》后，冀东成了“非武装区”，为日本在这里走私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1935年夏、秋以后，在日本武力逼迫下，中国撤销了在长城线上的缉私巡逻人员和秦皇岛至芦台沿海的缉私巡逻船只，日本在华北的走私就更加畅行无阻并公开化了。日本从海路和陆路将大批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呢绒、布匹等偷运入境，又将大量白银偷运出境。日本的走私，不仅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也使南京政府的税收锐减。关税历来在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35年全年税收的88％，系来自秦皇岛至宁波的21个海关的关税。据中国海关当局统计，因日本在华北走私使关税蒙受的损失：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为2550多万元；1936年4月一个月，即损失800万元。如果“每月损失以八百万元计，则每年损失将达一万万元”，几乎是全年税收的三分之一⁽¹⁹⁸⁾。正因为日本在华北的走私严重威胁了南京的财政来源，南京外交部从1935年9月至1936年5月，先后五次向日方提出抗议，但均无结果，南京与日本的矛盾进一步深化。

第三，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国的矛盾。“九·一八”时，英美姑息和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希望它继续北上，将矛头对准苏联；可是，日军在侵占东三省后并未北上进攻苏联，而是移师南下，并在1934年4月发表“天羽声明”，公开表示要排挤英美在华势力，把中国视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时，英美以共同支配中国的“九国公约”为武器，反对日本企图关闭中国门户，独吞中国。1935年后，日本对华北的步步进逼及疯狂走私活动，威胁和影响了英美在华利益。就在日本竭力策动华北“自治”时，英国外交大臣12月2日对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英政府对华政策，以九国公约原则为依归”，并表示英国对华北局势的发展“甚所关切”，“已与美政府有所接洽，在东京亦有表示”⁽¹⁹⁹⁾。美国国务卿赫尔12月5日对报界发表谈话，声称华北事态的发展，“为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国家所关心”，“美国就是这种国家之一”，他说：在中国华北，有“相当多的美国侨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注视着该地区发生的事情”。赫尔要求日本政府对其“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²⁰⁰⁾。英美外交首脑的讲话表明英美两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反对日本正在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反对日本独吞中国的行动。英美的这种态度，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

第四，促使南京政府1935年后改变对日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得手。蒋在1935年末写的《自记民国二十四年中之所感》一文中说：“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²⁰¹⁾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后，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²⁰²⁾

最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阶层人民日益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内部因反日情绪的增长而进一步分化，也是南京政府改变对日屈辱外交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前发生的华北事变中，南京政府对日本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基本上还是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当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南京的态度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采取了抵制态度，如本书前章述。

（二）拒绝“广田三原则”

日本内阁经过长期酝酿，于1935年10月4日通过了由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中日满三国关系须常能保持圆满”，中国最好承认伪满洲国，起码“对于满洲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防止赤化”，“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日本自知这种独霸中国的行为必引起别国干涉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10月8日广田外相在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通报“广田三原则”时，特别叮嘱“勿向外公表，以免惹起实行上之障碍”⁽²⁰³⁾。

南京政府认为“广田三原则”内容严重，必须严肃对待。10月13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说：广田三原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是要中国“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所以“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²⁰⁴⁾。怎样对待“广田三原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忆说：“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蒋介石既不想立即抗日，也不准备降日，便采取了“拖”的方针，即不断然公开反对，也不无条件接受，而是提出一些日方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与之讨价还价。

10月20日，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照会日本外相广田，对其提出的对华三原则作了正式答复。关于广田所提第一点，指出“中国本无以夷制夷之意”，今后“中国与其他各国关系事件，决不使中日关系受不良之影响”，“日本与其他各国事件，亦须对于中国采取同样之方针”。关于广田所提第二点，声明中国对于东北现状，“决不用和平以外之方法，以引起变端”。关于广田所提第三点，声称如日本对中国采取友善态度，中国拟与日本协商“中国北部一带之境界地方，应如何防范”。蒋作宾在照会中强调：除满洲问题外，日本必须一切回复到“九一八”以前之状态，必须立即撤销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以谋中国地方秩序之安宁及中日关系之根本改善”⁽²⁰⁵⁾。

就在蒋作宾照会日本外务省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会见日本大使有吉。此时土肥原正在华北大肆策动“自治”，蒋介石要求日本停止分裂华北的行动，他对有吉表示他本人对“广田三原则”“不但赞成，且欲促其实践”⁽²⁰⁶⁾。其实这是一种幻想，“华北自治”和“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内阁于10月4日同时通过的两项侵华政策，它决不会轻易放弃其中任何一项。

正因为蒋介石有上述表示，一个月后，有吉在与南京新任外交部长张群会谈时，一开始便问：日本所提三原则，蒋介石上月20日已表示无条件赞同，“贵部长之意见如何？”张群回答说：蒋介石对日本所提的三原则“绝非无条件的赞同”，而是要求日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谈”。在谈到根本解决中日关系问题时，有吉再次要求中方承认伪满洲国，张群断然拒绝，并要求日本停止策动“华北自治”、分裂中国的行动。此时，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反日爱国浪潮正席卷神州大地，有吉向张群提出：“学生运动逐渐扩大，殊堪忧虑，拟请注意。”张群除表示南京政府十分注意，已采取压制措施外，还向有吉说：“学生何以有此举动，应请贵方亦特别加以认识。”⁽²⁰⁷⁾其意十分明显，即是说学生运动的兴起，是由日本的侵略行动引起的。

日本外相广田于1936年1月21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声称中国政府对“广田三原则”已“充分谅解”，“表示了赞成的意思”⁽²⁰⁸⁾。第二天，南京外交部发言人奉命予以否认，说日本提出的“广田三原则”“措词过涉空泛，无从商讨。当要求日方提示其具体内容，日方迄今尚未提出”，并指出广田在国会所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²⁰⁹⁾。

日本把“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1936年3月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到任后，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与张群接连会谈三次，要求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张群则反对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两国的基础，并提出调整中日邦交，最正当的办法应从东北问题谈起。张群还向日本大使表示：“非满洲问题解决，则不能谈共同防共问题”，起码亦应先行设法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²¹⁰⁾。会谈以无结果告终。日本强迫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企图没有得逞。

（三）张群、川越会谈

1936年日本“二二六”政变后，广田弘毅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加快了侵华步伐。4月18日，日本军部根据内阁决定将驻华北的日军增加三倍以上，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从5月起，大批日军涌入华北，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南京政府反对日本增兵华北，驻日大使许世英于6月1日奉命约见日外相有田，“严重诘问日本在华北增兵事，谓中国政府以为日本不应出此”⁽²¹¹⁾。随后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对日本侵略采取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日趋明朗化。

日本侵略者不断在中国滋事寻衅，制造事端，借机向中国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日本当局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强行在成都设领事馆，激起四川人民反抗，8月24日发生成都事件。9月3日广东又发生了北海事件。为解决这些事件，从9月5日到12月3日，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会谈了七次。在此期间，南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也会谈了十多次。

交涉既由成都事件引起，张群主张会谈应集中解决成都事件，不要与整个调整两国关系混为一谈；而川越则认为“蓉案不难解决，但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他借机向中方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一、取缔排日问题；二、华北问题；三、共同防共问题；四、减低入口税问题；五、上海、福冈间中日民用航空联络问题；六、聘用日籍顾问问题；七、取缔鲜人问题。他说中方只有“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方显出“中国方面的诚意”⁽²¹²⁾。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方的这些无理要求。在9月23日和后来的几次会谈中，张群向川越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对日方的7项无理要求逐一批驳。关于“取缔排日”问题，张群说：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日本的侵略行为激起的，中国“政府当局能够制止公开的行为，却不可能制止国人的感情”，如要“除去这种恶感，日本方面要避免以武力干涉或高压手段来对待中国”，“须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及行政的统一”⁽²¹³⁾。关于“华北问题”，张群说：“倘日方之真意，不在平等互惠之经济合作，而在华北之政治及财政方面，甚至欲造成独立或半独立之政权，则此种计划，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绝无商讨之余地。”⁽²¹⁴⁾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张群说：日本在“广田三原则”中提出“共同防共”，原来中方予以拒绝；“现在打算使国策来一个大转换，且作为‘对日诚意’的一大表示”，故拟与日方讨论此问题，但“防共”范围“只限于从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绥远、包头之线以北，而且其方法以防御为主，而不以攻击为目的”⁽²¹⁵⁾。日本要求将防共线往西延至山西雁门关，并要求在上海互换有关情报。这些遭到张群拒绝。在11月10日的会谈中，川越透露其反苏目的，表示：“日本因对俄关系在远东责任非常重大，故对北境一带之共同防共甚为重视。”他威胁说：“若中国连此问题亦不肯谈，日本将发表中国已答应变更国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之谈话内容。”张群当即表示：“发表亦无不可”，并针锋相对地说：“若贵方发表，我方亦可将一切情形发表。”⁽²¹⁶⁾关于“减低入口税”问题，张群拒绝了日方希望参加修订税率的要求，并要求日方停止走私、不要妨害中方的缉私行动。关于“上海、福冈间通航”问题，张群向川越指出：此事“与贵国飞机之侵犯我国领空事件有连带关系”，日本飞机“在华北之不法举动不早解决，则上海、福冈间之联航问题殊难谈到”⁽²¹⁷⁾。关于“聘用日籍顾问”问题，张群说：“须待关系得到相当调整时机到来时方可办理，不能作为要求。”⁽²¹⁸⁾关于“取缔非法鲜人”问题，张群说：“日方如指明事实及确实地点，我方可协助缉捕。其在中国各地（尤其华北一带）之非法日籍人民（尤其是鲜人及台人），日方官宪尤须从严惩办。”⁽²¹⁹⁾

张群根据蒋介石指示，在9月23日和12月3日的会谈中向日方提出了反要求。他对川越说：“《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及走私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²²⁰⁾调整国交谈判开始不久，蒋介石10月8日在南京接见川越，强调指出，在调整中日国交中，中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蒋指派张群与川越会谈，并向川越声明：“张部长之意见，即政府之意见。”⁽²²¹⁾

在12月3日最后一次会谈中，张群针对不久前发生的绥远事件和青岛事件，揭露和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张群说：绥远事件，“据调查报告匪伪军中确有日本军人、日本飞机及日本各种新式武器”。关于青岛事件，张群揭露日方因一日纱厂闹工潮突将全部纱厂关闭，并派7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闯入中国机关，搜去重要文件，捕去公务员多人。张指出：“此种不法行为，不独足以激动风潮，实属侵害我国主权。”他要求日方“立将派驻各处陆战军撤退，恢复纱厂原状，即日分别释放送还不法逮捕之人员及擅取之文件”⁽²²²⁾。

川越在12月3日会谈中宣读了他事前单方面起草的“会谈备忘录”。张群当即指出，“备忘录”与历次会谈情形显有不符之处，表示不能接受。可是川越竟将“备忘录”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南京外交部当即将此件退回。第二天，须磨又将此件送到南京外交部。12月4日，南京外交部再派人将“备忘录”退还须磨，并在公函中指出：“此件既非过去双方谈话之正确记载，不能作为参证之根据。”⁽²²³⁾12月7日，南京外交部正式公布了张群先后与有田、川越会谈的经过，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