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学发掘的甲骨文

在甲骨的私人挖掘时期，甲骨出土坑位不明，地面下堆积的层次及遗址、遗迹、遗物等往往遭到破坏。同时有不少外国传教士乘机抢购，甚至偷运到国外，使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遭受严重损失。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开始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发掘的目标首先是“殷墟”。

“殷墟”一词，首先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杜预注：“殷虚，朝歌也。”据史书记载，帝辛都朝歌⁽⁶³⁾。《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在这里，“殷虚”是指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五里洹水沿岸的小屯村一带，是商朝后期殷王朝的都城遗址。

从1928年秋季至1937年春季，中央研究院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寻找甲骨文和其他遗物，后来也注意到宫室遗址和陵墓的发掘。十五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八片。第一至第九次接连在小屯村工作，所得甲骨文字收入《殷虚文字甲编》（简称《甲编》）。第十至第十二次工作的重点，转至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殷代陵墓，没有得到甲骨文字。第十三至第十五次又回到小屯村进行发掘，并集中在村北的B、C两区，所得甲骨文字收入《殷虚文字乙编》（简称《乙编》）。这些科学发掘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同出的器物，并且绝对地排除了伪片。

《甲编》，由董作宾主编，1948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董作宾，字彦堂，河南南阳人，生于1895年，卒于1963年。1923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筹备处成立于广州，受聘为通讯员，调查殷墟甲骨文字出土情形。史语所成立后，受聘为编辑员，主持殷墟第一次发掘工作。1932年改聘为专任研究员。自后殷墟发掘皆参与其事，和李济、梁思永均为科学发掘的主持者。

《甲编》拓片共有三千九百四十二号，其中三千九百三十八号为甲骨文字，此外还有兽头刻辞三件和鹿角器一件。为了表明这批甲骨是科学发掘的产物，全书的编排方法不是按分期分类，而是依照出土的先后次序排列。为方便读者参检，每片附有两种号码，即拓本号和发掘时在实物上所编的登记号。登记号从左向右读，第一组数字表示发掘次数，第二组数字表示出土物品的种类；“0”是有字龟甲，“1”是无字龟甲，“2”是有字骨版，“3”是无字骨版，该书只收“0”“2”两类。第三位以下的数字是出土物品的号数。如：“3871．2．0139”，3871为《甲编》拓本编号，1．2．0139表示这一片为第一次发掘（1），是有字骨版（2）；出土编号是0139。引用时只写拓本号即可。

《甲编》2121至2124著录了四版大龟，董作宾曾据此作《大龟四版考释》⁽⁶⁴⁾。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对于卜辞中常见的“卜”字之下“贞”字之上的一个字的内涵的确认，以前都以为是贞卜的事项，自从大龟四版出世，董作宾发现它是人名，由是建立了“贞人”说。贞人是殷代记事的史官，以同时期的史官，确定同一的年代，在断代研究上找到了一个最为确实有力的凭证，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以后董作宾又根据贞人推演出分期断代的十个标准，于1933年发表了他的名著——《甲骨文断代研究例》⁽⁶⁵⁾。他所提出的十个断代标准是：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据此标准将盘庚至帝辛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

第二期，祖庚、祖甲；

第三期，廪辛、康丁；

第四期，武乙、文丁；

第五期，帝乙、帝辛。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新材料不断出土，以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关于甲骨文分期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推进。李学勤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⁶⁶⁾，打破了“历组卜辞”属于武乙、文丁时期的传统看法，根据字体的演变，卜辞的文例，卜辞的人名、事项、称谓等五个方面，认为“历组卜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引起了甲骨学研究者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⁶⁷⁾

《甲编》3933至3938是六个完整的龟腹甲，3939为背甲，通称为“大龟七版”，是1934年春第九次发掘殷墟时，于侯家庄南地出土，同属廪辛、康丁时期。这七版甲骨不仅片大，而且满版皆字，除贞人“口”有二卜之外，均属贞人“”所卜。据统计“”所记之辞有一百三十五次之多⁽⁶⁸⁾。

《甲编》1647，是有关用黄吕（指铜）作盘的卜辞，属廪辛、康丁时期。此辞稍残，《金璋》511辞较完整，是关于铸黄吕的卜辞，属帝乙、帝辛时期。这都是有关商代冶铸的重要史料⁽⁶⁹⁾。《金璋》511是摹写本，拓本见《英藏》2567，原骨现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甲编》3353是有关殷的封国“六”向殷王贡龟的卜辞。六，是地名，地处江淮之间，当今安徽六安，是殷的封国。此辞卜问：让去祭祀从“六”地入贡的龟是否顺利。此为第三卜，另外《佚》991和《续存》下44是同文卜辞，为第一卜。此外，甲骨文中有“妇六”（北京大学藏骨）、“六圉”（《乙编》9051）、“祸六”（《乙编》8888）、“不祸六”（《乙编》8725）等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六”国和殷王朝的关系⁽⁷⁰⁾。

《甲编》2399+2414（正）、《甲编》2400+2415（反），是有关羌奴暴动的重要史料。拼合版著录于《殷虚文字缀合》36正、反和《甲编考释》后附图版102、103。正面是五条卜旬之辞，分别在癸卯、癸丑、癸亥、癸酉、癸未日卜问今后十天之内有无祸患。卜骨的反面内容与正面相接，是癸丑日卜旬之辞的验辞。内容是，殷王亲自视兆判定吉凶说：有祸祟！……第三天乙卯将有不祥之兆……情况异常。第八日庚申又有祸祟，有雉乱鸣，预示着灾难即将降临。果然，疛地监狱发生了羌奴暴动⁽⁷¹⁾。

根据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辑《殷虚文字》的原则，每一编都有“图版”和“考释”两部分。关于《甲编》的释文，胡厚宣于1940年完成。后来屈万里在此基础上作了《殷虚文字甲编考释》⁽⁷²⁾。除考释外，每片附有分期，按五期分法，对于分期有争论的“拔组”“子组”卜辞，屈氏认为属第一期。《甲编考释》书后还著录新缀合的甲骨221版，补遗10版。拼合版是拼合之后重新拓过，印制效果亦佳，字迹较《甲编》原片清楚。

《乙编》上、中、下三辑，董作宾主编，具体编辑工作则由屈万里担任，后来李孝定、张秉权继之。上辑、中辑分别在1948、1949年出版。下辑1953年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铜版印刷，效果较《甲编》及《乙编》上辑、中辑为差。1956年考古研究所据之重新制版印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乙编》的编辑体例，一如《甲编》，仍按出土先后次序排列。著录的内容包括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所收材料超过《甲编》四倍以上，而且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丰富多彩，史料价值远胜《甲编》。后三次发掘所得的甲骨文字，以第十三次发掘中的H127坑所藏最为突出，这是十五次发掘工作中收获最大的一次，共得甲骨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基本上都是龟甲，牛骨只有八片。《乙编》487至8530都是此坑所出的龟甲，八片牛骨著录于《乙编》8663至8673。此坑所出的龟甲，十分之九是宾组卜辞，十分之一是子组、午组和其他。

《乙编》4330是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最大的一版龟腹甲，被称作“武丁大龟”。经专家鉴定，确认和现在产于马来半岛的龟种同类。全长四百四十毫米，宽约三百五十毫米，大部分完整，仅右边有残缺，背面有钻凿（据对称复原）二百零四处，灼用者仅下半五排，共五十处。这一版大龟和所发现的其他卜龟一样，都是从当时的封国、服国进贡来的。《乙编》中还有大量的材料，专门记载着龟甲的来源、数量，被称作“甲桥刻辞”。据统计，《乙编》中的“甲桥刻辞”共有三百多条⁽⁷³⁾，这些都是向殷王朝贡龟的记录，这些史料对于我们研究商王朝与诸臣属国的关系和商代的交通都是极有价值的。

在第十三次发掘中，YH127坑出土的大量龟甲和YH006坑、B119坑等坑位中都出土了后来被称为“拔组”“子组”“午组”等卜辞，这些卜辞与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共存，但是其字体、文例和贞人又与宾组不同。董作宾在《乙编》序言《揭穿了文武丁时代卜辞的谜》一节中，将这批卜辞定在第四期文丁时期。又由于这类卜辞在许多方面和宾组存在相似之处，他提出文丁复古的看法，在分期之外，又提出所谓“新、旧派”的分派观点。他根据祀典、历法、文字、事类等方面的特点，将甲骨卜辞按时代分为新、旧两派，认为盘庚至祖庚是旧派，祖甲至康丁是新派，武乙、文丁复古，至帝乙、帝辛时又恢复新制。对于这类卜辞的分期，在甲骨学界引起了长期的争论。

1951年陈梦家发表的《甲骨断代学》⁽⁷⁴⁾，根据发掘的坑位和卜辞之间的联系等大量证据，认为“拔组”“子组”“午组”卜辞属武丁时期。1953年贝塜茂树、伊藤道治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再检讨》，结论和陈氏大体相同，但是由于这类卜辞存在字体不同等特点，认为他们应属于另一贞卜机关。1963年姚孝遂在《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⁷⁵⁾中发表了一片宾组、子组两种字体共存的胛骨。该片原刊于《前》3．14．2，只存子组字体的干支表，上部的宾组字体被剪去，现以所发表的完整的原拓片，为确定子组等卜辞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⁷⁶⁾从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证明上述卜辞属武丁时期前后。1976年肖楠的《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拔组卜甲”——兼论拔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以1973年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新发现的八片卜甲，从卜辞出土的坑位和卜辞本身的特征进一步证明拔组卜辞属武丁晚期。目前关于“拔组”“子组”“午组”等卜辞分期的讨论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绝大多数甲骨学者认为这几种文例、字体特殊的卜辞属于武丁时期。

1995年，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了《殷虚文字乙编补遗》⁽⁷⁷⁾。《甲编》《乙编》内所收材料，有许多是同坑出土的甲骨，这些甲骨有不少原来是完整的，但是由于屡经迁运和其他原因破碎了许多。将这些破碎的甲骨，重新缀合复原是很重要的工作。1955年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所著《殷虚文字缀合》，就《甲编》《乙编》所著录的甲骨，缀合了四百八十二片。1957年8月张秉权著《殷虚文字丙编》（简称《丙编》）出版，这是由《乙编》及其编余的甲骨加以缀合重新传拓、编辑而成的，共分上、中、下三辑，每辑两册，共六册，共缀合复原甲骨六百三十二片，后附考释。这些甲骨的缀合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史料。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高谦一为《丙编》释文编撰了《殷墟文字丙编通检》。内容包括：“未类别字”（根据单字检索）、“类别字”（根据事类检索）、“部首索引”和“拼音索引”等，便于对《丙编》内容的检索。⁽⁷⁸⁾

在科学发掘工作中，一次重要的新收获是解放后，1973年在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一大批甲骨。这是由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进行发掘的，共发现甲骨五千零四十一片（缀合前数字），是解放后发现甲骨最多的一次。这批甲骨经考古研究所研究、整理，编辑成《小屯南地甲骨》（简称《屯南》）一书，1980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上册有两个分册，由前言、拓片、目录表、龟甲统计表、背文统计表组成，下册有三个分册，分别是释文、索引和钻凿。该书将1973年发掘的有字甲骨，不论大小和字数多寡，全部收入，按灰坑（H）、房基址（F）、墓葬（M）、探方（T）顺序编辑，共收拓本四千五百八十九片。此外，在附录中还收录1971年冬在小屯西地出土的卜骨，以及1975年至1977年在小屯村一带零星采集的甲骨二十三片，总计四千六百一十二片。该书所收甲骨（除零星采集者外），都具有完备明确的出土记录。

《屯南》为“钻凿”单立一册（下编第三册）值得注意。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一般只注重文字资料，而对甲骨的攻治和钻凿情况仅有少量的涉及⁽⁷⁹⁾。“真正对此问题作过专门研究的是许进雄”（《屯南》第1489页），他从大量的甲骨实物中分析出甲骨钻凿的不同形态，并发现了这些不同的形态与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有密切联系。是对董作宾提出的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之外的一项新的补充。为此发表了专著《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⁸⁰⁾，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许进雄在他所编著的《明义士收藏的商代甲骨》（1972年）和《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年）⁽⁸¹⁾中，在每片甲骨的释文之后，用文字描述了该片甲骨反面的钻凿形态。《屯南》在《钻凿》一册中，对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详加分析，统计列表，并发表了甲骨钻凿的拓本和摹本。此后的甲骨文著录书，在重视甲骨文字之外也都关注了甲骨的钻凿形态，而且更用照相等先进的手段，多方位地展现钻凿情况，以方便学者研究使用。

199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坑甲骨，编号91花东H3。出土甲骨一千五百八十三片，其中有刻辞的六百八十九片，以大块和完整的卜甲居多。这是继1936年小屯北地YH127坑和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现以来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根据对甲骨出土地层和同出陶片的分析，确定花东H3坑出土卜辞的时代为殷墟文化一期晚段，大体相当于武丁前期。占卜的主体是“子”。2004年12月出版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简称《花东》）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三十六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六分册，包括甲骨拓本、摹本、照片、钻凿形态、释文、卜甲用龟的属种鉴定、索引等。

1986和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村中进行发掘，获刻辞甲骨三百零五片（缀合成二百九十一片，编为293号）。2002和2004年，安阳队又在小屯村南获刻辞甲骨二百三十三片（缀合成二百零七片，编为221号）。两批甲骨合编一道，2012年出版了《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收录刻辞甲骨514号，该书附录还包括小屯北出土的刻辞卜甲十二片；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刻辞甲骨三片；苗圃北地出土的刻辞卜甲一片；大司空村出土的刻辞卜骨一片共计十七片刻辞甲骨。全书包括：拓本、摹本、照片、释文、甲骨钻凿形态、索引等项内容⁽⁸²⁾。

1977年，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甲组建筑遗址西厢房第二号房间H11和H31号窖穴发现了周人卜骨一万七千余片。这是继山西洪洞坊堆村、陕西长安沣西、北京昌平白浮之后，第四个周人甲骨卜辞的出土地。这是目前在殷墟以外发现的数量最多、内容最重要的一批甲骨文材料。先后清理出有字卜甲近三百片，总字数近千⁽⁸³⁾，内容涉及周人早期的祭祀、田猎、征伐等活动。周，原来为商的封国，这批周人早期的甲骨文材料，对研究灭商前的周以及商周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