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世甲骨文的著录书

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由于民间私掘和古董商人的收售，使甲骨大量地流散于世间，其中有一部分还被盗运至国外，使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遭到严重损失。这时有一批早期的甲骨学家如刘鹗、王襄、罗振玉等和后来的甲骨学家胡厚宣等，努力搜求甲骨并著录成书，为甲骨文史料的收集保存和流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与科学发掘的甲骨文相区别，我们称这些非科学发掘的甲骨文为“传世的甲骨文”。传世的甲骨文著录书共有六十多种，现择要分组介绍如下。

（甲）早期的甲骨文著录书

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书是《铁云藏龟》，著者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通晓算学、医学、治河等学问，曾参与治理黄河，颇著声誉。又曾向清政府建议借外资兴办实业，不得志。此后，以私售仓粟罪流放新疆，逝于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晚年曾著小说《老残游记》。刘氏嗜金石考古之学，曾投古文字学家吴大澂门下，为甲骨的早期收藏家之一。他所藏甲骨的来源，得自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千余片，定海方药雨三百余片，此外还有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购买的四千余片，总共收藏有五千片以上⁽²¹⁾。刘氏竭半载之力，从中挑选一千零五十八片，编成《铁云藏龟》六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

《铁云藏龟》的原刊本有罗振玉序、吴昌绶序和刘氏的自序。另外又有吴、刘二序本，还有一种无序本，仅题“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第一”，这种本子流传较广。以上三种，除序有所不同之外，其他版式皆同。此书拓片墨色不佳，印制欠精，因而字迹模糊。1931年上海蟫隐庐翻印二序本，后附《铁云藏龟之余》，合为六册，每片之旁附有鲍鼎的释文。该书许多拓片用白粉描过，字形失真，且多处描错，误释亦多。

《铁云藏龟》为开创之作，编排无一定标准，而且混入五片早期锲刻拙劣的赝品（57．1、84．1、130．1、254．1、256．1），这是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刘鹗断定甲骨卜辞为殷代文字，提出了“以天干为名，实为殷人之确据”的论断，这是正确的。但是刘鹗当时只认出了四十余字，其中包括十九个干支字和两个数字，只对几条卜辞作了极初步的解释，而对甲骨卜辞本身的内容尚缺乏认识。尽管如此，该书著录的材料却是很有价值的。卜辞多属武丁时期，有关于祭祀、战争、方国、祖先、人物、上帝、神祇、求年、求雨、卜旬、卜夕等多方面内容，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征引。

《铁云藏龟》问世后一年，孙诒让根据该书写成了第一部甲骨文的研究著作——《契文举例》。孙诒让，浙江瑞安人，晚清著名经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素养的古文字学家，自称“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两千种”⁽²²⁾。孙氏见到《铁云藏龟》，欣喜异常，“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其文字”⁽²³⁾。他主要采用与金文比较的方法认出了一百八十多个字，而且多为基本的常用字，这样就为识读甲骨卜辞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他将《铁云藏龟》所著录的史料按事类分为十章：日月第一、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国第七、典礼第八、文字第九、杂例第十。这是甲骨文分类研究的雏形。

孙氏的《契文举例》处于甲骨文研究的草创时期，由于所见到的材料有限，卜辞未能通读，不能在卜辞的语句中求通字义，他作出的一些结论就难以成立了。加之《铁云藏龟》印制欠佳，因而误释很多，如：释“王”为“立”，以“贞”为“贝”，视“河”为“人乙”，误“告”为“吉”等，比比皆是。《契文举例》与孙诒让的其他著作相较，显得粗疏。虽然如此，孙氏的草创之功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刘鹗死后，1915年，罗振玉从刘氏所贻墨本中选出《铁云藏龟》所未刊者四十片，编成《铁云藏龟之余》。原本墨拓甚精。这批材料后来又收入罗氏《殷虚书契续编》。

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罗迦陵得到刘鹗旧藏千片。“其中见于《铁云藏龟》者十之一二，而未见者十之八九。乃复选其优者”⁽²⁴⁾编成《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简称《戬》），共著录甲骨六百零五片。书题睢宁姬佛陀类次，实出王国维之手。王氏在《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中曾提到：“丙辰丁巳间，铁云所藏一部归于英人哈同氏，余为编次考释之。”⁽²⁵⁾《戬》于1917年由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石印出版，编入《广仓学窘丛书》《艺术丛编》第三集。1918年又刊单行本，与王国维所作考释合为二册。单行本印制较精。王国维所作诸条考释，灌注了他对甲骨文专题研究的心得。《戬》书内容重要，材料丰富，内中有几条卜辞构成了王氏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的主要论据。王氏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以甲骨卜辞考订了古文献的史料价值。他在《古史新证》⁽²⁶⁾中指出：由于地下材料的出土，“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以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辞，与文献材料相印证，以发明商代的历史，是王国维特别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戬》1．10与《后》⁽²⁷⁾上8．14为一骨之折，由王国维发现并加以缀合，据以纠正《史记·殷本纪》的先公先王次序，是为甲骨缀合之始。后来董作宾又将刘惠之旧藏一片与此两片拼合。三片缀合的摹本著录于《卜辞通纂》的《书后》页2，拓本著录于《殷契粹编》112，“此三片之复合，于殷先公先王之世系，至关重要”⁽²⁸⁾。三片缀合后的卜辞是：

乙未酒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三，且乙十……

上甲六示在《史记·殷本纪》中的次序是：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王国维根据卜辞的先公先王次序校正《殷本纪》“三报”的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使史籍中延续的错误得到廓清。王国维的这一发现，成为甲骨学中著名的一例。

此外，《戬》3．3对甲骨文“后”字的考证，《戬》1．1、1．2之“土”，《戬》1．3之“王亥”，《戬》1．4之“高祖亥”，《戬》1．5之“上甲”，《戬》3．4之“中宗祖乙”等考释中都有重要发明。

《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为甲骨文著录书附考释之始，此后出版的诸种著录书亦多附有考释。

著录刘鹗旧藏甲骨的书还有叶玉森的《铁云藏龟拾遗》。叶氏所得共一千三百版，选其中二百四十版编成《拾遗》，均为《铁云藏龟》和《铁云藏龟之余》所未录者。后附释文合为一册，1925年上海五凤砚斋石印出版。又有富晋书社重印本。书中著录的甲骨卜辞有关于人祭、邑内骚乱、战争、封侯、田猎、疾病和入龟等项内容。

旅居我国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也得到一部分刘鹗的旧藏甲骨，后经商承祚选拓编成《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并作考释。全书共著录三十七片，1933年4月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书后附董作宾跋。董氏根据他的分期标准对全书的材料作了分期分类。第一期武丁时期有祭祀、征伐、狩猎、疾病、风雨、卜旬、杂卜、骨臼刻辞等项内容；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有祭祀、卜旬；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有田游。

刘鹗旧藏的一部分又归于商承祚，商氏选拓六百多片，又加上所收集的其他各家所藏共一千片编入《殷契佚存》（简称《佚》）。其中《佚》255至316，共六十二片，为燕京大学教授美国人施美士（Ernest K．Smith）藏，多数是第三期廪辛、康丁时的卜辞。施氏旧藏的《佚》256与前中央研究院第三次发掘出土于大连坑西南的《甲》⁽²⁹⁾2282可合，拼合片为《佚》986。此片是董作宾拼合的，后又著录于《殷虚文字缀合》51和《甲骨文合集》27456，是第四期卜辞。此片的拼合，可确证施氏旧藏甲骨出土于大连坑一带。这片甲骨上面载有：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直系先公先王。

施氏死后，他所藏的甲骨由他的遗孀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这批材料后来又由周鸿翔著录在《美国所藏甲骨录》（简称《美》）的哥伦比亚大学所藏部分内（《美》414—477片）。

《佚》518正、反，为著名的“宰丰骨”，一面镂刻花纹，另面刻有文字，这是帝乙、帝辛时期殷王田猎捕获野兽之后，赏赐臣下及进行祭祀的记事。

王襄也是一位早期的收藏家，他的收集活动大约和王懿荣同时⁽³⁰⁾，所藏甲骨约四五千片之多。1925年编成《簠室殷契征文》一书，著录甲骨一千一百二十五片，后附释文二册，共四册，由天津博物院石印出版。王襄将所录甲骨按内容分为十二类：天象第一、地望第二、帝系第三、人名第四、岁时第五、干支第六、贞类第七、典礼第八、征伐第九、游田第十、杂事第十一、文字第十二。

天象类第一片是武乙、文丁时期关于日食的记载，卜辞是：

癸酉，贞日夕有食唯若？
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

此拓片被剪割，其完整的拓片见《佚》374片。

天象类第二片是武丁时期关于月食的记载，卜辞是：

旬壬申，夕，月有食……

以上都是研究古代天象的宝贵史料。

《簠室殷契征文》一书内，重要的史料很多，但此书在编纂上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割裂拓片以适分类。一块完整的龟甲或牛胛骨上面，往往刻有几条以至几十条卜辞，王襄将完整的拓片剪割为数条，或将一条卜辞又割为数段，失去了完整性。再者文字多用粉笔加工，全失真趣。因此，书出之后，多疑其为赝品。其实，王襄辨伪功力极深，所收无一赝品，后来这一事实才逐渐为大家所承认。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一书的《后记》中说：“知《征文》不伪，则其书自为一可贵之研究资料。”

（乙）罗振玉所辑甲骨文著录书

在科学发掘的甲骨文未发表之前，最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书当推罗振玉所辑四种：《殷虚书契》（简称《前》）、《殷虚书契后编》（简称《后》）、《殷虚书契菁华》（简称《菁》）、《殷虚书契续编》（简称《续》）。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1896年在上海办《农学报》译载西方农学著述。1898年6月创办东文学社，当时王国维入社就学，得到罗振玉赏识，遂结为终生之交。

罗振玉于1902年在刘鹗处初次看到甲骨拓本，并“怂恿刘君亟墨拓，为选千纸付影印，并为制序”⁽³¹⁾。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阶段，由于材料缺乏，认识不免受到局限，即便是精通小学的孙诒让，他所作的《契文举例》也“未能阐发宏旨”⁽³²⁾。罗氏认为要提高对甲骨文的认识水平，大量收集整理材料为当务之急。他说：“宝物之幸存者有尽，又骨甲古脆，文字易灭……不汲汲搜求，则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矧所见未博，考释亦讵可自信，由此观之，则搜求之视考释不尤急欤！”⁽³³⁾从1906年起，罗氏开始了个人的收集活动，先是通过古董商人购买甲骨。和刘鹗等早期收藏家一样，开始时也以为甲骨出自河南汤阴，后来还是从古董商人那里“询知发现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³⁴⁾。知道确实出土地点之后，便于1910年派人前往当地“瘁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复命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³⁵⁾。《殷虚书契菁华》中所录大版，即当时所获。罗振玉的收集，与从来的古董家有所不同，他不仅收集有文字的甲骨，还注意与甲骨同出的其他古物。后来罗氏将所搜集的古器物的一部分编为《殷虚古器物图录》，其中有甲骨四片，于1916年4月照相影印出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携带其多年累积的甲骨赴日。由于辗转运输及税吏检查，损坏者十之五六，但墨本尚存。在日本，罗氏以一年之力，编成《殷虚书契》八卷。1911年曾出《国学丛刊》石印本，不全。1913年出珂版精印本，收录甲骨二千二百二十一片。1932年有重印本。新版胜于旧版。

罗氏刊行《殷虚书契》之后，又将所存尚未墨拓之大胛骨，采用照相影印的办法予以刊布，名《殷虚书契菁华》，于1914年出版，全书不分卷，共著甲骨六十八片。后又有富晋书社重印本，页次有所颠倒。书中所收四片巨大牛骨，都属武丁时期，正、反面有字，笔锋雄劲，大字涂朱，内容完整，不仅是宝贵的史料，而且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1915年仲春，罗振玉返国亲自往安阳小屯进行探访，作实地考察。回日本后，“发箧尽出所藏骨甲数万，遴选《前编》中文字所未备者”，复得一千一百零五片，编为《殷虚书契后编》一册，于1916年3月出影印本。又辑入《广仓学窘丛书》，是为《艺术丛编》本，又有重印本。日本学者池田末利作有《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1964年12月）。

此后，罗氏继续收集国内各藏家拓片，到1933年影印出版《殷虚书契续编》，全书六册，收录甲骨二千零一十八片。

罗氏四种书，共著录甲骨五千四百一十二片，取材精审，编辑严谨，印刷精美。在四种书中，特别是《前编》和《后编》，是研究甲骨文和商史必要的典籍，也是罗氏编著的诸书中贡献最大的两部。

继《前编》之后，罗振玉主要根据《前编》的材料著《殷虚书契考释》六万余言⁽³⁶⁾。内容分为八章：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辞第六、礼制第七、卜法第八。十二年以后又出增订本，它是罗氏在甲骨文方面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最后成果。

罗氏于“都邑”一章，首先考订出小屯为故殷墟。他说：“商自成汤至于盘庚凡五迁都，武乙立复去亳徙河北，其地当洹水之阴，今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即其虚矣，方志以为河亶甲城者是也。”这一重要的发现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历史背景。但以为武乙时所迁则有误。他还确定甲骨卜辞为殷商王室之遗物，是很有见地的，较之刘鹗一般地指出甲骨为殷人遗物，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罗氏于“帝王”一章，罗列了一系列王的名号，“《史记·殷本纪》载成汤以来至于帝辛传世三十，今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二”，即：大乙、大丁、卜丙、大甲、大庚、小甲、大戊、中丁、卜壬、且乙、且辛、且丁、南庚、羊甲、般庚、小辛、小乙、武丁、且庚、且甲，康且丁、武乙。《增订殷虚书契考释》（简称《增订》）又补文武丁，又举配食之妣十四。这就为殷王世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罗氏于“地名”一章，指出地名一百九十三个，《增订》本增至二百三十个。分为十六类：曰王在某、践于某、至于某、往于某、出于某、步于某、入于某、田于某、狩于某、驱于某、舟于某、在某次、于某、伐某、征某、某方，《增订》本又增从某。以上列出的十七项确定地名的标准大致不差，对释读甲骨卜辞很有帮助。但仍有未当之处尚需斟酌，如：驱于某、舟于某。

罗氏于“文字”一章，将卜辞中之文字分为“有形声义胥可知者，有仅得知其形与义者，有形声义不可知而与古彝器款识同者”三类。《增订》本将后两类取消。罗氏认为，商代文献缺乏，甲骨卜辞文至简质，甲骨文字又多假借，尚难确定其义。因此他治商史便从文字入手，“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³⁷⁾。

罗氏考证文字的方法多就文字偏旁的形、声部分加以隶定，就其形体与金文小篆加以比较，阐明其因袭关系，从而确认了不少的甲骨文字。但联系甲骨卜辞对字义进行考察尚不充分，因此他所确定的字还有一些错误。但是罗氏为甲骨文字的考释奠定了基础。郭沫若关于罗氏对甲骨学的贡献曾作过全面的评价：“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1915年有《殷虚书契考释》一卷（后增订本改为三卷），则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³⁸⁾

叶玉森根据《前编》，作《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八卷，1933年10月由上海大东书局石印出版。此书以《前编》著录的甲骨文材料为顺序，逐片作释文，逐字罗列诸家考释文字之说。各家说法以著作先后为序，或全录，或节录，“后说袭前说者概置不录，有引申者仍节存之，间有献疑，藉供探讨”⁽³⁹⁾，最后附以自己的见解。

吴其昌所作《殷虚书契解诂》⁽⁴⁰⁾，就《前编》所录卜辞逐一进行疏解，征引诸家说法颇为详备，对于有关典籍、制度考索亦详，但因体例庞大，惜未完成。

（丙）国外的甲骨文著录书

在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不久，就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兼营古董生意，乘机搜罗甲骨。1903年前后，有英国浸礼会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和美国长老会驻潍县传教士方法敛（Frank H． Chalfant）等，在山东潍县一带大肆收购甲骨。1909年前后，又有德国人威尔次、卫礼贤等人在青岛收购甲骨。这些宝贵的文物后来大部流散到国外。方法敛曾将所得或所见到的甲骨都摹录下来，积时十年编成《甲骨卜辞》（稿本）。方氏死后，稿本归美国人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保存。白瑞华自1935年以来，从方氏稿本中选印了三部书：《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简称《库方》）⁽⁴¹⁾，摹录甲骨一千六百八十七片；《甲骨卜辞七集》（Seven Collections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⁴²⁾，摹录甲骨五百二十七片；《金璋所藏甲骨卜辞》（Hopkins Collection of the Inscribed Oracle Bone）（简称《金璋》）⁽⁴³⁾，摹录甲骨四百八十四片。这三种书的摹写，都出自美国人方法敛（Frank H．Chalfant）之手。《库方》收录的部分甲骨和《金璋》所收的全部甲骨都在英国。

英国是国外藏有甲骨较多的国家之一，此外是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其中日、加、美三国的甲骨已经过多次调查，均有拓本发表（详下）。唯英国所藏甲骨虽然数量多且内容重要，但长期以来研究者所能见到的主要是发表在《库方》《金璋》两书中的摹写本。这些摹本存在不少缺欠，如摹写失真、漏字、缺反面文字、缺骨臼文字等。其中还掺杂了全伪或部分伪刻的摹片，不便使用。更重要的是，还有不少材料尚未发表⁽⁴⁴⁾。上世纪80年代有机会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了全面地收集、系统地整理，首次以拓本的方式发表了《英国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简称《英藏》）⁽⁴⁵⁾，刊布了迄今所知的英藏甲骨，包括六个城市十一个公私单位的甲骨藏品，共计二千七百三十五片⁽⁴⁶⁾，其中未发表过的新片占三分之一以上。少数原骨因残损而造成拓片字迹不清的，除拓片以外附以摹本。书后附有原骨现藏表、《英藏》与《金璋》《库方》《合集》的著录号对照表及字、词索引。

在《英藏》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新内容，例如：甲骨文中的先祖之名“上甲”，一般都作“”，是一个合文。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片卜骨的反面（《英藏》12反）上面刻有“于上甲”三个字，“上甲”分书作“”，为首见。

《英藏》2262有关于（商王）命令，“伊”去做某事的贞问。这条卜辞属廪辛、康丁时期。“伊”是国族名、氏名。“”是私名，人名“伊”首见。在甲骨卜辞中与商汤名相伊尹有关的卜辞近百条。文献中还有关于“伊陟”“伊奋”的记载⁽⁴⁷⁾，他们都属伊氏家族。伊亦当是伊尹之后。卜辞中“伊”的出现，证明在商之末世，伊氏家族仍然显赫⁽⁴⁸⁾。

“美”作为地名“于美”（《殷契拾掇》2、78）、人名“子美”（《前编》1、29、2）已见著录。“美”作为地名中的方国名首次出现在《英藏》59，卜辞中记有“美方”。

在剑桥大学的甲骨藏品中，发现一片形状特异的残甲（《英藏》1313），上面刻有一条残辞，曰“辛巳卜，翌壬……”属武丁时期。为确定此龟甲的产地，特请大英博物馆所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E．N．爱尔纳德博士做出鉴定，确认是“分布于从缅甸到印度尼西亚的一种大龟”⁽⁴⁹⁾。联系到《乙编》4330著录的产于马来半岛的“武丁大龟”，为研究商朝与东南亚一带的交通又增添一例确凿的物证。

在外国人当中，收集和研究甲骨最著名的是明义士（James M． Menzies）。明义士是加拿大人，自1904年以来驻彰德传教。1914年春，他时常骑着一匹老白马在洹水南岸一带考察殷墟遗址并收买大量甲骨，至1917年收集已达五万片。他从中选出二千三百六十九片加以摹写，编成《殷虚卜辞》在上海出版。原骨现藏南京博物院。1923年至1926年，小屯村又出几批甲骨，其中有不少大块的牛胛骨，这几批也大多被明义士买去。明氏所藏甲骨有一部分在1927年毁于彰德驻军之手。他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回国，所藏甲骨一部分留在中国，一部分运往国外。明氏死后，由他的家属捐赠给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共四千七百片，都未曾发表过。

对这一批未经发表的甲骨，学术界很重视。1968年，台湾大学许进雄应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聘请，前往整理明义士旧藏甲骨。经许氏整理缀合后，从明义士旧藏中选出三千一百七十六片编为《明义士收藏商代甲骨》（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1972年由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出版。第一集为图版，第二集为释文。该书编辑的体例是，先根据董作宾的分期标准，按时代分为五期：每期内甲和骨分别排列，以“S”代表龟甲，“B”代表牛骨，下面再按事类编排，根据卜辞内容分祭祀、求年、气象、卜夕、卜旬、田游、方国征伐、疾病等类。该书拼合七片，与其他书拼合四十二片，摹录于后。这批材料第一期多为碎片，间或有他书未曾出现过的内容；第二期关于祭祀的卜辞占了大半，还有卜问风、雨、旬、夕的内容；第三期、第四期卜辞材料比较丰富，关于田猎的卜辞中有新见地名；第五期以祭祀卜辞和卜问旬、夕的刻辞为多，亦有很少见的卜问生育的卜辞。

明义士于1928年将自藏的甲骨，于《殷虚卜辞》未收者，又选拓编成《殷虚卜辞后编》（拓本）。此拓本原分装九大册，每页一片，前六册为藏甲，后三册为藏骨，拓片共计二千八百一十九片。许进雄用明氏原拓片，依《明义士收藏商代甲骨》一书的体例，重新整理编辑，仍题《殷虚卜辞后编》，1972年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明氏原拓本共二千八百一十九片，著录二千八百零五片。书中比较重要的内容过去已于胡厚宣的《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一书中发表了八百四十七片。另外，《殷虚卜辞后编》有十七片与《殷契佚存》“商承祚藏本”之部相重。《殷虚卜辞后编》一书内比较重要的内容是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卜骨，有不少关于对上一世祭祀的卜问，可以由称谓决定所属的时代，为甲骨文的分期提供了宝贵材料。

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除上述明义士旧藏外，还有怀特（William C．White，中文名为怀履光）的藏品约三千片和少量其他藏家的藏品。许进雄又将上述几批甲骨编为《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Oracle Bones from the White and Other Collections）共收录甲骨一千五百一十五片。其中有二十六片曾在《古代中国的骨文化》（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中发表过。此书的编辑体例与《明义士收藏商代甲骨》一书相同。编辑完毕，又发现可以缀合者，重新施拓附于书后。该书拓片可与他书拓片缀合者，则以摹本附于书后。最后有释文与摹本合为一册。此书有半数是第一期的碎甲，内中有不少珍贵的材料。如：B1915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虎骨刻辞，是帝辛于鸡录田猎获虎的记事。骨的另面刻有夔龙纹、饕餮纹、蝉纹和虎形动物，雕刻的花纹和文字上都镶嵌绿松石。这和甲骨文中的鹿头刻辞、牛头刻辞、牛肋骨刻辞一样，同为殷晚期有关田猎的记事刻辞。

此外，B1464的“东行”“上行”、S1504的“中行”、B1640的“右旅”、B1581的“大行”、B1901的“大左旅”等都不曾见于著录，对于研究商代的政治、军事组织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甲骨文日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除加拿大外，流散到其他各国的甲骨也在陆续刊布。

美籍中国学者周鸿翔，自1965年以来，多次漫游北美，遍观美国各地博物馆及图书馆所藏甲骨，选拓了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哈佛大学皮博地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圣·路易斯城市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等十一个单位所藏甲骨共计七百片，编成《美国所藏甲骨录》（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美》），1976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编辑的方法是按藏家排列。其中一至四百一十三片为卡内基博物馆所藏，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简称《库》）中的“卡内基博物馆所藏”即第971至第1408片相重。《美》不仅弥补了《库》摹本的不足，而且剔除了全伪四片（《库》973、978、1080、1082），至于半伪之片仍收录。《库》内可拼合的三十二片亦加以缀合成十一片。

《美》34、81两片（在《库》中原分散为九片），是关于用“侯屯”作为人牲进行祭祀以求晴的占卜。《美》34是第一卜，《美》81是第三卜，可知前后占卜至少三次，足见对这次人祭的重视。在甲骨卜辞中，以方伯首领用为人牲的不乏其例。侯屯，应是一个侯国的首领。

在欧美地区流散的甲骨资料还刊布在饶宗颐所编的《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年）、《海外甲骨录遗》（1959年）、《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1970年）等诸种著录书中。雷焕章（Jean A． Lefeuvre）于1985年发表了《法国所藏甲骨录》（Collections of Oracular Inscriptions in France）（简称《法藏》）⁽⁵⁰⁾共收集巴黎所藏的五十九片甲骨，其中有三十三片是首次发表的。每一片甲骨都有正、反两面照片、摹片、楷书译写、释文和评注。正文由中、法、英三种文字组成。该书的图版都比原片大约1．3倍，故字体较清晰，但不便拼合。1997年，雷焕章又刊布了《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Several Collections of Oracular Inscriptions in Germany,Switzerland,the Netherlands，Belgium）⁽⁵¹⁾，编辑体例与上书大致相同，但照片、摹本都采用了原大。1988年，胡厚宣出版了《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摹写本）⁽⁵²⁾。

1999年，出版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⁵³⁾，发表该馆所藏商代刻辞甲骨一百零八片，这批甲骨都未曾发表过。根据该博物馆所提供的照片，采用照相、摹本方式发表。有释文和索引。另外，该馆还收藏有山中商会拓本十三片，附在馆藏甲骨之后一并发表，编号是附1至附13，原骨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皮博地博物馆。

关于日本所藏甲骨的著录，主要有早年林泰辅所编的《龟甲兽骨文字》（1917年），郭沫若《卜辞通纂》内《日本所藏甲骨择优》（1933年），和后来金祖同在日本搜拓甲骨编成的《殷契遗珠》（1939年）、《龟卜》（1948年），以及梅原末治的《河南安阳遗宝》和饶宗颐的《日本所见甲骨录》（1956年），贝塚茂树所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年），增订版改称《甲骨文字研究》（1980年）。松丸道雄的《散见于日本各地的甲骨文字》⁽⁵⁴⁾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年）。伊藤道治有《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甲骨文字》（1987年）等。

（丁）郭沫若所作甲骨文著录书

郭沫若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创者。他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代表性著作。其中《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这一篇，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利用甲骨卜辞这一直接的丰富的文字史料去观察研究商代社会。他说：“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实情况灿然如在目前。”这与过去学者的研究是迥然不同的。因为即使像罗振玉、王国维那样第一流的古文字学家，也只是对个别的文字或具体的史料作出考证。

为了进一步研究古代社会，郭沫若非常注意收集原始材料。他在日本时，发现殷墟甲骨流入日本，计划就便收集日本诸家所藏编成一书未成，便改变计划，编成《卜辞通纂》（简称《通》）。所据资料多采自刘鹗、罗振玉、王国维、林泰辅诸氏之书，其中也有未经著录的新材料，如马叔平（衡）的凡将斋藏甲骨文拓本、何叙甫（遂）所藏拓本和在日本收集的公私藏家的拓本或照片都编为《别录》，后附考释及索引共四册。1933年5月，由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1977年日本朋友书店重印。1983年6月科学出版社又出影印本一册，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

郭沫若说，他编著《卜辞通纂》的目的是：“选择传世甲骨之精粹者，重新加以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他将整编内容分为八类，即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一方面以甲骨卜辞的分类排比来反映商代社会，同时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释，阐明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甲骨文字研究的观点，以他的新发现，为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例如：

《通》118，卜辞为：

庚寅卜，［贞］其眢又［于］羌甲、南庚、甲、□□、小辛？

羌甲，罗振玉释“羊甲”，谓即《史记》之阳甲，王国维从之。郭沫若根据其位次在南庚之上，确定是南庚之父沃甲。后来他在《殷契余论》⁽⁵⁵⁾以及《粹》250的考释中续加申述，遂成定论。于省吾又指出：沃乃羌字之形讹。文献中的沃甲是由甲骨文中的羌甲衍变而来⁽⁵⁶⁾，使此说更臻完善。郭沫若根据卜辞定“甲”为殷王名，而且以其位在南庚之次小辛之上，又考《史记》南庚与小辛之间为阳甲、盘庚，说明“甲”自是阳甲。又根据《簠室殷契征文·帝系》中的卜辞39、117、146都是祭后甲协祭先甲之例，证明甲为阳甲无疑，亦成定论。

以羌甲为沃甲，以甲为阳甲的发明，推进了甲骨卜辞中关于先王世系的研究。

又如《通》596，卜辞的内容是关于殷王出师时师次（即军事驻地）中的记录，是第五期卜辞。这片甲骨是郭沫若以《前》2．13．7、2．3．5、2．4．5、2．4．1四片甲骨拼合而成。由卜辞中的记月和记日，计算出所经地点的距离，认为殷京到所至地点的路程所需时间在四十日以上，师行平均以日七十里计，约在三千里内外，因疑殷人活动已达今浙江上虞，由此推测殷时疆域已越长江而南。

再如以《通》635、657、642三片卜辞上所记的地名之间的关系加以归纳，证明殷王朝的田猎区在今河南沁阳一带。这又比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以声类为媒介证之史籍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书中于商史发明甚多，不能一一列举。

1937年郭沫若在日本又出版了另一部甲骨文著录书——《殷契粹编》（简称《粹》）。所用的材料是根据上海收藏家刘体智所藏两万八千多片甲骨的全部拓本从中精选的，此拓本由金祖同带至日本。《殷契粹编》共选用1595片，仍由东京文求堂石印出版，与考释合五册，后附索引。解放后，考古研究所遵照作者的意见作了一些必要的加工，图版部分，全部换用了考古所新拓的善斋旧藏甲骨拓片，按甲骨原形原大拓全。原书骨、臼分离的并为一号，有缺臼文、缺背文的一并补入。科学出版社又为之重编索引，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二号于1965年5月重印出版，精装一册⁽⁵⁷⁾。全书经于省吾校阅，并将意见录于眉端，由于换新片增加的文字由胡厚宣作了考释。该书编辑体例及分类与《卜辞通纂》大体相同。其中有许多重要材料，在考释方面也有不少新的精辟的见解。

卜辞中有先公名夒，屡见祀典，由王国维首先指出，认为是帝嚳，学者有所怀疑。《粹》1、2片都有“高祖夒”之称，《粹》3更有“夒眔上甲”，郭沫若认为夒是“殷之始祖”。这些材料为王国维的说法补充了例证。

《粹》113是作者以刘体智的两个断片与燕京大学藏片的拼合。上著先公名号，次序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又《粹》114片虽缺刻横画，辞亦不全，但其残辞也显示了报乙次于上甲。上甲之次是报乙的史实，可证《史记·殷本纪》的世次之误无疑，为王国维的《先公先王考》又补充了两个例证。

《粹》1171卜辞中有甲骨文“三万”的合文。此为甲骨文中数字的最高记录。

《粹》1468锲刻甲子至癸酉十个干支，共计五行，其中一行字体精美整齐，其余数行字体稚拙歪斜不正，作者认为这是殷人从师习刻的最好例证。

此外，还有“王作三师”之制、日出日入之祭、“南单三门”、“十朋”的合文、“大今二月”“大今三月”等，都值得注意。

总之该书内容丰富，颇多精品，在考释方面也有很多新的创见。

（戊）战后甲骨文著录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随后盗掘偷贩者蜂起，日伪乘机劫掠，因此不少甲骨流散于京、津、沪各地以至日本。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厚宣从四川专程往京津、宁沪一带，收集流散的甲骨并整理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完成了《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四部书。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简称《京津》）四册，著录甲骨五千六百四十二片，1954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墨拓影印出版。该书所录的甲骨都是在京津一带收集的，编排上采用先分期后分类的办法，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作者把甲骨分为四个时期：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为祖庚、祖甲；三期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四期为帝乙、帝辛。每期之下又以类编次，分来源、气象、农产、祭祀、神明、征伐、田猎、刍鱼、行止、占卜、营建、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妇、多子、家族、臣庶、命唤、成语、纪数、杂类等二十四项。

该书内重要的材料很多，如《京津》1是一片完整的龟腹甲，上面刻有关于冰雹的记载，对于殷代气象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有关冰雹的记载还见于《库》410、《丙》537、《丙》62等卜辞⁽⁵⁸⁾。

《京津》520记有四方名及四方风名，属武丁时期，与其相关的记载还见于《乙》4548和《缀合》472等。胡厚宣所著《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⁵⁹⁾，后又作《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⁶⁰⁾，论证殷代于东南西北四方和四方风各有专名，它们在殷人的心目中都是一种神灵，并受到隆重的祭祀；又指出，这种四方和四方风名全部保存在《山海经》和《尧典》里。过去学者多以《山海经》为荒诞不雅驯之言，王国维于《大荒东经》中发现了王亥之名与甲骨文中记载的王亥相合，人们或以为事出偶然。胡厚宣发现《山海经》中四方和四方风名，不但名称与甲骨文相同而且句法也几乎完全一样，由此进一步证明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对于一般以为成书于秦汉时期的《尚书·尧典》，也由此证明其中包括着早至殷代武丁时期的史料。

《京津》1255（正）与《前》7．9．2可合。《京津》1256为其反。这版卜辞是关于武丁时以五百个战俘奴隶（仆）用作人牲，杀牲祭祀的重要史料。

《甲骨续存》三册（简称《续存》），上编为拓本，著录甲骨二千七百五十五片；下编为摹本，著录甲骨九百九十八片，共著录三千七百五十三片，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该书材料来源，包括了四十个单位或个人的收藏，书后附有《采录资料索引表》。编辑体例与《京津》相同。书中史料有不少值得注意者。例如：《续存》下916（正）、915（反），为帝乙、帝辛时期的牛胛骨。正面是残缺的干支表；反面是关于一次战争的刻辞，应是属于一条卜辞的验辞部分。由正面的干支表所占的位置推测，全文约在一百五十个字以上。这是甲骨文中关于在战争中掠获外族战俘奴隶，劫获车马、武器等最为详尽的记录，对于我们了解商王朝对外战争的性质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史料。⁽⁶¹⁾

《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摹本）二册（简称《宁沪》），著录甲骨一千一百四十一片，1951年4月由上海来薰阁出版。该书卷一著录的内容为1940年前后安阳村中出土的甲骨，时代多属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四王。卷二多属武丁及帝乙、帝辛时期，与罗振玉早年所获相类似，大约出自小屯村北。卷三为数年间在宁沪一带的零散收集。该书编辑体例与《京津》相同。书中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

《宁沪》1．119有“高祖河”，知“河”为殷之先祖；由《宁沪》1．148“伐”字的变体，像用戈砍伐羌人之首，形象地证明羌为殷人伐祭的牺牲。

《宁沪》1．110及1．111为一牛胛骨之正、反，是牛卜骨中最大，而且字数最多且完整者。

《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摹本）五卷三册（简称《南北》），共著录甲骨三千二百七十六片，1951年9月由上海来薰阁出版。⁽⁶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