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的哲学方法

哲学并不是一件希罕东西；他是世界之上，人人都有的。人在世上，有许多不能不干的事情，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觉；总而言之，就是不能不跟着这个流行的大化跑。人身子跑着，心里想着；这“跑”就是人生，这“想”就是哲学。因为没有一个活人能不跑，没有一个活人能不想，所以没有一个活人能没有他自己的哲学。走到乡下，随便找一个所谓“粗人”；你问他“天上有老爷没有”？“人有魂灵没有”？“人有良心没有”？他对于这些问题，决不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他的答案，不是正就是负；再不然，他就说：“那谁知道哇？”他的答案要是正了，那么他就是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谓软心的（the tender-minded）哲学家；他的哲学就是演绎的（going by principle），是纯理论的（rationalistic），是智识论的（intellec-tualistic），是观念论的（idealistic），是乐观的（optimistic），是宗教的（religious），是自由意志论的（free willist），是一元论的（monistic），是独断论的（dogmastical）。他的答案要是负了，那么他就是詹姆士所谓硬心的（tough-minded）哲学家；他的哲学就是归纳的（going by facts），是经验论的（empiricistic），感觉论的（sensationalistic），唯物论的（materialistic），悲观的（pessimistic），非宗教的（irreligious），定命论的（fatalistic），多元论的（pluralistic），怀疑论的（skeptical）。就让他说：“谁知道哇？”而这四个字在哲学史上也有名目，叫做agnosticism（此字本义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那么他就是个agnostic哲学家了。

据此说来，难道人人都能到大学当哲学教授吗？也不是。因为一个哲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他所给我们的态度、信仰最终的断案，一部分是他所以能叫我们得到这些态度、信仰的方法，这些断案的前提。夫立安（James Ferrier）常说：一个哲学固然要真，但并不是一真就算完事，他是至少也得要真。有真哲学的人，不一定就是专门哲学家；因为他的真哲学，也许是瞎猜猜着的，也许是做梦梦着的。专门哲学家的哲学，和普通人的哲学的区别，就在他们的来源不同。人人都有信仰；但是普通人只知道信仰，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信仰。他们是双脚一跳，跳到他们的信仰里头，就站在那里了。专门哲学家不然，他在信仰一个信仰之先，要先把那个信仰的前提，及其所不能解释的困难，以及别人反对或赞成那个信仰的话，一切都研究过了，觉得那个信仰可信，他才信他。还用上面的比喻，他所以进到一个信仰里头，不是用双脚跳的，是一步一步走进去的。这就是专门哲学家与非专门哲学家的区别了。

再进一层，我们可以说：不但因为方法论的不同，而生出专门哲学家与非专门哲学家的区别；并且哲学史上，也因为方法论的不同，而分出许多派别，生出许多争论。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学的特色，因在他本体论上的一个“变”（change），却也在他方法论上面的一个“直觉”（intuition）。所以他的哲学，称为变之哲学（philos-ophy of change）,也称为直觉的哲学（intuitive philosophy）。而“直觉”这个方法，从前虽也有人常用，但却没人正式提出鼓吹。现在柏格森把他正式提出，好像一个哲学方法的革命；所以无论赞成或反对柏格森的人，都以“直觉”为辩论的焦点。好像中国从前也常常有人用白话文，但总是无意的。近来一把他正式提出，就轰动一时，称为文学革命；无论赞成或反对“新潮”的人，都以白话文为争论的焦点了。所以我这篇要单讲柏格森的哲学方法。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则不偏，庸则不易”。这几句老生常谈的话，实则很是精确。天下至精的道理，往往都是很平常的道理。所以哲学科学上的发明，猛一听说，是很奇怪；一转想，却是极平淡的。哥白尼（Copernicus）以前的人，都说是日绕地；哥白尼说，也许是地绕日。一般人都说“物”先存在，所以我们才能看见他；巴克来（George Berkeley）说，也许是有人去看他，他才存在。诸如此类，只在一个转语，当时令人觉得别有天地。柏格森所讲的直觉，也不过是对于欧洲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下一个转语罢了。

现在先讲欧洲的智识主义。自从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就讲：凡天下之“物”，他的要素（essence）是真的，现象（appearance）是假的。一个“物”的定义，就包含他的要素；要素一定真，所以定义也一定真。我们要知道一个“物”的定义，不管那定义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那“物”是一定如此了。智识主义，要仅止于此，本来有益无害。但是世间的法律、信条，起先都是达目的的一个法子；后来成为习惯，最后就变为专制魔王，不但不能达目的，反而为达目的的阻碍了。智识主义，也是如此。我们要想把一个“物”，弄的可以讲说，自然须把我们所得于那物的知觉（per-ception）变为概念（conception），把那概念，发为定义。好像我们要给一个人照像，不能不用照像器给他留下一个影子。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是那个活东西的死影子，不可执着他就是了。欧洲极端智识的坏处，就在执着概念；概念是什么，那东西一定是什么。好像看见像片上一个人的手是下垂的，就一口咬定说他永不会抬起来。这不是笑谈。希腊哲学家然诺（Zeno）的哀琪来斯（Achilles）赶不上龟的辩论，就是一例。让龟先走一步，顶能跑的哀琪来斯就永远赶不上他。因为然诺以时间空间为可以无限分割；等哀琪来斯走到龟所到的地方，龟又往前走了；如此类推，所以永远赶不上。最近布拉特来（Bradley）对于“糖是甜”这个命题，很发生困难；因为“糖”只是“糖”，“甜”只是“甜”，怎么会连在一块呢？有个“是”字在当中也不行；因为“糖”同“是”，同“甜”的中间，还得要介绍呢。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好像《仪礼》上说，士无介不相见；那么严格说起来，一个人就永远不会有朋友了。中国“白马非马”的辩论，也是此类；“白马”只是“白马”，“马”只是马，怎么会弄在一块呢？这就是极端智识主义的弊了。要真执着时间空间可以无限分割，那么一秒钟不但永远过不完，而且就不能过，一瓶水不但永远倒不完，而且就倒不出来；并且可以说世上不但没有完全东西，而且永远不会有东西。因为要先过一秒钟，须先过半秒，要先过半秒，须先过四分之一秒……水要滴一珠，须先滴半珠，要先滴半珠，须先滴四分之一珠……世上要有一件东西，要先有半件，要先有半件，须先有四分之一件……如此类推，执着概念，就有这般结果。岂知天下事物是活的，是糖可以同时是甜，是白马可以同时是马。哀琪来斯不跑则已，一跑就是一整步；水不滴则已，一滴就是一整珠；造化不造物则已，一造就是一整个。要知道“真实”（reality）是个活动不可分的全体，那就没有困难了。

现在进化主义（evolutionism）一派的哲学家所攻击的，就是这种智识主义。柏格森提出“直觉”二字，更为非智识主义（non-intel-lectualism）的生力军。据柏格森所说，生物进化，有两途径。有的是顺本能走的；蜜蜂、蚂蚁在这条路上，算程度最高的了。有的是顺智识走的，人类在这条路上，算程度最高的了。人有了智识，才能发明科学，制造器具；他于人是很有用的了。但智识以“分析”用事，把活东西都变为死概念；人执着了死概念，便不能了解全的“真实”。哲学以全的真实为对象；所以哲学方法，不是以智识为根本的“分析”，是以本能为根本的“直觉”。

但是什么叫直觉呢？第一直觉必是“知觉”（perception），也就是墨家所谓“亲知”。例如我们看见一个桔子，我们就同时觉得他的颜色、形状、嗅味；总而言之，他的“个性”（individuality）。这是最亲切不过的知觉；没有见过桔子——或这个桔子——的人，无论怎样向人领教，这种知觉，是断得不到的。又如我们如见过一个人，再见的时候，一见就会认得，因为我们认得这个特别的人的个性，这是非亲炙得不到的。中国从前法庭通缉罪人，总说：“某人身短面黄无须”，或“某人身中面白微须”。请问这些概念，能帮助人去认他意中所指的罪人不能？这就因为概念是普通的，个体是特别的；特别能包普通，普通不能包特别。例如张三是个人，张三的“属性”（attribute）包有全人类的属性，而全人类的属性，却不能包全张三的属性。而张三的特别属性，乃言语所不能形容，非眼见不能知道的。所以柏格森说：我们拿概念去解说一物的时候，好像用圈子去套那物，圈子总比物大，没有恰相宜的。又说：概念如成衣铺的衣服，彼得和保罗都能穿，可是都不很称身。况且一物的属性，必不止一样；我们若是想把几个概念，来凑成一物，从这个概念起手所凑成的物，就会跟从那个概念起手所凑成的不同。我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他说：他看书总不能记的清楚；我说：我看书只求记个大概。他说：那也得记个详细的大概才行；我说：我只要记个大概的详细。“大概”、“详细”这两个概念，一颠一倒，意思就大不相同。柏格森说“真实”是统一（unity）而又是复杂（multiplicity）；从统一起手所讲的真实会跟从复杂起手所讲的大不同。统一的复杂，与复杂的统一，很有区别；所以从概念起手是不行的了。再一说，概念是死的，东西是活的，上文已明。再举一例，譬如“动”，是我们天天所经验的，很没有什么奇怪；但把他抽象讲起来，“动”就成了一串子的“定”了。然诺“飞矢不动”的辩论，就说：在某一刹那，矢停在某一点；所以矢虽动了一尺，而在一尺的每一点上，还是不动；所以只是不动。柏格森说：如果矢真定在一尺的每一点上，那他真是不动；其奈实际上他动的时候，永远没有定在一个点上。一言以蔽之，直觉只是叫人从真实向概念，不从概念向真实。

以上是说“直觉”必是“亲知”，不过“亲知”不必定是直觉；因为人用概念惯了，看见一物，就好用概念的圈子去套他；所以虽是“亲知”也不离概念。且据柏格森说：“有两种甚深的法子，可以知物；第一种是我们围绕在物的外面，第二种是我们钻在那物的里头。第一种要倚靠我们所占的地位观察点（depends on the point of view at which we are placed），并且要靠我们用以发表意见的记号（on the symbols by which we express ourselves）。第二种是也不倚靠观察点，也不倚赖记号。第一种的知识，止于相对；第二种的，在可能的事例，可得到绝对。”比如我看见一个动的物，若是我站的地方是静止的，我看他是一个动法；若是我站的地方也是动的，我看他又是一个动法。我说他是绕轴转，是一种说法，我说他是就地滚，又是一种说法。所以只能止于相对，虽是“亲知”，仍非直觉。若我用一种想像，把我自己置于那个动的里面，那么就可经验绝对的动了。这个经验也不因我站的地方而异，因我就在那个动的里头；也不因我的说法而异，因为我不用记号去翻译他，只求得到他的本来面目。这第二种方法，是真正直觉，是“一种智识的同情（intellectual sympathy）。由此同情，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物的里面，以求与那个物的画一的（what is unique in it）相合，而终于不可说（and con-sequently inexpressible）。”这种经验，也是人人都有一点的。因为人人都是有心的，就让他不能学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自己的精神状态，总不能全不知道。柏格森说：“至少有一样真实，是我们人人都能不用分析，而用直觉，而自内得到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格，在那里流着穿过时间；我们的‘我’，在那里绵延（It is our own personality in its flowing through time—our own self which endures）。”这一种内省的直觉，真是人人都可有的。我们自己的意识，不但我们自己能直接知道，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里头。我们试一反省，当时就觉得无论什么感觉、概念、感情、意志，都是互相穿插而成一个不可分的全体，而一切心理学上的名词，都是强分的。所谓非分析的赏鉴（non-analytical appreciation）就是此了。

这种非分析的赏鉴，是人人都有的，并不奇怪。譬如我们读一篇文章，若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把他当成“字加字加字……之和”，固然也可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不过那作者的人格、兴趣、感情，可是万万不能领会。必得“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把我们自己的精神，完全与作者的精神化合；然后不但能得那文章所给的概念，并且领会他的兴趣感情。我们自己作文，也是如此。柏格森说：我们做文章的时候，先须研究题目，搜集材料，札记思想；不过这些并非作文，只是预备作文而已。至于这些事情办了，真正作文的时候，还得用一种往往很苦痛的力，把我们自己直接放在那题目的心里面；此后只须听其自然就得了。这个“冲动”（impulse）我们一有了之后，他自己不但会把我们所集的材料找来，并且还格外加添许多。他自己会找字眼来用，并且愈找愈多；我们觉得能说的话，是再也说不完的。可是等我们一转念去找这“冲动”而想抓着他的时候，他就马上没有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东西，他只是一个运动的方向。虽是可以无限的扩大，却是无限的简单。哲学的直觉，就是此类了。

以上所说，似乎有点太美术的，不是科学的了；但是科学的发明，也都是从直觉来咧。凡是发明，都不是从死概念得来，都是从知觉得来，这是人人所承认的。发明家的步骤，第一是把具体的事例，合得拢来；第二是定“假设”（hypothesis）；第三证那个假设；这是一定的。其中以第二步为最难，因为具体的事例上面，没有贴条子，说他是属于什么定律。这就如上文所说，是真正作文的时候，要用那一种往往很苦痛的力了。但是力虽用了，而那种“冲动”什么时候来，可还是没一定。所以牛顿发明吸力律，华德发明蒸汽力，都是一时触动灵机，悟得来的。班加累（Poincaré）说：算算学题的时候，先总要把那问题照逻辑形式去算；但是往往失败，算不出来。没法，只有把他放下；过些时，忽然心里明白了，忽然有法子了。这固然是可以说：这是下意识的作用。不过据柏格森讲，广义的意识，就是“生活”，就是全的“真实”。这广义的意识的集中点，才是普通心理学上所讲的意识；普通心理学上所讲的意识之一部，才是智识。要承认“这是下意识作用”，就与承认“这是非智识作用”无异；所以这是难不倒柏格森的，所以科学的假设，大都也是从直觉来的。我们学科学的时候，是学一点，又一点，一点一点加起来的。但是科学的发明不如此，人心不发明则已，一发明就一个整的。他是得了那个整的之后，再把他分成概念，不是拿许多概念，加成整的。

所以科学、哲学会于直觉；柏格森并非不重科学，这是要注意的。近来中国有一班人说：西洋近来渐渐不信任科学了；实是大错。科学在实用上的价值，非常之大，上文已明。智识所做的东西，起初虽没有本能好；如野蛮人的石刀，自然没有兽类的爪牙利害方便。但智识所做的东西，可以无穷的改变，而且改变的快；所以人类可以利用之以征服为生命阻碍的死物质。科学莫大之用，即在于此。即以研究哲学说，也非以科学为根本不可。上文所引柏格森论作文一段，就是为此举例。哲学譬如文章本身，科学譬如搜集的材料，及札记的思想，“真实”譬如题目；若于搜集材料等等，没有下过一番苦功，任你用多大的力，也不会钻到题目的心里去的。至于科学所能讲的，只是概念；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无论什么东西，一拿言语说出来，都是死概念；不说别的，就柏格森讲的那个“变”字，还不是死概念吗？柏格森只叫人不可执着概念，不可忘记他是一个方便的法门，而把他当成究竟的实在；并不是叫人不要概念。

柏格森也并不是主张要把本能来代智识，他说他永远没有主张别的东西，应该来代智识，也没说本能比智识好。他仅只说明，我们要离开物质界，而研究精神界，须要诉于一种生命之感觉（need to appeal certain sense of life）。这感觉虽与本能不同，而却是同源的。据此可见柏格森对于本能的态度了。

以上讲柏格森的完了；我自己再说几句，以作结论。我说：直觉是分析以后的事，主张直觉的，只反对以分析为究竟，并不反对分析。若以为主张直觉，便是不要分析，便为大错。如上所举之例，把一篇文章当字与字之和看，固然不能领会作者的兴趣情感；然而要领会作者的兴趣情感，总须从认字入手，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科学的假设，固从直觉得来，而第一步之搜集事例，仍是先决问题。所以科学必根于事实，哲学必本于科学，上文已明。从前陈介石先生说：老子所以主张废孝慈者，是因为孝慈尚且不可；不是主张不孝不慈。孝尚不可，何况不孝？慈尚不可，何况不慈？我以为柏格森之攻击分析，也可作如是观。他是反对智识主义之以分析为究竟，不是反对分析；分析尚且不可，何况不分析？美国新实在论派的人如斯保丁（E.G.Spaulding）攻击柏格森说他既反对分析，而他所讲的话，仍是从分析来的。罗素（B.Russell）说，柏格森说言语不完全，却偏要用言语做书。我觉他们都有点冤枉柏格森。至于有些头脑不清的人，以直觉为藉口，以自文其笼统，那更为柏格森之罪人了。

此文本今年暑假中所作，后见国中谈柏格森的很多，其著作又都将译过来，我就把此文搁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国人的西洋思想史的知识，有点差池；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所以我趁年假的几天空闲，把他整理出来，寄回发表。

民国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美国纽约

原载《新潮》第三卷第一期，19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