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之分析

我们常听人说“纲常名教”。纲自然是三纲，常自然是五常。这些名词的意义，都是极确定的。至于所谓名教，其意义就不十分确定了。所谓名教，大概是指社会里的道德制度，与所谓礼教的意义差不多。我们又常听说“名分”。名分、名教，这些名词都是早已流行。如《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世说》乐广说：“名教中自有乐地。”本篇的意思，就在说明所谓名分、名教之名之意义。

我们学过论理学或文法的，都知道名，即名词，有许多种类。有公名，即普通名词，有私名，即固有名词，有抽象名词，有具体名词，等等。不拘何种名词，其所指的，都是一个概念或观念，其全体或其一部分，是可知而不可感觉的。普通名词所指之全部，是不可感觉的。例如桌子，我们不能感觉“桌子”；我们所感觉者乃“此桌或彼桌”。“桌子”是概念，此桌或彼桌是个体。至于固有名词之所指，普通以为是可感觉的，但亦不尽然。例如“北京大学”一名词之所指，其中之一部分是可感觉的。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大楼，碰见他的教员学生，但“北京大学”一名之内涵——我以为固有名词也有内涵——决不只是几座大楼及几百教员，几千学生。他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他的教职员学生对于社会国家之贡献，以及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等，都是他的内涵的部分。“北京大学”是一个观念。固有名词所指，皆是一个观念。

不过固有名词所指，是独一无二的；他所指变，他的内涵也就随之而变。普通名词所指是一类；此一类中之个体虽少数有变，其结果不过是此少数不得属于此类，而此普通名词之内涵，则并不变。例如“大学”是普通名词，某某大学是个固有名词。某某大学之内容变坏，某某大学一名之内涵，也随着变了。然而“大学”之名，则并不变；其结果不过是某某大学不得属于“大学”之类，不算“大学”就是了。

说某某大学不算“大学”，就是说某某大学，不合乎“大学”之概念。普通名词代表一概念；此概念的义蕴，即是此普通名词所指之物之要素、共相。这些要素或共相，若用言语文字表出，即是此名词所指之物之定义。说某某大学不算“大学”，就是某某大学没有“大学”之要素，不合乎“大学”之定义。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上一个君字即是指的个体的君，具体的君；下一个君字是指普通的君，抽象的君。臣、父、子等类推。孔子又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不觚，上一个觚字，也是指个体的、具体的觚；下一个觚字，也是指的普通的、抽象的觚。孔子主张正名，就是想叫个体的事物，都合乎他的名，合乎他的定义，换言之，即是各如其所应该。君应合乎君之所应该，臣应合乎臣之所应该。这就是所谓“君君，臣臣……”的意义。

在西洋哲学里，概念很重要。柏拉图特意为概念另立一个世界。中国人在理论方面，除了孔子讲正名，公孙龙讲白马非马外，其余哲学家都不讲概念。就是孔子及公孙龙所讲，虽是概念，但他们却也似乎没有自觉他们所讲的是概念。但在实践方面，概念在中国，却甚有势力。名教，名分，在中国有势力。名所指的就是概念。

就拿忠孝来说罢。臣为什么要忠君呢？有一种说法是：君待臣有恩，臣要报恩，若君待臣没有恩，臣也就不必报恩了。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豫让说：“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刺客列传》）不过这种说法不是以后主持名教者之正统的（orthodox）说法。按正统的说法，君可不明，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韩愈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言正是主持名教者之正统的说法。后来每朝亡国，皆有殉君之臣，不管那事实上的亡国之君，是不是有配叫人殉的价值。其所以就是那些忠臣所殉的是君，君之概念，君之名，并不是事实上的崇祯或他亡国之君的个人。梁巨川先生殉清而死，但他又说他所殉的不是清朝。他所殉的不是清朝，更不是光绪、宣统，他所殉的是他的君。

宋儒说：“天下无不是底父母。”这与韩愈“天王圣明”的话，一样意思。按照父的要素，父的名，父当然是慈的。按照君的要素，君的名，君当然是明的。但普通的、抽象的君父，非附在特殊的、具体的个体上，不能存在于这个具体的、实际的、实践的世界上。所以臣、子，为忠于君，孝于亲，不能不对于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实践忠孝。而这些实际的、具体的个人之为君父者，往往不能皆如君父之名之要素，如其所应该。然无论事实上具体的君父怎么样，臣子总要忠孝。因为原来他们所须忠于，所须孝于的，并不是这些事实上的具体的君父，而乃是事实上具体的君父代表之概念。

按旧礼教，妻应为夫守节，或殉夫，其理由也是如此。妻应为夫守节，并不是因为夫妻之间恩爱。按旧说法，寡妇夜哭，尚为非礼；夫妻恩爱四字，如何能说出口。按旧礼教，夫即待妻无恩，或曾虐待妻，妻也要为夫守节。要知道她是为她的“夫”（夫之名）守节，并不是为事实上具体的某人守节。袁子才的妹嫁给一极坏的人为妻，尚对他曲尽妻道。要知道她是为她的“夫”（夫之名）尽“妻”（妻之名）道，并不是特厚于事实上具体的某人。她是屈服于名、概念，并不是屈服于事实上具体的某人。

中国也曾有人设法把名及代表名之个体分开的。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把纣与“君”分开。晏平仲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君为社稷死，则是以君之资格死，臣可从死。若为己死，则是以个人资格死，臣亦不必管他。推之，事实上的个体的父与夫，若不合其所代表之名，则子与妻亦可不以之为父与夫。这种分别，本是极有道理的，无奈不为正统派的名教所采用。这种分别，若采用，则中国历史上可少许多不合理的事情。

观于以上所说，可知道概念在中国实践道德方面之重要。至于为什么臣要忠于君，子要孝于父；再者中国实践道德之此方面之价值如何；这些问题，俱不讨论。

我们研究一个事实，不一定就是赞成那个事实。我们分析名教，并不一定就是维持名教。这是我所要向读者声明的。

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192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