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怎样选择传统文化教材？

王肖：使用了六十多年的台湾国学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2013年进入内地三十所中学试用，推行了一段时间后，似乎有些水土不服。有的人归结于老师的国学素养普遍不够；有的人则说，针对内地学生的基础，必须要重新编写国学教材；还有的人说，台湾从1956年就开始推行国学进校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觉得呢？

薛仁明：有一回，我去深圳中学，和他们的语文老师提起这套教材。我说，这套《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之所以可用，是因为读了总比没读好；之所以可不用，是因为这套教材确实不算理想。

所谓不理想，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编写方式。他们采用“选编”的方式，打散了《四书》原有的篇章次序，改采分类编辑的形式，选择各种主题来讲述，再穿插大量的“章旨”“解读”“相关名言”等板块。看似有条有理，但却使原书变得支离破碎，既有点像格言录，又有点像道德教条。尤其《论语》，原来书中那种活泼泼的盎然生机，经此一编，几乎荡然无存。中学时代，我当然也读过这套《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当时的结果是：对儒家非常反感。

这套教材的第二个问题，既然名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就不应该只讲《四书》。毕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华文化一直是儒、释、道三家齐扬。在魏晋以前，至少也是儒道并举。而且，证诸历史，儒道两家是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单单只读《四书》，很容易让读书人变得与宋儒一样唯儒独尊，性格反而偏狭，视野也容易窄隘。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中学语文老师国学素养不足的问题，我觉得，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有回我列席深圳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研讨会，看一群老师为开设国学课程而人人发愁，我就劝他们要放轻松一些。中国的经典本来都是生命之书，即使以前不熟悉，现在才开始和学生同步学习，只要多做准备，凭着老师的生命阅历，再细细体会、好好玩味，还是可以从经典中获得启发的。一旦受了启发，再把自己的体会与感受传达给学生，这也就够了。教育的根柢，本来就是生命的启发。经典教育，更是如此。一开始，其实不必太在意对于经典是否非常熟悉、是否能全盘掌握。有时过度强调，反而容易落入“死于句下”的那种专家式的钻牛角尖。这么一来，与生命的启发，反倒离得更远。我读某些学问渊博的所谓专家之作，反而觉得特别没生命感、特别没意思。真要教，就先教自己有心得、有实际感受的部分，对学生才会有帮助。

再进一步说，现在大陆国学的最核心问题，其实不在于老师的国学素养普遍不足，而在于整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底蕴已经集体流失。当整个底蕴都还在时，怎么做怎么对，怎么读也怎么好。当底蕴不到时，不管怎么做，都好像会这边缺一点、那边缺一块，即使读了，也未必有用。就像现在的某些“国学专家”，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动不动就旁征博引。乍听之下，似乎很有素养，但是，只要你看到他本人，就忍不住要疑惑：这真的是国学吗？换句话说，国学的核心，其实是人的整体底蕴。人对了，什么都对。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的味道慢慢对了，许多东西就会跟着到位。如果问题在人，我们就得明白，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孔子又说，“必世而后仁”，有些根本的东西，一定得经过一个世代，才能水到渠成，也才会开花结果。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耐性。孔子不也说过，“欲速则不达”，如果太急切，那当然只会坏事。

王肖：2005年，我还在北师大读书期间，为了写论文，我几乎把图书馆能找到的民国教材给翻遍了。当时有好多书店，也有多位名家，比如蔡元培、叶圣陶都在编教材。这两年，《开明国语读本》《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这些半白话文的教材一经重印又成畅销书。我记得有一篇课文，语言特别美：“座上客，远方来，父陪客，食午饭，饭后出门，与客闲眺，前有青山，旁有流水。”您看，五四时候的教材多偏白话，语言素朴，描写耕读人家的生活，读来动人。不过，可能您从小到大，包括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很多已经化用到了日常生活当中，未必像我们这么惊喜。

薛仁明：看到这样的教材，我的确不会觉得特别惊艳，但是，感触依然很深。

感触深，是因当时的白话文，可以把文言结合得那么好，既简洁素朴，又丰富饱满；既有美感，又有韵律感。我一直认为，这种半文半白、柔和简易的文言、又兼具韵律感的白话文，才是我们现在最该有的书写方式。相较起来，后来的白话文，就显得单调无趣得多。过于直白的白话文，常常会让人感叹：白话文，“文”在哪里？另一个感触是，这篇文章所写的那种寻常生活的美感，“前有青山，旁有流水”，老实说，今天真让一般的小学生读来，恐怕也都有种太过疏远的感觉吧！

同样的道理，我之所以不特别惊艳，主要也是因为我一向认为语文课本应该要比这样更好。所谓更好，是语文课要以经典为主。像这样的文章，可以选做辅助教材，占一部分即可。至于现在那种大白话的语文课文，其实就可以免了。那种文章，小孩自己读读就行了，何必还浪费时间来教。教了半天，就像之前提到的重庆精典书店老总杨一所说，当年语文课认真上课的，现在几乎没人看书、没人接触传统文化。教了半天，也就像这些年的台湾语文程度，只会是逐年下降。老师越卖力教，学生程度却越来越差。不是老师不尽责，而是语文课根本就不该浪费时间教那些直白的白话文。

像“前有青山，旁有流水”这样的景象，现在让薛朴来读，他还是会有些真实感，毕竟，我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这等模样。之前他们姐弟三个在家自学，每天大概就花两三个小时来学学校的功课。其他时间，他们必须做家务，包括扫地、拖地、洗碗筷、晾衣服，尤其要负责煮每天的早、午两顿饭。除此之外，我们那边有个小湖，每天他们去湖边走走、跑跑，绕个一圈，大概两三公里。名义上是上体育课，实际上是四处顺便看看，看看山，看看水，看看花鸟虫鱼。对他们而言，那更接近玩。他们每天走走跑跑，前阵子，到了几棵小桑树旁，总要摘两颗桑葚吃吃，今天告诉你好酸哦，明天说好甜哦。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挺好的。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每天学习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经典的背诵。这些经典，就是我所说的理想的语文课本。每天早上他们三个人有不同的进度，比如一个背《孟子》，一个背《庄子》，一个背《诗歌词曲选》。下午则是一块背《古文观止》。

王肖：有时候很佩服薛老师，明明自己是台大这种主流的名牌学校毕业，但面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却又采取这么一种有别于流俗的模式。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去给孩子编编教材？或者说，在现有的基础上，您遴选出来给孩子的是什么书？

薛仁明：我没想过要自编教材。毕竟，重点既然是经典教育，经典就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用的，就是王财贵先生编的那一套字体很大、完全没注释的读本。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虽然自学，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体制，仍然会配合学校的进度，用的也是学校的教科书。

凭良心讲，我觉得现代人已经编了太多的教材，也花了太多时间在那里挑选教材。其实，最好的教材就是一本本的经典，老老实实去读，也就行了。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来比较、挑选各种教材，可真的让你老老实实去做基本功，却又未必愿意。这真是本末倒置。尤其是语文教材，可以好好把经典读一读、背一背。我家三个小孩每天早上有一两个小时时间专背这些经典，到了下午，又有一两个小时背《古文观止》。一年下来，也背了四十几篇古文。台湾许多的大学生，现在都未必能背得了这么多篇。可是薛朴也不过才小学三年级。这不是薛朴的天资好，而是同样花这么多的时间，看你让小孩读的到底是些什么。我现在写的史记专栏，每一篇薛朴都看，也都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他有古文的底子，读我的文章轻松愉快。就教材而言，我们拿既有的经典来教，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其实古人哪有那么多教材？可是，古人的程度又哪里会比我们差？我们现在那么多教材，只会把学生越教越坏。就像台湾，不要说语文，连其他的科目，也都年年编、年年改。说白了，就是书商借此牟利，结果学生每一科的素质都在往下降。

王肖：因为身处媒体，我们身边的实习生如车水马龙般，差不多每隔一年就会来一批港台实习生，我接触过的学生给我印象都特别好。两年前，我曾经带着一个来自香港的大三女生和来自台湾的大四男生去北京郊区怀柔的一个山庄，参加刘宏毅先生组织的国学夏令营。活动结束后，让他们各自写一篇体会。特别明显的是，台湾学生的文字写得很古雅，他不算特别优秀的学生，挺普通的，但是他能提炼出这个活动中我们捕捉不到的轻柔和可爱的部分，整个人也很温和、亲切。我穿插进这样一个细节，是想说，或许诚如您所言，台湾现在不如以前了，不如您当年那个氛围，可是重要的东西，还在那里。

薛仁明：台湾虽然不如以往，但某些东西，的确没有消失得那么快。前面引孔子说的“必世而后仁”，大根大本的东西，总得经过个二三十年，才能够开花结果。反过来说，一些既有的大根大本的东西，真要崩坏，其实也没那么快。我指出台湾的困境，更多是表达一种令人忧心的趋势。事实上，台湾的语文教材虽然一直在删减文言文的比例，但相较于大陆，古雅的传统依然还在，教材中的白话文还是大量吸取了文言的元素，并不强调文章要写得极度直白。你去翻翻现在台湾《联合报》的副刊，再比较大陆几个大报的类似版面，还是可以读到一种不太一样的文字风格与生命状态。就像你所说的，那是一种比较古雅的文字风格和更为温润的生命质地。正因如此，台湾年轻人即使生活上、概念上慢慢西化了，但毕竟台湾的大环境还在那里。一个人出生下来，就开始受熏陶，久而久之，被潜移默化，自然容易呈现一种台湾人常见的温和亲切。如果和香港人对比，台湾人的这种特质，还是很容易感觉得到。毕竟，香港的历史与环境与台湾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