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先秦时期的著名谏议人物和事件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谏议在政治中的作用已有清醒的认识。从文献来看，周公在总结夏、商、周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时，虽然主要着眼于天命与君主的德行，但同时也涉及了纳谏问题，这在《牧誓》、《酒诰》、《召诰》中均有反映。春秋时期许多人认为，国之兴衰的关键在于能否任用谏臣，衡量臣僚的才能也主要看能否向君主进谏良策。战国时诸子几乎一致认为，谏议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33]。正是由于当时人们对谏议作用的高度重视，加上士人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臣下对君主的谏议活动十分活跃，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谏议人物和著名的进谏事件，并表现出较高的谏议技巧。
一、殷商时期比干的谏议活动
比干是中国古代以直言进谏而闻名的忠君爱国的楷模。由于文艺作品的渲染，他的事迹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从其事迹的流传来看，最晚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比干就不断为人称誉，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论述，如：
《荀子·正论》云：“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僇，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荀子·宥坐》亦云：“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
《韩非子·难言》云：“比干剖心……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不少也。”
《鹖冠子·备知第十三》云：“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
《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
《盐铁论·非鞅》云：“比干剖心，子胥鸱夷，非轻犯君以危身，强谏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诚，心动于内，忘祸患之发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虽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吴人恨。”
比干是殷纣末年的贵族，《孟子》、《论语》等书及传说中认为其是纣王的叔父，曾担任太师等要职，但据学者考证，它并非殷纣的“太师”或“少师”，其身份只是文献中所说的“王子”，他可能不是纣王的叔父，而只是其弟弟[34]。
至于比干的事迹，以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比较详尽可信：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宋微子世家》亦记：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
由上可知，比干最突出的事迹就是向殷纣进谏，提起纣王，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暴君。他即位以后，大兴土木，兴建宫室苑囿，以满足自己享乐生活的需要。《韩非子·难势篇》就称：“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这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民力被压榨到了“竭尽”的地步。他的生活也相当奢侈腐化，“纣为鹿台、槽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35]。由于纣过着极其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沉湎于酒色，法度不明，政治昏乱，从而招致人民的反抗。为了镇压反抗者，他实行严刑峻法，其刑罚除了截、剖、醢、炙、腊、脯等外，还有令人发指的“炮烙”之刑，就是用青铜铸造一根中空的铜柱，把人绑于柱上，下面烧火，将人活活烙死。这只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矛盾。
纣王性格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谏阻之言，正如《史记·殷本纪》所说的，“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当臣下告诫他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下去就会有灭亡危险的时候，他还回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认为自己握有天命，不会灭亡，以至于大臣感叹说：“纣不可谏矣！”
对于纣王的荒淫残暴，其庶兄微子曾多次直言进谏，但纣王根本不予采纳，微子估计殷商终有一天会亡国，想自杀，又想逃走，拿不定主意，便与太师、少师两乐官商议。太师建议说：“死不是办法，不如逃走。”微子只好逃到民间隐藏起来。箕子是纣王的叔父，看到纣王仍不改荒淫残暴之道，就继续向他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要治箕子之罪。箕子无奈，只好佯装发狂，装成个疯子混在奴隶中以避其害，但是纣王仍不放过他，又将他囚禁起来。
面对这样一位君主，身为殷商王族的比干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积极向纣王进谏，谏阻其种种荒唐的甚至会危及政权的行为，他主张“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36]，“主暴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见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37]他认为直言向君主进谏是臣下的本分，忠臣只要见到国君有过就应进谏，如果忠言不能被采纳，则当以死谏之。比干正是由于对纣王的直言进谏，引起这位拒谏暴君大怒，方才将其剖心而死。比干进谏精神的核心就是杀身成仁的理想境界，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忠谏之臣面对昏君当道，其命运只能是以自己的生命完成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西周时期的著名谏臣及其谏议活动
在西周的政治制度里，多少还保留着原始民主制的遗存，在辅贰制、朝议制和“国人”参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38]。百官群臣以至于“国人”，对君主的施政存在着较多进谏的权力和机会。我们可以在文献中看到，许多周王室的近臣敢于以严厉的言辞来批评周王。这一现象甚至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一）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西周的第五世君主周穆王在位时，距西周建立已经过了百余年。此时王道衰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不来朝贡了，西周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穆王即位后，想改变这种局面，就想以不按时进贡的名义攻打犬戎。
祭公，字谋父，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之后，是周王的卿士，因封地在祭（今河南郑州附近）而被称为祭公。他得知穆王打算征伐犬戎的消息后，立即进谏。他首先说：“征伐犬戎不可。先王历来只是彰明美德而不是炫耀武力。兵器平时都是收藏起来，大军一旦行动就要显示出威势。如果轻易炫耀武力，人们就会轻慢你，这样就没有威慑力了。因此，周公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王讲究美德，将之传扬到全国。相信我王能永保天命。’先王对于百姓，勉励他们修养德行，使其性情更加敦厚。增加他们的财富，使他们的器具更加顺手。向他们阐明利害所在，用礼法教育他们，使其能专心求利且避害，感激君王的恩德而惧怕刑罚的威严，所以先王能够世代保有天下，并且日益强大。”
为了说服穆王，祭公还举出了西周的先王弃和不窋的传统经验，即以德服人，不轻易动兵。他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弃和后稷世代担任农官，服从虞舜和夏启。到夏朝衰落的时候，废掉了农官，不再重视农事，我们的先王不窋因此失去了农官的职务，自己逃到了戎狄之间的邠地，但对农业依旧不敢懈怠，时时修德，继承先王的事业，学习他们的教化和法度，夜以继日地谨慎勤劳，用朴实敦厚的品性来坚守他的职责，以忠实诚信的美德来奉行他的事业，自此代代相传，继承这优良的品德，没有辱没先人之处。到周武王时，他发扬先辈的光辉业绩，再加上慈爱和善良，事奉神明，安抚百姓，没有人不感到欢欣鼓舞。商纣王对百姓十分残暴，百姓不能忍受，都衷心拥戴武王，因此武王才在牧野打败了他。这并不是先王崇尚武力，而是忧虑体恤百姓的痛苦，为民除害。”
祭公接着讲述了周代先王规定的“五服”法制，指出戎狄属于“荒服”，犬戎的君长并没有违背“终王”之制，如果对其进行征讨，是师出无名。他说：“根据先王的制度，王都周围千里之内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属于侯服，诸侯国的外围地区为宾服，夷蛮边远之地称为要服，戎狄荒野之地称为荒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祭祀所需的物品，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用品，侯卫宾服的君主要供给天子每季的享献，要服的君长每年都要向天子朝贡，荒服的君长臣服于天子，在其刚即位时要朝见一次。如果有不供日祭的，天子就要反思自己的思想；如有不供月祀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发布的号令；如果有不供每季享献物品的，天子就要正尊卑职贡的名分；如果有不来朝见的，天子就要加强仁义礼乐的教化。如果以上五个方面都做到了，而仍有不来的，就得动用刑罚了。对于不供日祭物品的，要依法严办；对于不供月祀物品的，要派军队前去征讨；对于不供时享的，要命令诸侯去征讨；对于不纳岁贡的，要派遣使者前去责备；对于不来朝见的，要用文书去晓谕。这样，有刑罚的律条，有讨伐的军队，有征讨的举动，有诘责的命令，有晓谕的文辞。如果发布了诘责的命令和晓谕的文辞还是不来，就要再次修明自己的礼乐政教，断不可劳苦百姓到远方征战。因此，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归顺的。”
祭公最后指出：“犬戎氏现在都尽其职守前来朝见，而您却要以不供时享的罪名征讨他们，并向他们显示兵威，这岂不是置先王的训示和法令于不顾，破坏了先王之制吗？我听说犬戎氏树立了淳厚的风尚，能够遵循他们先辈的德行，始终如一地恪守终世入朝的礼节，他们必定有了抵抗我们的准备了。”
虽然祭公苦口婆心，既引用了先王的经验，又引用了先王制订的法制条令，但穆王最终还是没有听从祭公的劝谏，发动了这次旨在扩张领土的军事行动。这次征讨行动因遭到犬戎所属部落的有力抵抗而收获甚微，最终只是“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39]，很可能是虏获了犬戎八个部落的首领[40]，但总体上因战果微小，使王室声威受到损害。从此，西周王朝逐步走向衰败，对西土的政治、军事经营活动逐渐进入防御为主的阶段。
（二）召公谏厉王弭谤
周厉王于前878年至前841年在位，是西周末年有名的暴虐君主之一。它不仅生活奢侈腐化，终日沉湎于酒色，而且生性贪婪，整日盘算如何聚敛更多的财富供自己挥霍。
从周恭王时开始，贵族的“私田”越来越多，不少山林薮泽早已在事实上成为贵族的私有财产。一些平民也经常到河流湖泊去打鱼，或到山林砍树，以增加收入。厉王的宠臣荣夷公便建议厉王下令禁止民众到山林河湖里去另谋生路，并重申山林河湖的产品都归国君所有，为周王所“专利”。周厉王这种与百姓公开争利的措施使百姓失去了重要的谋生之路，招致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民怨沸腾，谤言四起。
召公即召穆公，名虎，是西周宗室召康公之后，世世代代为周王卿士。他听到百姓在街头巷尾对厉王的种种议论，于是急忙赶到王宫向厉王报告，并提醒厉王说：“百姓已经无法忍受您的政令了。”厉王听了报告之后大怒，立即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命令其监视敢于批评自己，发表“谤言”的百姓，并要其随时告发，以便立即逮捕处死。
在厉王的严厉镇压下，百姓敢怒不敢言，再也不敢公开批评他了，只好在路上遇到熟人时，互相递个眼色，表示对厉王的不满，即“道路以目”。厉王非常高兴，召来召公对他说：“我已经止住了百姓对我的诽谤，他们再也不敢随意胡说了。”召公听了以后，立即对厉王的行为进行了谏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召公谏厉王弭谤”。
召公对厉王的谏言表现了他极高的谏议艺术。他首先用一个比喻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您这只不过是临时堵住了百姓的嘴罢了。要真正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们发表议论，比堵住奔流不息的河流还难。堵住的水一旦冲垮了堤防，就会势不可当。由此，召公提出“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即治理河水一定要疏导障塞，而善于治理百姓的人，一定要让他们讲出心里话。君主要随时了解下情，然后据民情决定自己的取舍。
召公接着又提出了“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原因和了解民情的具体措施。他说：“天子治理国家，就是要让公卿列士进献讽谏的诗篇，瞽人进献反映民意的乐曲，史官进献可资借鉴的史书，乐官进献富有劝诫意义的韵文，瞍者朗诵讽谏的诗篇，矇者诵读蕴含劝诫意义的文辞，百工们发现朝政缺失可随时谏阻，庶民可以用各种方式向天子上达对政事的意见。令君王的近臣们随时加以规劝，宗室姻亲之臣及时察补朝政缺失，乐师用音乐、史官用礼法对君王进行教诲，王傅等元老重臣也经常对君主加以劝诫提醒，然后由天子斟酌取舍，从而使政事实行起来才不致违背事理。”
召公最后强调了百姓“口”的重要性。他说：“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这里，召公用两个比喻说人有嘴巴就像大地有高山大河一样，财富都从这里产生，又好像农田有排灌的沟渠，衣食都来源于此。最后，召公说：“只有让百姓议论，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由此反映出来。朝廷推行正确的政令，防止失误发生，这是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百姓衣食丰足的方法。百姓有意见，在心里考虑，用嘴说出，可以防止朝政失误，怎么可以堵塞呢？如果想堵住百姓的嘴，使百姓敢怒不敢言，这样是无法长久的。”
厉王对召公的劝谏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三年以后，矛盾终于爆发了。愤怒的国人冲进王宫，将厉王赶到了彘地。
召公谏厉王之事，不但见于《国语》一书，还见于《诗经》，其中的《大雅·民劳》和《荡》这两首诗也是其为谏厉王而作。《毛诗序》说：“《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玄笺说：“厉王，成王七世子孙也。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毛诗序》还说：“《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
在《民劳》诗中，召公从一开始就呼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为百姓已经非常劳苦了，请让他们有稍稍的安息。全诗四章，每章都用这样的话来开头。姚际恒在《诗经通论》卷一四中认为：“每章皆提唱此二句，则其意最重乎此可知也。”诗的结尾则说：“王欲玉汝，是用大谏。”意即对于君主，正是由于自己爱护他才大力进行劝谏的。
在《荡》诗中，召公的言辞更加激烈、严厉，开头就说：“荡荡上帝，下民之辟！”意即上帝的法度已被破坏殆尽，而其依旧做着人民的君主。在接下来的七章中，则假托周文王批判商纣的暴虐，暗示厉王的昏庸无道。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五中说：“此诗自二章以下，皆托言文王叹商以刺厉王。盖臣子奉君，不敢直斥其恶，而目击时事日非，纪纲大坏，又难自忍，故假托往事以警时王。虽败坏已极，而犹冀其感悟，庶几一改厥图，以臻于治，此臣子忧国爱君之心，自有所不能已于言也。”[41]
三、春秋时期的著名谏臣及其谏议活动
春秋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谏臣，进谏范围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宫廷生活等各个方面。
（一）臧僖伯谏鲁隐公观鱼
鲁隐公，名息姑，前722至前711年在位。鲁隐公五年（前718），他要去棠地（今山东鱼台东北）观看捕鱼。大夫臧僖伯是隐公之弟，认为这样做不合于礼仪，于是就谏阻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和军事的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就不能对它有所举动。国君是要把百姓引导进法度（“轨”）和礼制（“物”）中去的人，所以讲习大事以端正法度叫“轨”，选取材料以制作重要器物叫“物”。事情不合于“轨”、“物”叫作乱政，如果国君不断推行乱政，就会导致国家败亡。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四种打猎的仪式都是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每三年进行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完毕进入国都都要整顿军队，回来祭告宗庙，宴请臣下，犒赏随从，还要计算所掳获的战利品。标明车服旌旗，分清贵贱的区别，辨别等级的差阶，讲究出入时的少长顺序，这就是讲习威仪。鸟兽的肉不能摆在宗庙的祭器里，它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等不用于祭器和军事上，国君就不要去射它，这是古代圣王遗留下来的制度规章。至于山川林泽的物产和一般器物的材料，都是下等官吏的职责，不需要国君亲自过问。隐公听了臧僖伯的谏阻以后，就托辞说：“我不是去游乐，而是去巡视边境。”隐公最终没有采纳臧僖伯的谏言，去了棠地，并让那里的捕鱼者陈设各种渔具，然后捕鱼供自己观看。臧僖伯因隐公拒谏，就推说自己有病，没有跟随前去。《春秋·隐公五年》记当年春天隐公“矢鱼于棠”。这是表示隐公的行为不合乎礼制，而且棠地远离国都才这样记载的。
鲁隐公认为观鱼对百姓没有损害，其实，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关系重大，必须慎重，决不能掉以轻心。臧僖伯深知这一点，所以十分郑重地进谏，指出国君举止应遵行的原则。他的语言严谨，中间陈述的事理都与观鱼映照，末尾以非礼作结，强化了观鱼即为乱政，不可轻易进行的主题思想[42]，表现了他较高的进谏技巧。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臧僖伯以直言敢谏著称，他的儿子臧哀伯同样敢于直谏。鲁桓公于前711至前693年在位，心胸狭窄，信小远贤，不纳忠言，却好大喜功。桓公二年（前710）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了其灭郜国时掳掠的大鼎，并将其安放到太庙里。在当时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合礼制的。臧哀伯就谏阻说：“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发扬德义去阻止邪恶，以此监察百官。即使如此，还担心会有所疏漏，所以古之贤王都十分注意发扬美德以示范子孙。所谓德，应当是俭朴而有制度，增减有一定的数量，用文饰和色彩来记录它，用声音和光彩来发扬它，以此向各级官吏作明显的表示，这样各级官吏才会有所警戒和畏惧，不敢违法乱纪。如今大王却要抛弃道德而树立邪恶，把别人贿赂的器具放在太庙里，公然将它显示在各级官员面前，各级官员都以此为榜样，那么又凭什么去责备他们呢？一个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不正。官员美德的公然丧失，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将郜鼎放在太庙，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周武王克商以后，将九鼎迁到雒邑，这是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的行为，尚且有伯夷、叔齐这样的义士表示反对，更何况现在要把表明违法叛乱的器具放在太庙里，这怎么能行呢？”但桓公并没有听从臧哀伯的劝告。
周朝的内史听说这件事后，说：“臧达孙的子孙一定能在鲁国长享禄位。因为君主违背礼制，他没有忘记以美德进行规劝。”
（二）楚国大夫鬻拳兵谏楚文王
楚文王在位时，与巴人联合进攻申国。巴人十分好斗，后来背盟而攻楚，楚文王率军抵抗，结果在津地被巴人打得大败。回军国内时，都城守门吏鬻拳闭门不纳。
鬻拳原来是楚国的大夫。当初，楚文王与巴人联合时，鬻拳就以为不可，对文王极力加以谏阻。文王拒绝采纳鬻拳的建议，于是鬻拳就“临之以兵”，即手持兵器对准楚文王，对其进行威胁，楚文王非常害怕，只好听从。之后鬻拳说：“我用兵器威胁君王，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行了。”于是，他就给自己定了刖罪，砍下了自己的双腿。楚国人贤之，让他担任大阍一职，并尊称为太伯。大阍是主管王城十二门的官员，掌管晨昏时分王城城门的开闭。楚国还让鬻拳世世代代都担任此职。
当楚文王被巴人打败，而鬻拳又不许其进城时，他只好又率军攻打黄国，在一个叫踖陵的地方打败了黄国军队。在回师的路上，当到达湫地时，生病不起。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夏六月，楚文王去世，鬻拳将他安葬在夕室，然后就自杀了。楚人将鬻拳安葬在文王地宫的前庭。
当时人对鬻拳的行为称誉备至，《左传·庄公十九年》记时之“君子”对他的评价说：
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意即鬻拳可称得上是爱护君主的臣子了，他冒死进谏，因为谏阻君王而自行施加刑罚，受了刑还不忘使君主归于正道。后世将这种以兵器或武力胁迫进谏的做法称为“兵谏”，可以说是谏议方式中最为激烈的一种。这种激烈的谏议方式在楚国并不仅见，据《说苑·正谏篇》，楚文王时，另一位大臣保申为了使犯过失的国君改过，竟然以荆条鞭笞他，让他体味被鞭笞的痛苦与耻辱，以求能改变其所犯过失。
（三）杜子谏楚庄王伐越
楚庄王于前613至前591年在位，是春秋时楚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国君。他即位后大力加强王权，果断地平定若傲氏的叛乱，又重用孙叔敖改革内政，兴修水利，加强战备，称霸于诸侯。前606年，陈兵周郊，使人问九鼎之轻重，表现出勃勃野心。前597年，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晋军，迫使郑、宋等国归附，成为代晋而起的霸主。
庄王曾经要在被秦、晋打败，丧地数百里的情况下，不考虑如何让深受灾难的百姓休养生息以恢复国力，依旧加强盘剥，迫使百姓纷纷起来造反。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贸然决定攻打越国。大臣杜子认为这样必然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于是主动加以谏阻。
杜子首先问楚王：“大王为什么要攻伐越国呢？”楚庄王自以为是地说：“越国政治混乱，兵力疲弱，这正是讨伐的良机，一定可以战而胜之。”杜子说：“小臣十分愚昧，总担心大王攻打越国的打算是自取其败。智谋就像眼睛一样，眼睛之明可以看到百步之外的东西，却看不到离自己最近的睫毛。大王的军队自从被秦国和晋国打败以后，国土丧失了数百里，这是兵力衰弱的表现啊！庄
率领大批不法民众造反作乱，官吏却无法禁止，这是政治混乱的表现。大王兵力衰弱、政治混乱的状况不在越国之下，甚至比其还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大王却制定出伐越的计划，这就像眼睛看不到睫毛一样啊！”楚庄王采纳了杜子的谏言，打消了进攻越国的念头。
杜子在这里通过眼睛看不到睫毛的寓言向楚王进谏，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表现出较高的进谏技巧。
（四）士贞子谏晋景公勿杀荀林父
前597年，楚国围郑，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先彀等为副将，出兵救郑，与楚军战于邲（在今河南荥阳东北）。由于荀林父新任中军主将，众将不服，导致将帅不和，军心涣散，结果晋军大败。从此，晋之霸主地位被楚国取代。
荀林父败回后，主动承担了战败的责任，请求晋景公治他的死罪，盛怒之下的晋景公打算按他的请求办。大臣士贞子知道消息后，立即加以谏阻。他说：“不能这样。记得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胜楚军，把敌人留下来的军粮大吃了三天，全军上下一片喜悦之情，但文公还是面有忧色。左右侍臣问他：‘有了喜事却忧愁，难道有了忧愁的事你才高兴吗？’文公说：‘楚军的主帅子玉还活着，我怎么能没有心事呢？一头野兽被逼得紧了还要垂死挣扎，更何况是一国的执政呢！’等到楚王杀了子玉，文公高兴的样子可以想见，他情不自禁地说：‘再不用愁有人来找我们报仇雪耻了！’这就像晋国又胜了一次，而楚国又败了一次，因此楚国大伤元气，经历了两代国君还不能复兴。如今我们战败，或许是上天要特意警戒我们一次。如果再把荀林父杀掉，就是要让楚国再胜一次，恐怕晋国也会长久不能强盛了吧！荀林父侍奉国君，进则竭尽忠诚，退则想着补救过失，是国家的忠诚卫士，怎么能杀他呢？他这次战败就好像日月有蚀，哪会损害他对国家的忠诚呢？”
士贞子的谏言有理有据，以晋国的直接对手楚国杀干将子玉为例，说明杀荀林父是自毁长城。由于举例现实，比喻贴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晋景公最终采纳了士贞子的谏言，恢复了荀林父的职位，并当面予以勉励。荀林父非常感激，发誓雪耻，楚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君臣上下大为沮丧。
（五）杜蒉智谏晋平公
晋平公是春秋时晋国国君，前557年至前531年在位。这时，晋国的霸业已经衰落。平公沉湎于酒色，“以乐慆忧”。他后宫姬妾成群，对于宴乐田猎也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做出有违礼法的行为。大夫知悼子去世后，还没有下葬。按当时的礼俗，大臣死而未葬，国君是不能寻欢作乐的，可是平公竟违反这一礼制，喝起酒来，由大夫师旷、李调陪侍，并击鼓奏乐助兴。
平公的宰夫杜蒉从外面进来，听到钟鼓声，十分奇怪地问：“国君在哪里？这声音是从哪里传出的呢？”知道的人回答说：“在正寝。”杜蒉立刻来到内寝，两级一跨地上了台阶，直到正堂桌前，倒了杯酒，说：“师旷，你喝了这杯酒。”又倒了一杯酒，说：“李调，你喝了这杯酒。”又倒了第三杯酒，自己就坐在堂上脸朝着北喝了，然后走下台阶，快步离去，头也不回。
晋平公十分奇怪，连声喊他回来，问道：“杜蒉，刚才你存心要对我有所谏教启发，因此我没有先和你说话。你让师旷喝酒是什么意思呢？”杜蒉回答说：“凡逢殷纣、夏桀的忌日甲子、乙卯日，君王都不敢作乐。现在知悼子去世了，还没有下葬，这比甲子、乙卯忌日要严重得多。师旷是掌管音乐的要臣，不把这个道理讲给您听，这是他的失职，所以罚他喝酒。”平公又问道：“那你要李调喝酒又是什么意思呢？”杜蒉回答说：“李调是国君宠信的近臣，因为贪恋饮食而忘记了您的过失，因此也要罚他饮酒。”平公又问：“你自己喝酒又是为什么呢？”杜蒉回答说：“我是个宰夫，不去干操刀执勺的分内事，反而越职谏诤，因此要罚自己饮酒。”晋平公至此方才茅塞顿开，说：“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倒酒，也罚我饮一杯吧！”杜蒉非常高兴，洗净酒杯，斟满酒，高高举起进献给平公。平公接过酒，对侍者说：“即使我死后，这种告诫的形式也不能废掉！”后来，晋国在宴会结束时，还高举酒杯行献酒之礼，称为“杜举”。
杜蒉的进谏方式比较特别。他初见到平公时一言不发，而是斟酒依次让陪臣师旷、李调喝，最后自己又喝了一杯，起身就跑。这种出人意料的举动极大地引起了平公的好奇心，立即将他召回，询问究竟。杜蒉乘机进谏，虽没有一言斥责平公，却使平公自己醒悟，达到了进谏的目的，表现出较高的进谏技巧。
（六）史鰌尸谏卫灵公
史鰌，字子鱼，春秋末年卫国史官，以刚直闻名，孔子曾称赞他说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总是无偏无党，就像箭杆那样直。卫灵公（前534～前493年在位）时，对于以严于律己闻名的贤才蘧伯玉不予重用，对于无德无能的佞臣弥子瑕却委以重任。当时担任史官的大夫史对这种状况非常焦虑，他多次规谏卫灵公，可他的正确建议却一直不能被采纳。
后来，史鰌得了重病，临终前对他的儿子说：“我不行了。等我死后，你要将我的遗体停放在北堂的墙脚下。由于我活着时没有能说服国君重用贤良蘧伯玉，也没能说服君主撤掉佞臣弥子瑕的官职，使这个隐患仍在君主之侧，这是我没有尽到纠正国君之失的责任啊！活着时不能匡正君主过失的人，死后就不该享受完备的丧礼，能停尸在北堂，对我来说就很满足了。”
史鰌去世后，卫灵公前去吊丧。当他看到史鰌的灵柩仅仅停放在偏厅北堂时，非常疑惑，就忙问史鰌之子为什么这样做。史鰌的儿子就将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脸上露出恭敬的神色，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说：“先生生前就一心向我荐举贤才，劝我罢免佞臣，到死都始终不渝，去世以后又以尸体来对我进行规谏，可以说您的忠诚并没有随着去世而泯灭啊！”于是，卫灵公立刻召见蘧伯玉，任命他为上卿，同时又下令革除了佞臣弥子瑕的官职，将史鰌的遗体移到了正堂，并按照规定的礼仪举行了祭祀仪式，方才离去。卫国的政治也由此走上了正路。
史鰌将进贤退不肖作为自己的重责大任，终身不渝。死对古人来说不亚于生，对后事的处理尤为慎重，而史鰌死后情愿不入正室，以这种方式向君主进谏，其精神令人钦佩。《大戴礼·保傅》、贾谊的《新书》、刘向的《新序》和《韩诗外传》等典籍都记载了史鰌尸谏的事迹。
（七）晏子对齐君的谏议活动
晏婴，字仲，谥曰平，世称晏平仲，春秋末期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大约生于周简王元年（齐顷公十四年，前585）前后，卒于周敬王二十年（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为相，从政达五十余年，成绩卓著，是齐国历史上唯一可与管仲齐名的一代名相。
晏婴入仕之时，距离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的时间。他辅佐的齐灵公、庄公、景公都是走狗试马、极尽享乐的荒唐君主，晏婴竭力辅佐，采取了强公室、抑私门，薄赋敛、惜民力，崇节俭、抑私欲，省刑罚、行仁政等措施，使齐国能够勉强维持相对安定的局面。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晏婴为推行上述措施，极力规谏君主。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就称“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由此可见晏婴的政治策略。但无论如何，他的谏言是很突出的。西汉刘向在《晏子叙录》一文中就指出其“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清代史学家马骕也称：
景公固非能大有为之君也，所宠任者梁丘据、裔款之流，所好者宫室台榭之崇，声色狗马之玩，婴也随事补救，以讽谏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孙，故能身处乱世，显名诸侯，而齐国赖之以安也。[43]
由此也可看出晏婴及其谏议实践对于齐国政治的重要作用。
关于晏婴生平事迹的史料主要是战国时人编纂的《晏子春秋》一书及《左传》中的有关记述，《史记》中的《齐太公世家》和《管晏列传》中也有一些记述，其中以《晏子春秋》一书所记最为丰富。该书比较全面完整地记载了晏婴的生平事迹，最初是战国时人搜集他的言行及遗闻轶事编辑而成，后经西汉刘向整理，共内、外八篇，215章，每章记述一件事情，其中专记晏子谏庄公、景公的《内篇·谏》上下两篇有50章，《外篇》七中有13章，共计63章，另在《内篇·问》和《杂篇》中也有许多谏君的章节。这样，《晏子春秋》一书中大约有近一半的章节涉及晏子的谏议活动，由此也可看出谏议在晏子政治活动中的地位。本书即以《晏子春秋》为基本史料，对晏婴的谏议活动作一概述，并简要分析其谏议艺术。
晏子谏言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齐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本书分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规谏齐国国君要遵守礼制。
礼是当时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社会规范。维护和推行礼是治国安民的头等要务。但晏婴辅佐的齐国国君却经常不讲礼，不遵守礼制。晏婴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于是他便规谏齐国国君要遵守礼制。
前553年，齐庄公即位。他生活奢侈，荒淫无道，倚恃勇力，滥施淫威。由于其崇尚勇力，就在卿、大夫、士之外，又设勇爵一职，官位相当于大夫，而俸禄却是大夫的几倍。这样，各地的武夫纷纷涌入齐国都城临淄，四处横行无忌，侵扰百姓。当时专权的右相崔杼等也只知专横跋扈，滥杀异己，根本不对庄公加以谏阻，其他大臣更不敢规谏。晏婴面对庄公崇尚武力、不讲礼义的局面，便以汤武用兵对庄公进行劝谏。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记载了这次进谏的经过：当晏婴见到庄公后，庄公首先问：“自古以来有仅仅凭借勇力在世上有所成就的人吗？”晏婴回答说：“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义而不怕死叫作勇，为了诛灭凶暴而不避强暴叫作力，所以勇力的确立是为了推行礼义。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而不被视为叛逆，兼并了暴君的国土而不被视为贪婪，因为这样做合乎礼义的原则。古代的勇力之士都是将礼义当作信条来奉行的。”晏婴接着通过实例讲了勇力与礼义分离导致的危险，他说：“现在，君王不讲究礼义原则，臣下没有消灭罪恶、诛灭凶暴的行为，而仅仅想凭借勇力在世上能有所建树，诸侯这样做，就会使国家陷入危亡的境地；普通百姓这样做，就会使自己家破人亡。从前夏朝衰落的时候，有推侈、大力两位勇力之士；商纣时，出现了费仲、恶来两位勇力之士，他们的脚能行走千里，发起威来能徒手撕裂猛兽。他们因为勇力得到了国君的信任，从而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杀害良善。正是由于只崇尚武力而不行礼义，结果导致了身死国亡的悲惨下场。现在，您就是这样，而亲近的大臣却不敢劝谏您改正过失，如果您继续沿着亡国君主的老路走下去，是不可能使国家永世长存的。”
齐庄公对晏婴的劝谏置若罔闻，继续试图用武力来威震天下。他首先要利用晋国内乱的机会攻打晋国，晏婴进谏说：“君王得到的东西越多，欲望就越强。放纵欲望，意气就会更加骄横。这样，贪得无厌就会招致危险，意气骄横就会遭受困厄。现在君王竟然要倚仗武力和采用不仁义的手段去攻伐盟主，不行德政而对外征战，忧患就会降临到我们君王身上。”齐庄公根本不听晏婴的规谏，下令攻伐晋国，但晋国的内乱后被平定，齐庄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到齐庄公五年（前549），晋国联合宋、卫、郑、曹等12个诸侯国准备讨伐齐国，庄公仍然执迷不悟，自以为威震天下。晏婴进谏说：“国君只有实行仁义和为百姓谋利益，天下人才会归服他，否则就不能使不亲善的国家睦协；轻视士众百姓的生死劳苦，就不能禁止危害国家的邪恶叛逆行为；国君不听忠言劝谏而怠慢贤士，就不能威慑诸侯；国君背信弃义而贪图名利，就不能威慑当世。要想使天下人归服，实行仁义才是必然之道啊！”
齐庄公对晏婴的劝告依旧充耳不闻，并对其一再劝谏不满，决心找个机会对其进行戏弄。过了几天，庄公举行宴会，召晏婴前来共饮。晏婴刚进了大门，就见庄公令乐人奏乐，歌词是：“算了算了！寡人得不到欢乐啊，你来干什么？”晏子入座以后，乐人连续三遍演奏这首曲子，他才明白这是说自己，于是就离开酒席席地而坐。齐庄公问他为什么坐到地上，晏婴回答说：“我听说打官司的人要坐在地上，现在我将与君主打官司，怎能不坐在地上呢？我听说依仗人多势众而不讲道义，恃强而不讲礼义，喜好勇力而厌恶贤德的人，祸患一定会落到他身上。这些话批评的就是像您这样的人。”晏子回家后就变卖了家产，辞官隐居于海滨耕田种地。到齐庄公六年（前548）夏天，一意孤行、拒纳谏言的庄公被权臣崔杼杀死，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晏婴的远见。
齐景公即位后，经常与群臣饮宴。有一次，当其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对群臣说：“今天我要和众位畅饮，一醉方休，请大家不要拘于礼节。”晏子神色不安地变了脸色道：“君王的话说错了。所有的人当然都不希望君王讲究礼节，这样力气强大者就足以克制尊长，勇猛者就可以弑杀国君，而礼治就不便于推行了。禽兽就是以体力强壮的为首领，强大的侵犯弱小的，所以每天都在改换首领。现在君王废弃礼法，就是肯定禽兽的行为了。如果臣下都凭借勇力来处理国事，强大者欺凌弱小者，天天更换君主，那么君王将置身何处呢？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就是因为懂礼的缘故，所以礼是不可或缺的。”
景公根本不理会晏子的劝谏。于是，过了一会儿，景公出去，晏子不起身相送；景公回来，晏子也不起身迎接；相互举杯祝酒时，晏子总是先于景公而饮。景公看到这些非常不高兴，就对晏子说：“刚才先生教导寡人，人不能没有礼，但寡人出入时你不起立致意，相互举杯时又先寡人而饮，这合乎礼吗？”晏子离开坐席，叩头到地说：“我怎么敢对君主讲礼而自己忘了礼呢？我只是用这种方法来表现没有礼的实情。君主如果要废除礼，不要礼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景公听后说：“既然这样，那就是寡人的过错了，先生请入座，寡人听从先生的劝告了。”从此以后，齐景公就“饬法修礼以治国政”[44]，注重修明礼治，以此来治理国家，百姓也变得恭敬有礼了。
第二，劝谏景公体恤百姓，减少横征暴敛。
齐景公是位厚赋暴敛的君主，其臣下也纷纷仿效，齐国的大部分财富被齐景公及少数重臣所据有，使广大百姓生活极端艰难困苦，出现了“民人苦疾，夫妇皆诅”的局面。《左传·昭公二十年》对当时的弊政有详细记载：
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
晏婴对这种情形非常焦虑，抓住一切机会对景公进行劝谏，让其减轻赋敛。
有一次，景公与晏婴在寒冷的天气出游，看到路边有许多饿死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但其默然不问。晏婴就进谏说：“从前，先君桓公出游的时候，看见饥饿的人就给他们食物，看见有病的人就给他们钱财，役使百姓时注意不让其过分劳苦，征收赋税时不让他们耗费过多的钱财。桓公要出游的时候，百姓都说：‘君王应该会巡游我们乡里吧！’现在，君王您在寒冷的路上巡游，居住在周围四十里的百姓将钱财全部拿出来也不够交纳税赋，使尽全力也不能完成劳役，百姓饥寒交迫，腐烂的尸体一个接着一个，而您却不予理睬，您已失去了当国君的原则了。百姓钱财被耗尽，人力枯竭，他们就不再拥戴君王了；君王骄奢淫逸，也就不再爱惜百姓。君王与百姓离心离德，国君与臣下互不亲近，这就是三代之所以衰亡的原因。现在君王这样做，我担心王室有倾覆的危险。”景公听后说：“作为君王而忘了百姓，我的罪过太大了。”于是，景公下令收殓尸体，发放粮食给百姓，周围四十里的百姓一年不用服役，景公也三个月不再巡游。
有一年，连续下了十七天大雨，景公却依旧夜以继日地饮酒作乐。晏婴请求赈济灾民，一连请求了三次，都没有获准。晏婴就将自己家里的器具和粮食全部分给了灾民，然后徒步去见景公说：“雨下了十七天了，房屋损坏的每乡都有十数家，忍饥挨饿的每个闾里都有数家。百姓老弱，受冻而没有粗布衣裳御寒，饥饿却没有糟糠充饥。君王不赈济灾民，反而日夜饮酒作乐，宫中的马匹吃着府库里的粮食，猎狗饱食家畜之肉，后宫姬妾都有充足的食物，您对待姬妾犬马是不是太优厚了，对待百姓又是不是太刻薄了？所以闾里的百姓因贫穷而无处求告，就对这样的官府不满；因饥饿而无处求告，就不会喜欢这样的国君了。我作为国之重臣，却让百姓饥饿贫困而无处求告，使君王沉迷于饮酒作乐失去民心而不知忧虑，我的罪过太大了。”然后，晏婴又向景公请求辞官，接着快步走出宫门。景公就跟在晏婴后边追赶，一直追到晏子家也没有追上，只看到晏子家里的粮食已全部分给了灾民，装载粮食的器具陈放在路旁。景公又乘车在大路上追上了晏婴，对他说：“寡人有罪过，先生抛弃寡人而不匡助我，即使我不足以屈驾先生，难道先生就不顾国家和百姓了吗？希望先生顾念我，我愿意拿出粮食、钱财分给百姓，给多给少，谁轻谁重，全听先生的意见。”晏子方才随景公返回。
还有一次，景公很喜爱的一条猎狗死了，他就令外府准备棺椁，内府准备祭品，要以人礼来葬狗，晏子听说后，马上进谏。景公说：“这只不过是件小事，只是用它来与左右的人取笑罢了。”晏子说：“君王错了！加重赋税却不用之于民，浪费财物与左右取笑作乐，忽视百姓的忧虑，那么国家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孤儿老人受冻挨饿，而狗死了却要祭奠；鳏夫寡妇得不到抚恤，而狗死了却要棺椁。如此荒唐的行为，百姓知道后一定会怨恨君王，诸侯听到此事，一定会轻视我们的国家。怨恨的情绪在百姓中聚集，国家权威受诸侯轻视，而您还认为只是小事，请您好好考虑这些事。”齐景公听后，立即让厨师烹了死狗，用它来宴会群臣。
齐景公为了满足享乐的需要，趁晏子出使鲁国的机会修筑高台，一直到了寒冬季节都没有完工，而每个乡都有受冻挨饿的人得不到救助。晏子回到齐国后，立即对景公说：“请君王允许我唱一支歌。”于是唱道：“平民百姓都这样说，冰冻的雨水浇洗我，怎奈何！上天凋敝离散我，怎奈何！”他边唱边叹息着流下了泪水。齐景公靠近晏子劝他说：“先生伤心到这种地步，大概是为修筑高台这件事吧！我将尽快停止修筑大台。”后来，景公还是将高台建成了，接着又想铸造大钟。晏子劝谏说：“统治国家的君主不能把百姓的悲哀当成自己的欢乐。君王的欲望没有穷尽，刚建成了高台，现在又想铸钟，这样只能加重对百姓的征敛，百姓一定会为此伤心。加重百姓的赋敛使其伤心，以此来供自己享乐，这是不吉利的，这不是统治国家的君主应该做的事情。”景公最终打消了铸钟的念头。
第三，劝谏景公减轻刑罚。
景公时，齐国刑罚很重，还经常使用酷刑，结果导致民怨沸腾，人心涣散，严重影响到齐国统治的稳固。因此，晏子抓住一切机会劝谏景公要减轻刑罚。
景公要为晏婴更换住宅，晏婴不同意，于是景公问他：“你的住宅临近市场，那你知道市场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婴回答说：“假腿贵，鞋子贱。”由于当时刑罚严重，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集市上出现了专门卖假足的人，并出现了假足贵而鞋子贱的局面。晏婴就是这样抓住时机对景公进行劝谏的，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一次，景公正要射鸟，一个百姓将鸟惊飞了。景公大怒，命令官吏将他处死。晏子进谏说：“百姓并不知道您要射鸟啊。我听说，赏赐没有功劳的人叫作混乱，惩罚不了解实情的人叫作暴虐，这两件事情都是先王所禁止的。因为惊飞鸟的事而违反先王的禁令是不可以的，现在君王既不了解先王制定的法令，又无仁义之心，所以放纵私欲而随便杀人。鸟与兽本来就是人饲养的，百姓把它吓走了不也是应该的吗？”景公从此解除了射鸟捕兽的有关禁令。
齐景公让圉人饲养他所喜爱的马，马突然死了。景公大怒，命人持刀肢解圉人。当时晏婴正随侍于景公左右，就问景公说：“尧舜肢解人，不知从身体的哪一部位开始？”尧舜是传说中的仁君，不会因死马杀人，更不会有肢解法。景公猛然醒悟，说：“肢解人的事从寡人开始。”于是下令不要肢解圉人，而命令将其交付狱吏治罪。晏婴又对圉人说：“你的罪行有三条：君王让你养马，而你却把马养死了，是你该死的第一条罪状；你养死的马是君王最喜爱的马，是你该死的第二条罪状；你让君王因为死了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知道这件事后，一定会怨恨君王，诸侯知道这件事后，也会轻视我们齐国，你养死了君王的马，使百姓对君王心存怨恨，使军队示弱于邻国，是你该死的第三条罪状。”景公听后，长叹一声说：“先生放了他！先生放了他！不要因此损害我的仁爱。”
齐景公有棵心爱的槐树，命令官吏小心看护，并在旁边设了一道禁令：“犯槐者刑，伤之者死。”有个人不知道禁令，醉酒后触犯了槐树，景公知道后立即派人将其抓起来治罪。晏婴就向景公进谏说：“我听说，耗尽百姓的财力来满足自己的嗜欲叫作暴虐，喜好玩物，使其威严与君主相似叫作逆理，处罚没有罪的人叫作残暴。现在您喜好玩物，在喜爱的槐树旁悬挂禁令，驾车经过的人必须疾驰而过，步行路过的人要快跑，槐树的威严与国君相似，这是最明显的逆理行为；碰了槐树的人受刑，伤了槐树的人要被处死，判罚处死与所犯的罪不相称，这是对百姓最严重的残害。君主拥有国家，好的德行没有显示出来，而邪僻的行为却很显著，我很担心这样做会给国家带来祸患。”最终景公听从了晏婴的建议。
在《晏子春秋》一书中，晏婴为类似的事情进谏还有多次，如有人砍伐了景公钟爱的竹子，有人砍伐了他喜爱的楸树，有人为其看管鸟却让鸟飞了，对于此类景公因为鸟兽草木而要随意处罚甚至杀人的荒唐行为，晏婴总是积极进谏，请求其减省刑罚。
第四，劝谏齐景公不要迷信天命和神力。
齐景公非常相信天命和神力，也非常相信禳祝，而晏婴却从自己的无神论出发，力谏景公说没有神，没有天命，禳祝表面上是沟通天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是骗人的把戏。
齐景公十七年（前531），宠臣裔款向景公引荐了一位楚国的巫师。这位叫微的巫师恭恭敬敬地服侍了景公三天，对景公说：“你是位圣明的君主，可与古代圣明的帝王相比。你即位已经十七年了，却没有成就伟大的事业，是因为五帝的神灵还不知道您的德行。请允许我替您向五帝献纳致敬，用来显明您的德行。”景公听了，立刻稽首拜谢。巫师又说：“让我到郊外看看五帝的神灵在什么地方。”第二天，巫师装模作样地走到牛山脚下，对景公说：“五帝的神灵在都城南面，我要先沐浴斋戒，然后登山为君王祷告。”景公命人准备了斋戒的用品送到巫师的住处，并让裔款主持此事。晏婴听说后，就去见景公说：“您真的相信那巫师的胡言乱语吗？我只知道古代的帝王德行宽厚，足以安定天下，胸怀宽广，足以包容众人，诸侯拥护爱戴他，把他当作首领；百姓归顺他，把他当作父母。他德行宽厚，胸襟博大，顺乎自然，合乎时宜，然后才能成为圣明的君主。古代的帝王不会做事懈怠而频繁地祭祀祈福，不会轻视自己的德行而去依靠巫师求福。现在政治混乱，排斥贤良，这样即使乞求五帝也不可能实现像古代帝王那样的业绩。可惜啊！君王的地位是如此之高，认识却是如此的肤浅。”景公最终听从了晏婴的建议，将巫师流放到东部边远之地，将裔款囚禁在国都。
齐景公二十六年（前522），景公背上长满了疥疮，又痛又痒，后来又得了疟疾，过了一年还没有好。他的宠臣梁丘据、裔款认为这是主管祭祀的官吏祝史心意不诚而触犯了神灵的缘故，建议景公杀掉祝史。晏婴知道后，对梁丘据、裔款的荒唐建议十分气愤，他对景公说：“如果是有德行的君王来治理国家，内政与外事都不会荒废，全国上下都没有怨言，没有违反礼制的行为，其祝史对鬼神可以以实相告，不会有丝毫惭愧之心。如果遇到放纵无度的国君，内政外事都充满偏颇邪恶，朝野上下充满怨恨嫉妒，民怨沸腾，他则终日沉溺于乐舞之中，耗尽民力，掠夺民财，从而酿成过错，又不体恤后代，暴虐放纵，胡作非为，毫无顾忌，不考虑怨谤，不害怕鬼神，鬼神震怒，百姓痛恨，心中却没有任何改悔之意。祝史如果叙说实情，则是指陈国君的过失，如果掩盖过错，歌颂功德，就是对神灵的欺骗。”景公问：“那么该怎么办呢？”晏婴说：“没有办法了。愚蠢者在管理政事，各地的关卡横征暴敛，世袭的士大夫强买货物，政令没有准则，征收赋税没有休止，宠妾在市场上肆意掠夺，宠臣在各处假传圣旨，极力满足自己的私欲。百姓如果不能满足，立刻就会受到惩罚。百姓痛苦困乏不堪，夫妇都在诅咒。如果祝祷有好处，那么诅咒一定会带来损害。聊地、摄地以东，姑地、尤地以西，人口众多，即使祝史再多，也无法超过亿兆人的诅咒。君王如果想杀掉祝史，那么首先应端正自己的德行。”齐景公听后非常内疚，就接受了晏婴的“祝祷不胜诅咒”的谏言。
齐景公三十二年（前516），齐国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当时认为彗星出现将给人间带来灾祸，景公对此十分惶恐不安，于是备齐丰盛的祭品，让祝史为他禳灾。晏婴劝谏道：“这样做没有什么益处，只是欺骗自己罢了。自然天道运行是无可怀疑的，也不会出现什么差错，为什么要去禳祭呢？天上出现扫帚星，就像人间有扫帚一样，是用来消除污秽的。如果君王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去祭祷它呢？如果君王德行污秽，那么祭祷它又能减轻什么呢？祝史的禳祭活动，是不能用来弥补您的过失的。”景公听了晏婴的话，感到有道理，就不再进行祭祷了。
有一年夏天，齐国遭受了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大旱，景公召见群臣问道：“今年遇到大旱，很久没有下雨了，老百姓都已面带饥色。我让人占卜，他说是因为高山大河作祟。我想向老百姓征收一些赋税，用来祭祀灵山，你们看可以吗？”群臣没有人回答，只有晏子站出来说：“不能这样做！祭祀灵山没有任何用处。灵山本来是以岩石为躯体，以草木为毛发，上天长久不下雨，山的毛发就会枯焦，躯体就会发烫，它难道不希望下雨吗？祭祀它没有任何好处。”景公接着问：“不祭祀灵山，我打算祭祀河神，也许能感动它让天下雨，你看可以吗？”晏婴回答说：“这样也不可以！河伯以水作为自己的国土，以鱼鳖作为自己的臣民，天很久不下雨，水就会减少，河流就会干枯，这样他的国土就会减少，他的臣民就会灭绝，难道他不希望下雨吗？祭祀他有什么用处呢？”景公无可奈何地问道：“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晏婴说：“请您诚心诚意地离开生活舒适的宫殿，到野外露天住宿，既与广大遭受旱灾煎熬的百姓共忧患，又与期盼下雨的灵山、河神共忧患。这样做了，大概侥幸能下雨吧！”景公采纳了晏婴的建议，过了三天，果然下起了大雨，老百姓都得以及时栽种禾苗。
第五，劝谏齐景公生活要节俭，不要奢侈淫逸。
齐景公生活非常奢侈，他在穿戴游乐方面都非常讲究，耗费了大量财力，“以节俭力行重于齐”的晏婴便经常对他进行劝谏。
有一次，景公做了一双鞋子，用黄金作鞋带，用白银作装饰，用珍珠相连接，又用美玉装饰鞋头，鞋长一尺，在寒冷的冬天穿着它前来听取百官朝奏。晏子朝见景公，景公起身迎接，但因鞋子太重，仅能抬起左脚。景公问他天气是否寒冷，晏子说：“君王为什么要问天气寒冷呢？古代圣人制作衣服，冬天的衣服质轻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质轻而凉爽。现在您的这双鞋子，冬天穿上它只会更加寒冷，鞋子的重量不适当，脚的负担就过重，这就不符合生活的实际需要。做鞋的鲁国匠人不懂得寒暑季节的不同需要，也不掂量鞋子的轻重分量，用这样的鞋子来损害人的本性，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做的鞋子太特殊，不合常制，穿上它会被诸侯嘲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损耗钱财而对国家没有好处，反而招致老百姓怨恨，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请您将他拘禁起来，让司法官吏裁度其罪并给予适当处罚。”景公最终听了晏婴的建议，派人将那名鞋匠押送出境，并且脱掉了那双鞋子，不再穿了。
齐景公嗜酒如命，有一次喝得烂醉如泥，三天后才酒醒起身，还有一次他连续喝酒，七天七夜都没有停止。晏子劝谏说：“古时候的人饮酒，一是为了能疏通气脉、调养身体，二是为了结交朋友，联络感情，所以男子不结伙饮酒以免妨碍本业，女子不聚会饮酒以免影响女红。男子、妇女聚会饮酒，酒不过五巡，超过了就要受到责备。国君以身作则，所以朝堂上没有积压下来的政事，宫内没有混乱不轨的行为。现在饮酒一天而醉卧三天，以至于平时害怕犯法受罚的人，就想着为非作歹；希望获得奖赏的人，也懒得积累善行。国君违背德行，百姓轻视赏罚，这就丧失了治理国家的根本。希望君王节制饮酒。”
齐景公特别喜欢游猎，经常在春夏之间去游猎。晏子劝谏说：“过去周文王不敢纵情游玩打猎，所以国家昌盛而百姓安乐；楚灵王不停止乾溪之役，大造章华之台，结果百姓叛离了他。如果君王不纠正自己的行为，就会危及国家，被诸侯耻笑。我听说忠臣不怕死，进谏不怕获罪。您如果不听我的劝谏，我就要离开您了。”景公接受了晏子的劝告。
晏婴不仅从多个方面对齐景公的行为进行劝谏，而且注意进谏的成功率。据统计，仅《晏子春秋·内篇》所收的49个以齐景公为对象的谏议事例中，未说明景公反应的有8个，景公听从的（包括先不听从后又从者）有39个，当时不悦，待晏子去世后又追悔的有1个，明确不从的只有1个。在《外篇》所收的13个谏例中，大部分内容与《内篇》重复，仅3个例子是新的，其中2个未说明景公的反应，另一个属于从谏类型。全书还有4个讽例，其中景公从谏和未说明反应的各有2个[45]。通过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晏婴进谏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其中的原因除了齐景公能积极纳谏外，与晏婴注意进谏的技巧是密不可分的。他特别注重根据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及君主在不同时刻的不同心境等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劝谏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善于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地对君主进行劝谏。
晏婴善于观察谏议对象心理活动的变化，抓住最有利的时机，顺其势，服其心。晏子对景公从正面进行批评，大凡采取这种言辩的技巧。齐景公游览寿宫时，见一位面黄肌瘦的老人，为之悲伤叹息，并令官吏赡养之。晏子由此发现景公有爱民之心，立即赞扬说：“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46]景公听后很受感动，笑而有喜色。景公对晏子的称美十分得意，趁着景公得意之时，晏子进而陈述了治理穷困的措施，立即得到景公的赞同。
据《晏子春秋·内篇问上》，齐景公多次和晏婴讲“寡人今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今寡人亦欲存齐国之政于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而且还向晏婴求教“古之圣王，其行若何”和“欲善齐国之政，以干霸主”的谋略。晏婴便充分把握时机，接过话题，详述齐桓公任贤而管仲得势、齐国大治的史实，以此启发景公要继承先君之业，必须抛弃违背先君之道的思想行为，进而列举景公行为错误的种种表现，“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嗜欲”，谏齐景公要“薄身厚民”，将“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晏子将改正错误作为“彰功继业”的前提，这样言之成理，顺理成章，具有无可回避的理由、无以辩驳的逻辑力量。景公本想请教却引火烧身，不得不接受晏子的批评。
第二，善于正话反说，曲意讽谏，以毒攻毒，以非纠非。
齐景公昏庸时视人命如玩物，滥刑无辜，在这种情况下，逆意而行的正面谏言肯定无济于事，晏子便正话反说，旁敲侧击，以无理的指责让人反省自悟。齐景公因心爱的马突然死去，他不论是非曲直便令人操刀肢解养马者。面对人命关天的大问题，晏子正话反说，表面上数落养马者的罪过，实则一步步揭示出景公此举的荒唐及会导致百姓怨君、诸侯轻国的严重后果。他表面上义正辞严地罗列罪状，指责圉人，实际上是在指桑骂槐，反语告诫，为圉人开脱罪责。晏子的反语讽谏果然收到了止暴救人的效果，既解救了养马者，又挽回了景公杀人不仁的坏名声；既让景公收回错误的意见，又不失国君知错必改的尊严。这种方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反语中包含着正面的道理，其作用不是讽刺而是暗示，让对方在暗示中自我认识，主动改过。正话反说是晏子劝止景公暴行所常用的方法。有一次，弦章以死谏君止酒，景公不听劝谏，又舍不得弦章去死，晏子却称扬说：“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言外之意是说，弦章若是死了，说明君主如夏桀商纣王之暴虐，不做桀纣之暴，则弦章不该死，淫酒当止。景公在这番反语中心领神会出这个道理，立即废酒。
前述晏婴劝谏景公遵守礼制时则采用了以毒攻毒的方式。他劝谏景公守礼，但景公却不理会，所以当景公出去时，其他大臣都起身相送，只有晏婴坐在那里不动；景公回来时，晏婴依旧坐在那里，不起身迎接；这时，景公已经非常生气了，但他还是强行压住了自己的火气。当大家一起举杯时，晏婴又抢先举杯把酒喝了，这时景公实在压不住心中的火气了，就指责晏婴既然劝他讲礼，而自己却不讲礼。晏婴方才说明自己是想将不讲礼的样子演示出来，让大家看到不讲礼的危害。景公方才恍然大悟，接受了晏婴的谏议。
第三，注重申明大义，直言切责。
申明大义的方式郑重其事，义正辞严。齐庄公崇尚勇力，不行礼义，结果使武勇之士横行无忌，晏子向他严肃地申明：“轻死以行礼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礼义也。”[47]他还指出夏和商的衰败就是因为凶猛的恶人受到君主重用，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直言切责的方式态度严肃，措词严厉，切责过失，不留情面。如景公欲与诸大夫去礼而饮，晏子切责景公“去礼，则是禽兽也”；景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晏子切责景公“国之亡日至矣”；景公欲以圣王的居室服装而致诸侯，晏子切责景公“与民而仇矣”。在这些地方，晏子都以直言切责的方式，促其改悔，收回成命。在晏子的谏言里，这种方式较为常见。
第四，借助形象的比喻，增强形象性，给人以真切的联想。
借助形象的比喻，尤其是取材于自然事物和生活实践的事例来比喻，更能使人从中得到深刻的体会。前述晏婴说服景公不去拜神求雨就是一例。他将山上的石头比作山的筋骨，泥土比作山的肌肉，草木比作山的毛发。晏子喻理具有自己的特点，有时不言一句道理，全以比喻来显明，如《内篇问下·景公问廉政而长久晏子对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公曰：“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对曰：“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
这里，晏子全用比喻来回答景公的政治问题，他用水石柔刚的不同特性来比喻虽有廉洁公正的政绩，却有久存速亡之别的原因，明晰而深刻。苏舆对此曾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晏子下以水石为喻，正晰廉政之人性有不同处。水以柔为性，犹之人有廉政之质，而出之以和平，故智能驭物，而物乐为驭，所谓柔弱处上也。石以刚为性，犹之人有廉政之质，而复以坚强行之，故随在忤物，所谓强自取柱也。此长久速亡之分，论人性也。”[48]
用自然事物喻理，能收到形象而浅明的效果，而以人的生活事例明理，则又真切而深刻。齐景公为他的子孙后代能否享有齐国而担忧叹息，晏子没有从正面陈述更多的道理，只用了“服牛死，夫妇哭，非骨肉之亲也，为其利之大也”的生活常识来开导，牛对民众的利益很大，所以民众才亲它爱它，由此而深刻地说明人主只有利民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其子孙方可永享齐国之尊位[49]。
四、战国时期的著名谏臣及其谏议活动
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谏臣，他们进谏方式灵活，既不触怒君主，又能实现进谏的目的。
（一）翟璜智谏魏文侯
魏文侯，名斯，前445年即位，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与韩、赵一起三家分晋，成为诸侯，在位38年。他先后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等为相，并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吴起为河西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进行了改革，使魏国得以迅速发展，开始称雄诸侯，成为战国初年最为兴盛的诸侯国。
前403年，魏将乐羊伐灭中山国后，魏文侯就将该地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他自己为此洋洋得意。一天，他问左右的大臣：“我是一位什么样的君主？”大臣们都争先恐后地颂扬说：“大王是位仁君。”独有大臣任痤说：“君得中山以后，不把它分封给您的弟弟，以谢其攻战之功，却将其封给了您那位从未涉足于中山的儿子，怎么称得上是仁君呢？”魏文侯一听，气得暴跳如雷，任痤见情况不妙，站起身来就走了。
魏文侯接着又问翟璜。翟璜十分干脆地说：“您是仁君。”由于翟璜是个德高望重的贤臣，魏文侯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便进一步追问：“先生怎么知道我是仁君？”翟璜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仁厚，大臣才敢于直言。刚才任痤的话十分坦率，根据这一点就知道您是仁君。”翟璜在这里也表现了善于巧谏的睿智。他先说文侯是“仁君”，后说出原因，以“君仁则臣直”来劝谏魏文侯视任痤为直臣。魏文侯最终接受了翟璜的建议，派人召回了任痤，并亲自下堂迎接，待之为上宾。
（二）庞葱谏魏惠王勿信谗言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越来越激烈，弱国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常互相联合以与强国相抗衡。魏惠王时，魏国与赵国结盟，为了表示诚意，就让大臣庞葱陪魏太子到赵国都城邯郸作人质。
由于当时魏国国内政治腐败，奸人当政，所以庞葱十分担心自己到邯郸后，魏惠王会听信流言蜚语而陷害自己，就对魏惠王说：“如果一个人现在来报告说市场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回答说：“我不相信！”庞葱再问：“如果有第二个人来报告说市场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回答说：“我对这话肯定要有怀疑了。”庞葱又问：“如果又有第三个人慌慌张张地前来报告说市场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回答说：“我相信了。”
庞葱趁机进谏说：“市场上没有老虎是十分明显的事情，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人来说市场上有老虎，就迷惑了大王，使您相信市场上真的有了老虎。现在邯郸距离大梁比市场要远得多，而要谗毁我的人肯定会超过三个人，希望大王在有人诋毁我时，能够明察是非。”魏王回答说：“你放心去就是，我会明辨谗言，不会让你受到冤屈的。”于是庞葱告辞走了。他还未到邯郸，诽谤他的话就传到了魏王的耳朵里，魏王信以为真，当太子结束人质自邯郸回国后，庞葱却连魏王都见不到了。
庞葱首先通过“三人成虎”的故事，劝谏魏惠王对待臣下的言行要加以实际验证，以判定情况的真伪。在进谏时，对魏惠王步步设问，使其得出错误的结论，而后加以谏驳，显得特别有力。
（三）季梁谏魏惠王攻赵
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相互争雄，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增强国势，不断扩军备战，侵占邻国。前354年，魏惠王想出兵攻打赵国都城邯郸。当时正在出使途中的大臣季梁听到这一消息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从半路上匆匆赶了回来，连衣服上的皱褶都来不及平整，头发上的尘土也顾不上洗，就去见魏王说：“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大道上碰见一个人正从我对面过来，驾车向北去，他对我说：‘我要到楚国去。’我说：‘你到楚国去，应该向南去，怎么朝北走呢？’他说：‘我的马好，善于远行。’我说：‘不管你的马多好，但这不是通往楚国去的路，方向反了，越走离楚国越远！’那个人仍坚持说：‘我的盘费充足！’我说：‘盘费充足，但这不是通往楚国的路啊！’那人又说：‘我的车夫是个好把式。’谁都知道，他方向反了，所凭借的条件越好，离楚国就越远。如今大王一举一动总想着成就霸王之业，总想着取信于天下，所以想仗着自己的国土广大和军队精锐去攻打邯郸，以求扩展疆土，提高声望。只是这样，大王的行动越频繁，距建立王业的目标就越遥远，这跟到楚国去却偏要驱车向北走，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季梁以亲身经历对魏惠王进行劝谏，借讲述“南辕北辙”的故事说明道理，暗喻魏王即便是有较强的实力，也应有的放矢，而不应背道而驰。季梁对故事的运用既使问题变得通俗易懂，也增强了自己谏言的说服力。
（四）触龙说赵太后
前266年，赵惠文王病逝，其子孝成王即位。因为年幼，由其母赵太后执政。秦国趁此国君年少、政局不稳的机会，加紧了对赵国的进攻。赵国被迫向齐国求救，齐国要求一定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方才出兵。赵太后因为溺爱幼子不肯答应。大臣们都极力劝谏，太后明确地对大臣说：“有哪个再来说要长安君去做人质的，我就要吐他一脸唾沫。”
左师触龙得知消息后，说自己挂念太后，希望谒见。赵太后怒气冲冲地在宫中等着他。触龙来到宫中，装着快走的样子慢慢地走上前去，到了太后跟前谢罪道：“老臣脚有毛病，不能快步跑，好久都没谒见您了，我私下里还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一直担心您身体欠安，所以想来见见您。”太后说：“我只能靠车子才能行动了。”触龙又问：“每天的饮食没减少吧？”太后道：“不过喝点儿粥罢了。”触龙说：“我近来也不想吃东西，自己就勉强散散步，每天走上三四里，食欲就会稍稍增加一些，身体也就舒服些了。”太后说：“我可做不到。”太后见触龙言谈平和，情感真切，怒气稍稍消了一些。
见此情景，触龙开始转换话题，说：“老臣的儿子舒祺年岁最小，很不成器，而我已经衰老了，心里很疼爱他，求太后看在我的面上，让他充当一名卫士来保卫王宫吧，我特意冒死罪来向您禀告。”太后道：“好吧，他多大了？”触龙道：“十五岁了。虽然还小，但我却希望在我临终之前把他托付给您。”太后非常惊奇地问道：“男人也疼爱他的小儿子吗？”触龙答道：“比女人还厉害呢！”太后答道：“妇人家疼爱小儿子才厉害呢！”触龙说：“老臣私下认为您对燕后的疼爱超过了对长安君的疼爱。”太后道：“你错了，我对燕后的疼爱远远赶不上对长安君啊！”触龙回答说：“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就必定为他们作长远打算。您送燕后出嫁的时候，因为想着她要远嫁，拉着她，为她哭泣，不舍得让她走。当时您十分悲伤，那情景够令人伤心的了。燕后走了，您不是不想念她，可是祭祀时为她祝福，总是祈祷说‘千万别让她回来’。您这样做难道不是为她作长远打算，希望她的子孙能世代相继为燕王吗？”太后答道：“是的。”
触龙又说：“从现在上推到三代以前，甚至推到赵氏立国的时候，历代赵国国君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人，他们的后嗣还有保持侯位的吗？”太后答道：“没有。”触龙又问：“不只是赵国，其他诸侯国有这种情况吗？”太后道：“我还没听说过。”触龙说道：“这大概就是封侯者保持爵位时间短的，祸患就落在他们自己身上；封侯者保持爵位时间长的呢，灾祸就会累及子孙。难道是这些国君的子孙一定都不好吗？只是因为他们地位尊贵，却无功勋于国家；俸禄优厚，却毫无劳绩，而他们又持有许多象征国家权力的贵重器物，这就难免危险了。现在您使长安君地位十分尊贵，又封给他肥沃的土地，赐给他很多象征国家权力的器物，却不让他趁现在有功于国家，有朝一日您不在了，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立身呢？我觉得您为长安君考虑得太短浅了，所以认为您对他的疼爱不如对燕后啊！”太后回答道：“行了，那就任凭您把他派到那儿去吧。”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了上百辆车子，送他到齐国作人质，齐国这才派兵救赵。
触龙在入见太后时，没有像其他朝臣那样一味地犯颜直谏，而是察言观色，相机行事，对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的事只字不提，通过转移话题，先问太后的饮食住行，接着请托儿子舒祺，继之论及疼爱子女的事情，趁势指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不能立身于世的，不知不觉之中，通过推心置腹的一席话使太后怒气全消，幡然醒悟，最终答应让长安君出使齐国为人质。触龙以其高明的技巧达到了进谏的目的。
（五）苏代谏阻赵惠文王伐燕
赵惠文王时，赵国要出兵讨伐燕国。战国末年的纵横家苏代（一说是苏秦之弟，一说是苏秦之后）得知消息后，为了不使六国之间发生战争，以便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立即动身到赵国，为燕国劝谏赵惠文王说：“这次我来赵国，经过易水的时候，看见一只河蚌正在张开嘴露出身子晒太阳，突然飞来一只鹬用长嘴啄它的肉，河蚌立即合起壳夹住了鹬的嘴。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就变成肉干了！’河蚌也寸步不让地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你就成了死鹬了。’它们俩互不相让，谁也不肯放开对方，但谁也胜不了对方。就在它们精疲力尽的时候，一个渔翁走过来，轻而易举地就将它们一起捉去了。”
苏代接着说：“听说赵国正在谋划攻打燕国，赵、燕两国力量相当，如果发生战争，必然会出现长期相持的局面，老百姓就会被拖得精疲力竭，我真担心强大的秦国就要成为不劳而获的渔翁了，因此请大王认真慎重地权衡和考虑攻伐燕国的事情！”赵惠文王听后，吓出了一身冷汗，由衷地说：“你讲得太好了！”于是取消了攻打燕国的计划。
苏代在这里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来比喻当时的天下大势，浅显生动而发人深思，最终使赵惠文王打消了进攻燕国的念头。
（六）李斯谏秦王政逐客
李斯（？～前208），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人。早年做过郡中小吏，后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业成就后到秦国，先是担任丞相吕不韦的舍人，后被任命为秦王的侍卫。他利用职务之便给秦王上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政（即秦始皇）要抓住有利时机，消灭诸侯，成就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政对李斯和其《论统一书》十分赞赏，于是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长史，不久又拜其为客卿，并采纳他的计谋，派遣谋士持金玉游说诸侯，离间六国君臣。正当李斯雄心勃勃地为秦王政筹划统一大计的时候，秦王十年（前237），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命令，要他及其他六国客卿都要立刻离开秦国。
秦王为什么突然下令驱逐六国客卿呢？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由于秦国日益强大，严重威胁着邻近的诸侯国，首当其冲的是韩国。韩国就派著名水工郑国来游说秦王，劝秦国修建一条分泾水东流注入洛水、全长三百里的巨大灌渠，企图以此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使它无力进攻韩国，但在工程进行过程中，这一计谋暴露了，秦国王室贵族就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纷纷对秦王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其实这一事件只是一个借口，逐客的真实原因来源于秦国政治体制内不同势力间的矛盾。历代秦国国君都十分注意罗致客卿人才，因此天下士人都纷纷接踵入秦，终于使秦国由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当时诸侯国之最。客卿在秦国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商鞅以后秦国的相，除樗里子是惠王之弟，属宗室，魏冉是昭王舅，属贵戚外，范雎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都是客卿。从昭王任用范雎为相开始，秦国的世卿制就朝着客卿制转化了。客卿掌权使宗室贵戚失去了手中的权力，他们并不甘心，时时伺机反扑。吕不韦执政时，他们不敢提出逐客之议，直到前237年嫪毐被杀，吕不韦被免相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应趁机把秦国的客卿势力打下去，于是提出了逐客的建议，秦王政当时就同意了，并下了一道逐客令。
李斯在被逐的路上，不甘心自己的理想抱负及到手的荣华富贵就此烟消云散，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冒死写下了《谏逐客书》这篇奏议。秦王读后，顿然醒悟，立刻收回了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从此以后，李斯更加受到秦王的信任和重用。李斯的这次进谏是古代进谏中最为成功的事例之一，《谏逐客书》也成了中国谏议史上的著名篇章。从总体上看，《谏逐客书》的成功之处在于自始至终都紧紧抓住了秦王的贪婪及要统一天下这两大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地向秦王实施攻心术。
《谏逐客书》一开始，李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但语气婉转，不批逆鳞。明明是秦王下的逐客令，却说是“臣闻吏议逐”，没有直接指斥秦王，使他有回旋的余地收回成命。
接下来，李斯回顾了自秦缪公，尤其是孝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事实，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卓越功勋：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50]
通过以上事实，李斯得出了“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的论点，接着又用假设去论证批驳，“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这就更加有力地揭示了逐客的失策。
再往下，李斯用比喻之法来对逐客之策进行批驳。他选取了秦王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物品，指出他们并不都产自秦国，但秦王并不加以排斥：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
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然而在人才方面，却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外来客卿一概排斥，“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实际上是重物轻人的做法，“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这是统一四海者绝对不应有的错误，“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李斯进一步论证说，“一切逐客”必将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只能使其投奔敌人，让敌人强大起来，对于秦国来说是很危险的，因此他建议秦王要敞开胸襟招揽人才：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最后总结全文，末尾归结到一点就是，如果一定要逐客，只能是“以资敌国”，给自己国家的安全带来很大的危害：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总的来看，《谏逐客书》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其雄辩的写作特色。它巧于说理，善于铺陈，妙于对比，精于语言，使文辞驰骋，气势纵横，有一种令人折服的力量，最终也打动了秦王政，使其收回了逐客之令。这不仅使大量杰出人才得以留在秦国，同时吸引了更多人才到秦国，为其后来统一六国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证。李斯后升为廷尉，辅佐秦王政统一了六国。秦朝建立后，他力主废分封、立郡县，提议焚《诗》、《书》，禁私学，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些主张均被采纳。又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这些都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秦始皇死后，李斯、赵高秘不发丧，矫诏杀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二年（前208），他受赵高诬陷，被腰斩于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