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代重大谏议事件

汉代是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两汉四百年间发生了许多重大谏议事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事件纷繁众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礼仪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所述仅是其荦荦大者。

一、西汉时期的重大谏议事件

西汉时期，朝臣们在定都关中、以礼乐治国、削藩、选贤任能、阻止皇帝游乐扰民等方面勇于进谏，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一）娄敬上书定都关中

娄敬，又称刘敬，汉初齐国卢人，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他建议定都关中、调迁贵族、阻刘亲征和主张和亲，对于汉初政策的制定及西汉政权的稳固发挥了重大作用。

汉高祖五年（前202），汉高祖刘邦打算定都洛阳。娄敬当时作为齐国的戍卒，正被发往陇西戍边，经过咸阳时，他穿着破旧的羊皮外套去拜见同乡虞将军，要求面见汉高祖。虞将军见他穿着寒酸，想给他换一套体面些的衣服，娄敬却说道：“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90]

见了汉高祖，娄敬就直言道：“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娄敬指出汉有天下与西周时的形势不同，建议刘邦徙都关中：

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91]

刘邦最后接受了娄敬的建议，决定定都关中。娄敬以建议徙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拜为郎中，号奉春君。

汉高祖七年（前200），匈奴攻太原，刘邦遣使探听匈奴虚实，匈奴故意匿其壮士肥马，使者见到的都是老弱羸畜。使者返回后，建议高祖出击匈奴。刘邦派遣刘敬再去侦察，刘敬回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92]刘邦不听从他的建议，率兵至平城，被匈奴四十万伏兵团团包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最后只得采用陈平之计逃出重围。刘邦懊悔地对刘敬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93]刘敬被封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二）陆贾建议以礼乐教化治国

陆贾，汉初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楚人。早年随刘邦平定天下，刘邦称帝后，他受命出使南越，被任为太中大夫。刘邦即位之初，重武力，轻诗书，他遂建议重视儒学，提出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统治方略。

汉高祖刘邦受秦朝政治文化的熏陶，重武轻文，以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只要有武力就行了。陆贾见天下大势已定，建议刘邦以《诗》、《书》的礼乐教化治国。汉高祖听后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针锋相对地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陆贾的批评以后，面有惭色地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遂奏上《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94]。

在《新语》十二篇中，陆贾多次论及秦施暴政以失天下的原因。他在《新语·道基》中指出：“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95]又在《新语·辅政》中说：“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96]关注秦亡天下，从中引出经验教训提供谏议是陆贾《新语》的重要内容。

刘邦晚年曾写过《手敕太子》的诏书，刘邦云：“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可见，刘邦的愧悔之辞显然受到陆贾进言的影响，如果没有陆贾向刘邦提出“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之理，使刘邦改变对《诗》、《书》的看法，刘邦又如何能在太子面前申明《诗》、《书》的重要性呢？

陆贾能以思想的前瞻性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向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刘邦进言，开启了此后贾山、贾谊以秦喻治乱之理的先河，不愧为汉初最富有思想的先锋人物，对于维护两汉四百年的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贾谊、晁错建议削藩

汉高祖刘邦为了维护统治，大力分封异姓王，后又翦灭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到了汉文帝统治时期，诸侯王的隐患就已凸显出来，贾谊、晁错等人力主削藩。

贾谊上《治安策》，尖锐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指出各诸侯王“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97]他认为之所以当前局势还比较稳定是因为诸侯王的实力还不足够强大，反思历史指出：“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依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98]他甚至假设，“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99]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权力，那么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他指出当时的形势：“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100]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建议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将齐国分为七国，淮南国分为三国。诸侯国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封地面积却大大缩小，实力也就大大削弱了。

在地方诸侯王危害西汉王朝的问题上，晁错与贾谊的看法是一致的。晁错曾多次上书汉文帝，提出削弱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景帝时，晁错受到重用，任御史大夫，号称“智囊”，是汉代著名政治家。他向景帝再提削藩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削藩策》。晁错指出，高祖封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说明诸侯王势力之大。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他主张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接管辖。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最大的是吴王刘濞，削他的封地会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祸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迟，祸害就大。《削藩策》一提出来，便立即在朝廷内引起极大震动，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主张强行削藩，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但据历史事实而言，他对当时局势的把握则是正确的。另外，晁错上《论贵粟疏》，力主重农。他建议募民实边，在西域等边疆屯田，皆对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主父偃建议行“推恩令”

主父偃（？～前126），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拜见卫青，卫青向武帝举荐无果，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当天就被召见，被拜为郎中。

汉武帝为了加强君权，除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之外，另在宫中设立内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武帝顾问，对当时的政治颇有影响。他几次上疏，都能切中时弊。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上书汉武帝，主张推行“推恩令”，他指出：“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01]

他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为汉武帝所采纳。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诸侯王的权力随之大大削弱。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至此，王国问题彻底得以解决。

主父偃还提出，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建议设置朔方郡，以省内地转输戍漕，加强防御匈奴等建议。主父偃深受汉武帝的重用，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谏伐匈奴书》是他著名的谏疏之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篇即指出：“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102]表现了自己的政治魄力。主父偃用“明主”把皇帝套牢后，就直奔主题，陈利害，列史实，刀刀见血地分析了伐匈奴的不利，从国家的利益包括君主的利益出发，阐述了现在征伐匈奴欠妥的道理。奏疏中，主父偃紧紧抓住“得失”、“安危”、“存亡”这条主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汉武帝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名儒、政治家。少治《春秋公羊传》，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舒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讨论了“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103]董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04]这就是他所谓的“天人感应”。他还指出，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四策，建议汉武帝革除秦朝苛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深受汉武帝喜爱。《论衡·佚文》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105]

第二策共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问题。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三是任德任刑问题。四是现实问题。对于汉武帝提出的自己为国为民“尽思极神”但仍未实现“功德休烈”这一问题，他指出原因有三：一是“王心未加”，建议汉武帝实行王道，即儒学的仁义之道；二是“士素不励”；三是“长吏不明”。其中还论述了教育和选举的问题，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106]的主张，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郎选”、“任子”和“赀选”，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

第三策重申天问。汉武帝要求董仲舒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治乱之端”等问题透辟阐释，不要有任何顾虑。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即“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107]。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108]。关于古今之道，董仲舒指出确实存在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的经常之道，提出了一个他所谓“永恒”的哲学命题：“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09]

《举贤良对策》三篇是董仲舒写给武帝的三篇对策，在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主张，在思想上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从政治与思想上看，《举贤良对策》对中国后世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东方朔谏起上林苑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人，西汉著名文学家。汉武帝即位，诏令天下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应诏至长安上书自荐，颇得汉武帝赞誉，待诏公车令，后为常侍郎。

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想把秦阿房宫以南、盩厔以东、宜春宫以西大片土地圈起来，修建上林苑，并与终南山相接。东方朔持反对意见，并上《谏起上林苑疏》。在疏中，他反对修建上林苑的理由有三：

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110]

听了东方朔的一番话，“上乃拜（东方）朔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111]。

东方朔著有《七谏》：《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奏疏有《谏起上林苑疏》、《应诏上书》等。还有《非有先生论》假托非有先生进谏吴王的故事，阐明进谏难而纳谏更难的道理，指出察言纳谏对君主社稷的重要性。

东方朔敢于直言极谏。汰奢扰民、淫乱非礼和徇情废法，是他谏诤的重要内容。就连他临终前，还劝汉武帝“远奸佞，退谗言”。他这种直言极谏的品格，历来多受称赞，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褚少孙借武帝之口说：“顾东方朔多善言。”班固赞许他：“正谏似直。”明代康丕扬在《东方先生文集》中赞誉他：“愚尝读班孟坚《汉书》而深有感于东方先生，讽谏直谏各归于正，超出汉廷之上，大有益于人主。”

（七）盐铁会议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皇帝下诏郡国举荐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长安，询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民间疾苦的根源，遭到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的反对。以丞相田千秋和桑弘羊为一方，贤良文学为一方，双方对为政得失展开了一场全面辩论，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上，双方对民间疾苦的根源、同匈奴的和战政策、治国的方针和理论等重大问题申述了不同主张。

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最终会误导人民走上“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经济主张。

御史大夫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

盐铁会议对汉昭帝的政治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这场讨论，汉昭帝于是年七月下令，废除了盐铁官营、均输等政策。30年后，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了著名的《盐铁论》一书。

（八）石渠阁会议

西汉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崇儒政策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社会正统思想。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二十余位儒生讲论“五经”异同，史称“石渠阁会议”。

据《三辅黄图》卷六《阁》记录，石渠阁是萧何建造，下有石为渠，以此为阁定名。其中收藏了刘邦军入关后萧何收存的秦王朝的档案图籍。汉成帝时，又在这里收藏皇家“秘书”，被称为汉代的皇家图书馆。参加会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穀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会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宣帝亲自裁决评判。

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穀梁”。汉代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会议。从石渠阁会议的结果来看，表明《穀梁春秋》的地位上升和《公羊春秋》的地位下降。汉宣帝重视《穀梁春秋》，是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

石渠阁会议上，各位儒生都向汉宣帝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也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失。

二、东汉时期的重大谏议事件

东汉时期，重大谏议事件主要有白虎观会议和东汉士大夫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

（一）白虎观会议

东汉初年，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争日益加深，因师承不同，各派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汉章帝建初四年（79），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112]于是，章帝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史称白虎观会议。

会议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会议一直持续了数月的时间。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

董仲舒提出的灾异问题、阴阳五行问题、人的本性问题、自然物的性质以及婚丧的礼仪等问题，白虎观会议都进行了讨论。《白虎通义》不但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将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它还指出：“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自然现象相比附，影响深远。

白虎观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及其统治下的封建秩序进一步神学化。

（二）东汉士大夫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相继专政，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一些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不断挺身反抗，进言直谏，提出了挽救东汉统治危机的改良主张。

安帝末年，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擅乱朝政，太尉杨震上疏，严厉斥责他们：“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讙哗，咸曰财货上流，为朝结讥。”[113]由于激烈反对宦官，杨震受到迫害，含愤自尽。

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孝廉李固对策尖锐指出：“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主威，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狈，亲遇其艰。”[114]强烈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权重”[115]，因坚持自己的主张，李固终被梁冀陷害致死。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而封，大司农杜乔上书谏曰：“陛下越从藩臣，龙飞即位，天人属心，万邦攸赖。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伤善害德，兴长佞谀。臣闻古之明君，褒罚必以功过；末世暗主，诛赏各缘其私。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为恶肆其凶。故陈资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无劝。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116]杜乔也为梁冀迫害致死。

朱穆得罪宦官，被捕入狱，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申诉，为朱穆鸣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学潮。太学生们在上书中说：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117]

在三千多人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汉桓帝赦免了朱穆。后朱穆复为尚书，仍刚直不阿，屡次上书或面谏罢除宦官，桓帝不从，遂遭排挤诋毁，终日愤懑抑郁，于延熹六年（163）忧郁而死。

刘陶屡次上书谏言，为权臣所畏，后拜谏议大夫。天下日危，政局动荡，刘陶忧心忡忡，上陈急八事疏，指出：“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缓声。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每闻羽书告急之声，心灼内热，四体惊竦。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时吏，晓习战陈，识知山川，变诈万端。”他认为所言八事之中，天下之乱皆由宦官而起。他的言论引起了宦官的强烈不满，遭到诬陷：“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118]后被下狱而死。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五宦官“并封列侯，专权选举”，时任白马令李云“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119]。愤怒斥责宦官把持朝政，公开抨击宦官，后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