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哲学之发展

中国文化至周代可以说达到了成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在文化的各方面都已很具规模。至春秋时，社会的经济基础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组织随而发生了动摇，于是旧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陷于崩溃，人民生活亦不安定起来。社会制度的变动，乃震醒了人们的意识，遂引起了种种的哲学思潮。

春秋以前及春秋初期，学问知识为卜史世守之业。然贵族执政者之中，亦有博学者。春秋中期，各国贵族与卿大夫中，以博学有识著闻者，鲁有柳下惠、臧文仲，晋有叔向，郑有子产，齐有晏子，吴有季札。此等贵族学者，皆多见多闻而有卓识，然尚无特异的学说，更无有系统的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之创始者，当推孔子（名丘，字仲尼）。孔子与以前或同时之贵族学者不同者，在于：一，孔子有其自己的“道”，而欲行其道于天下；二，孔子以其自己的道与以前为贵族所专有的知识传授于一般人民。孔子是集过去时代之学问思想之大成的人，而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他虽“述而不作”，然实亦颇近于“托古改制”。（他未必自觉其托古改制，然实有所托而有所改。）他将以前所有的学术萌芽、以前所有的文化成绩，加了一番系统的整理，而自己创立一个一贯的原则以统摄之。此一贯原则便是仁，亦即忠恕。他平日所讲多是关于生活行为的，虽仍保持对于天的信仰，但不多谈天道；对于鬼神则持怀疑的态度。在社会政治方面，孔子是一个改良论者，主张中央集权，认为上下各阶级应各尽其分以归于谐和。他一生栖栖皇皇，奔走周游，以救世为务，谋恢复旧日的安宁；聚徒讲学，开以后讲学之风。（记载孔子言行的书有《论语》。）【注一】

【注一】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古今解者皆谓“述”为“传旧”或“循旧”之义。今案不然。“述”实乃推衍或继续发展之义。《中庸》云：“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对于文王，可谓为述，然武王非仅传文王之旧，循文王之旧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武王则伐商而有天下。武王可谓顺文王德业之方向作继续的发展，以达到其必然的结果。《中庸》又云：“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继志”与“述事”同义，所谓“述”者实谓继续发挥而完成之。《中庸》又云：“仲尼祖述尧舜。”述即有所祖述，亦即前有所承，而非仅一循往昔之旧，无所增益。《论语》载孔子责原壤云：“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无述者，谓其不能继承前人有所发阐。“作”为开创，即不继承前人而从新开端。“述而不作”，即循前人之道路作更进的发展，而不另作新的开端。孟子谓孔子为“集大成”，惟其述而不作，故可集前人之大成。以《中庸》证《论语》，而述字之义始显，孔子一生工作之性质，亦彰然可明。唯以传旧循旧为述，则视孔子纯为一教授老儒，诬罔实甚。又孔子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其所演之尧舜文武，实已加以“理想化”，故可谓有“托古改制”之倾向。董仲舒云：“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实非无理由。《论语》云：“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孔子之意，实欲根据三代之制度而加以损益，以成尽善尽美之制。故一方面可谓“集大成”，一方面亦可谓“立新王之道”。

孔子的弟子甚众，最有希望的颜渊（名回）却不幸短命而死。孔子弟子中与以后儒学最有关系的，可以说是卜子夏（名商）、曾子（名参）二人。子夏传经，曾子传忠恕等思想。

孔子以后，第二个伟大思想家，自成一学派，与儒家对立者，便是墨子（名翟）。孔子是贵族后人，墨子却完全是平民出身；孔子仍然不免看重等级，墨子则讲无差等的兼爱。墨子最重功利，以求国家人民之大利为宗旨。他比孔子尤能苦行，排斥一切享受，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惟求有利于天下，虽牺牲全身亦不惜。他一方面鼓吹弭兵，一方面更讲求守御之术，替弱国守城。墨子很有宗教气息，崇天信鬼，反对儒家对于鬼神的怀疑。他的弟子也甚众，并有坚固的组织。墨子死后，别立继承的首领，名为巨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在当时儒墨成平分天下之势。（记载墨子言行的书是《墨子》。）

在孔子时即有许多隐者，颇有思想，但认为世不可救，只求独善其身。后来，在墨子卒后，乃有一个以隐者思想为本而成立哲学理论的人，即是杨朱。杨子轻物贵身，主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杨朱学说是儒墨积极救世的活动之反动，在当时也拥有很大的势力。

儒家因杨墨的反对，颇有消沉之势，但不久乃有一大思想家，反驳杨墨，推尊孔子，即是孟子（名轲）。孟子也是改良论者，虽拥护旧制度，但改变得甚多。他颇有重民轻君的思想。在哲学上他所讲仍以人生为范围，根据孔子的思想而加以发挥扩充。他很注意人性的研究，以为仁义根于人性，而生活的最高境界便是尽心知性，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状态。他比孔墨等更有玄远的理想。（记载孟子言行的书是《孟子》。）

与孟子同时，亦有一个发挥墨子思想的哲学家，即宋钘。他自己极端刻苦，四方奔走呼号，“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庄子·天下》）。他讲人情是欲寡的，劝人们不必争多。同时杨朱一派亦有其思想代表，即华子，发挥出重生的理论。（《吕氏春秋》中之子华子，当即《庄子·杂篇》中之华子，疑华是姓。）

【附注】按荀子曾以墨翟、宋钘并称，但宋子实不属于墨家。宋子是战国时代一个大思想家，持论在墨家道家之间。《吕氏春秋·去宥》篇保存了宋子遗说。

宋钘孟子的思想，仍以人生为范围；但在宋钘孟子的时代，已有两个大思想家，注眼于宇宙，作事物之观察，即是老聃与惠施。老聃的年代在孟子稍前，惠施则较晚。老子（姓李名耳，老聃是字）是“以自隐无名为务”的人，所以他虽有博大精深的理论，而关于他的生活，别人知道得很少。孔子的前辈有一个名老彭者，孔子曾称道之。老彭与老聃名字相近，后人由此遂误以为老聃是孔子之师。这种误会大概起于战国末年秦将统一的时候，庄子、荀子、韩非都未尝闻知。老子是中国宇宙论的开创者，在思想史上地位实极重要。孔子仍有天的信仰，墨子信天尤甚。至老聃乃以为天并非根本，尚有先于天而为天之本者，乃是道。老子对于宇宙中一般现象，很有观察，发见了反复的常则。在人生思想上则以无为守柔为主，讲致虚守静，主张放弃文化，返于自然；反对儒墨的有为，又不赞成杨朱一流的贵生。（老子的书为《老子》，大概是老子的语录。）

【附注】关于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历来辩论甚多。我过去以为老子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今按先秦古籍中，《庄子》、《吕氏春秋》俱言孔老同时。庄子多寓言，固难信据；《吕氏春秋》所说，当是历史的真实记载。郭沫若先生《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云：“老子就是老聃，本是秦以前人的定论。”又说：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也是毫无疑问的。郭氏所说甚是。吾今以为《老子》一书是战国前期撰集的，其中保存了老聃的遗说，但也有后人附加的文句。

惠施很注意于宇宙中一般事物的观察。关于宇宙，他讲总包一切之“大一”与极微无内之“小一”。在惠施，天的地位更低落下来，他认为“天与地卑”。惠子很注重对待之互转，更看到万物之毕同毕异。认为万物实皆一体，于是主张泛爱万物，将墨子的兼爱扩大到物。惠子的最大特色是注重物的研究，以前孔墨杨的研究对象只是人，到老子注眼于宇宙，但仍不屑于万物的研究。惠子则肯为研究物而研究物。他“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散于万物而不厌”（《庄子·天下》）。他不以神秘的道解释宇宙，而以大一小一解释之，可谓先秦第一个唯物论者。惠施又好辩，他这种重物好辩的学风，使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又转换了一个方向。

【附注】按《管子·形势》篇云：“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这是比较明显的唯物主义观点。《形势》篇年代当在惠子之前。此处以为惠子是先秦第一个唯物论者，有误。

老子之后，无为的思想大盛，老子的弟子环渊，发挥师说。与他同时的人，又有慎到田骈，亦宗述老子，而略变其说：以齐万物为首，主张弃知去己，认为生活之最好境界，是若无知之物。他们这种学说，开后来法家的人生理论之端绪。

融合老聃惠施的学说而自成一大系统的人是庄子（名周）。庄子受惠子的影响甚大，而其中心思想则归于老子。他最反对人为而主张返于自然，个人生活的最高境界便是与天为一。庄子的学说，是一种玄妙深宏的神秘哲学。在一方面他是惠施的反动，他反对辩，反对名言，而以忘情感泯分别的直觉为求真知之道。到庄子，自杨朱以来的道家者流的思想乃臻于成熟。（庄子所著书为《庄子·内篇》。）

惠施重物好辩的态度，开辩者或名家的风气；惠子后第二个最著名的辩者是公孙龙。公孙龙的贡献在发见了事物中不变的离立的共相，他名之为指。指是不变的，指与指是相离的。由此他讲白马非马，而离坚白。惠施注重合，注重相反之转化；公孙龙则注重分，注重不同性质之各自独立。公孙龙同时的辩者很多，但其末流常入于诡辩。（公孙龙所著为《公孙龙子》。）

惠施、公孙龙的学说，都不合于常识，常识既可以反对，于是引起对于知识的疑问，辩者乃有火不热、目不见等说。但对于知识问题有较深切的研究者，乃是墨家。在战国时，墨家已分裂为数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在墨子当时本较注意辩说，后期的墨家为批判辩者，乃更注重辩术。他们研究的结集是《墨经》及《大取》、《小取》。他们维持常识的见地，反驳辩者。为肯定知识，乃予知识以解说，并对于辩之性质与方法作精密的研讨。此外这些后期墨家对于墨子的兼爱说及功利思想，亦有更进的发挥。

此时又起了一新的学派，即阴阳家，首领是邹衍。他有关于地理及历史之广远想象，以五德即五行来解释一切；其人生理想则颇与儒家相近。他的想象虽广大荒诞，却必以可经验的事物为推论之根据，且其大九州的想象竟与实际相近。邹子的学说，形成关于天地事物及人的历史之一个整齐系统，然其中甚多附会的迷信的成分，并不是纯粹的哲学。

先秦哲学的殿军大师是荀子（名况，字卿）。荀子尊崇孔子，却不赞成孟子，他与孟子是儒家两大派的首领。【注二】荀子不看重关于宇宙的玄想，而建立彻底的人本哲学。他的最高理想是制天宰物，以人胜天，而与天地参。他不但要克服外的自然即天，并要克服内的自然即性。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应该化易其性，于是极注重礼义之训练。荀子亦颇受老庄的影响，讲虚一而静，但他的人本的有为哲学，乃老庄之反动。他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论者，但与惠子不同，不赞成察究物、泛爱物，而主张利用物、宰制物。为批判辩者，荀子亦讲知识，讲名辩。他最善于批评别家哲学，在此点上更表示他是先秦哲学之集成者。（荀子所著为《荀子》。）

【注二】荀子以仲尼子弓并称。子弓实即孔子弟子仲弓。因称孔子为仲尼，不宜重“仲”字，故称仲弓为子弓。仲弓亦称子弓，犹子路亦称季路。孔子尝称仲弓“可以南面”。仲弓之学盖特重政治与履践，故荀子宗之。荀子《非十二子》，对于前十子之评论，皆以“是某子某子也”作结；惟于子思孟轲则云“是子思孟轲之罪也”。或以为荀子态度最为偏狭，对于同宗异派者攻击最力，其实非是，荀子之意乃谓子思孟子，阐扬孔子之学，未始无功，然亦有过，如此如此者，则其罪也。此点误解者极多，故特辨之于此。

先秦于哲学外尚有法家的政治学。其他各家亦都有政治思想，法家则专以研究政治为务。法家推原于先孔子约百年的管仲，而实际启始于商鞅、申不害。但真正给法家思想以深厚的哲学内容者，是荀子弟子韩非。慎到、田骈等的思想已很有法家意味，韩非更发挥之，成立一完整的体系。韩非对于人生与历史有很透辟的见解，他完全注眼于物而不注眼于心。（韩非所著为《韩非子》。）

在荀子同时及以后，儒家中尚有许多无名的思想家，其成就亦很高。其最伟大的作品是《易传》。《易传》是孔子学说与老聃思想之卓越的综合，其中有宏大深微的宇宙人生理论。《易传》深观变化，认为一切皆在变易之中，一切皆有成毁盈虚，而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一切变动之因，在于两相反者的相推相荡；此两相反者，即是阴阳或柔刚。《易传》有见于天下之赜，又有见于天下之简，它是周秦宇宙论之最高发展。《易传》的人生思想以刚健中正为主，注重自强日新；既讲宇宙神化之研讨，又注重制器以利用。

【附注】按《易传》应称为《易大传》。《易大传》的主要部分是《系辞传》，《系辞传》的年代应在惠子、庄子以前，更在荀子之前。详见拙作《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第一辑）。

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的变乱，终于秦之统一。秦既统一天下，亦想统一言论，于是大焚诗书，箝制思想。学术思想的发展受了一次大挫折。但暗中仍有伏流，各家学术仍在隐藏中发展。现在所存的许多无主名的精纯作品，如《中庸》、《大学》、《礼运》，及《易传》的一部分，《庄子》外杂篇的一部分，大概即秦汉之际的著作。因为当时禁止言论，是以作者不敢发表名字。秦不久即亡，汉得天下。在汉初数十年间，各家学术仍有相当的发展，而道家之学最盛；当时有所谓“黄老学”，即一派重君臣上下之分及养生的道家思想，最为流行，如黄生司马谈等是其代表。汉初道家思想的总结集便是《淮南王书》。融合儒道法的思想者，有贾谊的学说，惜乎成就不甚高。

在汉代，自春秋以来的社会大变动已经终止，新社会秩序亦已确立，人民生活渐趋安定，思想上亦有统一的要求，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乃独尊孔子，罢黜百家。于是儒家独尊的局面开始。从儒家独尊后，先秦思想之蓬勃灿烂的气象即不复见了。

汉代思潮的权威，即是建议罢黜百家的董仲舒。董仲舒虽然主张独尊孔氏，但他的思想却是儒家与阴阳家的混合。他好讲阴阳五行，及天象人事的相应。他的思想中杂有许多迷信，不尽是纯粹哲学理论。董子的影响甚大，以后中国的社会伦理如三纲等，便是他所确定的。（董子所著为《春秋繁露》。）

儒家与阴阳家之混合，是西汉思想的特色，当时人都好谈灾异，好谈天人相应。这实乃是思想低落的表征。在西汉末乃有一个学者，独持道家的自然论，便是扬雄（字子云）。扬雄的宇宙论是《老子》与《易传》的学说之混合，其人生论则重述孔子的思想。他最喜模仿，而没有伟大的创造能力。（扬氏所著为《太玄》与《法言》。）【注三】

【注三】扬雄崇尚老庄之自然思想，实系受严君平之影响。《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云：“蜀有严君平……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严君平之学，以老庄为归，而不废儒家所说之忠孝诸德。又以卜筮为业，当善于《周易》。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于人生论崇尚孔孟之道德，于宇宙论则注重老庄之自然思想，均与严君平有相仿佛之处，盖受君平之影响甚深。惟严氏以老庄为归，而扬氏以孔孟为宗，其所重者不同。

阴阳家的思想兴盛之果，终于引起了一个以破斥虚妄为己任的伟大批判者，即是王充（字仲任）。王充的年代稍晚于扬雄，但他的书迟到二百年后才为世人所知。王充对于当时儒士的虚论、世俗的迷信，驳斥的极多，他自己所信则是道家的自然论。王充破坏的成绩甚大，在建设方面则成就不高，并未能创立一宏大精深的新哲学系统。（王充所著为《论衡》。）

后汉中期的思想家有王符（字节信），善评论当时风政得失；在宇宙哲学，主张道气二元论，可谓开宋代之理气二元论之先河。后汉末年的思想家有荀悦（字仲豫），徐幹（字伟长），仲长统（字公理）。荀悦兼重“法”、“教”，而有“天下国家一体”之说。徐幹宗述荀子，讲德艺之合一。仲长统之学，虽以儒家为宗，而颇崇尚老庄，实为魏晋玄学之前驱。【注四】

两汉经学最盛，在后汉礼教的势力尤大。极则必反，至魏晋时，道家的思想整个复兴起来。【注四】当时称为玄学，其唱导者是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辅嗣）。他们认为无是一切之根本，而人生理想即在无为；天地是无所为的，人生亦应无所为。王弼的成就较何晏为高，惜乎早死，未得充分发展。何王同时又有阮籍（字嗣宗）、嵇康（字叔夜）等，提倡自然，菲薄礼教，在行动上放荡不羁，善作惊人的隽语，其实他们的理论造就并不甚深。魏晋玄学的最高成就，在今存的《庄子注》。【注五】此书本是向秀（字子期）所作，后来郭象（字子玄）又增益润色之。其中很有新的见解，是庄学进一步的发展。由庄子的道，而转入于多元之说；由庄子的无为，而主张任人之自然发展，反对勉强的返于自然。

【注四】魏晋玄学之兴起，实远有端绪：第一，与王充《论衡》之流传有关；第二，与仲长统之思想有关。《后汉书》注引袁山松书云：“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由是遂见传焉。”王充崇尚道家自然论之说，实至汉末始发生影响。仲长统作《乐志论》有云：“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又作诗有云：“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实为稍后之何晏阮籍等之先导。

【注五】前人皆视郭象《庄子注》仅为一注释书。对于《庄子注》予以特别注意，认为其中有新见解，而可视为一独立的哲学著作书，为冯友兰先生。其说见所著《中国哲学史》。

魏晋时人所喜谈者，于玄理之外，尚有“名理”。当时谈名理者，以孔子正名之义为宗，而重分析，善辩论，则亦有类于先秦名家。魏时以谈名理著称者，为刘劭（字孔才）、钟会（字士季）等。晋代以谈名理著称者，有裴（字逸民）、鲁胜（字叔时）。刘劭钟会等所谈之主要问题，为“才性同异”。裴所论范围较广，尝作《崇有论》，以与玄学家尚无薄有之思想相对抗。鲁胜曾为《墨经》作注，甚推崇先秦墨家与名家关于名辩之学说。晋代为儒家之学者，则有傅玄（字休奕），以儒家为主，兼综法家之说，而好言“为天下兴利”，则又与墨家之功利思想有近似处。【注六】

【注六】刘劭著有《人物志》，论列人之才性之等级，辨析甚细。与刘劭同时者又有傅嘏。《三国志·傅嘏传》云：“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三国志·钟会传》云：“及壮……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至晋，裴以“善谈名理”著称（见《世说新语》）。《晋书·裴传》云：“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又著《辨才》，谓古今精义，皆辨释焉，未成而遇祸。”鲁胜于《墨辩注》之外“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晋书·鲁胜传》）。昔荀子谓：“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荀子·正名》）魏晋之谈名理者，亦兼明贵贱、辨同异二事，而实际较注重明贵贱，所谓“才性同异”，即注重分别人才之高下。傅玄《傅子》云：“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据叶德辉辑本）名位之伦序，亦属名理范围之内。名理家重明贵贱别同异，而玄学家则讲齐物，消弭一切区别，在当时实为对立之两派。

在玄学大盛的时候，从外边来了一支思潮，使中国思想史为之变色，便是佛教。佛教初输入时，反对的人甚多。许多人持“华夷之辨”，不肯承认这外来的宗教。南北朝时反对佛教家的人中，持论最精者为范缜（字子真），著《神灭论》，以反对佛家之神不灭说，当时关于神灭问题讨论甚盛。后来佛家的宏博深微的理论，竟将固有思想暂时压下去，一时才智之士多归依于佛家。在南北朝时佛家已盛，而最盛的时候是隋唐。很有些中国僧人，如东晋末年的僧肇、道生，陈隋间创立天台宗的智，唐代讲唯识论的玄奘、窥基，光大华严宗的法藏，以及禅宗的慧能、神会，都颇有创造的思想，于述之外尚能有所作；不过终是根据佛教经典而推衍，未能超出佛家的范围。他们的思想，虽也是中国人的哲学，然实不在中国哲学宗系之内，在本质上是属于印度型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只是中国哲学中的“客流”。在当时与佛教抗衡的有道教，道教对于佛家的思想尽量吸取，加以变化，而融成新体系，以与佛教对抗。但道教对于纯粹哲学理论，无甚伟大的贡献。

佛教压抑儒家思想数百年，终于引起反抗，一部分人企图儒家思想的复兴，其首领是韩愈（字退之）。韩愈排斥佛教，并反对道教，而想复兴古代儒家的人本的有为的积极哲学。韩氏自己并没有一个思想系统，他是一个思想运动的领导者，却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弟子李翱（字习之）融合儒佛而建立一较新的理论，不过其中佛的成分较儒的成分为重，在此点上他的系统是有违于韩愈的运动之本旨的。（韩愈主要哲学论文为《原道》、《原性》。李翱所著为《复性书》。）

新儒学的正式成立在北宋。新儒家以古代儒家思想为本，而融合老庄思想、佛教思想及道教思想，更有所创造，以建成新的系统。【注七】他们最喜给儒家经典以新的解说。新儒学的先驱者为范仲淹（字希文），孙复（字明复），胡瑗（字翼之），石介（字守道）。范仲淹奖励学术之功甚伟。孙胡石三人，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力辟佛老，崇阐孔经，但尚皆无系统的学说。其真能自创一哲学系统而为所谓“道学”之开创人者，是周敦颐，邵雍，张载，及程颢、程颐。【注八】周敦颐（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邵雍（字尧夫，世称康节先生），受道教影响甚巨，但其系统的主干部分则渊源于《周易》。周敦颐以太极阴阳讲宇宙，其人生思想则以诚为主，注重无欲及静。邵雍所讲是象数之学，他以数来说明整个宇宙及人的历史，认为宇宙及历史都是受一定数目支配的体系。邵子的哲学是一宏大系统，以数的关系贯穿一切，牵强的地方虽不少，但其博大整齐也是很可惊的。（周子所著为《太极图说》、《通书》，邵子所著为《皇极经世》。）

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的学说最宏伟渊博，他以气及太虚说明宇宙。宇宙万有皆气所成，而气之原始是太虚。气即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太虚便是时空，以气与太虚解说宇宙，实可谓一种唯物论。他更认为一切都是两一的，即一切都是对待之合一；两而一故有能变之妙用，一而两故变化无息。在人生论他综合了孔子的仁与墨子的兼爱，又综合了孟子的尽性与荀子的化性，而归于天人合一。（张子所著为《正蒙》、《经学理窟》及《易说》，有《语录》。）

【附注】这里所谓对待与合一，都是中国古籍中旧有的名词，用现代语，应云对立与统一。

周邵张是新儒学或道学的创始者，而道学的确立者是二程兄弟。二程少曾受学于周敦颐，与邵张亦在师友之间，故能吸收周邵张的学说而作更进的发展，所以其思想较为圆熟。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认为宇宙是生生不已之大流，万物本属一体，而人生之最高境界也即在自觉的与万物为一体。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则最注重事物所以然之理，分别形上形下，认形上之理才是宇宙之根本。而人生之道即在于居敬穷理，一方面作敬的修养工夫，一方面格物致知，生活最高境界是与理为一。二程的思想虽相近，亦甚不同。大程不注重经验，小程则甚重经验。大程的生活理想是与物同体的神秘生活，小程则不喜言神秘，而注重修持之渐进的切实工夫。（二程子有《文集》及《语录》。二程语录题为《程氏遗书》。伊川又著有《易传》。）

【注七】宋代道学，受佛教道教的影响甚大，然其创造性亦不容否认。近人好讲道学的任何观念与理论皆从佛教或道教中得来，以佛教道教的经论中的片言只字附会新儒家的观念，似乎新儒家的学说不过抄袭糅合之果，此实大谬。甚或谓横渠与回教有关，直乃迷妄。近人喜作“索隐”，不惟于小说然，于哲学亦然，其实甚属无谓。任何哲人的思想，虽有其前导，然必有其自己的创见以为主；无创造能力是不会建立哲学的。

【注八】北宋五子，以年岁言，邵最老，周次之，张又次之，二程则少张子十余岁，《宋史》所列之序为周程张邵，《宋元学案》所列之序为邵周程张，实皆未恰。周邵张似未互相影响，而二程则曾受周邵张之影响，就其思想学说观，实彰然显著。周最先卒，张邵卒于同岁，后八年大程方卒，三十年小程方卒，是邵张思想之完成年代先于二程甚远。二程成熟虽早，然其思想亦必多发于晚年者。盖张子谦逊善让，其学又未得传人，而二程则以先觉自居，弟子亦最盛。门徒附会，至有谓张曾学于程者，小程曾亲自否认之。然程门后学言先后次序，皆先程而后张，实一派之私见而已。程学之能独盛，实由其在周邵张之后，能采数家之长而作更进之发展。先后衍变之序，实有不可诬者。

与邵张二程同时，思想亦甚相近者，尚有司马光（字君实），但他的创发不多，也未能成立圆满的理论系统。他是个政治家，不过他的政治思想又是守旧的。在北宋，尚有一派与张程司马等相对立的思想家，即是李觏（字泰伯）、王安石（字介甫，世称临川先生）。李觏颇重功利，善言礼制。王安石则重有为，重人功，重变革，不过并没有一个哲学系统。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革新派的政治家，却难以说是一个哲学家。（司马光之主要哲学著作为《潜虚》。李王皆有《文集》。）

周邵张门徒不盛，二程则弟子甚众，以后的思想几乎都出于二程。到南宋时，遂分裂为二大派。一派宗小程，以居敬穷理为宗旨，其首领是朱熹。一派则发挥大程的思想，主张发明本心，首领是陆九渊。朱熹（字元晦，世称晦庵先生）一生研究甚勤，在各种学问上都有极高的造诣。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整理者。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以外，第二个伟大的文化整理者，就是他。他的哲学思想也极博大严密，虽以小程为宗，但也综合周邵张及大程的思想，将许多断片合起来而成一严整的系统。但他自己的创发不甚多。（朱子著作甚多，在哲学上最要者为《四书集注》及《或问》，与门人所纂之《语类》，及《文集》。）

陆九渊（字子静，世称象山先生）认为宇宙惟一理，而心即是理，他教人专在心上作工夫，而不赞成多读书研究，也不肯组织理论系统。他的弟子杨简（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根据他的观念作更进的发挥，成立一个宏大的唯心论。在先秦时代并没有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论，主观唯心论乃与佛教俱来。中国人自创比较圆满的主观唯心论哲学者，是杨简。（象山有《文集》及《语录》。慈湖有《文集》。）

南宋初的学者中，与朱子思想相近者，有张栻（字敬夫，号南轩）。惜早卒，故学未成熟。当时在朱陆之外，尚有一派思想，即是陈亮（字同甫）、叶适（号水心）等的功利学说。他们好讲经济，谈事功，而反对关于宇宙的玄想。他们没有哲学系统，但不失为一派特色的思想家。在渊源上他们也导原于小程。（同甫有《文集》，水心有《习学记言》。）

南宋后期的名儒为真德秀（字景元，世称西山先生）、魏了翁（字华父，世称鹤山先生），皆宗述朱子，但无更进的创发。南宋既亡，朱学北传。将朱学传授于北方的人有许衡（号鲁斋），为元代儒士的领袖。许衡以后有吴澄（号草庐），以融会朱陆为宗旨。自南宋后期至元代，朱学势力实较大，称为正统。

明代初年，因国家的提倡，朱派的势力更增大起来，当时名儒如曹端（号月川）、吴与弼（号康斋）、薛瑄（号敬轩）、胡居仁（号敬斋）等，都是宗朱的，他们对于朱子的学说深究有得，却无更进的创发。物极必反，乃起了相反的潮流，吴与弼的一个弟子陈献章，终于反朱而归于陆。陈献章（字公甫，世称白沙先生）注重自然与自得，以虚静为主，禅学的气味甚深。他的弟子湛若水（号甘泉）发挥师说，较陈氏为进一步。（白沙甘泉皆有《文集》及《语录》。）

主观唯心论的最高发展，陆学的完成，在稍后于陈献章的王守仁。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从认识上讲心物不二，证明离心无物，于是建立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论，认一切皆在心中，无心则无世界。更从主观唯心的观点讲人生，以为人生之最高准则是致良知。人皆有本来圆满之良知，是道德之根源，是善恶之准衡，能致得本来之良知，即达至善。知行是一，离行无知，而知即含行，一念发动即是作为。王氏哲学是中国主观唯心论之最圆满的发展。（阳明主要哲学论著为《大学问》，门人纂有《传习录》。）

王守仁既起，主观唯心论大盛，王氏卒后，学派分裂。有以邹守益（号东廓）、罗洪先（号念庵）为首领的右派，主收敛寂静。又有以王畿（号龙溪）、王艮（号心斋）为首领的左派，以为良知当下即足，无须操持，只任良知行去，便是至善。左派颇盛，其好处在实行一种思想解放，不受经典的束缚，不受传统观念的宰制；个人的明觉方是决定善恶的准衡，人人都有的良知方是行动的指导。尤其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的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

明代宣扬唯气论的思想家有罗钦顺（号整庵）、王廷相（号浚川）。罗氏强调理在气中，王氏断言“理载于气”。他们对于程朱之说与陆王之说都有所批判。罗氏宗仰程伯子形上形下浑然不分的观点，王浚川绍述张横渠的学说。（罗著有《困知记》，王著有《慎言》、《雅述》。）

明室国政昏暗，天灾人祸交迫的结果，终于社稷倾覆，满洲贵族统治了中国。当时有思想的人，目睹亡国之惨状，深感学术之空虚，于是一反王学空疏狂放之弊，而致力于经术及史学的研究。顾炎武（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是这种潮流的领导者。顾氏奠定有清一代考据学的基础，他对于王学痛心疾首；对于程朱则甚表敬意。同时的思想家黄宗羲（字太冲，世称梨洲先生）对于政治有卓越的新见，建立了一个很精澈的政治哲学，但他在一般哲学上却仍是唯心派，始终维持王学右派的观点。（梨洲主要著作为《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

清初大儒中，在哲学上最有贡献者，当推王夫之（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注九】他极反对王学，对于朱学虽相当同情，但他所最推崇的乃是张载。张子之不传的唯气哲学，到王夫之才得到比较圆满的发挥。王氏建立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系统。他以为道本于器，由唯气进而讲唯器，是一种显明的唯物论。更认为有与动是根本的，无与静只是虚幻。在人生论则否弃自然无为，而注重人，注重有为。（船山主要哲学著作为《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正蒙注》、《思问录》。）

【注九】清初学者，有独特思想者，王夫之外，尚有陈确（字乾初）、潘平格（字用微）、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陈氏注重天理人欲之合一，开以后戴震主情哲学之先河。潘氏善评衡宋明道学，谓“朱子道，陆子禅”。最初谓朱子学说近于道家、陆子学说近于佛家者，实为潘氏。潘氏自己的学说，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旨，则仍未出乎北宋思想之范围。吕氏最富于民族思想，谓华夷之分尤大于君臣之伦，为人伦道德之最重要者，识见甚卓。吕氏论学，则仍以程朱为宗。清初程朱派学者中，有新见解者，吕氏之外，又有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颇注重礼乐兵农之实学，与稍晚颜元之思想，有相近似之点。

在清初思想改革运动中，最彻底的是颜元（字浑然，世称习斋先生）。颜氏反对陆王心学，亦反对程朱理学，同时更反对训诂考据之学，而讲以动手习行为方法的事物之学。主张恢复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实学，注重经济民物水火兵农等实用的研究。他是反对玄谈的，不甚注重理论，所以他的哲学系统并不为精密。他的宇宙论也是唯物的，认为道赅理气，离气无理。在人生论则提出一种主动而重人为的新说，反对主静不谈功利的态度。颜氏卒后其弟子李塨（字刚主，世称恕谷先生）传其学，更发扬光大之。（习斋所著书为《四存编》。恕谷主要哲学著作为《周易传注》、《论语传注》、《传注问》。）

颜李之学因当时政治的关系，又因其过于繁难，未得稍盛。为清代学术之主潮的仍是考据学。于考据学有很宏伟的贡献，同时在哲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是戴震（字东原）。戴氏的哲学理论，与颜李走同一方向，论证稍缜密。他也是主唯气的（即一种唯物论），反对程朱的理在气先之说，更反对陆王的主观唯心说。认为理实外在于事物，人必有精密的观察分析方能知之。其人生思想则是主情的，反对宋明以来的理欲之辩，而认为理在于欲之谐和。（东原主要哲学著作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

王颜戴之学在圆融精密上都不及朱王，但确实走了一个新的方向，较合于现代思潮。戴氏之学亦无传人，只有一焦循（字里堂）稍能发扬之。直到清末，因西洋文化之东渐，西洋政治势力之侵入，于是引起一派新的思潮，即公羊学派，以《公羊》传义为依据而发挥扩充之。公羊学派本质上是一种立教改制运动，将西洋传来的许多观念附会孔经，以建立内容广包的政治哲学。此派最重要的代表是康有为（号长素）、廖平（字季平）、谭嗣同（字复生）。【注十】此派在纯粹哲学研究上成就实并不高，清代思想以此告终。

【注十】康有为、廖平、谭嗣同之思想，实为儒家哲学、佛教教义及由西洋传来之耶教思想与粗浅的科学知识之糅合。在中国思想史上，自占一重要阶段。然对于哲学理论，实无甚贡献。对于哲学中各问题并未有卓越的新见。本书论列各家学说，以戴东原为过去哲学之最后大师。戴氏以后之思想，间附入一二条。至于康廖谭之议论，概从省略。

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第一是唯理的潮流，始于程颐，大成于朱熹。朱子以后此派甚盛，但不曾再出过伟大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大家都是述朱而已。第二是主观唯心论的潮流，导源于程颢，成立于陆九渊，大成于王守仁。此派最盛的时期是在王氏以后。第三是唯气的潮流亦即唯物的潮流，始于张载，张子卒后其学不传，直到明代的王廷相和清初王夫之才加以发扬，颜元戴震的思想也是同一方向的发展。（颜氏反对程朱陆王，独对于横渠颇表敬意；戴氏虽不推崇横渠，然在宇宙论上是宗述横渠的。）可以说北宋是三派同时发生的时代；南宋、元及明初是唯理派大盛的时期；明中叶至明末是主观唯心派大盛的时期；清代则是唯物派较盛的时期。但唯物论哲学终未得极至圆满的发展，其大成或当在今日以后。

中国的哲学，以周秦哲学为最宏伟，创造力最雄厚，内容最丰富，为以后的哲学所不及。汉代实也可以说并无纯粹的哲学，魏晋玄学则未有充分的发展；后来比较成熟的只是宋明道学，然亦不及周秦哲学之丰富活泼。清代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表示新的倾向，足以为现代思想之前驱。

西洋哲学及其思想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而低伏，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

（附）哲人生卒年简表

【附注】老聃应列在孔子前，大约生于周灵王元年（西纪前五七一）前后，卒于敬王四〇年（西纪前四八〇）前后。

【注】凡在以下各篇章中曾见其名者，除无征及不甚重要者外，皆于此表著其生卒之年或疑年。比较重要之哲人，则于其姓名之下加着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