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证人

检察官举示颜承录的证言和其他几份证言，证明颜承录不知道春晖公司承办送电影下乡的活动。辩护人举出多项书证，包括扶贫协会的会议纪要、简报、颜承录主编的书，多位证人证言，证明颜承录撒谎，颜不但知情，而且直接决定此事。

检察官多次说：“书证不能证明颜承录知情，颜承录证言说自己不知道。”“书虽然是颜承录主编，但他没有看过，并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这完全不能理解，主编不审核自己主编的书，甚至不看，符合常理吗？”我坚决反驳：“检察官跟书证有仇吗？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为什么检察官就是不认？”接下来，我当庭念了几段颜承录主编的书中的内容，将送电影下乡活动作为扶贫办重大政绩来宣传，作为其个人领导工作的荣誉来记载。

实际上，根据经验法则分析，颜承录是“当然、必须、明显、确定、绝对”知道的。作为大前提的经验法则是：作为机构的领导人，肯定知道本机构的核心政绩，即便没有也得精心编织几个；作为小前提的本案事实是：“春晖行动”是四川省扶贫办的核心政绩；结论当然是四川省扶贫办领导人肯定知道“春晖行动”。

还有一种更直接的论证方法，即利用“众所周知的事实”免于证明之规则。“春晖行动”至少在四川省扶贫系统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颜承录作为四川省扶贫协会的领导人，竟然声称不知道，就类似于中国人说不知道10月1日是国庆节一样。还有比这更胡扯的吗？谎言能低级到这种程度吗？

两位辩护人一致强烈要求颜承录出庭作证。我说：“颜承录的证言与其他多份证人证言矛盾，与书证矛盾。颜承录主编的书《纪实辑要》《往事拾遗》，以及扶贫协会向春晖公司的划款证明，均说明颜承录知道春晖公司及送电影下乡行动，并作为政绩宣扬。颜承录、陶红勇相互举报，有直接利害关系，必须出庭。颜承录是中共党员，副省级领导，应当带头守法，出庭作证。颜承录不出庭，原因是不敢出庭，怕谎言被当庭拆穿，涉嫌伪证罪。合议庭应传唤颜承录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当将其拘传到庭，查明案件事实，提升四川高院的司法权威。基于法律规定，特别是本案的特殊情况，若颜承录不出庭作证，其法律后果只能是：未经出庭质证，证言不得采信，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倘若如此，辩方也同意其不出庭。证人出庭作证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基本要求，更何况颜承录的证言与多项证据矛盾，是本案最关键的证人。”

法庭模棱两可，似乎说过传唤了颜承录，但因各种原因不能到庭，法庭会综合考虑是否采信颜承录的证言。法庭若能传唤或强制一位副省级领导出庭作证，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将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