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代绘画发展兴盛之原因

宋代有国三百十有余年，绘画艺术发展蓬勃兴盛，不仅绘画活动景况热络频繁，投入从事的人才与杰出画家不计其数，而且在开创画学的建树上更是彪炳辉煌，称得上整体成就非凡，造就了中国画史上一个登峰造极的伟大时代。

造成宋代绘画发展昌盛的原因，固然很多，归纳不外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

首先为客观的因素，即历史发展演进自然形成的趋势使然。正如前面介绍说过，我国绘画的肇始与发展历程悠久长远，历代演进中经验的累积与传承，导致思想与技法的不断进步。迨及唐与五代，绘画已经到达一个思想技艺俱臻精熟，制作发达与规模宏具的最高阶段。宋代承接唐及五代之后，形势犹存，在恢宏厚实的基础上，接收运用前人丰富的画学遗产，对于唐及五代已至高度成就的画科，能够仍旧维系发展；唐及五代尚处方兴未艾的画科，则是发扬光大；甚至因旧衍新地开辟新的题材。而且不论新旧，都能本乎兴革应变，去芜存菁，踵丽增华，展现新面貌和新契机。换言之，也就是说因为我国绘画发展到唐及五代，无论绘画思想的成熟、技艺的高强、理论的精深等，都已达到极高的完成阶段，宋代承继形势开展，正似水到渠成，高屋建瓴，出现鼎盛热络的情景，乃是极其自然的现象。

其次为主观的因素，即宋代本身社会特殊背景有以致之。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各种文化极度成熟的时候，而且政治安定，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尤其是学术探索方面成绩辉煌，文学、哲学、佛教和书法等，都能大放异彩，在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受到上述这些社会兴行事物相互影响的结果，绘画活动自然也呈现蓬勃淹郁的形势。加上政府方面种种奖励提倡措施，在在都给予绘画发展以有形无形的推动力量，终而造成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风气，画学发达臻于盛况空前的地步。

下面，便将直接、间接促使宋代绘画发展兴盛的因素，主要的几项分别介述于后。

一、立国政策奖励文艺

赵宋以陈桥兵变而得天下，因此太祖（赵匡胤）登基以后，对于军人心怀恐惧与猜忌，为了子孙后世能够永保帝业，亟思解除或削弱军人权力。因此，先有“杯酒释兵权”的设计，让拥立他的那些武将功勋解甲归田；后来更遂行“佑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奖励文艺来鼓舞士人出路，阻碍了人才朝向军事方面发展。宋代帝王不甚喜武，史载一事可见一斑。真宗咸平五（1002）年，有代州进士李光辅善于击剑，受荐诣阙，真宗曰：“若奖用之，民悉好剑矣。”遂遣还之。此一政策，固然造成何以宋代著名武将人数稀少，如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是以文学之士领兵，导致国势积弱、频遭外侮的结果。但也不容否认，因而带起社会倾向文学艺术方向的发展，形成社会文艺风气普遍浓厚，造就了大批这方面的人才。

二、帝王、贵戚喜嗜与提倡

帝王喜爱绘画艺术，自古已然，汉代以降历代都有不少君主爱好此道，然而都不及宋代为深且笃。

宋代自“以武定四方，载橐四方，弓矢文治之余，垂意翰墨，妙尽八法”的太宗（赵匡义）开始，其后历朝皇帝都能留心书法绘画，提倡奖掖不遑稍歇，而且本人也多能依仁游艺，政事余暇从事创作，笃嗜弥深，于此孜孜不倦。南宋邓椿《画继》卷一中，即有记载一事，说是：

自太宗以来，历代帝王皆能留意绘事。其中如仁宗，天资颖悟，圣艺神奇，遇兴援毫，超逾巨庶。史载齐国献穆大长公主丧明之始，上亲画龙树菩萨，命待诏传模，镂板印施；平时亦每画御马赏赐臣下。神宗皇帝喜爱郭熙画，一殿之内，四壁皆裱褙其画。尤甚者，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尝自谓：“朕万几余暇，则无他好，惟好画耳。”故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画，上自曹弗兴，下至黄居宷，集为一百帙，列十四门，总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览集》，盖前世图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于是圣览周悉，笔墨天成，妙体象形，兼备六法。

其他南宋的高宗以及其后的孝宗、宁宗、理宗，也都喜好书画艺术，尤其自身书法造诣颇深，推动此方面活动不遗余力，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助于国家社会风气的兴盛。

皇帝而外，宗室亲王受此影响，也多耽溺玩习于此。这些人因为身份特殊，行事较为自由，除与达官名士讲论诗文外，也跟布衣画人钻研画艺；并且多仿古代养士习尚，经由名士推荐画家优养于家中，以备讲课授艺，借示风流儒雅。有名的如王诜荐韩若拙于徽宗藩邸，李唐早年的栖身康王府，即其显例。宋代亲王擅于绘画，各有专长，据画史记载，则有：燕恭肃王、周王（元俨）的善画佛像、鹤竹；嘉王的善画墨竹、鱼藻；益王的善画花竹、蔬果、墨竹和鱼虾；珲王（楷）的善画花鸟；汉王（士遵）的善画人物、山水；嗣濮王（宗汉）的善画芦雁等，都能有名于时。而风气相扇，宗室外戚嗜好与擅长绘画的，更是多不胜数。最著名的，则是宗室有赵克敻、赵叔傩的善画游鱼；赵令穰的善画山水小景；赵令松的善画山水、狗及水墨花果；赵士雷的善画山水；赵令峻的善画马等。外戚则有李玮的善画水墨湖石、水草；王诜的善画山水；张敦礼的善画人物等。这些独擅或兼工多项绘画享名于世的皇亲贵戚，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绘画势力，画风面貌皆迥异于时人，蔚成活跃于宋代画坛的重要流派；更重要的，由于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些皇室亲贵热衷绘画从事，风吹草偃地也带起了社会的活动。

三、广建宫殿、寺观需要绘画装饰

宋代因为一则新建政权，整治国都开封，积极修建殿宇宫室；二则历朝皇帝，多尊奉佛、道二教，信仰道教尤其诚笃，历朝从事营缮修葺的寺庙宫观极多。北宋自开国至末年，各地修建寺观无数，仅京师开封一地见于记载的，就有：大相国寺、东太一宫、开宝寺、崇夏寺、定力院、景德寺、玉清昭应宫、会灵宫、景灵宫、建隆观、孝慈寺、祥源观、上清宫、五岳观、宝箓宫、宝真宫、龙德宫等；至于京师外地的，有开元寺、天封观、三圣宫、广福院、普光王寺、龙兴寺，等等，文献未见记载或外地所建，尚不知凡几。所有寺观建筑完成，内部需要绘画藻饰，因此唐代以来一直盛行的壁画仍旧大行其道。每届竣工，多派高手进行绘饰，甚至诏集天下画工前来竞艺，俨然国家大事。画史记载这类盛事，最著名的有：真宗景德末（公元1007）年，营造玉清昭应宫，征集天下画工三千人竞艺，选中百余人。其他如仁宗景祐、庆历间（公元1034—1048年）；神宗元丰初（公元1078）年的修葺景灵宫；英宗治平元（公元1064）年，建造奉安仁宗神御的孝严殿；神宗熙宁中（公元1069—1077年），诏画相国寺；徽宗宣和中（公元1119—1125年），修建龙德宫、五岳观、宝真宫、宝箓宫等，都曾经征召四方画家作画，盛况一时。

这项寺观饰画献艺，成为社会习画人士谋求出路的机会，凡是身怀绝艺的画家，或为扬名取誉，或为干禄求仕，多欲借此作为进身之阶。事实上，宋代许多显赫的大画家，如高益、高文进、王朏、孙孟卿、勾龙爽、王道真、李用及、李元济、武宗元、燕文贵、崔白、庞崇穆等人，都是经由此项竞艺中拔擢出来的。尤有进者，这项世人瞩目的绘画活动，足以激发民间才智之士习画的风气，鼓动绘画形势的勃兴与促进画艺的精进。

四、画迹的搜罗与庋藏

太祖、太宗次第收服后蜀、南唐后，曾将两地内宫庋藏的古书画迹，悉数收归御府。太宗以下各朝，复屡次广向民间搜求，日有增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说到：

画之源流，诸家备载，爰自唐季兵难，五朝乱离，图画之好，乍存乍失。逮我宋上符天命，下顺人心，肇建皇基，肃清六合，沃野讴歌之际，复见尧风；坐客闲谈之余，兼穷绘事。太平皇帝，钦明浚哲，富艺多才，时方诸伪归真，四荒重译，万机丰暇，屡购珍奇。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间，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草书、唐韩幹马二本献之，韶州得张九龄画像并文集九卷表进；后之继者，难可胜纪。又敕待诏高文进、黄居宷，搜访民间图画。端拱元（公元988）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点检供御图书，选三馆正本书万卷实之秘监，以进御退余，藏于阁内。又从中降图书并前贤墨迹数千轴以藏之。淳化（公元990—994年）中，阁成，上（太宗）飞白书额，亲率召近臣纵观图籍，赐宴，又以供奉僧元霭所写御容二轴藏于阁。又有天章、龙图、宝文三合，后苑有图书库，皆藏贮图书之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熭，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无替天禄、石渠、妙楷、宝迹矣。

由此可见当时皇帝对于书画图籍珍视之一斑。

宋代内府搜访庋藏画迹，至北宋末徽宗一朝，可谓浩繁达到极点。徽宗喜爱且能自作书画，因此广搜博蓄，内府收藏所得历代书画名迹无数。崇宁初（公元1102年），于是特命宋乔年、米芾二人前后值御前书画所（博士），帮助整理编次，纂成《宣和画谱》、《宣和书谱》二书。其中《宣和画谱》（成书于公元1120年），专门收录古今画迹，据书内所载中秘所藏晋魏以降名画，凡画家二百三十一人，共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尚有不在此书收录内的，可谓数量庞大，远过于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风气所及，宋代贵宦缙绅与一般民间人家也竞逐收藏。画史记载，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平定江南，闻李氏精博好古，于是派遣雅好书画的苏大参（易简）镇守，谕令搜访名贤书画，得千余卷上进，称旨，赐以其中百卷，其余尽入内府。其他如北宋的枢密楚公（昭辅）、王文献公（著）、张去华、丁晋公、郭若虚、米芾、王诜等人；南宋则有赵与懃、贾似道、邓椿、赵孟坚等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收藏家，所藏的画迹不计其数。当时私家收藏之富，即以上述苏易简家为例，所藏书画数量多而精，有：宋太宗《赐御书宋王大言赋》、《并名真戒酒批答》；锺繇《贺吴灭关羽上文帝表》；王右军《答会稽内史王述书雪晴寄山阴张侯帖》；王献之《秋风词》；梁萧子云《节班固汉史》；唐褚遂良《模本兰亭》；李白《天马歌》；贺知章《醉中吟》；张长史《书逸人璧》；颜鲁公《进文殊碑》、《读李冰阳篆新泉铭》；永禅师《真草千文》；

晋顾恺之《雪霁图》、《望五老峰图》；北齐《舞鹤图》；唐阎立本《醉僧图》；吴道子《六甲神》；薛稷《戏鹤》；陈闳《蕃马》；韩幹《御马》；戴嵩《牛图》；王维《卧披图》；边鸾《雀竹图》；唐李将军《晓景屏风》；宋李成《山水》；徐熙《草虫》；黄筌《墨竹》；居宁《翎毛》；董羽《龙水》；刘道士《鬼神》；刁处士（光胤）《竹石》；锺隐《乳兔》等；另是器物，有唐明皇赐苏小许公四代相玉印；赞皇父子石研；石兔；竹佛；连理柱杖；陈后主宫娃七宝束带；雷公斧；珊瑚笔架；玉连环等，可以概见藏品质精量夥情形之一斑。画迹收藏具有的意义：一、反映了时人对绘画喜好的情形；二、引发世人对绘画的注意，进而产生兴趣；三、提供画家学习时观摩临仿的数据，其结果则是刺激世人学习绘画的意愿，助长社会绘画风气的滋长与兴盛。

五、朝廷“图画院”的设立

我国历史上，由政府（朝廷）设立机构，豢养画家以画艺供事宫廷，史书记载显示，最早是西汉武帝时的“待诏尚方”。此后，其制时存时亡，而且代移名异，屡见不同，如南北朝时，南齐有“待诏秘阁”；梁有“直秘阁知画事”；北齐有“待诏文林院”。唐代时，名称尤其多，有“开元馆画直”、“史馆画直”、“供奉内廷博士”、“翰林供奉”、“翰林待诏”、“集贤院书画”等；而且“翰林院”既为专置伎艺人才的机构，其下再设分院分管各类伎艺人员，“画院”即为其一。五代时，政治文化制度上多承袭唐代遗规，南唐与西蜀两地绘画特别发达，遂专有“画院”的设置，因此后世多以五代为我国正式画院制度的开端。

宋代建国初立，非仅网罗西蜀、南唐两地内廷画家殆尽，同时也接受旧制恢复画院的设置。宋代画院的设立，因为自画院思想的萌生、制度的草创以至组织的形成，已经过长时间的演进发展，到此堪称体备法全，规模宏具；加上整个宋代社会弥漫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政治上需要的特殊需求等背景，造成其组织形态与机能运作，均能趋于发挥最高特性，蔚为这一画院制度实施的典型。而且宋代有国长达三百一十余年，其间虽因政治剧变分割成前后两个阶段——北宋和南宋，文化艺术发展有所差异，但是画院始终存在：前阶段的北宋画院，规模大立，制度灿备，组织俨然，画家众多，活动频仍，呈现恢宏的景象；后阶段的南宋画院，承继拓展，踵事增华，更上层楼，达到空前的兴盛，可说是一直维持活动未有间断，成为领导推动国家绘画的动力，对于宋代绘画的发展居功厥伟。因此特就宋代画院的情形，简述于下。

机构的设立。宋代画院正式的组织名称，叫做“翰林图画院”，简称“图画院”；后来改称“翰林图画局”，有时或称“御画院”、“御画局”。而习惯上一般仍称“图画院”为多。“翰林图画院”设立的时间，根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记载画家王霭，说他“太祖时，授“图画院”祗候”；另一画家董羽，说他“始事南唐为翰林待诏，归宋，为“图画院艺学”，显示太祖朝时已经存在。不过，正式记载此机构设立是在太宗朝。《宋朝会要》中记叙：

雍熙元年，置“翰林图画院”，在内中池东门里；咸平元年，移至右掖门外。（哲宗）绍圣二年，改院为局。

说明翰林图画院的设立，是在太宗雍熙元（公元984）年；真宗咸平元（公元998）年，院址作过迁移；哲宗绍圣二（公元1095）年，将“图画院”改名“图画局”，此一名称一直延用到南宋。另外是徽宗朝时，为配合选举“三舍法”的推行，在维持图画局继续运作的同时，实施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实行一阵子后，又将“画学”并入“图画局”去，使得此期间的图画院成为体制最庞大的时候。翰林图画院在隶属上为内廷机构，属于入内侍省、内侍省下属，为翰林院所管四院中的一个（其他三院为天文、书艺、医官），顾名思义，专管内廷绘画之事。

组织的成员。翰林图画院的构成人员，根据《宋史·职官志》入内侍省、内侍省条中记载：

翰林院，设勾当官一员，以内侍押班、都知充（任），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院）。

此为翰林图画院的最高行政管理官员。其次是提供绘画服务的图画院人员，设有副使一人，实际负责画院绘画实务，画史记载原事宣和画院后来复职绍兴画院的李迪，曾经担任过副使一职，即为明证。其他便是从事绘画工作的人员，按资历深浅与表现优劣，可以分为位阶不一的职称，有待诏、祗候、艺学、祗应和学生等，是为纯粹应奉作画的官职。徽宗朝为积极提升绘画而举办“画学”，因应学校试法实施与参照太学教官制度，即各学设置博士、学正、学录、学谕等官职，于是绘画方面也设置了这些职位。如米芾即担任过“书画学博士”；宣和时画家陈尧臣担任过“画学正”；张希颜担任过“画学谕”，即可证明。至于图画院画家的来源，有：一是皇帝发现加以拔擢；二是臣属举荐；三是画院同僚介绍；此外政府如举办特殊活动，亟需大量画家，也会广召天下画工，选拔优秀人才以充实，还有便是徽宗朝实施画学，经过举荐、教育、考试、任用的过程，以补充画院人才。

教育与训练。宋代帝王重视书画艺术，为了提升画院人员的学养和技艺，院内画家都有给予教育与训练的措施，乃属必要。在教育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画学”的实施。“画学”系为培植绘画人才以充实画院的考试，同时实施的尚有“律学”、“武学”、“算学”、“书学”、“医学”、“道学”等，其规画肇始于神宗朝，嗣后将其与之前已实行的考试“三舍法”合一，迨及徽宗朝正式付诸推行。综合徽宗朝实施的这项画学教育制度，可以归纳出下面几项特色：一、画学的学生，选自现职官员、朝官子弟以及平民才俊；二、学生的教育与考试，完全参仿太学“三舍法”；三、学生习业，除绘画技术的训练外，尚有文字学、文学等多方面的课程；四、所习绘画已实行分科，以专其业；五、绘画技艺的考试，订有严格的等级标准；六、学生身份分为“士流”和“杂流”，似以个人出身（命官和庶人）划分，习业期间的居处、课业及结业后分发官职，都有严格区分；七、此一教育措施原置于国子监下，后来才归并“翰林图画局”。至于训练方面，平日极为重视图画院学生画技的练习，邓椿《画继》中记载，说到徽宗每隔十五日，必定提出御府庋藏图轴两匣，命中贵（太监）押送到画院，以示学生；为防遗坠渍污，并且责成军令状，目的在于让学生观摩临习古人妙迹，借此提高学识和技艺。另外便是出题考画，《画继》中又说徽宗，“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后立博士，考其艺能”，事实上神宗朝已在实行的这项考试法，乃是以出唐人诗句，令画工或学生画出诗意的境界，这一作法与当时各种考试崇尚诗赋风气，如出一辙，由此拔擢出优秀人才。这种前所未见、别开生面的选拔画士的方法，实在是我国画史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形成宋代绘画文学气息浓厚的最大原因。

有关宋代图画院诗题考取画工的轶事，宋人画史与笔记中记载不少，颇饶趣味，抄录几则于下，以飨读者：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鹤于蓬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见舟子之甚闲也。

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

“蝴蝶梦中家万里”。画院中人战德淳，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遂魁。

“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众工竞以花上妆点春色，皆不中选。唯一人于危亭缥缈绿杨隐映之处，画一美人凭栏而立，众工遂服，此可谓善体诗人之意矣。

“踏花归去马蹄香”。有一名画，但扫数蝴蝶，飞逐马蹄而已，便表得马蹄香，果皆中魁，以其合乎理也。

“竹锁桥边卖酒家”。应试者莫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有一人，但于桥头竹林外，挂一酒帘，书酒字而已，便见得酒家在竹林内也。

待遇与优礼。宋代画院画工地位高于过去任何朝代。虽云如此，不过宋初画家地位仍低。太祖曾下“诏司天台学生及诸司伎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意即技艺人等不能外放为官。迨及真宗朝，已有提高，“诏伎术人虽任京朝官审刑院，不在磨勘之例”；又“旧制翰林、医官、图画、琴棋待诏，转官止于光禄寺丞”，稍后“乃可迁至中允、赞善、洗马同正”，末年已是“特恩可至国子博士”。到了徽宗朝时，则是大为改善。根据邓椿《画继》中记述，指出北宋旧制，凡以艺进得官待诏出身，止有六种，即模勒、书丹、装背、界作种、飞白笔、描画栏界。徽宗虽好画，然不欲以好玩辄假名器，故画院得官者，止依仿旧制，仍以六种之名而命之；但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可服绯紫，却不得佩鱼袋，徽宗则作适度改革，独许书画院内出职人员可以佩带鱼袋，形成特例。另是诸待诏上朝立班时，则以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其他琴院、棋、玉百工都在以后。又画院听令诸生学习，凡登记有学籍者，如有犯错，只许罚薪资抵罪，严重的也必须呈奏听候裁决。又其他院工匠每日支钱，称为“食钱”，唯有书、画两院谓之“俸”，直勘旁支给，意在不以工匠身份对待。又睿思殿每日命能杂画的待诏一人宿值，以备不时召宣，其他院则没有。以上种种措施，目的在于提高画院画家的地位。

官职与俸禄。前面说过，画院画家职位：担任供奉绘事的，有副使、待诏、祗候、艺学、祗应、学生等；担任教官任务的，有博士、画学正、画学谕，这些只能说是奉事的职位。画史记载北宋，特别是晚后的徽宗朝、南宋高宗朝图画院画家职称，多有出现“郎”的称谓。如邓椿《画继》记叙画家，说到画家刘宗古在宣和间以待诏官至“成忠郎”，张希颜补“将仕郎”，兼至诚补“将仕郎”；清厉鹗《南宋院画录》中也记载，画家李唐、李迪、李安忠，均以善画获授“成忠郎”，阎次平、阎次于分别获授“将仕郎”、“承务郎”；而流传存世的李安忠画迹《竹鸠图》，上面画家自书落款竟有“武经郎”字样。事实上，这是一种仿自唐朝“郎官”制度，畀官任职实施的官阶。按《宋史·职官志》叙迁之制内记载，谓：

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杂取唐及国朝旧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初，因刑部尚书邓询武请，又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正奉、中奉、奉直等阶；政和末，又改从政、修职、迪功，而寄禄之格始备，自开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阶。

上述三十七阶，首为开府仪同三司（相当于旧官的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或同平章事），末为迪功郎（相当旧官的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是为文职官阶。另外又谓：

国朝武选，自内客省至阁门使，副为副班；自皇城至借备使为诸司正使，副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元丰未及更。政和二年，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班十二阶副使亦然。六年，及增置宣正、履正、协忠、翊卫、亲卫大夫（暨）郎，凡十阶，通用横班。自太尉至下班祗应，凡五十二阶，是为武职官阶。

在这武职五十二阶中的第三十九阶，即为“武经郎”，职位相当旧官的西京左藏库副使，因是属于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之官中的位高者，是称大使臣，官阶为正八品；第四十八阶始为“成忠郎”，相当旧官的左班殿直（宣和画谱中记载，善画虫鱼、草木的李延之，即曾官此职），是称小使臣，官阶为正九品。这两官职相差九阶，升迁至少需时五年；又两职在上殿列班的合班中，“武经郎”是与枢密副承旨等同班，而“成忠郎”则是与五监群雍同班。由此，知道画院画家授官例属内殿借职人员，而且以武职为多（武职可以申请考试转文职），这也是宋代右文左武的显例。后来明代画院待诏授官也都为武职，或许就是沿例于此。

至于画院画家的薪资。也可透过上述官职的薪给来了解大概。当时官员的薪给称俸禄。郎官的俸禄因官阶高低而有不同，画家李迪担任过的“武经郎”，月俸二十千文，另加春绢五匹，冬七匹，绵二十两，折钱则为十二千八百文，合为三十二千八百文，另外尚有料钱二十千、增给钱十五千，总计六十七千八百文；最多人担任过的“成忠郎”，月俸七千文，另春、秋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折钱为八千六百文，合为十五千六百文，总计二十四千二百文；属画院本有设置的“供奉”，月俸十至十二千不等，另春绢五匹，冬七匹，绵三十匹；“祗候”月俸七百，另春、冬绢各五匹，绵一五两。如此的薪水收入，以“武经郎”为例，二十千的奉禄，虽然与宰相、枢密的月俸三百千比较难望项背，与国子祭酒、太子詹事的四十五千也相差有间，却与大书画家米芾做过的“博士”月俸二十千相等，外加实物配给，算是相当丰厚的待遇了。拿来与当时的生活比较一下：北宋末京都开封的物价，羊羔美酒七十二文一角（容器单位），而酒店卖的下酒菜，如煎鱼、鸭子、炒鸡兔、血羹等，以及小吃店卖的腰、肾、鸡碎，都不过十五文一份。物价与俸禄两相对照比较，便知道当时画工薪水的丰厚。这样优渥的待遇和舒泰的生活，诚非历史上其他朝代画院画家所能想见，这也正是宋代画院能够吸引天下绘画人才踊跃投效的原因。

出职与放官。这是宋代重视画院与照顾画工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即对画工的终身出路给予周延的照顾。宋代画院的画工，原来便有完善的升迁制度，如祗候、艺学的升待诏，郎官官阶的转叙，甚至待诏擢升副使，但是这些都不出内廷图画院的范围。因此有进一步比照实行其他内外职官的办法，实行出职放官的措施，为画工解决出路不致老死院内的问题。《宋史·职官志》九《流外出官法》条内，记载有部分叙述御书院情形，其中说到“待诏五年，出左班殿直”；“书艺十年，出右班殿直”；“御书祗候十五年，出（三班）借职”等。另在同书《选举志》一百十二，选举五《叙法》下《外流》条中，也有“奉职御书院翰林待诏、书艺、祗候，十年以上无犯（错）者，听出职”的说辞。上述出职流外，虽然属于书艺院的情形，然而同隶翰林院、性质组织相同的图画院，修定同样实施这项办法殆无疑问。事实上，画史记载不少例子，如《画继》中记叙画家张希颜，说他“大观初，累进所画花，得旨，特补将仕郎画学谕。后得蜀州推官以归”；画家宣亨，说他“京师人，精花鸟，久在画院；承平时入蜀，终普州兵官”，足以证明。

以上详引资料介绍画院的情形，旨在说明宋代百工地位卑贱的时代，画院画工独获青眼，给予当时社会从事此一行业的画家无限鼓舞，因而吸引了许多身怀绝艺别无他长的画家，竞相奔赴谋取前途；间接也造成民间才智之士纷纷投身绘画一行，因而启动了整个国家绘画发展的机制和运转。

宋代图画院的设立，院中画家作画多是投合皇帝喜好的应制之作，因此受到后世艺评家的批评，认为有扼杀画家自由创作意志之嫌，诋为阻窒绘画进步的一大障碍，转而对于这类画家的作品也严加抨击，如明代董其昌之流即是。然而，画院自始至终一直成为宋代有组织、有规模的训练与培植绘画人才的中心，其推动绘画进展的功能视今日的艺术学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能够成为我国历史上画学最昌明、画家优越的时代，执整个绘画史之牛耳，画院的设立功莫大焉。进一步考察宋代画史，可以发现北宋似有近半，南宋也有相当数量的画家，都是出身画院；同时，以去时八九百几近千年的今天，在现有存世的古画迹中，犹能目睹数量如许多的宋代作品，也是因为当时画院画家大量绘制生产保存下来的结果。

再说，宋初图画院开始，收揽了西蜀和南唐的宫廷画家，立即呈现出蓬勃的生气。其后终有宋一代，画院与院外画家一直形同两大对峙势力，起着良性的相互激荡与竞争，诱发思想的活泼，增进技艺的切磋，促使作品的质量提升与产量增加。例如神宗熙宁至元丰（公元1068—1085年）前后，画院与院外画家如云，也蔚为北宋绘画最饶生气、最为活跃的一段时间；至于南宋期间，从头至尾几乎成为画院领导画坛的局面，维系宋代画学于不坠。同时，宋代画院还被后世视为画史上画院画学的黄金时代，致使其作品有“院画”之称。

宋代图画院，不仅对于宋代绘画发展贡献至大，就是后来明清两代画院的复兴，也是师法其体制延伸其理念而来，同样造成两时代绘画的兴盛发达。

（有关宋代画院的详情，可参阅拙著《北宋图画院新探》一书）。

六、绘画理论的昌明

我国绘画理论兴发甚早，大约东周战国已见萌芽。魏晋、南北朝时，因为绘画发展的趋向兴盛，绘画理论相应地也有了相当的成长，如顾恺之撰《画云台山记》、《魏晋胜流画赞》，宗炳撰《画山水序》，王微撰《叙画》，谢赫提出“六法”等，咸被后世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画论的正式开端。至于唐及五代，绘画发展进入全盛，理论就更见蓬勃发达，因应当时社会盛行写史的潮流，蔚成风气，论叙内容范围，也由画理、画评扩大到画史、画迹与画品等专门性著作，由泛论进入到专论。

宋代绘画发展上承五代遗风，同时因为文人绘画思想崛兴，对于画理发微阐幽，兼及画法的探讨，创论立说，鞭辟入里，更见精辟深奥，画学大见昌明，所著画论种类的繁多与内容的广泛，俱能发后世之肇端，详细情形于后专述介绍，此处暂不赘言。

绘画与理论的关系，本是一物两面，互为表里，理论为绘画之归纳演绎；绘画为理论之实践印证，而绘画发达可以促成理论的产生；理论发达可以刺激绘画进步与提升绘画素质。两者固然有相互发明的功能，而纯属思想范畴的理论，尤为绘画实践的指导。因此宋代绘画发达与画学成就震古烁今，其绘画理论的兴盛也是促成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