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绘画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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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宋代绘画之特质

在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宋代是一个令人相当瞩目的时代,后人给予评价不一,有褒有贬,见仁见智。

宋代立国,前后长达三百一十九年(公元960—1279年),为中国历史上有数国祚长久的朝代之一。在政治方面,虽然曾经多次试行新政,推动改革,典章制度上建树颇多,为后来历代为政者施政提供不少的参考。但是因为武备不修,国势积弱,引来强邻的环伺,国家始终处在外侮欺压之下。尤其南宋以后,北方半壁江山沦于异族统治,朝廷政权局促偏安南方一隅,遭到后世史家诸多的批评与指责。不过,在文化艺术方面,由于国家重视文艺的发展,朝廷君臣上下推动,民间人士大力参与,社会从头至尾笼罩在浓厚的文艺氛围中,以至活动热络,人才辈出,举凡文学方面的古文、诗、词,艺术方面的绘画、书法、雕塑,工艺方面的瓷器、刺绣、缂丝、漆器、雕版印刷等,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成就震古烁今,获得举世爱好文艺人士一致的称颂和赞许。

宋代的绘画,在我国绘画发展史上,向被视为写实主义登峰造极的时期,而发达的盛况与画学的辉煌,也臻于顶峰极致,被称绘画史的黄金时代。此外,发展演进中也展现鲜明而迥异其他朝代的特色。因此不仅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即使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受人重视不言可喻。

宋代绘画的发达鼎盛,予以探究,就像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时代文化的昌盛,存在着主观、客观的因素,两者结合有以致之。其中一则来自其前绘画长期发展形势推移演进的影响,这是客观的因素;一则来自时代本身的特殊背景和周边事物的衍化刺激,这是主观的因素,由于二者结合酝酿的结果,促成其发展出前所未见的崭新局面。

首先,在承继其前绘画发展形势的客观因素方面。前面已有所述,我国绘画的发展,溯自远古草创,其后历经成长茁壮,迨及隋唐臻于昌盛,尤其唐代中期以后兴盛蓬勃,发达更属盛况空前,进入完全成熟与完成的阶段,无论绘画思想、画科、技法和理论,俱能集前人的大成、发后世的宏规。再经五代的顺势开展,踵丽增华,规模气象益形宏伟壮阔,臻于鼎盛阶段。宋代直接唐及五代,绘画发展承继遗风余势,在前人深厚博大的画学基础上,完全接受原有规模继续推展;同时也推陈出新地有所开创,表现出崭新的气象。这种既继承已有资产而发扬光大,又能因旧出新开创契机,于是形成宋代绘画发展的特殊性。至于这些特色,明显表现于下面各方面。

首为画科方面。宋代绘画发展,予人第一印象是画科的趋于齐全完备。宋代承接画学烂漫成熟的唐及五代,绘画流行已是门科繁立,宋代踵继发展除了予以延续并加改进外,同时也因应环境变迁与需要,开发兴生部分新的科目。但是,无论旧有或新生,都能表现出蓬勃昌盛的景象。其中盛行而成就辉煌的画科,情形如下。

山水画。我国正式山水画的发生,始于晋而成于隋唐,经过五代画家努力的开拓,承先启后,到了宋代已经发展臻达高峰。其兴盛发达的景象,诚如千山竞秀,万壑争流,云蒸霞蔚,蓬勃淹郁。尤其绘画形式上,无论设色或水墨,工笔或写意,都能造其阃奥,发其精微,为此一绘画门科树立典则而垂为后世法,光前耀后,辉映百代。允为我国山水画最辉煌的时期。

花鸟画。我国花鸟画正式成立于唐代,崛起前期,兴于晚后,五代急趋昌盛,至宋而臻于盛极。其发展时间虽然不长,却跃为宋代绘画中最具活力的一项画科,尤其能在旧有规模上增益生新,技艺思想俱臻写实主义巅峰。其兴盛发达的情景,气象恢宏,绚丽烂漫,宛似百鸟争鸣、百花怒放的春天园圃。蔚然成为我国花鸟画的极盛时代。

人物画。我国人物画发展历史悠久,汉代图像已有相当成就,魏晋、南北朝时加入了外来的佛像画,带来思想、技法的融和,促使这类绘画蓬勃发达,更趋成熟与盛行,演进到唐代已经臻于鼎盛状态;同时在技艺上,由于长期以来广大画家竭精殚思的钻研,也同样到达最高的境地。迄于五代,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然而,进入宋代以后,经过画家们进一步的探索发明,却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为这项绘画开辟出新的境界。宋代人物画发展的情形,以景况而言,虽然不若山水、花鸟画的声势壮阔,地位显赫,但仍有其特殊成就的地方。单从绘画题材来说,整体看来虽仍延续唐、五代形势,但是取材范围大为扩张,尤其因为人文思想与唯美意识日益高涨,倾向于人间现世生活事物的撷取,逐渐替代宗教性的佛道、鬼神及图像,呈现新的发展风貌和局面。又表现形式上也扬弃过去的观念,放弃南北朝以来受到外来影响而广被重视的色彩观,回返民族固有的水墨和线条为上的传统艺术思想,日见强调笔墨情趣的表现,开启了水墨和白描画法的风气。这两项革故缔新的画法,为我国传统人物画此后的创作,树立一个深具中国情味的绘画模式,开辟此后文人画的新途径,享有画史上的特殊地位。再是技法上同样能够推陈出新,将过去旧有的技法衍演变化,产生出许多新技法,因此使得这项人物画和山水、花鸟画一样,在表现方面增添繁富之美。

畜兽、龙鱼画。其中的畜兽和龙水,虽是过去旧有并且表现出色的画科,然而宋人技法上能够强化与深化,展现新的面目与形式,获得艺术上的更上层楼。而画鱼一项,则是宋代新兴崛起的项目,而且成就突出空前绝后,代表了开发创新成功的一面。

水墨杂画及其他。宋代画家顺应唐代、五代方兴未艾的水墨思想,大力拓展水墨山水画、花鸟画之余,也扩及水墨杂画的创作。其内容包括了竹、梅、兰、水仙、蔬果、枯木石头等,画法着重抒情写意,甚至进而成为追求笔情墨趣的“墨戏”之作。这类绘画深受文人士夫的青睐,盛极一时,蔚成宋代绘画发展中新兴的重要画科,具有为后世这类绘画发展开创新契机、新领域的贡献。

宋代整个社会沉浸浓厚绘画风气,思想激荡与影响,应运而兴的绘画项目尚有不少,可以说后世流行的各类画科俱已产生,蔚为时代大观。

次为题材方面。题材为绘画表现的媒体,是画科形成的依据由来。上述宋代画科繁多,正说明了绘画题材的广泛。宋代画家踏着前人的基础,各方面都能因革兴变,在题材的运用方面,同样表现出这项特色:或沿袭旧有,继续开展;或推陈出新,另辟蹊径;或创建新标,开启新猷,因此绘画题材广泛,科目繁多,包前孕后,无所不有,凌驾任何其他时代。尤其配合进步的绘画技法,在运用题材表现上发挥创意。如画史记载画家:北宋易元吉,曾画有《写生玻璃盘时果图》;又神宗时画院董祥,也曾画有《琉璃瓶中杂花折枝》,顾名思义,类似今日西画中的瓶花题材作画。另是南宋画家马远画有《华灯侍宴图》,马麟画有《高烧银烛照红妆》,均绘画夜晚的景色。以上都是在绘画题材方面,能开前人所未有,新颖而具有创意的例子。因此,使得宋代绘画展现繁富的面貌外,也蕴藏丰富的内含,为整个我国绘画发展史频添精彩。

又次为形式方面。宋代绘画承接唐及五代基础发展,在制作的形式上仍然延续遗规。如过去盛行的壁画,依旧流行但已制作减少;卷轴作品则较过去大为增多。此外因应艺术发展的演进,也产生一些新形式,有册页、扇面、屏扆画、版画等,扩大了艺术表现的范畴。

再为技法方面。技法是绘画艺术表现的手段,至关重要,凌驾其他因素之上。宋代绘画承接唐及五代,基本上沿袭既成规模,画科、题材、形式等方面多能蹈旧衍新,技法方面情形更是如此。宋代画家对于唐及五代人的辉煌成就,欣然予以接受,不过沿用之余也能思考改进,站在前人基础上变化翻新,将一些旧有技法作淘洗淬炼、汰芜存菁的功夫,甚且研发开拓新的技法,开辟出另一番新气象与一片新天地,带给世人诸多不同于前的观感。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如:山水画的皴法方面,唐代青绿山水画法有“勾斫”而无皴,宋人承继发展则已加入皴法;唐代水墨山水画法使用简单的皴纹,宋人接着继续发展,不仅皴法蔚成画法的重要条件,而且还衍演产生披麻、卷云、雨点、混点、劈斧等不同的名目;又人物(包括佛道、鬼神)画的线描方面,唐代盛行只有铁线描(密体)、莼菜描(简体)两种,宋人则由此演绎出丁头鼠尾、琴弦、折芦、兰叶、蚂蝗、橛头描等,不下十余种之多;其他画科方面的情形也都如此。因此绘画技法的面目丰富、艺术水平俱超过从前。而且这些新生技法的运用,能够精进不懈地取得极高的成就,成为后世画家尊奉的典则模范。蔚为宋代绘画发展中成就最大的一项。

除了画法方面而外,宋代绘画发展承继前代即有思想和规模,加以继续开展并且发扬光大的,堪以足述的尚有以下:

绘画中人文、审美观取代宗教思想。我国历代绘画的制作用途,唐代以前,主要作为礼教、政教和宗教服务,其中尤以服务佛教、道教时间最久与流行最广。这一形势经过唐末、五代发展,开始酝酿改变。迨及宋代,宗教意识渐趋淡薄,人性觉醒与人文抬头,继而唯美主义萌发,导致绘画本质的发生变化;审美性和生活性逐渐取代实用性和宗教性,成为绘画创作的主要目的。因此,劝诫教化的人物画、图像画日见退缩,陶情怡性的山水画、花鸟画日益扩张;即使流行的人物画,其中佛道、鬼神画虽曾盛行于北宋前期,不久便为崛起的观赏性一般人物画所取代,同时题材也倾向追求人世生活的表现,此一趋势愈后愈明显。

水墨思想的勃兴昌盛。水墨绘画思想萌发于唐代前期,崛兴于中期,由当时的画家王维、郑虔、毕宏、张璪等人大力倡导,形成一股时代风尚。同时也因为这些画家身兼诗人、文学家,或是深谙禅理,所具文学、佛学修养渗浸绘画,使得此项水墨绘画深蕴文学气息和禅机的特质。再经晚唐和五代,画家荆浩、关仝、董源等人阐发推扬,水墨绘画已是规模大具。然后进入宋代,立即陡然兴作,蔚成炽风,兴盛蓬勃前所未见。宋代画家精研水墨画法,探幽钩玄,以至臻达精微境界;然后思想上进一步与文学、禅宗、书法等相结合,形成新的绘画美学和绘画观,山水而外别创一些新的绘画体裁——“白描”和“墨戏”等,特别流行于文人士夫阶层,演变成为风靡后世的所谓“士夫画”、“文人画”。水墨画为我国传统绘画中最大的主力画法,也为中国艺术精神中精粹之所系,绘画发展至今日此一特色未有改变,探本溯源,宋代虽非始创,但功在植基开拓当之无愧。又文人画俨然我国元代以后领导绘画发展的主流,追究始末,无论思想与画法,正式发其端绪者厥为宋代,这也是无人能加否认的事实。

写实主义巅峰与理想主义萌发。我国绘画发展演进过程中,摹拟自然与克肖真实,长期以来一直为画家追求的理想与目标。宋代绘画发展,承继前代画家思想技艺递嬗衍变,因应时代特殊背景环境产生需要,在画学的形成方面,除技法的精研发明,水墨思想的勃兴昌盛,文人画风的萌发滋长外,还有一项显赫的成就,就是写实主义的发展达到最高峰。揆诸我国画史上,画家创作时能够深究物情,寻思神理,讲求格法,追拟真实,作品臻达精美绝伦的地步,诚非宋代莫属,所有其他朝代制作,难与相侔比拟。宋代因为理学兴行,从事绘画者本乎天人合一理念与深爱自然情愫,喜为万物留下美好形象,而且希冀画得愈像愈好。尤其画家在追拟自然万物时,能够另具只眼,深入观察,彻底了解,洞然于心,无挂无碍,因此能够捕捉一切生机。他们竭精殚思的追求逼肖真实,终至迈上写实主义的巅峰。宋代绘画写实到达最高点,乃是北宋徽宗至南宋高宗期间,特别盛行当时的画院中。造成的原因,由于徽宗(赵佶)本人喜好绘画并且从事创作,创作与品鉴都极力主张崇尚写实、讲求格法,严格要求实施于画院,使得院中画家竞逐此一风尚。宋代绘画重视写实追求情理,下面有两则故事足以说明:南宋岳珂《桯史》中,记叙北宋画家李公麟,说是:


元祐间,黄(山谷)、秦(观)诸君子在馆,暇日观画。山谷出李龙眠所作《贤己图》,博弈樗蒲之俦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旅,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者变色起立,纤秾态度,曲尽其妙。相与叹赏。适(苏)东坡从外来,睨之曰:“李龙眠天下士,顾乃效闽人语耶?”众咸怪请其故。东坡曰:“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龙眠闻之,亦笑而服。岳珂《桯史》中论画,引载俞昆《中国画论类编》第四编,472页,华正书局。


又邓椿《画继》中记载北宋徽宗赏画,说:


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邓椿《画继》卷十,《论近》条,引载《画史丛书》(一),345页,文史哲出版社。


其他如画家郭熙《林泉高致》论画山水,主张追求真景实境,认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山水作品,始为“妙品”。以上无论是鉴赏或创作,都是要求写实与合乎情理的绘画。因此,一般评论宋代绘画者,多喜将北宋称为写实主义的最高完成。美国哈佛大学东方艺术史前教授罗越博士(Dr. Marx Lohr),在所著《中国绘画演变三阶段与内容》一文中,试将我国绘画发展历史划分成三个演进阶段,各为:第一阶段,自新石器时代至周代末年,称为装饰性艺术时期(Ornamental Art Period)。第二阶段,自汉代至宋代,称为形象性图画艺术时期(Pictorial Art,Representational Period),其间又分为早期和晚期两时期,早期为汉代至唐末,称为客观写实奋斗期;晚期为唐末至南宋末,称为客观写实完成期。第三阶段,自元代至清代(包括迄今),称为超形象性图画艺术时期(Pictorial Art, Supra-Representational Period)〝Phases and Content in Chinese Painting〞, Max Loehr,《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 P.285-297,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将宋代列入客观写实完成期,意即指宋代在我国绘画发展演进过程中,为历时最长久的追求模拟自然的写实绘画,走到完成阶段中的最后一段时间;易言之,也在说明宋代绘画在艺术的表现形态上,实在是我国绘画史中写实主义臻达顶峰极致的一个时期,其所依据的也正是这项特质。

虽云如此,然而另一方面看来,宋代却又是在绘画精神上,开始迈向理想主义范畴的开端。按写实主义一辞原出西方,它是文学批评家从哲学中借取的名辞,所谓一个写实的作家,乃是在对生命描述中力求避免存在任何偏见的人,他只是把眼睛所看见的景物、人事忠实地呈现给观者。英国艺术史家赫伯特·瑞德(Herbert Read)有论写实主义一文,引用马里尔(Monsieur Searges Marlier)说法,将写实主义分为:拘泥与忠实的摹拟现实的;描写各种通俗生活实况的两种Herbert Read著,杜若洲译《艺术的意义》,65页,《五十四·写实主义》,66页,《拘泥的与描写的写实主义》之意释,大江出版社。。从字面看来,其定义依据显然是从绘画所呈现不同的两方面,前者是从技法,后者乃从题材。准此而言,宋代绘画皆合乎他所谓的写实主义。从技法方面言,宋代画家运用笔墨技巧从心所欲,臻达至高的艺术效果,前后各代无人能比。从题材方面言,宋代画家扬弃过去专事崇奉佛道、颂扬贵族的描绘,转向民间俗世事物取材,使得绘画充溢民俗兴味,前后朝代也无人可及。因此,宋代绘画可说是完全而彻底的写实主义。不过,宋代绘画重视人文生活描绘外,也关心事物内在本质的探索,近似一种对事物客观形象捕捉与兼具内在精神探求的绘画观。瑞德在他所著另一本书中,谈及中国山水画中空间的处理、宋代绘画精神的评论等问题Herbert Read著,杜若洲译《形象与观念》,58、59页,自行出版《审美译丛》(一)。,也有类似的评述。基于以上,在这样一种艺术本质上,与其说它是纯粹写实主义,无宁称之为绝对写实与主观理想相结合的绘画更为恰当。我们审视宋人的绘画理论,以及观察宋代存世画迹,不难发现其绘画在摹拟自然追求写实之外,确实有一些论调和作品,意在象外,借着外在的自然形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画出一片心灵升华的世界。例如绘画中的人物、花鸟和写照,力求克肖真实外,山水画则是画家完全根据自己想象描绘出的仙山楼阁、桃源胜境,只是在绘画时出于模拟自然真实景物写实手法而已,我们可以称之为想象和现实的转换变造。所以,宋代同时又是写意绘画思想的发韧时代。

以上凡是,都说明了宋代承继唐及五代之后,接收其成就辉煌的绘画遗产,能够因袭形势继续发展,非仅光大旧有,而且因革兴变,更上层楼的开拓出一片较前更为壮阔耀眼的景象。这项成就,也使得宋代在我国绘画史上居有极重要的地位,成为发展演进历程中继往开来,蜕变衍新,开启画学新纪元的关捩。过去有人将我国绘画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各为:一、萌芽时期,二、成长时期,三、发展时期,四、成熟时期,五、变化时期,六、衰微时期,而把唐及五代归入于成熟时期,宋代则被定为变化时期的肇端,原因即在于此。又郑昶着《中国画学全史》一书,其中将我国整个绘画发展历史加以划分,依其本质分为四大时期,即:一、实用时期,二、礼教时期,三、宗教时期,四、文学化时期,而将五代和宋代定为文学化时期的开始时间郑昶《中国画学全史》,5页,《自序》,台湾中华书局。,原因也在于此。

绘画派别思想的兴发与萌生。世界各国绘画史上都有画派的出现。画派的由来,或基于画学渊源、或囿于地域观念、或因于某种相同的理念等,而集聚一些画家所形成的群体或集团,是谓画派。画派的产生,有的由画派成员自己提出主张而形成,有的则是艺术史家基于研究目的,甚至将不同时间、毫无关联的画家聚合一起而成。中国画史中画派盛行于明清两代,思想萌发与产生则在宋代。宋代社会因为绘画风气浓厚导致学画普及,而一些成名大家更成为学者竞向学习的对象,于是无形中形成以此大家为中心的一个绘画群众。北宋真宗、仁宗时人文同,以善画墨竹驰名于世,学习其画法者众多,他的同乡好友苏轼就是学生之一,曾有诗句说“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而文同本人也曾自诩“老夫墨竹一派”;而且,当时学习其画者以四川人最多,故又有“川派”之称。这是中国画史上最早出现的画派一词。不仅于此,宋代画派思想也见于其他,如画史记载花鸟绘画,有“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之对峙;北宋山水画“三大家”的说法,反映了宋代绘画发展中画派思想的早已普及人心。

其次,来自时代本身特殊环境事物刺激的主观因素方面。宋代是个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其个别文化、艺术在形成与发展中难免受到相互的激荡,发生刺激与启发,甚至产生促进的作用,这便是造成文化、艺术成长中蕴含的时代特质的由来。宋代立国建制,虽然一切典章制度沿袭旧有,政治、文化措施多所遵循唐代,但在实施执行上基于自身需要的关系,自然出现差异的地方,也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便酝酿出宋代独特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反过来同样影响到文化、政治的发展,绘画也不例外的受到左右。这些方面也有以下:

宋代绘画的发展,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影响的地方很多,诸如政治、学术、经济、宗教、农业等,甚至来自其他艺术方面的刺激。明显的例子,如:宋朝因为兵变得国,对于军人存有戒心,所以实行佑文抑武政策,造成国家偏向文化发展,因而激发社会崇尚文艺的风气;帝王、贵戚喜嗜与提倡书画艺术者众,起着带领社会风潮的作用;朝廷笃奉道教、佛教,广建寺庙、宫观与殿宇,装饰绘画的大量需求,引起社会绘画风气的趋于热络;朝廷设立体制完备的画院,使得国家有了绘画发展的领导中心,促进与带动全国的绘画活动;朝廷与民间盛行书画艺术品的收藏,也引发大众对绘画的爱好,间接鼓舞与助长画家朝此发展。以上这些,都对激发与促进宋代绘画的兴盛发达,有着直接的影响,后面将有专章叙述。此处只就宋代社会学术、艺术风气昌盛,一些蓬勃盛行的学术,如理学、文学和佛学,以及艺术方面的书法、工艺美术等,都能相互激荡,蔚然并茂;尤其是,当时因为书院制度的推广,社会讲学风气大行,学者如云,学派如林,足以激励学术的普遍研究,更助长这项风气的趋于鼎盛。

宋代各种学术的发展,探本究源,都是出于对既往成就的不满,引发改革和创新。例如源出经学而专趋义理研究的“理学”,为反对汉、唐专重训诂的朴学而来;“古文”,是针对唐末秾艳宫词和五代骈文余波的反应而崛兴;宋“诗”,是受到晚唐律诗严谨格律的刺激而蜕变,遂产生趋向平淡通俗的西昆体与打破声韵拘束的拗体诗;宋“词”,则是肆应五代词方兴未艾之势,充实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而告成功。以上这些文学、哲学上的成就,虽然很难明确的指出,曾经带给宋代绘画形式与内涵的发展以刺激和启发,但不容否认的,这些学术研究与探讨所造成的自由进取和思维冥想的精神,表现在这些学术成就上的博大宽容的包融性,以及繁衍不息、生机活泼的创作力,应是助长宋代绘画发展能够沉潜于思索变革、精益求精的原动力。当然,还有这项生气蓬勃的学术研究精神,表现出与绘画艺术发展的密切相关性,便是促使宋代绘画带有浓重的学术气息和风貌的原因。

至于两者表现出关系的情形,聊举荦荦大者四项,剖析于后。

与理学的关系。宋代理学是门结合儒、道、释三者精义而成的学问,类似汉、唐的经学与今日的哲学。如其揭橥“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事为理”的主张,而以讲究阐发心性义理的精微与宇宙生成的道理为依皈,借求一理来贯通“天命”、“人性”、“物理”三者。所以宋人对待一切事物,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俱生”的思想和精神。宋代文人热爱理学,虽然当时也有学者不以为然,作了不好的批评,讥为空疏蹈虚。如司马光《论风俗札子》中,便说道:


直斥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泛论性命……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四十五卷,《论风俗札子》,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


但是,理学秉持深思冥想的精神,尤其提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等主张,确实给予当时绘画发展极大的刺激,唤起画家对于自然存在事物的内在精神和原理的探求。宋代绘画理论的倡导,评鉴常见重“意”、重“理”、重“神”、重“心”,品题更不脱“常理”、“穷理”、“超理”等,执著一个“理”字不放。此处所言的“理”,即是意谓将绘画创作浸于一种哲理的思维考索。基于此一道理,所以“意境”“理趣”,遂成为当时评画者论画时的首要条件。例如欧阳修题画,便说: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之。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耳。欧阳修《试笔》,引载于俞昆编《中国画论类编》, 42页,华正书局。


而身兼诗人、画家的苏轼,也曾说过: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历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苏轼《东坡题跋》卷五,99页,《跋宋汉杰画》,收录《艺术丛编》第一集、二十二册《宋人题跋上》,世界书局。


这正代表了宋代一般文人对于绘画的看法。

理学影响宋代绘画思想更大的,是宋儒宣示的宇宙观念,所提“万物皆备于我”、“万物各各有乾坤”、“性为万物之一源”等,阐明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本来,这种物我的思想早在唐代已经出现,如画史记叙画家张璪提倡的“外师造化,内得心源”,即是主张绘画的外在品相与画家的内在人格合而为一;易言之,也就是认为画家要投进大自然而与其相融和,达到人情与物情结合一起。宋人在此方面作了更广泛的延伸,使得这种物我两入、天人合一的思想普遍流行,从而渗透绘画观念和意识,蔚为自然主义极致的伸张,这也便是前面说过宋代绘画为我国绘画发展史上臻达写实最高峰的原因。如宋儒周敦颐所说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说的“早梅逐枝一一放花,即一乾坤”,与英国自然主义诗人华尔华滋说的“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宇宙”,不是完全同一境界吗?因为宋人具有这种对于一切事物,都能“外观”“内省”、“格物穷理”、深究“真”“神”的精神,所以绘画表现出来的境界,无论人物、花鸟、山水以及其他画科,所画一花一叶,无一不是“神”“理”周洽,“意”“趣”俱全,流露出活泼泼的生机。

与禅学的关系。何谓禅?简言之,“禅”即是“悟”,所谓言人不见人,言物不见物,便是禅。宋代禅宗兴盛,禅学流行,士夫文人深喜禅悦,多习禅而喜与禅僧往来,如苏轼与佛印、文同与觉范德洪、李公麟与圆通等,关系密切。这些禅师多属品高学博之辈,时与士夫文人投赠诗文,谈论诗文书画,语蕴佛理,话露机锋,无形中散播了禅学思想,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创作。宋代禅宗教义,普遍流行慧能一宗(南宗),以直接指心见性为鹄的,行事讲求简明与脱俗,不落于形迹,不陷于文字,非仅直接诉诸感性与性情,即使凡须使用笔舌争论者,也能力避其烦,单刀直入。这与道家的虚无恬淡表象虽然不一,精神上却有殊途同归的特色。因此,宋代绘画中水墨写意画突呈兴盛,如文同的墨竹,苏轼的水墨枯木竹石,释华光的墨梅等,画法一出,立即流行,文人士夫争相学习而大行其道。尤有甚者,水墨画中产生一种破笔泼墨方法,运用滂沱淋漓的水墨,刮利疾迅的笔锋,简略便化的造型,一切旨在打破既有的成法,绘画出一些与禅宗有关的人物,显现滑稽梯突的形象,而暗示出玩世不恭的人生观。这些都与禅学具有莫大的关系。

与文学的关系。宋代自从苏轼推崇王维,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主张;又如郭熙的《画意》中,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张浮休的《画墁记》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结合书画合一的境界,遂成为宋人绘画追求的最高理想。此一理想直接提升了绘画造境的意涵,间接促进绘画与文学的结合,形成产生一种崭新的绘画形式,即题记文学绘画的崛兴。这种新兴的形式扩大了后来绘画范畴的领域。我国历史上绘画书写题记的传统,并不创始于宋代,远在汉代即有结合文字与图画的画赞流行,然而能够赋予一种艺术性质而且日见盛行,则自宋代开始。宋人对于书画题记的热衷与喜爱,在时人诗文记述中可见一斑。梅圣俞有题《黄介夫寺丞所收丘潜画牛》诗一首,其中说:


……今时贵人所尚同,竞借观玩题纸穷。纸穷磊落见墨妙,东府西枢三四公。应试古人丹青迹,又辨古人于物通。……梅圣俞《宛陵先生集》卷五九,《观黄介夫寺丞所收丘潜画牛》,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


题记有题于古人书画迹,也有题于今人书画迹,更有书画家题于自己作品。题记的目的,有的固然是睹物兴怀,发抒思古幽情,最重要的还是在申述对书画的观感和批评。又由于当时许多画家,兼善文章、诗、词或书法,如苏轼、文同、米芾、徽宗等人即是,都以诗文书画俱全享誉于世,能够自我书题作品,有的甚至相互或指名他人题咏。例如文同曾经赠人己画墨竹,即嘱言指定留给苏轼题诗,传为千古艺林佳话;徽宗则多题咏自己画作。这种“诗”“书”“画”紧密结合一体的绘画形式,塑造了宋代绘画一种特殊的面貌,成为后世文人画的前身。再是诗画合一思想的影响,诗人作诗既在追求画境,画家作画自然也在追求诗境,就是画家在构思造景时能像诗人获得一致的体认,以诗境来创造画境。宋人绘画追求诗境合一的思想,可从下面故事以见一斑。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记载一则时人蔡天启叫李公麟作诗境景的故事,说是:


蔡天启从官京师日,有薮泽之思,常于尺素作平冈老木,极有清思,因授李伯时(公麟),令于余地加远水归雁,作扁舟以载,天启及题小诗曰:“鸿雁归时水拍天,平冈老木尚含烟。付君余地安渔艇,乞我寒江听雨眠。”伯时懒不能竟。他日,王涣之彦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戬,即取笔点染,如诗中意。天启见之,爱其佳。后天启泛舟,宿横塘,遇雨,闭蓬而卧,夜分不寝,闻归雁声,因复为诗,云:“平野风烟入梦思,殷勤作画更题诗。扁舟卧听横塘雨,恰遇江南归雁时。”此画后入贵家,渺然有江湖之思。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6页a,见《笔记小说大观》正编(一)。


后来明代文徵明根据这段故事,还曾画成《横塘听雨图》一轴,此画现藏日本山本悌二郎家,成为诗画融和最好的例子。这种画思与诗思相换,境界交互产生,即是宋代绘画具有的特质之一,也是宋代绘画为何能够给予观赏者心灵深处感动的原因。

此处再试举北宋释德洪觉范的一首《早春诗》,诗文是:


山中春尚浅,风物丽烟光。涧草殷勤绿,岩花造次香。浮根争附络,细草正商量。好在幽兰径,无人亦自芳。释德洪《石门文字禅》卷九,《早春》,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


细细品读这首诗后,令人脑海立刻想到北宋画家郭熙的《早春图》,两者形式虽然不同,心灵感受一致,神志恍惚中,仿佛猛然跌落那画中初春晓霭微寒的山涧,随目所见,不正像是诗中所描述的景色吗?说明诗人、画家体物状景之心,真是已经臻达“灵犀一点通”的境地了。

与书学的关系。我国传统绘画与写字的工具完全一样,都是使用毛笔,所以书画用笔同法的主张,早在唐代已开端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就说:


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同笔同法。……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引载《画史丛书》(一),25页。


这种说法,只是从用笔的体势上予人的感觉,说明书法和绘画的效果是一样。因为两者既属使用同一的工具,结果自然具有相同类似处,在造型形态上都属于线型艺术,即是最大特征所在,因此视觉观感上是一致的。然而,从毛笔使用的方法上,将书法和绘画在观念上予以结合,也就是把写字使笔运转的方法运用到绘画使笔上去,这种主张一般人都认为开始于元代的赵孟。赵孟曾有题画《枯木竹石》诗,说是: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注1

注1赵孟题跋,引载俞昆编《中国画论类编》,1063页,华正书局。


后世于是认定他是正式揭橥书画同源理论的第一人。其实,此一思想在北宋便已萌发。如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制作楷模》中,就有“画衣纹林木,用笔全类于书”的说法;又南宋邓椿《画继》卷三,介绍画家周纯(忘机)条中,说:


……(壁画)画家于人物必九朽一罢,谓先以土笔扑取形似,数次修改,故曰“九朽”,继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罢”。……独忘机不假乎此,落笔便成,而气韵生动。每谓人曰:“书画同一关捩,善书者又岂先朽而后书耶?”邓椿《画继》卷三,《周纯》条,引载《画史丛书》(一),291页,文史哲出版社。


赵希鹄于所撰《洞天清禄》中,作了更透彻的说法:


画无笔迹,非谓其墨淡模糊而无分晓也,正如善书者藏笔,如锥画沙、印印泥耳。书之藏锋在乎执笔沉着痛快。人能知善书执笔之法,则知名画无笔迹之说。故古人如孙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书必能画善,善画必善书,书画其实一事尔。赵希鹄《洞天清禄》中论画,引载俞昆编《中国画论类编》第一编,86页,华正书局。


以上凡是,堪称开启书画同一用笔理论之肇端。再从存世宋代画迹实际观察,则此一理论早在北宋神宗时,已见诸画家李公麟等人作品中实践运用。当时的画衣纹画法上起了极大变化,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即是线条运笔明显出现书法笔线的顿挫与方折笔法。由于我国书法经过悠久历史的演进与无数伟大书家的改良,宋代时已经取得极高成就,笔法具有成熟优雅的高度审美性特质,将其掺入绘画画法里去,无形中提升了绘画美的质与量。这也是造成宋代绘画特别具有一种典雅气质,迥然不同于前代作品的原因。

至于宋代绘画发展,还有堪值叙述的,则是宋代尚存唐代模拓书画的风气和遗规,从事摹画许多前代名家绘画作品传世,今日所见唐代以前的著名画迹,如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南朝梁武帝《职贡图》、唐代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唐人《明皇幸蜀图》等,几乎都是出自宋人的摹本。这些“下真迹一等”的画迹,不仅为后世存亡续绝地保留前代的画作面貌,也展现了宋人临摹古画的高强技艺。